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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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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心粗，他们没有注意到，崔大少那块看似“五福捧寿”的帽正，其实雕着六只蝙蝠。
通常是早上7点30分，大魁会在上学前路过崔大少的鞋摊，把他娘做好的布鞋送过来。大魁他娘原本两天才能做一双布鞋，近来她发现了可以雇邻家妇女帮忙干活的诀窍，便每天五双八双地生产，由此她们母子的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但这对崔大少的收购能力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大魁的爹是崔大少的拜把子兄弟，除去家里穷，为人无可挑剔。三年前崔大少败家之后，他这位把兄弟一跺脚，离开本地出门闯荡去了，至今没有音信，于是崔大少便让大魁告诉他娘在家里做布鞋，做多少他给卖多少，挣的钱保证够他们母子过日子和供大魁上学。
“他崔大爷，您辛苦啦。”原来是大魁他娘来了，三年多没见面，她并不显老，却是满面泪水。他忙问：“大魁呢？”她道：“在意国医院里，说是得了白喉。”他问：“得多少押金？”她道：“得一百，我手里有八十，剩下的就没办法了。”
崔大少想了想，道：“你先回医院把八十块钱交上，过会儿我就让人送钱去。”大魁的娘把鞋放下，泪水却流个不停，抽抽搭搭地去了。
崔大少从棉衣里摘下只怀表，拔腿奔了街对面前任黑龙江督军开的当铺，再回来时手中多了一卷现大洋。“老何，”他叫过息游别墅的门役，“你过河一趟，把钱送到意国医院，给大魁他娘。”老何死心眼儿，问：“你怎么不自己送去？”崔大少一摇脑袋，没有回答。
突然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激动地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为了这句问话，他足足等了三年零两个月，不由得他不面热心跳。
那人又问：“要是没有，桃木的也行？”
这一句便与事先设计好的对白不同了，崔大少非常失望，抬眼一看，见问话的是个衣装华贵的女子，想必是刚在息游别墅打了一宿麻将牌，天亮要回家了，才想起婆婆让她给买弓鞋的事，便没好气道：“您往前走几步，盛锡福一准有。”
这前前后后的一切，都被躲在餐厅里观察崔大少的红袖馆主看到了，他拿出采访本做笔记：
据息游别墅门役说，崔大少每天早上都会收到一个男孩给他送来的布鞋，但两三年来，却未见卖出去一双。那些鞋到哪里去了？崔大少与做鞋的人是什么关系？……长期在此包房的新一代女校书刘小姐称，崔大少与她是大学同窗，精通英法文字，能写能算，可以轻易在洋行、海关、邮电局找到高薪工作，不想却在此卖鞋自污，必定与感情事有大关联……
一个多月之后，11月8日，红袖馆主发表了对崔大少的最新报道：
众人原以为崔大少在苦苦等候出外未归的恋人，其实谬矣，据可靠消息来源称，……近日崔大少多次委派他给那妇人送钱，少则十七八，多则百十块，而此妇人的丈夫实为崔大少的结拜兄弟，失踪多年，生死不明……
红袖馆主故意没有写上与鞋相关的内容，因为，崔大少存下来的几百双布鞋，已在前几日被他转手卖掉了。这原也是笔意外之财，前几天日本人找大混混儿袁三爷组织一批闲人闹事，但所有人都明白，替日本人干活，能多弄一个算一个，于是，众人除每日饭食工钱之外，又多要了两双鞋钱。
不想日本人脑袋不好使，以为这些人真的要鞋穿，便把这事委托给内藤洋行，而红袖的大舅子正在内藤洋行当采买，便揽下了这桩生意。钱是按两块二一双领的，但给崔大少的却是一双鞋六毛钱。这种事不能写到报纸上，日本人小心眼儿，万一瞧见了，必定会跟他找后账。
傍晚的时候，崔大少看到一群群、一队队的混星子、流氓、青皮光棍儿们光着脑袋，抡着手枪，从他眼前经过，奔华界去了，不一会儿，华界那边传来一阵阵枪声，有人跑回来说是混混儿冲进了华界，一路放枪一路抢，已经抢过了东马路，正往估衣街那边去。他们抢了谁跟崔大少无关，唯一有关系的，是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大魁他娘亲手做的布鞋。
