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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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么难得的五天！人们的体力得到某些恢复。尽管这时部队只剩下不过两万多人，比从江西出发时减少了四分之三，但一时高涨的士气竟把这些大大冲淡了。
　　当然，统帅部的领导者们，他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的确充满自信，相信自己不会成为石达开，但历史的巧合带来的巨大阴影却不能不引起他们深沉的思考。他们意识到，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这块狭小地区内，如果犹豫观望，不当机立断，是有相当危险的。也就是说，重复石达开的悲惨命运，也并非全无可能。因此，他们决定立即北进，尽快脱离险境。不仅放弃了进攻会理，即沿路诸城，也尽量避免纠缠，以便争取时间，在敌人布置就绪前抢过大渡河天险。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不便略过，就是在会理会议上，对前些时掀起的一股小小的逆流给予了批评。本书前已交代，在贵州相当困难的日子里，林彪对当时的机动作战提出种种非难，并提出要撤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军事领导。当时因为敌情相当紧张，在这件事情上展开论争，显然是不适宜的。现在为了统一思想不能不给予批评。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显得辛辣而严厉。他指着林彪说：“林彪，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也揭露和批评了林彪，赞扬了毛泽东在敌人重兵包围中两进遵义、四渡赤水的指挥艺术，积极地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大军得以冲出敌军的漩涡渡过金沙江本身，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林彪无言以对。从此领导层的团结更巩固了。
　　下弦月从云缝中钻了出来，远近景物的轮廓显得清晰了一些。安宁河平静的流水，闪着白光，路边的树木在地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就象一幅幅油漆的雕画。就是那残破的村庄、古旧的集镇，也比白昼显得美好。
　　也许因为过了午夜的缘故，队伍里打瞌睡的人更多了。象粘粥一般浓重的睡意完全笼罩着他们。但是，在行列中却有两个人在悄声谈话。这两个人都骑着马，正在并辔而行。他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好像丝毫没有疲倦的样子。从两个人浓重的四川口音和湖南口音，可以听出是朱德和毛泽东。
　　“总司令，你好象跟我说过，你是走过这条路的。”
　　“是的，那是十三年前的事了。……那时节，云南的‘小皇帝’唐继尧打回了昆明，我急急忙忙地逃出来，也是蛮紧张咧！我刚刚坐小船过了金沙江，骑兵就追到了江边，来不及过江的六个人都被打死了。”
　　“是你出去找党那一次吧？”
　　“是的。”
　　“听说，那时你是云南的警察厅长？”
　　“是的。”
　　“那你是唱了一出《林冲夜奔》啰！”
　　“是的，比《林冲夜奔》还热闹哩。”
　　两个人同时发出笑声。接着又谈下去。
　　“那时候，这条路好走吗？”
　　“不好走。一路上尽是高山密林，土匪很多。”
　　“那你是怎么过去的呢？”
　　“幸亏我遇到一位好心的绿林好汉，他是哥老会的弟兄，把我们送过去了。我把我心爱的大马和手枪送给了他，他以后又派人送到我妻子那里。这些人比那些军阀要善良得多。”
　　“确实这样。……不过，你没有想到十三年后重走这条路吧，你等于给咱们的红军打前站了！”
　　“是的，是的，确实没有想到。”
　　两个人又笑了一阵。过了一个小小的镇子，谈话才继续下去。
　　“这里离彝族区还远吗？”
　　“不太远了，我们明天可以到达冕宁，过了冕宁不远就是彝族区了。”
　　“总司令，你对石达开在大渡河覆亡的事很有研究吧，他们同彝族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是不是原因之一？”
