地球的红飘带-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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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三渡赤水之后，红军再次进入川南。三月十九日，红军攻占镇龙山，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估计红军真的要入川了，急忙调整部署，调川、黔、湘三省部队及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红军进逼，令孙渡纵队集结毕节地区进行堵击。这个自然是企图将红军围歼在长江以南。可是，就在这些敌军调动的时候，红军却悄悄东去，从二十一日夜起，由二郎滩到林滩渡过赤水。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四渡赤水。此次行动的特点一是秘密，二是迅速。规定渡河命令事先不得下达，等大家到了这位“老朋友”身边才知道要渡赤水。过了河也只说是“寻求新的机动”，至于机动到哪里，除了几位高层领导，就谁也难知了。
　　秘密还好说，不问就是；一强调迅速，象休养连这样的单位就够劲儿了。这几天，樱桃一直在前面设营，为的是提前准备好房子，好让部队及时休息。这天夕阳衔山时，她便赶到预定的宿营地了。她在村外一看，村庄蛮大，房子不少，心里格外高兴。谁知一进村子，却发现房子被中央纵队的一个单位占了。樱桃是个热情奔放，性格干脆有爽的人，肚子里盛不住话，一看这个就有了气，立时找到这个单位的司务长说：“你们为什么占我们的房子？”
　　那位司务长三十多岁了，大概是个老资格，也很不客气地说：“什么你的我的？前面还有个村子，你们再走个七八里不就到了？”
　　“什么？你说什么？”樱桃恼了，“我们休养连是老弱病残，七大八小，谁不知道？你们怎么不再走七八里呢？”
　　“我们不是已经住下了嘛！”
　　“住下了，也得给我搬走！”
　　“说得轻巧，拖根灯草。”司务长轻蔑地一笑，“你去找中央首长吧，要我搬我就搬。”
　　两个人越说越重，吵起来了。
　　街头上还围了一些看热闹的。
　　这时，从附近茅屋里走出一个瘦瘦高高的人，大家一看是中央纵队的政委陈云，就静下来了。陈云一向沉着文静，和蔼可亲，这时却有些严肃：“你们在吵什么？”
　　司务长为了占据先机之利，连忙跑到陈云身边，指着樱桃说：“这个女同志实在太不象话，她一来就大吵大闹，要中央机关搬家，我要他们再走七八里就不肯，一口咬定这个村子是分给他们休养连的……”
　　“那么，到底是分给谁的呢？”陈云打断他的话问。
　　“那，那……倒是……”司务长支支吾吾说不成句了。“是嘛，”陈云说，“既然是分给休养连的，他们又是老弱病残，几个老人都在那里，为什么要他们多走七八里呢？”
　　“这是中央机关，何况已经住下了嘛！”
　　陈云见他还想犟嘴，把手一挥：“什么机关也不行，住下也不行，换防！”
　　樱桃笑了，眉毛笑成了豌豆角了。
　　她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中央单位，包括陈云在内向前移动了。樱桃跑到他们的伙房里，看见还有半锅猪肉，炊事员正准备拿走。樱桃指着司务长说：“好呵，你们走在前面，有土豪打，杀猪宰羊，光叫我们这些老弱病残来闻腥味，也不给我们留一点，你们忍心吗？”
　　司务长受到刚才的教训，连忙陪笑道：“好好，留下！留下！我们本来也没想都拿走嘛！”
　　房子分了，号了，一切准备妥当，休养连到了。大家进了房子，人人都感到满意。
　　可是，徐老却没有来。樱桃很不放心，就坐到村边去等。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在夕阳的余晖里，才看见徐老穿着他那身古铜色的长袍，扶着一枝红樱枪，从对面山径上慢吞吞地走下来，后面是他的小马伕牵着一匹小马。那匹小马也走得很慢，似乎走不动了，因为它身上除了行李，还驮着沉甸甸的两大包书。看见这种情景，樱桃的脸上现出苦笑。原来她向徐老提过几次，要他轻装，那些书不要带了。而徐老一向爱书如命，许多书又是从江西千辛万苦带来，如何肯答应呢！这真成了休养连的一大难题。待徐老走得近了，樱桃就迎上去，接过他背上的万宝囊，扶着他靠着一棵大树坐下，笑着说：“徐老，你怎么又掉队了？”