没有了这几百双鞋，他崔大少从此就狗屁也不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有一个从同治年间流传下来的故事可为佐证，故事说的也是拜把子的两兄弟，也是把兄富把弟穷，把弟出外谋财，一走三年五载没有音信，等终于回到家来，见老婆孩子倒还活着，只是把兄未曾帮过她们一丝半缕。这位把弟当即大怒，拿刀去找把兄理论，把兄将他领回家中，打开库房给他看。故事讲到此处便有了分歧，《沽上英雄谱》中说是房中存了满满一柜子扇套，而城里流传的版本却说是库房里堆着一两千只柳条筐，反正不管怎么着，那娘俩这几年靠手艺养活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都被把兄派人高价买了回来，让她们赚到的钱足够过平安日子。那位把兄说得好：“我这大伯子要是三天两头给她们娘儿们送钱送米，岂不坏了老弟你的名头？”
这就是“义”，是天津卫老爷儿们最独特的表达“义”的深刻内涵的方式，然而，崔大少如今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他失去了物证——那几百双鞋。
大魁那孩子一病不起，花钱如流水，现在对于崔大少来讲，只要能抓挠来钱，让他干什么都行，但他又不能离开这个倒霉的鞋摊，因为，他当真害怕有人来找他时他恰好不在，虽然三年没有音信，但既然约好要相见，那边就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现在，他只有变卖家里的东西来给孩子治病，最终不得不卖掉那批布鞋。
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停在息游别墅门前，门役上前一躬到地，拉开车门，车里下来一男一女。这车看着眼生，必是头一回来，崔大少放下咬了两口的烤白薯，心中刚转上一点闲心思，却被白薯呛住气管，咳得扑倒在地——他认出来，那位从美国大汽车上下来，穿件水獭皮领的毛哔叽大衣，手臂上吊着个妖妖佻佻小娘儿们的，正是他那一个头磕到地的老把弟。
夜里两点多钟，华界那边仍在响着零星的枪声，崔大少的把兄弟终于出来了，后边跟着一群有身份的人在送，那些人的马弁、跟班之类的跑在前边驱赶闲人。崔大少三步并作两步冲开人群，上前抓住把兄弟的衣袖，张口刚要说话，便被把兄弟将手中的报纸摔在他的嘴上，跟着保镖过来，上边一拳，下边一脚，便把他打发了。
美国大汽车载着他的把兄弟呼啸而去，送行诸人向他啐上一口也各自散去，崔大少倒在地上没有反应，只盯着报纸上红袖馆主新写的那篇文章流泪，文章的标题是《崔大少新传·小婶娘原来是三姨太》。在没败家之前，他确曾有过两房姨太太，只是，自从他参加了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便把她们都打发了。
这是些陈年旧事，如今红袖馆主把它们捣腾出来，怕要给他惹上个不义的骂名了。这也难怪他的把兄弟生气，他崔大少若有孩子，确是应该称呼大魁他娘为“小婶娘”，然而，这话他又无从解释，即使找到了把兄弟，他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失去了最为关键的证据——大魁他娘亲手做的那几百双布鞋，现在正穿在“便衣队”的脚上。
这就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便衣队事变”，是日本人为了掩护溥仪逃往东北，特意制造的一场大混乱。
土肥原和上角利一从中原公司二楼的窗子里朝下看，见便衣队一群群地往华界发动冲击，俩人乐得合不拢嘴。不过，土肥原还是敏锐地发现，中国人毕竟有些鬼点子，他们在脚上穿了同样的鞋，这必定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给自己人做的记号。
11月12日早上7点半钟，又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照旧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那人又问：“这天下难道光剩下穷人啦？就没人穿好鞋吗？”崔大少答：“想穿好鞋也得有双好脚。”……问话的还是上次那位贵妇人，只是这一次俩人一问一答的，句句都与组织上跟他分手时交代的接头暗语不差分毫。
