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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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不到这个一天到晚对谁也笑嘻嘻的人，在关键时刻竟然如此倔强。他的嘴角下垂着，灼灼的目光凝视着屋角，就象大山一样岿然不动。而另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积极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第三个就是这位年轻的、修长的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毛泽东，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就萌发在心底了，这幅图画就象刻在心上似地终身难忘。今天，他又看到这只年轻的手要支持他了。在深浓的暮色里，他脸上出现了长期不曾出现过的从内心里露出的微笑。……
　　（三）
　　周恩来和博古一行，于黄昏时分赶到油榨坪。
　　油榨坪是山凹间的一座小镇。说是小镇，其实只不过一二百户人家，只是一道小小的市街而已。街上都是古旧的木板房，有十数家店铺。小镇南面有一道不算很窄的小河，那就是资水；不过她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北面几十里外就是她的源头，名叫资源。
　　警卫员们很快就找到了总部。因为那时穷苦人家房子窄，无法悬挂地图，总部多半设在地主的庄宅。而且那门口总架有横七竖八的电话线，夜里常挂着一盏马灯，那是为了夜间送信的通信员容易辨认。现在，在靠河边的一处院子门口，一盏挂在树上的马灯，已经亮起来了。
　　周恩来和博古刚要跨进院落，听到里面有喝骂声和争吵声。他们走进门口一看，见李德站在上房屋高高的台阶上，叉开两腿，瞪着一双黄眼珠，正在高声斥骂。台阶下站着八军团一个年轻的师长，衣服挂得破破烂烂，还沾着不少血迹；旁边立着一个身着便衣的年轻妇女，低着头满面通红。周围站着总参谋部的作战局长和几个参谋。细看那位师长，虽然是立正姿势，面部却流露出不满甚至是轻蔑的表情。
　　身躯高大的李德，见周、博二人进了院子，立刻走下台阶，迈开大长腿跨了过来，先声夺人地说：“临阵脱逃！简直是临阵脱逃！一个师长竟出了这样的事！
　　如果不执行纪律，还能打仗吗？“
　　李德懂得三国语言——德语、英语和俄语，就是不会汉语。这次他说的是俄语，经过翻译，虽然尖锐性有所减轻，仍然十分刺人；那位师长又是愤怒，又是委屈，激动得眼都红了。
　　“你这是污蔑！”他对着李德高叫了一声；随后又转过脸，面对着周恩来。“我们一个师两三千人，打得剩了几百人，我把他们带回来了，怎么能说是临阵脱逃呢？”
　　“我问你，你守住了我规定的阵地吗？”
　　“那是因为敌人插到后面来了。”
　　两个人又吵起来。周恩来看了他们一眼，神色十分冷静，转过脸问作战局长薛枫：“电台架好了吗？”
　　“架好了。图也挂起来了。”薛枫很干练地说。
　　“要赶快了解一下湘江东岸的情况。”
　　“好。电台已经开始工作了。”
　　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过脸对着那位师长：“朱兵，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副主席，”朱兵恭敬地说，“您知道，我们八军团是出发以前才成立的，既没有什么训练，又缺乏战斗骨干，怎么能经得起这种场面呢！我调到这个师工作的时候是提过建议的……”
　　朱兵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又是共产党员，周恩来那时候就认识他。后来，他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他随朱德一起上了井冈山。不久以前他是一军团的团长，由于作战勇敢，战功卓著，成立八军团时被调去当了师长。周恩来记得，他当时确实不愿到八军团去，曾经建议把大量新兵补到主力兵团，不要成立那么多有名无实的新部队，但这些意见被博古、李德给否决了。这么一个有累累战功的团长，怎么会临阵脱逃呢？周恩来想到这里，就带着几分笑意问：“你们八军团现在情况怎么样？”
　　“被打散了。”朱兵叹了口气。“我们政委和我的警卫员都被打死了。……我过了江以后，碰上李德顾问，我向他报告了情况，他还没听完，就把我带来了，要处分我。”