　　“不是掉队，”徐老辩解说，“我再走个十里八里也没问题，就是小马不肯走，也可能是饿了。”
　　“你让它驮得太多了嘛！你那些书……”
　　一提“书”，似乎是个敏感的问题，徐老立刻严肃起来，瞅着樱桃，说：“书怎么样？”
　　樱桃鼓鼓勇气，又笑着说：“你那些书，把马压垮了，把人也拖垮了，多不合算！”“樱桃，你这就不懂了。”徐老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搞革命，建设苏维埃，都离不开文化。你说我每天辛辛苦苦教炊事员识几个字是为了什么，还不都是为了将来？”“可是，你也得顾命呵！这是战争时期嘛！叫敌人消灭了，你这些书有什么用？”
　　“不对，不对，”徐老连连摇头，“樱桃，我问你，我们从江西往贵州来，是怎么知道有个贵州的？还不是书上告诉我们的吗？”
　　樱桃见说不服他，又陷于前几次的僵持局面，急得脸都红了。正在无计可施，前面山径上走下一伙人来，为首的那人是九军团的政委何长工。樱桃灵机一动，心想，过去何长工管过休养连的工作，何不请他说说。想到这里，就跑上前去，同何长工咕哝了好一会儿，何长工点了点头，就一同走了下来。
　　何长工过去负过伤，一条腿拐了，他一拐一拐地来到徐老身前。他虽然是个老资格，但对徐老一向毕恭毕敬。今天的神情却有些不同，他一反平时的活泼态度，板着脸说：“徐老，今天晚上我们要开你的斗争会咧！”
　　“斗争会？”徐老一愣，“我有什么错误？”
　　“你错误大了！”何长工继续板着脸说，“你违反总部的轻装规定，一犯再犯！上级给你一匹马，你不骑，让书骑着马走，把马都压垮了！”
　　徐老是国内有名的教育家，没见过哪个人对自己如此不敬，也正色道：“你看怎么办吧！”
　　“怎么办？那些书要烧！”何长工把手一挥。
　　徐老一听说要烧书，急了，站起来说：“小老九，你是想当秦始皇吧！”
　　他说的“小老九”，自然是对九军团政委的蔑称。何长工一笑：“说不上秦始皇，我是光焚书不坑儒。”
　　“你这比坑儒还厉害！”徐老气得两手发颤。
　　董老、谢老听见村头上吵吵嚷嚷都出来了。何长工更来了劲，立刻从小马背上抱下一摞书来，往地上一放，以坚决的语气说：“今天，书是烧定了！董老，谢老，你们马上驮的那些书，也不例外！”
　　徐老这时真的恼了，用手指着何长工说：“小老九，你敢烧我的书，我今天就和你拼命！”
　　说过，他张开两臂一扑，趴在那摞书上，紧紧抱住，一动不动。
　　董老一看这阵势，笑着走出来，说：“长工，这样吧，我和谢老的书可以烧，徐老的书你烧上一半，剩下一半我的马替他驮上，保证他明天不掉队也就是了。你看如何？”
　　何长工本来是逢场作戏，故意吓吓徐老，使他不要掉队，哪里是真要烧书！听董老这么一说，就噗哧一笑，说：“算了，算了，既是董老说情，那一半也不用烧了，我叫警卫连每人替徐老背上两本。”
　　说着，弯下腰从书摞上搀起徐老，笑着说：“徐老，你可千万别掉队呵！我刚才要不严格一点，是我这个痒痒哩！”
　　说着，他指指自己的脖子，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大家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给他布置任务时同他讲过的话。
　　徐老象抱着他的孩子似地抱着书进村了，他发现自己的衬衣潮湿得很，确实的，这位教育家刚才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徐老倒是没有掉队。因为行军速度过快，掉队的还是不少。樱桃带着几个人在后面收容，通讯员也扶着病号走到前面去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山道上追赶部队。
　　时近中午，前面忽然响起一阵枪声。樱桃赶到前面一看，路边放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昏昏迷迷的红军战士。旁边守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鬼，正在那里流泪。樱桃停住脚步，问：“小鬼，你哭什么呀？”