崔大少摘下毡帽头儿抓了抓头皮，随手拿了双鞋包上，道：“两块钱。”便把包着鞋的纸包交到那妇人手上。息游别墅的门役事后跟账房讲，这话又被账房转告给红袖馆主，说是崔大少为女人昏了头，把毡帽头儿跟鞋一块儿包起来卖啦！也就在这个时候，崔大少看到，那个一脸精明相的日本胖子又来了，他先是拿眼紧盯着他，停了片刻，掉头便走。
土肥原确实挺生气，虽说溥仪昨夜已然逃离本地，但有这么个家伙天天守在门前，对他总不是件好事，然而，等他打电话调来日本警察，崔大少却早已离去，而且从此便消失了，再也没有在本地出现过。土肥原对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必定是个共产党；门役对此得出的结论是，崔大少一准是找着好事由，挣大钱去了；红袖馆主的结论是，他终于等到了那个女人，俩人离开本地过小日子去了……
上午9点30分，英商麦加利银行1号窗口的印度籍出纳员刚刚上班，便有位绅士递上来一份提款单：“请您盖章。”她又客气地把提款单退了回去。来人从衣袋里掏出一顶苦力戴的那种破毡帽，把缝在上边的一块玉石揪下来，涂上印泥，盖在提款单上。
印度出纳员找来印章档案详细查对，证明这枚六只蝙蝠的印章确实是存款者持有的凭证。“请问您是提现款么？”接待规程要求她必须得这么说，但几十万块现大洋如果提现款，来人应该有一支汽车运输队停在银行外边。那人又送过来一张汇款单，是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账号，道：“全部转过去。”出纳员问：“本行账号资料撤销么？”他道：“当然。”出纳员却暗道：这个香港的账号是英国总领事馆早有通报的户头，几年来，有许多人都在利用这个账号周转抗日资金，她有责任把这笔汇款的情况向英国上司汇报。
这时，她发现一位漂亮的中国妇人带着个漂亮的中国男孩向这边走过来，妇人对那位绅士道：“他爹，大魁说，他崔大爷让告诉你，说他不用钱，自己先走啦。”
那位绅士发了一声感叹：“这可是我那老把兄变卖了全部家产捐出来的钱，看守了三年多，他居然一分钱也没动过，这又何苦呢？”
肆 敌后
这是我平生最冏的一件事。1938年秋天，我刚刚结婚，太太关玉如二十二岁，人长得美，在我看来几乎没有缺点——当然，除了有些迷信之外。接受任务的当天，玉如硬是拉着我去算了一卦，就在独流镇的运河边上。卦师将三枚金钱摇得哗啷哗啷响，卜出一个“大畜”，二四爻动，变爻后为“离”卦。他说：“此卦卜南行可是不吉，您太太五日之内当有小恙，一个月之内您会错失一个自救救人的机会，最要紧的是，腊月之前您必有血光之灾……”
我向来不信这些骗人的玩意，但玉如相信，她出身于满族旧家，除去洋教，凡是日常生活中的迷信他们家都信。两年前我去求亲，她父母请人批过“八字”之后，硬是说我命里克“岳家”，只宜“出家”，不宜成家，于是，我便失去了正大光明迎娶她的机会。
听了卦师的话，玉如被吓得脸色发白，问我说：“咱们能不去吗？”我只好故作轻松道：“上级领导要是有别人可派，就绝不会拿咱俩这对活宝去冒险。”其实，事情原本也是如此。党中央指示在华北各县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但八路军的同志还没有派过来，而北方局既缺少军事干部，也没有武器装备，便只好发挥每位同志的特长，奔赴各地想办法先将队伍拉起来再说。我原在天津做地下工作，若不是身份暴露逃出来，这会儿还应该在电话局当技师，但是，如果我的身份没暴露，玉如也不会下决心跟我私奔。如今，华北的所有同志都在忙于抗战，只有我们这两位闲人躲在独流镇我姨妈家里度蜜月，自然应该出来工作。从另一方面讲，我也明白领导的想法，他们之所以选中我前往沧州收编麻老二的土匪武装，必定是因为我姨夫曾是静海县的土匪头子，认为我对土匪理当有所了解。只是这话我们谁也没有明说，讲明了反倒不美。
接受了任务我原想只身前往，但领导却让我把玉如带上，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带上她毕竟是个帮手，而且也是很好的掩护。只是，我此去是与日寇、土匪、汉奸打交道，危险得很，有我一个人舍身前往也就罢了，没必要让玉如这种娇贵的女学生跟着犯险。但这话我又没法开口，因为抗日救国要求我毁家纾难，一味地心疼太太会让我在领导面前显得不像个英雄。