　　“不敢说有研究，不过四川的材料还是看过一些。我仿佛记得一个材料上说，‘达开不自入绝境，则不得灭；即入绝境，而无彝兵四面扼制，亦不得灭。’连石达开自己在供词里也承认，‘到紫打地方被兵勇夷人击败’。……”
　　“当时的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
　　“当时太平军的处境十分困难。主要是彝族上层的土司被清朝收买了。他们煽动各族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太平军每到一地群众就逃跑一空，四出征粮也无所得，不得不掘草根，宰战马，再加上痢疾流行，把一支强军弄得疲弱不堪。这时节，西面的彝族土司王应元截断了通泸定桥的孔道，前后杀害太平军好几千人；东南的土司岭承恩乘夜袭占了马鞍山，把太平军逼到不及一平方公里的峡谷里，太平军最后就这样覆灭了……”
　　“石达开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也许他的缺点就在这里。很明显他对这些情况估计不足，也没有明确的政策。现在留下的有石达开给土司王应元的一封信，答应给王应元白金千两，好马两匹，请王让路，否则将予以痛剿，鸡犬不留。但这些话已经不起作用了。”
　　谈话暂时中断。仿佛彼此都在深沉的思索。停了好久，毛泽东才叹息了一声。
　　“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尽管对这些农民领袖们不能苛求。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加倍谨慎！“
　　“是的。这里汉族的统治者，一向对少数民族很残酷。要他们纳很多的税，还要杀他们的人，扣他们的人质关在监狱里。我们新来乍到，他们怎么能弄清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呢！”
　　“是的，是的。困难一定很多。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这里过大渡河是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冕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到安顺场；一条是经过越西到大树堡。总司令，你看主力走哪条路好些？”
　　“润之，你说吧！”
　　“你先说嘛！”
　　“从大树堡过河到富林，这是通成都的大道，比较好走一些。可是杨森的部队正向这里急进，兵力比较厚，敌人很可能估计我们要走这里。经冕宁走安顺场，是条小路，石达开的主力正是走的这里。这里刘文辉的兵力比较少些，对我们比较有利，可是就要过彝族区了。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些，似乎走安顺场比较好。”
　　“我也觉得走安顺场好些，大树堡方面可以作为佯动方向，要有点声势。过彝族区一定要精心计划，还要提出明确的口号。政策纪律任何人不得马虎。……你刚才还说到监狱里关着什么人质？”
　　“是这样，汉官把彝族各家支的头人关起来，让他们的家人子孙轮流坐牢。许多人都死在监狱里了。”
　　“应该通知部队把监狱打开，把关起来的彝族人民通通放掉。到冕宁就有彝人了吧？”
　　“有了，那已经是彝汉杂居的地方。”
　　“好，我们到那里就请他们开会座谈、吃饭。听说他们很爱喝酒，是吗？”
　　“是的，是的。”
　　“那就同他们喝一次嘛！”
　　这时，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声：“瞧，大火！”毛泽东和朱德举头向西北一望，果然地平线上升腾着一丛火光，照得一大片天空都是红的。正在边走边睡的人们，也睁开惺忪的眼睛，纷纷议论。朱德正要找作战局查问，薛枫从前面跑了过来。
　　毛泽东和朱德下了马，站在路边。
　　“那是什么地方？是西昌吗？”朱德往西北一指。
　　“是西昌，敌人在城关放火了！”
　　“我们有部队去攻城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他要放火？”
　　“是这样，”薛枫笑着解释说，据侦察员报告，敌人边防司令刘元璋和旅长刘元琮怕红军接近城墙，打算把西关烧了。可是他们又怕老百姓不满意，就把全城士绅找来开了一天的会，让士绅们自己提出请求，这才泼上煤油动手来烧。可惜三里长的一条最繁华的大街完了。他们还不准这些老百姓进城，老百姓只好露宿城外。侦察员就是听这些老百姓说的。
　　“这里离西昌有多远？”毛泽东问。
