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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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在昆明为暗杀名单上的那几个人，作了积极制裁的准备。10月初，毛人凤在昆明进行了一个月的活动，这是他任军统头目以来，在一个地方停留最久的一次，然而，由于卢汉的敷衍和抵制，他一直想在昆明对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却终未遂心。临别时，他命沈醉不要忘了那张暗杀名单，随时掌握情况，严密监视卢汉、安恩溥等人，确保云南万无一失。至于制裁这些人，要随时做好准备，专等来电，即可动手。
　　沈醉领命后，还真下了不少功夫。他首先利用卢汉身边那些中高层军政人员既拥护卢汉又害怕共产党的心理，时常进行挑拨离间，让这些人纷纷把家眷送往香港。沈醉装出古道热肠的样子，除了随时提供机票外，还为这些人在香港找房子。
　　同时，沈醉还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随时掌握卢汉的动态与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并制定了趁乱解决名单上云南4人的制裁计划。
　　但沈醉对于卢汉已经准备起义的迹象有了充分的判断。
　　吃罢午饭，沈醉将与徐远举一同来的军统另外两个处长成希超和郭旭安排去了市内较豪华的皇后酒店，徐远举则留在了沈醉的官邸。一直心神不定的周养浩则拎过行李，固执地住到了朋友家中，专等明天的飞机去台湾。
　　沈醉知他一向与徐远举不睦，彼此瞧不上眼，不住在一起，也算减少了摩擦。客套了一番后，他送走了周养浩。当他返身回家时，徐远举狰狞着一张扭曲的脸，仰躺在沙发上，已酣然入睡。
　　他正欲走上前，安排徐远举进房间休息。突然，传令兵送来一张手令。沈醉展开一看，是刚到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张群送来的通知，拟邀请他去五华山卢汉家中开会，共商昆明的防务大计。已知箭在弦上的沈醉看罢手令，心中却顿生狐疑。以眼下情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因为卢汉一直在对自己采取躲避、推脱、敷衍的办法，从不邀请自己开什么会，再说，张群办事不急不躁，怎么一到昆明休都不休息，当夜就要急迫地开会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沈醉捧着通知，怔在了那里。
　　稍有响动便有警觉的徐远举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他见沈醉这等表情，心中早明白了八九分，他霍地从沙发上翻滚下来，走上前，猛地一把从沈醉手中抢过通知，仔细查看了起来。
　　“徐处长，”沈醉紧皱着眉，问道，“这里会不会有什么诈？你长期在张长官身边，这是他写的吗？”
　　徐远举的一双鹰眼像是欲将通知盯穿似的，他仔细看着手令上那枚鲜红的图章，肯定地点着头，“与张长官打交道也就那几个月功夫，但他的图章就是烧成灰我也能认得清。这手令上的图章就是他平常所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肯定？”沈醉不放心地追问一句。
　　徐远举将通知递给沈醉手中，不屑中却是满目得意，“你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吃这碗饭，没点手段怎么混？告诉你吧，沈老弟，对金石字画的鉴定，我徐某人也是行家。张长官的图章印信我看过一回，就明白了特征。这一枚没有假，你尽可放心。”
　　当晚，沈醉给毛人凤发了封电报，简略报告了昆明的情况，然后他煞有介事地召集了手下　的大小特务开了个短会，令他们作好预防于万一的准备。并称，如当夜11点没有电话回来，便把档案名册等资料一并销毁，然后全副武装冲到附近的国民党余程万指挥的第二十六军部队中去。
　　布置完后，沈醉又将他一直潜藏在手、从不离身的手枪、日记本、密电码交与其副处长。那位副处长惊疑地问道：“处座，这些东西你带上方便些。”
　　沈醉故作轻松地答道：“去了那里，这些还用得着吗？你们不要担心什么，我很快就会回来。”
　　但他这一次却注定回不来了。
　　硬着头皮的沈醉驾一辆越野车穿过夜幕，直朝五华山驶去。结果，省府的人告诉他，开会地点在卢汉青云路官邸。沈醉一拍脑门，这才猛然想起，自己居然连通知上的地址都搞错了。他立即掉转车头，驶往青云路卢汉家中。
　　蓬山此去无多路（3）