我跟玉如坐小船沿南运河到沧州起旱，又坐马车在日本人新铺了柏油的公路上走了大半天才来到目的地。辛店是沧州和盐山县城之间的大集镇，五天赶两个集。看到这个大集镇我才明白上级领导的英明，这条公路是京津直通山东的要道，在这个地方撂一支抗日武装，便等于在敌人的咽喉上插了根刺。当然了，日本人想必也明白这个道理，辛店据点正在建设之中，规模很大，炮楼和兵营已经建好，周边的环形围墙和濠沟也修得差不多了。
我先把玉如隐蔽在接应人高占魁家里，然后才去辛店据点找我表哥。以往上学的时候，我每年暑假都到姨妈家里长住，很是佩服姨夫身上的那股子豪横之气，跟他学了不少东西。跟表哥我也很亲近，当年他总是带着我到处玩，给我买好东西吃。然而，这一次我并不想让表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更不想让他知道我是带着家眷来的，因为他毕竟是伪军中队长，是汉奸。
表哥见到我着实亲热，说早接到你的信了，只是我每日瞎忙，你信上又没个准日子，要不我就派人到沧州接你了。我说你忙的都是“正经事”。他说你小子别骂我了，我这也是没办法。于是我们相对大笑。
我发现表哥在外貌上没有多大变化，依旧高大英俊，只是一条腿受伤变瘸了，神情中也多了些阴郁，不像当年在家里当独生子时那般快活。我细一问才得知，表嫂几个月前去世了，他怕老母伤心，就没敢告诉家里。我只好安慰他说，等我回天津给你找一个女学生。他问我有没有娶亲，我只好说还没有。他便笑我说，有女学生还是先留给你自己吧。
我最初的计划是，先找到表哥，然后由他替我与麻老二牵线。毕竟兵匪一家，他们同居一地，没办法不打交道。我猜想，上级领导也必定料到我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了解我的一切。表哥问我找麻老二是寻仇、做生意还是拉队伍，我只回说是做生意。表哥很体贴地没再细问，因为在这乱世，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对自家兄弟也不便言说的秘密。然而，他却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联络麻老二的想法，见我拿定主意不肯改口，他便为难得不行，脸上苦得能拧出水来，最后只好说，麻老二那家伙是个混账，不好说话，跟他非但没有交情，可能还有些嫌隙，要是万一有了麻烦，让我可别自己硬挺着，赶紧带信给他。
走出据点，路过一家肮脏的小饭铺，我以为表哥要请我在这里吃饭，不想，他只将满脸油泥、扎着围裙的掌柜的叫出来说，你赶紧带个话，说我表弟特地从天津来拜会你们东家。当晚，表哥把我安置在一个年轻寡妇家里住，寡妇自称夫家姓周，表哥却叫她王二姐，我只叫大嫂。显然这妇人是表哥的姘妇，对我亲热得好似一盆火，打酒、割肉、烙饼、炒鸡蛋，她五岁的小女儿也跟着剥葱、抱柴禾。我惦记着借住在联络人家里的玉如，但又不能不顺了表哥的意住在这里，心中很不踏实。不想，等表哥刚回据点值夜，高占魁就来了，隔着院门高声道：“二姐你忙哪，今天集上卖剩下两捆韭菜，给你拿一捆吃！”说罢将韭菜放在门口便去了。
我知道高占魁必定是来找我，便借故吃得太饱出去遛食，刚转过街角，高占魁就拉起我飞也似的跑回家。原来玉如病了，上吐下泻，发烧不止。她一见我就委屈得什么似的，说我跟你私奔那天没看皇历，原来是个“大破”之日，可不是好兆，如今连卦师的话也应验了，所以咱们还是先回去，跟领导解释解释，等选个好日子再来。我说你上吐下泻是水土不服，发烧是你这一夏天积的火，坐船被夜风伤着了，内热上火，外感风寒，没有大碍。但我这话她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个劲地埋怨我不疼她。
满族旧家的姑娘出嫁前都被宠坏了，一点小病痛也禁受不起，可这附近几十里又没有医生，无奈之下，我只好听从高占魁的建议，带着玉如去十五里外的村子找麻三姑。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麻三姑其实就是麻老二的寡妇娘。