　　“抬担架的民伕，一听响枪都跑光了。”小鬼抹着眼泪说。
　　樱桃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是最令人着急的事，何况是一个孩子。
　　“小鬼，别着急，我帮你抬。”她说。
　　话没说完，对面山上又乓乓地打起枪来。樱桃见小鬼有些惊慌，估量他没有战斗经验，就说：“小鬼，不怕！”说着，从腰间拔出手枪，一忖度仅有几粒手枪子弹，射程也不够，就犹豫了一下。她见小鬼背着一支小马枪，就顺手拿过来，哗地一声推上了子弹。山上这时晃动着几个人影，似乎在那里咋呼着要下来的样子。樱桃立刻选了一个坡坎，伏在嫩嫩的草地上。
　　她瞄着准备下来的人乓乓打了两枪，那人应声而倒，其余的黑影隐到山坡后面去了。
　　“这些白狗子都是民团，不顶打的！”
　　樱桃笑了笑，把枪还给小鬼。她说了声：“快走！”就同小鬼抬起了担架。
　　为了脱离险境，他们几乎是一溜小跑。跑了一阵，她见小鬼汗流浃背，呼吃呼吃实在走不动了，就放下了担架。
　　樱桃掏出手绢擦汗，两颊越发显得绯红。这时她才看清楚担架上的这位病人，长着一对剑眉，面貌相当英俊，只是脸又黄又瘦，仍然闭着眼昏迷未醒。樱桃问小鬼：“你是哪个单位的？”
　　“野战医院的。”
　　“你是他的通讯员吗？”
　　“不，我是看护员。”
　　“他是谁？”
　　“是个营长，人们说他是战斗英雄。”
　　“他叫什么名字？”
　　“金雨来。”
　　“噢，我似乎在《红星报》上见过。”
　　两个人未敢久停，接着又抬起担架前行。前面是一条几丈宽的小河。樱桃怕发生意外，就放下担架，卷起裤腿，先下去试探河的深浅。哪知正巧月经来潮，水面上登时浮起一片血红。小鬼哪里知道这个，就在岸上喊：“同志，同志，你负伤了！”
　　樱桃没有理他。回到岸上，小鬼又说：“刚才敌人打枪的时候，你负伤了吧？”
　　“不，没有负伤。”
　　“那我怎么看见一大片血水呢！”
　　“你这傻孩子！”樱桃笑着说，“快抬起你的首长走吧。”
　　过河走了不远，遇见两个人在路边等着，樱桃认得其中一个是医院的指导员。他跑过来，笑嘻嘻地向樱桃打了一个敬礼，说：“樱桃，真太谢谢你了！”
　　樱桃笑着说：“你们也忒放心了，差点儿把个英雄丢了！”
　　（三十）
　　在贵州深山的茅屋里，周恩来躺在老百姓硬硬的门板上，睡得非常香甜。
　　凌晨五时，天还没有亮，桌上放着一盏马灯。
　　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和译电员肖明，站在床前已经颇长时间了。肖明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需交给周恩来，可是叫了几十声都没有叫醒。周是个异常机警的人，平时别说叫他，即使走近他的身边，他都会睁开眼睛，今天他实在太疲劳了。
　　周恩来怕是天底下的第一个忙人。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多永远办不完的没完没了的事。别人似乎多多少少都有点余闲，而你不管什么时候遇见他，他都在繁忙里，都在人和事纷纭的浪潮里。长征以来，他白天要随队行军，而且为了发电报、等电报，常常要从后面赶来。部队一住下，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架设电台，与各军团联络，然后是收集情况，开会研究，个别商量，亲自起草电文，等待电报发出。只要电报不发出，他的心是安静不下来的。有时饭也顾不上吃。为了发报和收报常常要等到夜深。往往坐在作战室的凳子上就睡着了。参谋们常常催他：“周副主席，你先回去睡吧，我们保证电台发出去就是了。”他就会说：“你再给王诤打个电话，看电报发出去了没有。”他说的王诤就是电台队长。等参谋打了电话，王诤证实电报发出去了，他就高兴了，然后打个大大的哈欠，回去睡觉。可是他又要求，半夜或凌晨如果有了来电或回电，必须立刻送去。这就难了。因为他刚刚睡下不久，如果不是发了疯的蠢人谁肯这么做呢！尤其是在他身边的那些参谋们，从老参谋到小参谋，没有一个是忍心这样做的。因此，尽管周恩来讲了，还往往是等他起床后才把电报送给他。有一天早晨，王柱拿着一份重要的电报送给他的时候，周恩来忍不住了，他盯住王柱问：“这份电报是什么时候来的？”王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凌晨三时。”