　　“整整三十里！”薛枫笑着说，“据老百姓讲，敌人原来是怕我们攻城，现在又怕我们不去攻城，因为我们不去攻城，他们就没办法嫁祸于人了。”
　　“我们四川的那些军阀就是这个样子！”朱德愤愤地说。
　　说过，朱德和毛泽东上马，继续随队行进。
　　“你对四川军阀是很熟悉的。”
　　“是的。”
　　“在贵州，我们就同刘湘交过手了；还有杨森，那个人怎么样？你好象当过他那个军的党代表？”
　　“是的。那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专家，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他同吴佩孚的关系很深。北伐军进逼武汉的时节，他看吴佩孚危险了，就派出代表，四出活动，表示拥护革命。北伐军总部就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让我到他那个军做党代表。可是我到了万县，把委任状和关防真交给他，他倒借故推托，迟迟不就职。我一怒之下，率领政工人员走了。我刚刚离开万县，他就调动部队，配合北洋军阀反攻武汉了。
　　……“
　　“他那次不是遭到惨败了吗？”
　　“是的，他狼狈逃回万县，这才派人到武汉把我接回来，通电就任军长职务。一面在万县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革命标语，命令川东十七县赶制青天白日的旗子，可是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吴佩孚，说他正准备待机反攻。”
　　“你是怎么离开那里的呢？”
　　“他们这一套我是很警惕的。我从杨森的一个参谋那里知道了他和吴佩孚代表的密谋，准备把我和全体政工人员通通杀掉，然后再次向武汉进犯。我就借组织参观团的名义，把政工人员带走了。”
　　“杨森原来不是滇军的吗，怎么到川军来了？”
　　“不，他是四川人，最早就是川军的，后来与滇军作战，被滇军俘虏了。有一天滇军的旅长黄毓成视察俘虏营，集合俘虏训话时问道：”你们中间是军官的，向前五步走！‘俘虏们没有一个敢动，可是杨森却挺胸而出，卡，卡，卡，走了五步，然后立正说道：“报告司令官，我是少校营长杨森！’黄毓成见他声音洪亮，面无惧色，颇有军人风度，很赏识他，就把他带回去当了副官。后来又得到军长赵又新的赏识，让他当了参谋长。川军赖心辉率三千人偷袭泸州，在棉花坡被杨森击溃，从此就在滇军中出了名啰。但是许多人告诫赵又新，说杨森靠不住，将来很可能倒戈，可是赵又新不信。后来滇、川两军又爆发了大战，杨森就投到川军去了。之后还假托知己，给赵又新写了一封信，说：”我为川人，今以川人治川，舍公而去。今后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当避之，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
　　“他这话以后兑现了吗？”
　　“兑现个鬼哟！杨森到了川军，就担任了师长。后来两军爆发大战，因为他熟知滇军情况，以长击短，勇猛进击，在七十二小时内追了五百多华里，一直打到赵又新的军部。赵又新正卧在床上抽大烟，听见枪声赶快奔上城墙，缒城而下。不料把脚扭伤了，只好由马弁扶着慢慢地走。走了不远，就在枪声中应声而倒。杨森随后赶到，赵又新已经奄奄一息。杨森大声喊：”军长，我对不起你！‘赵又新睁开眼看了看他，就闭上了……“
　　“这帮家伙，真是一个比一个残忍！”
　　毛泽东今晚谈兴甚浓，他正要了解刘文辉的情况，薛枫走过来报告说，宿营地已经到了。
　　这时，西天上的月亮隐入云中，周围的景物又模糊起来。村里的鸡鸣正此伏彼应，渐渐形成一片合奏。回头望去，远处地平线上空染着一片红色，但那不是曙色，还是西昌未熄的火光。
　　（四十一）
　　在泯江宽阔的江面上，一艘由宜宾溯流而上的江轮，正在披波斩浪地疾驶着。船头上站着一位将军，他那副雷公嘴，虽然不甚雅观，但却十分威武。说实话，他是因为自己的相貌吃过一点亏的。他在滇军赵又新军长下面供职的时候，当时的“云南王”唐继尧就暗暗指示赵又新说，“我是懂一点相法的。我看杨森这人满脸横肉，目有凶光，门齿排露，状如鼠嘴，一望便知阴险残忍，人面兽心。切不可重用！适当时候杀之以除后患。”过了一阵子，唐继尧不见赵又新有动静，又密电赵除去杨森。不想赵却将唐的电报给杨森看了。杨森自然感激涕零。此后他就步入坦途。由于他骁勇善战，职务直线上升，最后官高位尊，也就没有人再去议论他那雷公嘴了。可是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相貌不太圆满。当年他决定投靠吴佩孚时，想托人捎去一张自己的相片，翻来翻去都不中意。因为那些照片都或多或少地显出雷公嘴的形象。最后才勉强找出一张身着猎服，手提皮鞭的照片，是早晨跑马时拍摄的。谁知这张照片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妙用。吴佩孚看了照片心中大喜，点着头说：“这是杨森要为我执鞭随镫了！”