　　奇怪！当沈醉好不容易将他硕大的越野车塞进卢公馆后院时，刚探出头，却蓦地发现四周如临大敌，全是荷枪实弹、游弋不定的军警，他认得出来，这些人俱是卢汉的卫士营。
　　沈醉心里“格登”一下，一颗心悬在了嗓子眼。多年刀口舔血的魔窟生涯令他顿感不妙，下午的设想就要成了现实。于是，他缩回头，欲将车倒出去，溜之大吉。
　　这时，一名排长持着卡宾枪，快步上前，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礼貌地告知他，外面还有车进入，不便倒车，可将车停在这里，卢长官、张长官等正在楼上会客室等他。
　　说着，不待沈醉反应，那名排长便越过他，将车门打开，礼貌而又不容置辩地将他搀扶了下来。随后，又有四五名卫士拥上来，恭敬却又不容他有丝毫挣扎地将他簇拥着，带到了二楼的会客室。
　　沈醉被拥进了会客室。浓浓的烟雾令他双眼迷离，他不停地用手挥散着烟雾，定睛一看，屋中已坐满了七人。这些人服饰整齐，胸前挂满勋标，他们一言不发，猛抽着烟，面面相觑。
　　这些人俱是在云南手握兵权的国民党中央军高级将领。内中计有：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兼云南编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二十六师长石补天，宪兵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其参谋长童自莲，空军第五区副司令沈延世。
　　沈醉眼巴巴地望着这几位平时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高级将领。此刻，他们全都阴沉着脸，不发一言。失望之下，他猛地瞥见了正独坐一隅的张长官张群，他穿一件银灰色的西装，打了一条鲜亮突兀的红领带，嘴上含着一根硕大的雪茄，乜斜着眼，似笑非笑。
　　沈醉逡巡的目光捕捉住他时，张群取下烟，把双肩一耸，吐了吐舌头，双手往外夸张地一摊，便苦笑开了。
　　这些迹象再也明白不过，他们被扣留了。沈醉如同掉进了冰窖，全身顿感凉透了肌骨。他的老友、正拼命吸烟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这时狠狠将一支烟头掐灭在烟缸中，然后嘲弄似地叹道：“这里又送上来一个受骗上当的人。”
　　沈醉往外一看，猛然看见了门边的电话机。他顾不了其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准备给军统云南站挂个电话。岂料，刚刚握住话筒，两名卫士便礼貌地走上前，劝道：“沈处长，请坐下来，上峰有令，一律不许会客见客，更不许通电话。请上坐，别让弟兄们为难。”
　　沈醉只得悻悻地寻了李弥身旁的一处空位，坐了下去。突然，不远处的空军第五区副司令沈延世恍然大悟般地弹射起来。大家“刷”地一下，将惊疑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他。
　　沈延世地从军装内的贴身口袋中摸出了一张机密电，他略为迟疑一下，便递给了李弥等人。
　　究竟是什么宝物？沈醉心中暗忖，他偏过头，好奇地和李弥、余程万三人迫不及待地看了下去。不看犹可，一看令他大惊，原来是蒋介石上午从成都发来的紧急密电。
　　这天下午，蒋介石得知昆明巫家坝机场被禁航后，立即由空军电台转拍急电通知李弥和余程万，务必不要逗留昆明，返回宣威、曲靖，然后率部向昆明进发，对卢汉形成武力压迫之势。
　　李弥看完后，脸色顿时气得铁青。他一把将电报往地上一摔，当即责问道：“为哪样这时候才通知？早干什么去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沈延世赦颜一笑，低眉顺首答道：“我当时找不到你们。又想到今晚上开会，在这里可以碰头……我就……”
　　“你搞个卵！日脓包。”李弥听他这一争辩；愈加愤怒；他站起身几乎是指着沈延世的鼻子骂道，“党国大业就是毁在了你们这帮饭桶手里。”
　　“你说清楚，谁是饭桶？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样，还能是国家栋梁？当年徐蚌会战，哪个不知你李弥是败军之将，这时候来鸡脚神戴眼镜，假充正神。”沈延世也不甘示弱，索性将李弥当年从淮海大战的阵前侥幸逃生的老底都端了出来。
　　李弥更加愤怒，跺着脚跳起来，恨不能立刻将沈延世打倒在地。余程万忙起身，往两人中间一横，做了个息事宁人的手势，劝道：“都到这个时候了，争来争去有什么用，你们不怕别人笑话，我还怕呢！”
　　沈延世与李弥经这一劝，这才气呼呼坐了下来。
　　一会儿，卢汉的警卫营营长带着十多名卫士齐刷刷冲了进来，他们人人手持双枪，胸前还挂着一把卡宾枪。那营长端庄地行过礼后，便宣布道：“请各位长官别动，我们奉命检查。”