周恩来说：“既然是凌晨三时，为什么现在才交给我？”王柱无言以对。周恩来说：“我不是做了规定，重要电报要及时给我吗？你们这是执行命令吗？”周恩来一向对人亲切，可是批评起人来，有时也是蛮厉害的。这次对王柱就是这样。周恩来还说：“王柱呀，你是一个老同志了，你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呢？”这一下把王柱刺痛了，脸上露出一副哭相，说：“周副主席，不是我不负责任，我已经到你这里来过一次了，叫你几声没有叫醒，我不忍心再叫，就拿着电报回去了。”周恩来说：“这是我的不对。可是，你应该把我拉起来嘛！”王柱笑着说：“看你说的，周副主席，我们怎么能把首长拉起来呢，这多不好意思！”周恩来说：“为革命负责嘛，有什么不好意思？！从明天起，只要有重要电报，有请示的问题，就要马上叫我。叫不醒就把我拉起来，拖起来，不然就是你的责任，我就拿你是问。”问题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话好说，做起来可就叫人为难。昨天晚上，总部向五、九军团发出电令，要他们向敌人积极佯攻，吸引敌人向北，以掩护主力南下。电报发出时，已经凌晨三时，周恩来睡下还不到两个钟头，九军团就有了回电，并请示一些问题。译电员肖明按规定来送电报，见周恩来睡得正香，叫了几声没有应声，就犹豫起来，说什么也不忍心推他。他愣了一会儿，就来找老有经验的王柱。王柱一看电报内容不敢耽搁，就同肖明一起来到周恩来处。周确实睡得正香，一部黑黑的大胡子搭在胸前，还偶尔打一两声呼噜。这场酣睡对他是多么需要，简直象一个饿汉得到美食一般，怎么能忍心把他叫醒呢！
　　两个人叫了一阵，没有叫醒，都犯难了。首先是肖明发生了动摇，他望望王柱为难地说：“要不，就别叫了，这个电报晚看一会儿，也许不要紧的。”王柱说：“不行！这样的电报不叫醒他，一耽误就是一天，净等着挨批吧！”肖明一想也是，两个就又轻声地叫起来：“周副主席！周副主席！”
　　“九军团来电报了！”
　　这样轻轻的叫声自然不起作用，周恩来不仅没醒，还引起了小兴国的不满。小兴国睡在茅屋另一端的草铺上，他睡得自然也很晚，现在直接受到叫声的威胁，真是不胜厌烦。他在床上猛地翻了一个身，愤愤地说：“你们知不知道他刚刚睡下？你们还要不要他活了？”
　　这铁锤一般的语言，把王柱和肖明的心都砸疼了。他俩没有反驳，似乎也不想反驳，好象自觉理亏似的。实际上彼此心理相同。
　　不久，外面响起了起床号声。它那缓慢而又悠长的声音，实际上是宣布又一个百里竞走的开始。
　　“不叫不行了，”王柱悄声说，“要发报给九军团，就来不及了！”
　　两个人在周恩来耳边一面轻轻地叫，一面轻轻推他。周恩来哼了一声，随后又没有动静。两个人不得已，只好轻轻地托起他的背扶他起来。
　　“周副主席！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什么？”
　　“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似乎意识到了，眼却没有睁开。可以看出他在奋力地睁眼，可是眼皮好象有千百斤重似地刚睁开一条缝又合上了。
　　两个人一边叫一边推，周恩来似乎也拼命同睡魔挣扎，这场战斗持续了好几分钟。小兴国拿来一块湿毛巾帮他擦了擦脸，周恩来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才真的醒了。
　　“唉呀，真是一场好睡！”他微露笑意说，“我梦见一座大山压着我，怎么也立不起来！”
　　“我们实在对不起首长。”王柱深感歉意地说。
　　周恩来看了看手里的电报，笑着说：“这样就做对了！”
　　对是对了，没料想这天下午就出了事。
　　队伍正行进在半山间的山道上，王柱慌慌张张地从前面跑下来，向毛泽东报告：周副主席从马上摔下来了。毛泽东一惊，立即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赶到前面，周恩来已经被人扶起，正靠着路旁一棵大树休息。他的头上碰破了一块，身上沾了不少泥土。毛泽东走上前关切地问：“怎么样，恩来？”
　　“不要紧，就是脚扭了一下子。”周恩来笑着说。
　　刘伯承正站在旁边，他指了指面前的深沟说：“多悬哪，就摔在沟边边上，差一点就摔到大沟里了。”