　　现在，他睥睨地望望两岸，望望浩淼的江水，充满着自信和威严。
　　“这么慢！还有好长时间才能到哇？”他回头望望，发出责问。
　　“报告军座，顶多个把小时，就到犍为了。”站在后面的随从副官赶过来陪着笑脸。
　　“不晓得那几个旅赶到了没有？”
　　“会赶到的，我想会赶到的。”
　　杨森不言语了，又把威严和不满的眼光投向船只和茫茫的江水。
　　杨森是四川军阀混战中的一个主要角色。野心很大，而又总不顺手，一次次争雄都连遭失败，最后不得不偏安川北几个县勉强维持。由于连遭挫折造成的刺激太深，精神有些失常，有时在会上讲着讲着话，就当众号啕大哭起来，甚至任意杀戮部下。毕竟他手中还有六个混成旅，约二万四千人，因此并不心灰意冷，仍然睁大两只眼睛在寻找机会。红军进入贵州不久，蒋介石派的参谋团已经入川。杨森是一个善观风色的人，他看到蒋介石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认为今后的天下已经非蒋莫属。四川的各派势力，包括刘湘在内，也迟早会被“统一”。与其以后被蒋介石无声无息地吃掉，何如事先主动投靠呢！说到这里，就不能忽略杨森的卓异之处，这就是“抢先一步”。凡事要看机会，只要看准了，那就当机立断，当仁不让，抢先一步。这次，杨森又是这样。他一看红军进入贵州，是自己摆脱偏安的大好机会，就向蒋介石表示，为了完成剿共大业，情愿放弃多年盘踞的川北老窝，到外省请缨杀敌。蒋介石当然喜不自胜，即命二十军开赴雷波以下沿金沙江布防。杨森的军部遂于五月上旬到达宜宾。不久，红军渡过金沙江北进，他的防线也就归于无用。这天，他正坐在宜宾军部百无聊赖，忽然接到蒋介石一份电报。电报命令他所率的六个旅，全部开到大渡河前线，沿富林以下布防，对红军严加防堵。电报后面还有几句慰勉的话：子惠兄此次参与大渡河会战，必定马到成功，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已无疑问，而兄即今日之骆秉章也。……杨森看完电报，把自己的谋士某公找来问道：“骆秉章是个啥子？蒋介石为啥叫我做骆秉章呢？”某公笑着说：“恭喜军座，您恐怕要高升了。”杨森说：“里面有这个意思吗？”某公说：“骆秉章是清朝的大臣四川总督，石达开就是在他手里覆亡的。委员长要您做今日之骆秉章，是把这次大渡河会战的希望寄托在您身上了，如一举成功，怎能不高升呢！”杨森一听，咧开雷公嘴，露着一排大牙笑起来。他立即命所属的六个旅星夜向大渡河赶进。自己也随后从宜宾乘船，亲自赴前线指挥。他一向以能征善战自许，这次凭大渡河天险，成功更是毫无疑问的了。
　　看来船行得并不迟慢，只是由于将军性急，才觉得慢了。
　　杨森正望着水波胡思乱想，忽听汽笛象老牛似地哞——哞——叫了两声，前面已是犍为。船还没有靠岸，杨森就看见两个混成旅长站在码头上笑嘻嘻地前来迎接，旁边还站着不少护兵马弁。杨森这时倒不着急，挺挺胸，迈着慢慢的步子，显得更加威严。
　　这两个旅长，一个姓杨，是杨森的侄子，一个姓向，是杨森的得意门生。他们俩把杨森迎下船来。杨森的脚刚踏上码头，就迫不及待地问：“部队到齐了吗？”
　　“到齐了，到齐了。”两个人抢着回答。
　　“其它几个旅呢？”
　　“据说下午能到。”
　　说着，他们把杨森簇拥到杨旅长的旅部。杨森没有坐稳，就对两个旅长说：“你们知道有个骆秉章吗？”
　　两个旅长相顾愕然，愣了。
　　“你们怎么连这个都不晓得！”杨森郑重其事地解释了一番，然后满面春风地说，“委员长要我当今天的骆秉章呢！”
　　杨旅长不禁眉开眼笑：“这一来恐怕我们就时来运转了！”
　　向旅长也乐呵呵地说：“刘湘这龟儿子，今后我们再不受他的气了！”“可是，我告诉你们，”杨森以教训的口吻说，“这次谁也不能装孬。首先，我们要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到大渡河边。”“哎呀！”杨旅长吃惊地说，“二百多里路，一天一夜咋个能赶得到呢！”
　　“你知道共军是咋个赶路的吗？”杨森的脸沉下来了，雷公嘴显得更突出了。
　　杨旅长没再言语。
　　停了片刻，向旅长才以得意门生的身份，鼓起胆子说：“这里的山路很不好走，一昼夜到达是有困难的。”
　　“不要说了，每个旅给你们三百块大洋！”