　　在朱兵讲话的时候，李德火急火燎地，左看看右看看，一个劲地用眼神催促翻译小李。经过翻译，尽管尖锐性有所降低，李德依然吼吼起来，并且指了指那个妇女：“我们规定，地方的女同志不经批准是不能随队的；而你作为一个军人，丢掉了部队，却没有忘记带自己的老婆。我问你，你知道这个规定吗？”
　　“我申明，并不是我叫她来的。”朱兵带着怒容说。
　　那个穿便衣的女同志，原来低着头很害怕的样子，现在一看形势有了变化，胆气壮了，立刻直视着李德说：“我是带于都的民工来的，是经过县苏维埃批准的，还要经过你的批准吗？我的丈夫在这里，我就是要来！”
　　一个参谋胆怯地、试试探探地说：“据我们了解，李秀竹同志确实是经过于都县苏维埃批准的，是从后面赶来的。”
　　李德见有人竟公然帮助说话，更是火冒三丈；他狠狠地瞪了那个参谋一眼，指着朱兵气势汹汹地说：“这决不是第一次！你是一贯的游击主义，没有丝毫的正规观念。你的部队纪律非常松懈。有好几次，我亲眼看到，你的通信员经过我的门前，竟然不下马扬长而去。这还象个部队吗？我受国际的委托到这里工作，不负责任行吗？”
　　说到这里，他气不可遏，对周围的参谋命令道：“对朱兵一定要执行军法审判！你们先把他捆起来！”
　　几个参谋不动，面面相觑，最后都偷偷地望周恩来。
　　周恩来望望博古，博古一直在旁边踱着步子，象个局外人，默不作声。见此情景，周恩来果断地把手一摆：“不要！先要总政治部调查一下。”
　　说过，望望博古、李德说：“我们还是赶快研究一下现在的情况要紧，这件事就交我处理吧！”
　　“我还要休息。”李德怒容满面，迈着大长腿跨出了院子。
　　“我也相当累了。”博古说。
　　“也好。”周恩来说，“那你们就先休息一下。”
　　说过，就同薛枫一起上了高高的台阶，在门口回过头说：“朱兵，你先回去，事情会弄清楚的。你那个部队就是剩下几百人也要带好。”
　　从朱兵颇有精神的回答，可以听出他的愉快，因为夜色降临，已经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了。
　　接着，周恩来又用温和的口气对那个妇女说：“李秀竹同志，这次是长途行军，原来是不准备带更多女同志来的；现在既然你已经来了，就先到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去吧，你看怎样？”
　　“行，行。”声音模模糊糊的，听得出她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了。
　　屋里已经掌灯，墙上果然挂上了作战地图。周恩来看了薛枫一眼，相当满意。这薛枫是河南人，也是黄埔学生，人生得年轻漂亮，精明强干。自从刘伯承被李德排挤走之后，总参谋部的许多具体工作要依靠他了。
　　“快谈谈情况！”周恩来坐在一张竹床上说，“部队都过来了吗？”
　　“周副主席，您还没有吃饭呢！”
　　“不忙。”周恩来招呼小兴国，“饭盒里不是还剩下一点吗？
　　你烧点开水我泡着吃。“
　　说过，又凝视着薛枫。薛枫的脸色一下暗下来，表情相当沉重。他斜睨了地图上象蓝缎飘带一样的湘江，吃力地说：“大部分是过来了，可是损失太大，八军团基本上散了……”
　　“他们还有多少人？”周恩来神色冷峻。
　　“据八军团报告，战斗部队只剩下六百多人。直属机关可能多些。严重的是部队许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组织散漫，每个班自成单位，自由煮饭、睡觉，已经不象个样子。”
　　“其他部队呢？”
　　“还有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敌人追击部队包围，没有过来。”
　　周恩来暗暗吃了一惊。他原来最担心的就是三十四师，因为这个师在全军最后担任掩护。
　　“你们联系上了吗？”他问。
　　“电台呼叫了半天，也没有联系上；后来他自己跑出来了，说是被追敌包围，无法脱身。现在追敌周浑元纵队已经到了文市，而他们还在新圩以东。”
　　周恩来急步走到地图前，凝视着新圩、红树脚以东一片山地。霍然，一个短小精悍的湖南人的身影跃入脑际。这就是二十九岁的师长陈树湘。他是由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由于骁勇善战，今年升为三十四师师长。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呼叫的。周恩来想到这里，心中十分沉重，不禁面对地图自言自语：“无法脱身！无法脱身！如果今天夜里仍然无法脱身，明天敌人就可能攻占界首，还怎么过得来呢！”
　　说到这里，他转过身来，又问薛枫：“现在还能联系上吗？”
　　“又中断了。”
　　“要继续呼叫！”
　　这时，小兴国将热好的饭端了进来。如果在十几分钟以前，这些饭是不够吃的；可是听了三十四师的消息，他的嗓子里就象堵了个东西，肚子很饿，却干着急硬是咽不下去，只好扒了几口，搁在一边，喝起水来。
