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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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天底下有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有中央代表团亲自坐镇，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不久，他就到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东华山有不少松柏，还有一座荒废的古庙。他就和贺子珍、警卫员住在这座古庙里。每天读读书，翻翻文件，用来打发这段冷清和寂寞的日子。古庙阴暗而又潮湿，地下有不少青苔，贺子珍怕毛泽东添病，就同警卫员把铁皮文件箱抬出来，放在院子里当作桌子，弄了一块破木板当作凳子，毛泽东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百无聊赖时，他还把自己在马背上哼成的诗稿翻出来，给贺子珍——这眼前唯一的读者吟诵讲解一番。表面上他似乎装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却是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尤其是对那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打赣州，表现得焦灼不安。他不赞成打这个仗，他认为这不过是夺取中心城市冒险战略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无法阻止。果然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敌人的大批援兵赶到，弄得骑虎难下，空付出一大堆伤亡。这时，项英上山来了，请他去挽回局面。按说，他对这场本来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去，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临行时，乌云压顶，狂风急驰，正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贺子珍劝他雨过了再走，他说：“人命关天哪，怎么好等呢？”贺子珍说：“你的病刚好一点，雨一浇会加重的。”他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说着便跃身上马，下山去了。还没有走到山下，已是大雨滂沱。他到了前线，依据战场情况，果断地撤了赣州之围，将部队拉下来休整。不久，就瞅准了敌人的弱点，率军东进闽西，连续攻克上杭、龙岩、漳州等地。但是没有想到却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攻打赣州不坚决”的罪名。
　　毛泽东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他那套“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等待敌人”的右倾错误。会后调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贺子珍问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他们把我从军队里赶出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便越来越坏，两颊瘦削，一双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进深深的眼窝中了。不久，贺子珍到长汀生孩子，他也到长汀养病，有时一整天坐在贺子珍的床前默然无语。孩子生下来了，取名毛毛，他们就从这个婴儿每天的生长变化中取得一点点安慰。除此以外，就是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者黄昏独坐吹洞箫了。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会吹箫，更没有听说过他有此爱好，不过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烦闷罢了。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长叹着说：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呢？他们就象长久不吃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是会要撑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反右倾”的弦拧得更紧了。从二月起便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人们很清楚，实际上是对准毛泽东的。和毛泽东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影响。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刻。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年时间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图，认真研究了敌我友三方的战斗态势，还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联合蔡廷锴，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一是将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威胁敌人老巢，从外线打破这次“围剿”。哪知信送出后，就石沉大海。毛泽东耐不住性子，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兴国的失守，更使他大为震动。一天黄昏，贺子珍来到他的屋里，却为一幅景象惊呆了：原来桌子上铺着很大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图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画着什么。也许由于光线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图上了。贺子珍抢上去把他拉开，把他扶到床上，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我在想，看还有么子办法没有。”