　　大家一看，脚下的深沟有几十丈深，纷纷说：“真是太危险了！”
　　“他这匹枣红马真是不错，”刘伯承说，“它一见周副主席摔下去了，就立刻站住，一步也没有多走，如果再拖几步那可不是耍子！”
　　“这次全靠马克思在天之灵！”周恩来也为自己庆幸。“我看恩来老这样下去不行。”博古说，“他事情多，又不注意休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嘛！”
　　毛泽东笑着说：“话是这么说，可是他休息得了吗？他的作风也是改不了的。你们看，是不是给他配副担架？他总得有点时间睡觉才行。”
　　话刚落音，周恩来就摆摆手说：“不要！不要！我不过在马上打了个盹儿，就出了这事，以后不打盹儿就行了嘛！”
　　“不不，这靠不住。”刘伯承说，“你那电报稿上的字一坨一坨的，我一看就晓得你打盹儿了。”
　　“我赞成给恩来配副担架。”张闻天说，“打盹不打盹，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次我骑在马上下决心不打盹，结果还不是摔下来了？”
　　几位领导都对这个提议表示赞成。毛泽东笑着说：“好，咱们今后谁也别再唱落马湖了！”
　　从此以后，按照中央规定，周恩来配了一副担架。但是大家发现，坐这副担架的不是沿途的伤员就是步履艰难的病号。周恩来仍然背着他的黑皮公文包和一顶破斗笠，行进在军委纵队的战列里。
　　（三十一）
　　人说贵州是“地无三里平”，但到了贵阳近郊毕竟开阔些了。那里有一个县，地名就叫平坝县，足见平坝之可贵。就是在这块平坝上，也还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桂林风味的小山。有的象馒头，有的象草帽，有的仿佛是古代武士尖尖的头盔遗忘在这郊原上。贵阳是既贫穷而又美丽的。
　　可是，今天她却仿佛在颤栗着，陷入隐隐的恐惧中。
　　蒋介石是三月二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重庆督师的。在这里，他听汇报，打电话，作计划，发脾气，骂人，给将领写亲笔信，整整忙活了二十二天。最后他觉得这种“督师”还是不如亲临前线指挥，于是在三月二十四日，又偕宋美龄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蒋的德国顾问端纳、陈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随后何成濬、吴稚晖、陈布雷也专机飞来。一时贵阳城内要员云集，羽电飞驰，俨然成了首都。而一度称王的薛岳将军，却由前线总司令一下子变成了高级传令兵或侍从参谋，只是作为蒋的传声筒上转下达罢了。
　　但是，这种亲自指挥虽然过瘾，也不是没有苦恼。例如各路大军在古蔺、叙永地区扑空之后，红军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下一步的动向究竟如何，就一点也搞不清楚。这自然不能不使最高统帅兼前线总指挥的蒋氏恼火。这天他对薛岳就很不客气。平时他对这些将领们不是称兄，就是道弟，最少要称他们的号，而决不直呼其名。例如称薛岳为伯陵之类。而今天则不然，他在电话中直橛橛地说：“薛岳，敌人到哪里去了，你查清了吗？”
　　“委座，据了解，大概是在……是在古蔺一带。……”薛岳在电话里磕磕巴巴地说。
　　“什么大概，大概？我们指挥打仗，能靠大概吗？我在黄埔是这样教育你们的吗？”
　　对方不言语了。蒋介石又问：“不是派了几架飞机，专门供你作侦察用吗？”“空军说，天气不好，地面看不清楚。”薛岳胆怯地回答，“再说共军很狡猾，他们看见飞机来了，本来向西走，马上掉头向东，所以空军的情报也靠不住，我们是吃过这个亏的。”“看不清就不侦察了吗？”蒋介石火了，大吼了一声，“薛岳，你是干什么吃的！”说过，把电话听筒一下甩到地板上了。耳机在地板上还在响着薛司令官的声音：“喂，喂，委座，委座，请您听我再解释一下，……再解释一下……”站在旁边的侍卫官，怯怯地看了他的主子一眼，然后拾起耳机压在电话机上。
　　然而，确切的消息终于来到。红军已经离开古蔺、石宝、龙山地区，从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