　　午夜过后，只听大门外一片马蹄声响，接着通信员嚷嚷着总司令回来了。周恩来披着大衣走到台阶上，借着大门口树上那盏马灯的光亮，看见朱德走了进来。
　　“总司令，你今天可辛苦了呵！”
　　周恩来说着走下台阶，把朱德迎到屋里，在灯光下看见他前胸上和裤子上都有斑斑血迹，不禁吃惊地问：“你负伤了？”
　　“不，子弹什么时候也不碰我。”朱德嘿嘿一笑。
　　警卫员解释说，在松树林里碰上一个负伤的小鬼，满身是血，走不动了，总司令就把他抱上马了。
　　“总司令呵！”周恩来感叹道，“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可是你毕竟是五十的人了，不象我们。”
　　朱德憨厚地一笑，坐在竹床上，立刻反驳道：“恩来，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怎么把我的岁数也搞错了？我离五十还有一年多呢！而且不是我夸口，我从小是真正经过劳动锻炼的。”
　　周恩来笑了笑，一面吩咐给总司令搞饭，一面关切地问：“一军团那边情况怎么样？”
　　“唉，我们真要感谢那些英雄们！”朱德不胜感慨地说，“在那一带起伏地上，松树林里，完全是拼刺刀呵！你拼过来，我拼过去。我们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很大。有一个团被敌人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硬是拼出来了！我们真要感谢他们，这些保卫了党中央的英雄！”
　　周恩来也不断点头赞叹。又问：“他们都撤出了吗？”
　　“都撤出来了。”朱德欣慰地说，“但是，我让他们后面的部队一定要牢牢控制住白沙铺这个口子；同时，我让三军团一定要把界首保持在我们手里，这样来保障殿后部队的安全。”
　　说到这里，他望望地图上的湘江东岸，关切地问：“部队都过来了吗？”
　　周恩来把情况扼要说了一遍。朱德听见三十四师还被包围在新圩以东，脸上的笑容顿然消失，陷入沉重的思虑中了。
　　“总司令，你看怎样才好？”
　　朱德沉吟了半晌，抬起头说：“我看也只有让他们突围。”
　　“路线呢？”
　　朱德走到地图前，思虑了好久，说道：“最好还是在红树脚和新圩之间，乘敌不备突破敌阵，然后由界首以北渡江。”
　　“这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继续保持界首一线在我们手里。可是，敌人明天很有可能会攻占界首。”
　　“是的，这是有困难的。”朱德点点头说，“另一条路，就是突围之后，从兴安以南渡江，然后绕回主力。‘”这条路怕不行。“薛枫插话道，”我们刚才向老百姓做了调查。兴安以南虽可徒涉，但西进的道路比较少；而且往西去桂林河不能徒涉，困难也是比较大的。“
　　室内一时沉默无语，三个人都陷入焦虑之中。
　　这时，外面有一阵急骤的脚步声，接着机要科长跑了进来，一连声说：“联系上了！三十四师联系上了！”
　　周、朱心中惊喜，脸上立刻堆下笑容，忙问：“是三十四师吗？”
　　“是的，是的。”
　　机要科长说着，立刻递过电报。周恩来接过一看，一对浓眉马上皱了起来。他接着将电报递给朱德。这电报是如此简短，除了电头电尾，只有八个字：“处境危急，请求指示”。
　　下面署着陈树湘和师政委的名字。
　　短短的电报，使屋里的空气更加凝重，似乎又增加了一倍的压力。周、朱二人一时无话，显然都感到为难。因为“指示”容易，而从重重包围中突破敌阵，渡过即将被严密封锁的湘江，却是多么困难。
　　“请首长快下决心吧，呆一会儿恐怕又联系不上了！”机要科长催促道。
　　朱德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停住脚步：“那就只有让他们走我在一九二七年走过的路吧！”
　　“你说的是打游击？”周恩来问。
　　朱德点了点头。
　　“我看也只有这样。”周恩来想了想说，“第一步还是要他们突围，于凤凰嘴一带渡江，归还建制。如果确实做不到，就可以依据兴安以南的山地，团结瑶族人民发展游击战争。”
　　朱德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立刻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用树枝绑着的小铅笔头，亲手起草电报。写好之后，又看了几遍，然后递给朱德，说：“总司令，你签字吧！”
　　朱德签了字，就递给薛枫：“好，就这样发出去吧！”
　　当薛枫拿着电报和机要科长走出去的时候，周恩来捂着胸口，心里觉得很不好受；因为他很清楚，等着陈树湘和他的红色战士的，是一种艰险难卜的命运。这时，在周恩来的面前，又出现了湘江，那漂着尸体、文件和圆圆的竹斗笠的血的河流……