　　毛泽东就是这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长征道路的。当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内心虽然藏着许多伤痛、不满和过多的压抑，但却并不悲观。他相信一切对立物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否极泰来几乎是生活的定理。错误路线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它是不能自己纠正的，但总有一天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就是头破血流的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纠正。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意识到，这个时机是一天天地迫近了。湘江之战固然是个大悲剧，但它又似乎在孕育着一个辉煌的转机。
　　小沈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块白洋买鸡去了，不一时就买了三只，煺了毛，炖起来。
　　毛泽东在小木楼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看样子，条件成熟了，成熟了！”
　　几个警卫员没听清“条件”，只听见“熟了！熟了！”觉得很奇怪，翻了翻眼睛，说：“怎么，刚煮上就熟了，还差得远哩！”
　　“不远，不远，是快了，快熟了！”毛泽东笑着说。
　　几个警卫员抿着嘴偷偷笑他：“主席好久不吃什么，大概也馋坏了！”
　　不一时，只听楼下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来了！”
　　“呵，你说的是谁？”毛泽东对着楼梯口问。
　　“是周副主席来了！”
　　说着，周恩来已经顺着小梯子走上来。毛泽东笑着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恩来，你怎么有时间了？”
　　“毛主席，我是向你请计来了。”
　　自从毛泽东失去军职以后，虽然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许多人已经不这样称呼他了。博古等人自然照旧称他“老毛”，而周恩来则不同，不管毛泽东军事上去职以前，还是失势以后，一直是这样叫他。
　　“哟，什么请计，我看还是打个牙祭吧！”毛泽东笑着，拉他在火塘边坐下，“也真巧，我这里还炖着两只鸡呢！”
　　两个人坐在火塘边，警卫员又加了点干柴，炉火熊熊，烧得更旺了。两个人不管身上还是心里都感到温暖。
　　“这次湘江作战，部队损失很大，真使人痛心。”周恩来说。
　　“损失有多少？”毛泽东问。
　　“恐怕一半还多。主要是八、九军团太新，多半散了。”
　　“三十四师有消息吗？”
　　“我每天都让电台呼叫，就是联系不上。”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从江西出发我们是八万六千八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毛泽东暗暗吃了一惊，脸上却没有显示出来。
　　“只要过来，我看就是很大胜利。”他抚慰地说。
　　这话，使周恩来的心感到温暖。
　　“现在，最要紧的是当前的去向问题。”周恩来说，“按原来计划，是与任弼时、贺龙、萧克他们会合。但是，现在蒋介石在湘西已经调集了十几万人等着我们，这边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已经开往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一线构筑碉堡，准备堵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办？昨天我们研究了半夜没有解决。今天是征求你的意见来的。”
　　毛泽东点着烟，很重地吸了一口，笑着说：“这事，我也在反复考虑。我的意见是不必去了。”
　　“你是说，湖南方面不必去了？”
　　“是的。”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原定计划可以放弃了。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嘛！如果还要坚持原来方案，无异是将红军送入虎口，甚至比湘江之战更为危险。因为湘江之战，敌人的集结毕竟仓促一些，再加上他们之间的矛盾给我们留下了空隙。”
　　周恩来两眼闪光，频频点头：“那末，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去呢？”
　　“贵州。我看那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
　　显然，毛泽东已早有考虑，成竹在胸。周恩来沉思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心情也振奋了许多。他说：“我回去就同几位同志商量。”
　　说着，就站起身来。毛泽东一把拦住，笑着说：“这可不行，还没有打牙祭呢！”
　　一边说，一面又转过脸来叫警卫员：“小鬼，看熟了没有？”
　　警卫员小沈揭开锅，登时白汽蒸腾，香味四溢，用筷子一扎，立刻兴奋地说：“熟了！熟了！”
　　“把周副主席的警卫员也叫上来！”毛泽东以主人的口吻大声吩咐。
　　顷刻，几只鸡捞到一个大面盆里，警卫员小沈又摸摸索索地从军用水壶里倒出酒来。