　　他挥挥手，算是定了。
　　雅安城内。
　　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将军在他幽雅的两层小楼前反复徘徊。
　　他的身量不算高，脸形上宽下窄，有点发黄，看去不仅没有将军风度，还有点文弱。但人不可貌相，他的心里还是颇有些路数的。
　　庭院幽雅而舒适。院中种满了各种花草，尤其几棵与楼相齐的玉兰树不时地飘来一阵阵清香。无奈主人的心绪不佳，对此奇花异树，反而常有“感时花溅泪”的伤怀。按说，雅安这座城市是很不错的。她坐落在二郎山下，青衣江畔，不大不小，方方正正，虽说偏远一些，却是相当妩媚娴雅的。然而主人想起当年任四川省主席时那种威风八面的情景，自然不禁要揾一把英雄泪了。
　　刘文辉将军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颇懂一些韬略。自从一九二七年，他同刘湘、杨森、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七个四川军阀将“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之后，互相争雄的内战，反而愈演愈烈。在这中间，为了攫取四川霸主的宝座，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首先他制定了“内外并举，左右开弓”的总方针。也就是说，一面消灭四川境内的对手，一面在夔门外拓开局面。为了达到这个总目标，他在力量还不大的时候，着意于同邓锡侯、田颂尧的联合，以对抗刘湘和杨森的结盟，避免了自己的孤立地位。不久，他就着军服，乘白马，挎洋刀，在成都西较场就任了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孙子兵法有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刘文辉是领会了它的真谛的。为了吞并老牌军阀刘成勋的领地，他首先收买了刘成勋的三个师长，把墙脚挖空，然后一举突袭，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雅安、西昌等雅属宁属要地归为己有。他在得意之余，还给刘成勋打电话说：“刘军长，你是老前辈，时代不同了，请你打个让手，我要到雅安来。”其后，刘文辉又乘其他军阀混战之机，驱逐了赖心辉，占领了江津等地。至此，刘文辉已据有上下川南，宁、雅属和上下川东部分地区共七十余县地盘，盛极一时。一九二九年三月，成都旧督署衙门张灯结彩，冠盖如云，蒋介石的代表亲自捧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大印，授给了刘文辉，这是他一生中的顶峰。可是省主席的印绶与独霸全川的野心，还有不小距离。因为这时的四川，还是一个互相对立的三角。一是刘湘以重庆为中心的下川东；一是李家钰、罗泽州、杨森盘踞的北道；一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盘踞的川西南和川北。刘文辉暗暗盘算，要想独霸全川，三角中必须先吃掉一角，剩下一角就好办了。于是他竭力怂恿邓锡侯讨伐李家钰。在这次战争中，刘文辉又扩大了防地，收编了部队，最后就剩下刘湘和刘文辉两大派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刘的争雄之战爆发了。这次战争持续了两年之久，是四川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线连绵千里，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人。无辜的士兵死亡六万多人，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可是熟谙韬略的刘文辉却未能取胜。他先退出了泸州、宜宾，以后又退出了成都。在新津撤退时，刘文辉已经听到枪声，他的马弁慌得把床上的鸦片烟具抱起就跑，连刘文辉的印章和作战地图都丢掉了。最后刘文辉才跑到雅安这个地方。一向忠于刘文辉的部下，纷纷离去。当初的十余万雄师，只剩下两万余人；当初的七十余县，只余下雅安一隅。秋风孤城，夜深独坐，真真是好不痛煞愁煞人也！要知道，享受过荣华富贵、权力地位一类滋味的人，一旦失去它时，是比从未得到过它的人，是更为痛苦难忍的。
　　这暗淡的日子刚刚过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