　　（四）
　　世界上的事多半事与愿违。红军渡过湘江之后，由于损失惨重，两岸散兵流落甚多，红军总部本拟略事休息整顿，然后向湘西前进，以便与二、六军团汇合。可是桂军夏威部于十二月二日就占领了界首一线，三日就占领了资源，将红军紧紧缠住。全州的敌人刘建绪部也紧紧追了上来。也许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窥知了红军的企图，急调湖南敌军预先占领了新宁、武冈、城步一线，严密堵住了红军通向湘西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红军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南转龙胜。而油榨坪与龙胜之间，有海拔两千公尺的一座高山，名叫老山界，险峻异常。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攀越此山。临行前，仓促进行了整编；为了接受湘江战役的教训，决定进行轻装。各部队都将不适宜携带的笨重物品忍痛舍弃。一麻袋一麻袋的苏维埃钞票，也被弄出来付之一炬。在村庄边和山脚下，到处可以看到一滩一滩的纸灰。
　　老山界是自江西出发以来最难走的山了。由于山高路陡，大军拥塞于途，当晚未能越过，红军战士们只得就地栖息在山壁曲曲折折的小径上。在最险的雷公岩下，摔死了不少骡马。然而，这支队伍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胜利攀过此山。可怜的却是那些因负伤、生病而掉队的战士们，他们不得不流落民间，或者栖息在荒野林莽之中。这场战争的阶级性质是如此明显，地主老财对他们毫不留情，不是将他们逮捕送官，就是将他们骗回家去，乘他们用饭时将他们杀死，劫走他们的枪支。而那些贫农们，铁匠、木匠师傅们，却偷偷地将他们藏到家里，或者背上山去，将他们藏在山洞里，一趟又一趟地给他们送饭，待养好伤送他们上路。这里，几十年后仍然传颂着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红军越过老山界即进入龙胜县境。这里有苗族、瑶族和侗族，他们都在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过着穷困的生活。因为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许多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这就给红军增加了一层困难。在这里还有一件意外的事，就是红军每一住下，驻地经常发生火警，有一夜竟有四处驻地同时起火。在一个名叫龙坪的较大的村镇，周恩来住的房子，半夜间突然为火焰包围，幸亏警卫员机警，才免遭不测。后来经严密搜索，才抓住几个纵火者，原来他们受国民党的派遣，采用这种手段来嫁祸红军。
　　周恩来这天住在距通道不远的一个侗族村镇。街上房子不少，都是一座座小小的木楼。可就是居民逃避一空，连碾米的水磨和舂米的石臼都藏起来了。虽然从地主家弄来了稻谷，却无法脱出米来。这自然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加上行军的疲劳，有些干部和战士倒头就睡，分来的稻谷却弃置一旁。作为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看在眼里，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提出：没有石磨，就用石头搓，用瓦片搓，也要搓出米来，红军决不能被困难压倒。会后，他果然找了两块瓦片，就坐在侗族的小木楼上搓起了稻谷。警卫员小兴国看着很惊奇，就说：“周副主席，你怎么也搓起来了？”
　　“一人一份嘛，我为什么不搓？”
　　“你那一份，我们包了！”
　　“不行！”周恩来笑着说，“这是我提出的，我自己不干怎么行呢！”