　　说完，他一挥手，便以两人为一组，开始对他们搜身。
　　沈醉首当其冲被带到大厅中间，当着他的面，他们首先将他挂在外面的大衣提溜进来，仔细搜查了一遍，然后，那营长端着枪，张开机头，对准沈醉。两名卫士上前将他全身搜了搜，结果除几两黄金外，并无其他。
　　营长用枪拨拨帽沿，不解地问道：“你天天挂在身边的手枪在哪里？”
　　沈醉故作轻松地笑道：“我早放在家里了。你我都是靠手中的这二斤半吃饭，遇到这种情况，带上它又有什么用？”
　　警卫营长点点头，便朝座位努了努嘴，沈醉识趣地坐了回去。
　　事后，沈醉回想起这一幕，至死都觉后怕。如果当时他有什么丁点举动，那些卫士会立刻将他打成马蜂窝。据起义后的卢汉回忆，因沈醉善使双枪，又会武术，国民党上下颇负盛名，对他的防范搜查与拘捕，事先都由卢汉自己给那警卫营长反复交待了多次。沈醉个人值得万幸的是，在那一刻，他识了时务，表现出了少有的合作与温顺。
　　蓬山此去无多路（4）
　　夜半2时左右，恹恹欲睡的几个人拥在沙发中度日如年。卢汉派来自己的副官，不露声色地将军阶、资历最望的李弥与余程万请下了楼。须臾，一阵尖利的马达声响过后，沈醉往窗前一望，见这二人被拥上车拉了出去。
　　“政变都这样。李将军、余将军肯定被他们送去上路了（枪杀）。”沈醉不由得闭上眼，喃喃自语。
　　这时，副官又带着卫士走入室内，将沈醉和李楚藩二人带了出去。沈醉整整衣冠，脑中惧死的概念已过了临界点。走到走廊，他暗自思忖，过去冷血杀人，从不手软，如今落到自己，真个是应验了那句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看来是躲不过这一关了。要死索性死个痛快，可不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两头受罪。于是，他从口袋中掏出那几两黄金，趁其余人不注意，立即塞进解他的那名卫士手中，求道：
　　“兄弟，枪打准一点，拜托了。”
　　那卫士瞅瞅黄金，又瞅瞅一脸怪异的沈醉，最后伸手将黄金挡了回去，然后将他向前推了推。
　　沈醉只得尴尬地揣好黄金，跟下了楼。
　　上了车，随着五华山卢汉官邸的临近，沈醉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明白，这是将他们几人趁着夜幕转移到此，不会有性命之虞。果然，到了五华山卢汉官邸，他们被安置到了卢汉的办公室，而且，早到的李弥、余程万已盘腿坐在了行军床崭新的褥子上。
　　次日上午10时，一名叫杨文清的省府委员将一份事先拟好的起义通电摆在了沈醉面前，希望他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交出军统在昆明的人员、电台、图册，拥护卢汉起义。
　　对此，沈醉在事后有这样的记述：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入。我考虑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踏地的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作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成仁”，还服服帖帖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根据沈醉从功德林监狱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时撰写的回忆录，关于其去留详情，此为一说。然而，实际上，以他的军统背景，又是敏感人物，卢汉既然已宣布起义，难道会放走他吗？况两人并无深交，卢汉又一直厌恶军统安插在身边的这些钉子。
　　张群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和卢汉私交甚厚，又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为卢汉作保。此番再来昆明，一下成了阶下囚，其随从质问卢汉的幕僚，“我们张长官多次在总裁面前为卢长官作保，他才安然到了今天，这样做对得起人吗？”无奈之下，张群托人转告卢汉，以他和蒋介石多年的情谊，不便参加起义，请卢汉务必理解。
　　最后，张群表示，今后不再涉足政治，愿去香港和国外做寓公，对于卢汉的起义他能理解，但共产党也不是好惹的，请卢汉多保重。
　　卢汉踌躇之下，出于私谊，第三天便放走了张群，中共闻知后，立即向卢汉提出强烈的抗议，指他违背了起义信条，周恩来更是遗憾地说，我们本来可以用张群来交换张学良的。
　　被逼无奈之下参加起义的沈醉，解放后辗转囚于重庆、北京，其起义将领身份的确认则是在1978年以后，此时，他已垂垂老矣。