麻三姑五十多岁的年纪，漆黑的头发挽着个髻儿，用刨花水梳得晶亮；虽是三寸小脚，走起路来却噔噔的，好似一对锻铁花锄；脸上的相貌我最初没看清，因为她那双眼睛就是一台戏，而等到她开口时，我的五官便好似同时被她的话语灌得满满的，一时间什么也辨认不清了。她说：“哎呀，这是谁家的小媳妇这个俊哪！天仙下凡杨贵妃再世这么俊的媳妇，该不是先生您的吧？什么叫前世修今生今生修来世，您真好福气！瞧您这气色便是骑大马坐大轿的命，到我们这小地方来想必是有大买卖要做，不像我那没出息的老儿子不敢出门见世面……”她将东屋里的七八个孩子赶到西屋，又从炕柜里抱出新被褥铺床让玉如躺下，说你们大地方来的人娇贵，睡不惯粗布被，您是从天津卫坐船来还是从济南府坐车来……
还不到一支烟的功夫，麻三姑就将我们二人的身世家财巧妙地套问了一遍，那股精明麻利、亲热自信的劲头，彻底将玉如迷住了，等到听她说满族人最虔敬，信喇嘛，“瞧香”才能管用时，玉如的眼泪便止不住了。三炷香燃起，烧成右高左低，麻三姑说你们城里的姑娘媳妇眼里素净，到了我们这荒村野店难免瞧见不干净的东西，这是“撞客”了。说话间她从瓷罐里摸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在佛前供了供，便用热黄酒化开给玉如灌下，又让孩子们剥大蒜捣烂，一边夸赞玉如细皮嫩肉，“天足”便利，一边将调了面粉的蒜泥敷在玉如的足心和肚脐上，然后她用手指将玉如从头到脚一通揉捏，说你今晚就歇在我这儿，出两身汗，明天一早就没事了。
麻三姑的这番装神弄鬼骗得了玉如和乡下的愚夫愚妇，却骗不了我，但我对她治病的手段倒是很赞赏。她给玉如喝下去的那块东西我认得，是“焦神曲”，治肠胃不调最有效，而捣蒜敷脐也是治疗腹泻的妙方。然而，我却不能让玉如住在这里，以麻三姑的精明世故，等到明天早上，玉如说不定已经连党组织的情况也对她“交代”了。
几天之后我见到麻老二时，只当他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空长个大个子，却是一脸的愁苦相，不似我姨夫手下的那班人总是带着股子满不在乎的劲头。他见面的头一句便是抱怨，说刘队长没事净给他找麻烦，他又从哪变出来你这么个表弟，该不是共匪吧？他口中的刘队长就是我表哥，我说：“你看我像共产党吗？”他说：“不论是君子、恶人，脸上可都没写着字，还是说正经的，你有何贵干？”我笑道：“借用刘唐见晁盖的话说，我这是给你送来了一行大富贵。”他依旧苦着脸说：“”劫道“是我的本行，用不着你送”生辰纲“。”我说：“比那路买卖可大多了。”他便问是什么买卖。但我此时还没想好是否对他说实话，只得脱下皮鞋来揉捏走得酸疼的脚，好借机缓一缓进展过快的话题。麻老二倒也没再催问，而是从我带来的褡裢里掏出酒瓶子喝了一口，又将瓶子递给我，我也喝了一口。就这样，我们二人一人坐在一只坟包上，附近都是玉米地，你一口我一口地喝酒，谁也没再讲话，麻老二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想，既然他肯这样应酬我，就必定还有别的话说，所以心中并不着急，只想慢慢地认清对方是个什么人。早上安顿好玉如后我回到王二姐家，表哥已经在等我，但他并没有问我为什么整夜未归，只叮嘱我去见麻老二时机灵点，要是看情形不对就赶紧跑，损失钱财不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拜山”的表礼也是表哥给预备的，两瓶酒、一刀肉、六把挂面和半斤茶叶，王二姐拿只褡裢把礼物装上，只说晚上回来给我下面条，便没再多话。送我出镇的时候，表哥谈到了一些重要情况，他说麻老二原是杂牌军，常年驻扎在沧州，日本人来时他们还开过几枪，但很快就被打散，他只好带了手下人回家落草；这个人我见过多次，好像没准主意，总也让我摸不透；有人说他是个孝子，对寡妇娘言听计从，但也有人说他恨他娘，却又拿他娘没办法……
根据表哥谈到的情况，我无法判断麻老二是好人还是恶棍，因为窃国大盗也可能是孝子；同时我也无从判断他对国共两党是个什么态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当真得自己警醒着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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