　　话虽如此，但他的思想却不在搓稻谷上。他一边搓，一边思考着全军当前最大的难题：下一步究竟向哪里走，在哪里停下来开创新的根据地，以便结束当前这种使每个人都惶惑不安的流动局面。这个问题，自渡过湘江以来，在领导层中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每次都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一种意见是李德和博古的，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另一种意见是，敌人的重兵已经集结湖南，如仍然按照原计划，就会自投罗网，难以自拔。而究竟到哪里好，也还提不出具体设想。部队究竟怎么办，这自然是渡过湘江之后又一次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周恩来一面搓稻谷，一面反复思忖，不免心中愁闷。在愁闷之中，脑际忽然一亮，出现了两年前的一幅图画，一件往事。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临时中央就决心将毛泽东拿掉，首先是将他赶出部队，撤去他的军权。当时部队正奉命进攻南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都在前线指挥。而这几个指挥者都因南城坚固，觉得徒劳无益。可是后方主事者却坚持向南城进攻，并坚持要毛泽东离开前方。当时的中央虽有意让周恩来取而代之，而周恩来本人却毫无此意。他在后方主事者一再要求下，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由毛负责军事，周来协助；一个是由周负责军事，毛来协助。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留在前方。从这里也可看出，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然而，事与愿违，还是把毛泽东从军事岗位上撤下来了。周恩来清楚记得，在江西宁都的那个祠堂里，当毛泽东临离开会场返回后方的时候，尽管毛内心相当激动但却从容地站起来，跟大家握手，还说：“好吧，同志们，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毛泽东来我就来！”周恩来终生难忘，当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听着这不多的话，曾使得他十分难受，他就这样怅怅地望着毛泽东从祠堂里走出去了。今天，他反复念着毛泽东这火一样的语句，想道：“那么，什么时候是他来的时候呢？难道今天红军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还不是他应该来的时候吗？”
　　想到这里，他把那两块粗糙的瓦片丢到十分难搓的稻谷里，喊道：“备马！”
　　“到哪里去？”小兴国问。
　　“红章纵队。”
　　当时，为了保密，军委纵队名叫“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名叫“红章纵队”，这里自然是说要到中央纵队了。
　　不一时，枣红马停在小木楼前，周恩来翻身上马。两个警卫员也上了马跟在后面。走了不远，周恩来就抖了抖丝绳，红马立刻奔驰起来，在山谷里响起轻快的雨点一般的蹄声。
　　这时，在几里路以外的村寨里，毛泽东也住在一家侗族的小木楼里。
　　他的情绪比过湘江时显得轻快多了，尽管还是那么憔悴。
　　一早起来，他就对警卫员说：“小鬼，老百姓有回来的没有？”
　　“回来一些了。”警卫员小沈说。
　　“去买只鸡，我要请客啰！”
　　“请谁呀？”
　　“请你们哪！”
　　“我们？”警卫员们笑了，“我们有什么可请的！”
　　“你看，从江西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毛泽东扳着指头说，“天天走，都瘦得不象样子，再说过湘江多不容易，也该庆祝庆祝。”
　　警卫员们看见毛泽东脸上出现了笑容，又是惊异，又是高兴。三四年来很少看到他脸上有这样的笑容了。
　　毛泽东的厄运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开始的。这个会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自然心中不平。其实不止是毛泽东，苏区的广大干部都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因为刚刚过去的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大胜利，不仅大量歼灭了敌军，巩固与扩大了苏区，而且使南京朝野震动，难道天底下有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有中央代表团亲自坐镇，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不久，他就到瑞金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