　　小小的木楼上，充满了既轻松又热烈的谈笑声，这是从江西出发以来漫漫的征途上从来没有过的。
　　（五）
　　队伍陆续离开龙胜县境，向北行进。这一带都是深山密林。在高高的山崖上还长着一片片竹丛，竹丛里掩映着侗族的木楼，木楼边种着香蕉。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由于红军的模范纪律，逃到山上的侗族人纷纷返回家园。路上不断看到，头上蒙着侗锦挑着担儿的妇女们，她们一个个都是那样健壮，挑起担儿颤悠悠地走得象流水一般。红军战士们都颇感新奇。一路上树木蓊郁，空中的威胁大为减轻，尽管头上不断有飞机侦察，人们已经懒得理睬它了。
　　部队到了通道双江镇，已经出了广西来到湖南边界。不过这里仍有不少桂林式的小山。在镇子的南面，就有一个孤山，长得象歪嘴桃儿，还有两条清澈的小江交汇，是一个颇为美丽的小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江边那座长长的花桥，具有侗族独特的风味。这种桥和北方的任何桥都不同，它实际上是长长的一溜花厅跨着流水，听说是侗族青年男女的聚会之处。
　　就在这个小镇的一座古庙里，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仍旧是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讨论的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再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博古、李德却坚持照原方案执行。李德在毛泽东发言时紧紧皱着眉头，简直听不下去，毛泽东还没讲完，他就离开了会场。这使得周恩来颇感不安，联想起李德的一贯高傲态度和蛮横作风，心中甚为恼火。李德平日只喜欢同博古亲近，两个人讲话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对话；而对别人，例如朱德、毛泽东、刘伯承等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算是比较客气的了。这一切，周恩来都看在眼里，没有同他计较；今天的事，他却认为李德太过分了。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来到李德住的一座小学校里。他一进屋，见李德余怒未熄地坐在那里，翻译又不在场，只好勉强压住火，用英语说：“李德同志，你今天过早退席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呵？”
　　李德翻着黄眼珠看了看他，并没有站起来。
　　“是很不舒服。”他用英语粗鲁地回答。“我认为，粗暴地拒绝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很不妥当。”
　　“恐怕不能这样说吧，”周恩来极力压制着自己，在他对面坐下来，反驳道，“这要看意见本身是否正确。难道敌人已经把重兵集结在湘西，我们还要把红军送往虎口去吗？”
　　“我要求你们听清楚我的意思！”李德不耐烦地叫起来，“我是说，可以让追击我们的敌人超过我们，也就是说，赶到我们的前面，然后，我们绕过敌人再往北进。”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禁失声笑道：“超过我们？哈哈，赶到我们前面？敌人是以我们为目标的，怎么会撇开我们到前面去呢？”
　　李德被周恩来的笑声激怒了。他站起来，指着周恩来说：“周恩来同志，我不认为你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我想提醒你，是共产国际派我来的，同时我也是抱着对中国革命的赤诚来帮助你们的。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军事人材，那我本来可以离开，但我看不出哪个真正懂得军事……”
　　周恩来一向性格温和，但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今天，他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怒火，猛地把桌子一拍，指着李德说：“李德同志，我也提醒你，我们欢迎一切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但是中国革命没有救世主也能够胜利！”
　　谈到这里，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队伍拐了一个直弯，向西去了。那里是典型的山国——贵州。领导层的意见，显然没有完全统一，象任何其它问题一样，只留待唯一的权威——历史老人去细细评判。
　　部队经多日行军，来到贵州地面，前面已是黎平。这天中午大休息时，周恩来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正想眯眯眼歇一会儿，保卫队长走过来说：“据后面部队报告，有两个家伙跟着我们好几天了，今天叫我们抓住了。可是，他们说有要紧事，非要见您不行。”
　　“你把他们带过来。”周恩来说。
　　保卫队长不一时从队伍后面带过两个人来。前面那个是商人打扮，穿着纺绸薄棉袍，外套一件银灰色的大褂，满脸和气。后面那人黑瘦黑瘦，着黑棉袄棉裤，象是个仆人，但从那炯炯目光看来，又不太象。保卫队长指指周恩来，对那两个人说：“这是我们的负责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
　　那个商人打扮的人，神色激动地说：“这下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说着，他拾起棉袍的大襟儿，拆开一条缝儿，取出一个纸条，恭恭敬敬地递过来。周恩来接过一看，立刻满脸喜色，紧紧握住那人的手说：“哎呀，原来是你们，真太辛苦你们了！”
　　“这没有什么，都是我们该做的事。”那人和悦地一笑，接着指指另外一个人说，“这位是三十四师的连长高春林同志。我们全州县委听高同志讲了三十四师的情况，心里都很难受。大家认为，应当赶快让中央了解这些情况，所以就把高同志护送来了。我们在路上又是坐车，又是骑马，这才赶上你们。
　　……“
　　周恩来一听那个穿黑棉袄的人是三十四师的，不禁喜出望外。自从在油榨坪给他们发出最后一个电报，就再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周恩来无时不在念中，一直嘱咐电台，不要忘了同三十四师联系，但却音信杳然。今日一见高春林，几乎将他拥抱起来，一连拍打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是三十四师的吗？现在怎么样？”
　　高春林由于过分激动，竟呜呜地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唉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讲情况，你们师现在还有多少人哪？”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哭着说。
　　“怎么？剩下你一个人？”
　　“是的。”高春林说，“我们全师五六千人，一连守了几天，就伤亡了两三千人。可是我们不能退呀！陈师长对我们说，为了掩护党中央，就是死了也要顶住。等中央纵队过了江，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再撤也撤不出来了。”
　　“不是让你们突围吗？”
　　“是的，我们接到了军委的电报，就开始突围；可是敌人的兵力太厚，突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陈师长要我们彻底轻装，把所有文件都绕毁了，不管干部、战士，每人一枝步枪，都上好刺刀，他自己也拿着一枝步枪，上了刺刀，亲自在前面领着我们，硬是拼了出来。可是只杀出来二百多人，其余的又被敌人打回去了，师政委也牺牲了……”
　　“出来以后，你们到哪里去了？”
　　“我们按照军委的指示，到兴安东南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可是敌人又跟着追了上来。这地方尽是瑶族，话又不懂，没法开展工作，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就困在大山上了。这时候，陈师长就对我们说：”朱总司令当年在湘南、江西，也不过几百人，后来还是站住了，咱们也要学他。没有吃的，这山上不是有草吗！咱们就吃草。我们真的在山上吃了三天野草。……“
　　“后来呢？”
　　“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陈师长就找我们开会商议，大家觉得还是到汉族地区好些，于是就决定突围向道县前进。这时我们还有五挺重机枪，因为子弹不多了，陈师长让在山上埋了两挺，机枪射手们临走舍不得，还在山上哭了一回。这次突围又打了两仗，等到了道县，已经剩下八九十人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道县？”
　　“这是我们的来路，究竟熟悉一些。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回到江西，回到老苏区去。我们到了道县山区不久，那天来了一个小学教员，原来是县委同我们取联系来了。我们都高兴坏了，以为有了希望；谁知道敌人又来包围我们，又来了好几千人。这一天打得好激烈呵！我们边打边向东撤，中午还有五六十人，到下午就剩下十几个人了，重机枪带不动，陈师长就让我们破坏了两挺，最后留下了一挺……”
　　“电台呢？”
　　“电台早就砸了。……等到黄昏，就剩下师长陈树湘、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还有我一共四个人了。敌人一看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就疯狂起来，吼吼叫着往上冲，要抓我们活的。这时陈师长就对着敌人骂道：”白狗子，不怕死的，你们来吧！‘说着一卷袖子就抱着那挺重机枪打起来。霎时间就把冲锋的敌人撂倒了一片。敌人就干吼吼叫不敢往上冲了。没想到，这时候，陈师长的腹部也负了重伤，肠子流出来了，连重机枪腿也泡在血汪里了。……“
　　高春林激动得声音有些战抖，停了停才说下去：“我们几个一看不好，就赶过来给他包扎，眼看着敌人又冲上来。他把我一推，瞪了我一眼，说：”快打！‘一面就自己镇静地把肠子塞了进去。我抱着机枪把敌人打下去了。警卫员给师长包上伤，师长就望着我们说：“我有一个要求，你们能答应我吗？’我们都流着泪说：”师长，您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说吧！‘他微微一笑，指指自己的头说：“你们赶快补我一枪，行吗？你们要知道白狗子抓住我活的，是会得到很多赏钱的，如果是死的，就不那么值钱了。’我们哭着说，‘师长，我们死就死在一块儿吧，你说的这个办法，我们实在不能执行。’他看看我们，样子很不满意，就斥责说：”你们这样就是对同志的爱护吗？‘说着，要拔警卫员的短枪，警卫员哭着跑到一边去了。天渐渐黑了下来，师长把我们叫到身边，又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不可能出去了，你们赶快乘夜暗突出去吧，出去一个就为革命保存一颗种子。你们只留给我一颗子弹就可以了。’他不说这话还可，还没说完，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就哭起来，我的心里也难受极了。这时候，师长就拉着我的手说：”高连长，你比他们大几岁，也比他们懂事。今天我死了，只是小事一件，不算什么。遗憾的只是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另外，我们三十四师今天全军覆没，连个汇报情况的都没有，这是叫人十分难过的。‘说着，他又紧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高春林同志，你能突出去给中央送个信吗？你能接受我最后给你的任务吗？‘我一想，他的意见也对，不然，全军会怎样议论我们三十四师呢！我一定要赶上部队，给中央汇报：我们全师是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枝枪，我们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投降！“
　　周恩来的大眼睛里充溢着明晃晃的泪水。他轻声地问：“陈树湘呢？他后来怎么样？”
　　“我借着夜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