　　至于徐远举、周养浩的落网，那是注定的插翅难逃。
　　常言道：“狡兔三窟”。当夜徐远举待沈醉一出门，便一骨碌爬起来，又将下午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子英送来的几张汽车“特别通行证”抓过一张，将沈醉桌上放着的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往口袋里一装，住到了其朋友——与军统一向交厚的朱子英家中。
　　这时，徐远举的如意算盘拨得哗哗响，他想先让沈醉将当晚的开会情况通报一声，约定第二天由沈醉将他和周养浩、总务处长成希超三人亲自送往机场，提前飞往台湾或海南岛。
　　很可能由于连日太疲乏，他到朱子英家中后，朱不在，朱家的佣人都认识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他很快地睡了一夜，这一夜云南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完全不清楚。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9点多钟，他一看朱子英还没有回来，便问朱的副官，朱到什么地方去了。
　　蓬山此去无多路（5）
　　这位副官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他知道大事不好，连脸都没有洗就跳上停在汽车间外面的一辆小吉普车，从口袋内摸出从沈醉那里拿去的“特别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把挂于胸前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证章摘下，换上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朱家的司机赶出来，他把手一挥：“我自己驾车去找朱处长，一会儿就回，你们帮我收拾一下行李吧！”
　　当他匆匆忙忙把车开出来，准备到二十六军军部去的时候，正遇上赶来逮捕他的人。他们看见徐远举自己坐在驾驶室内，便把汽车一横，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先烈们鲜血的大刽子手，到了这时，也只好把车停下，束手就擒。
　　周养浩当天上午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还是被清查了出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几天前，这些魔头操纵着数百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耀武扬威，转瞬间，已经沦落为阶下囚，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
　　徐远举等一干人被捕后，关押于昆明陆军监狱。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沈、徐、周均为“九九整肃”的主凶，人民愤愤不平，纷纷向政府提出处理要求。为有利于这些战犯的改造，1950年5月，西南公安部决定将这些人转往重庆四德村拘留所，后又被转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饶有兴味的是，徐远举、沈醉、周养浩、成希超四人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他们同一天在昆明落网，关押在监狱后，彼此又见面了。徐远举挖苦沈醉说：“满以为你卖友求荣，必定荣华富贵，不想你也落到这步田地。”对于周养浩，他更是挖苦讽刺，“徒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
　　周养浩则称他“刻薄少人性，五大三粗，不学无术”。
　　三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隔开来。
　　1973年初，徐远举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在北京复兴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沈醉活到了八十年代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其生前撰述的有关军统的专著，引来洛阳纸贵，他本人更是成了一个“出土的”传奇人物。
　　暗杀名单上的国民党大佬陈仪，因弟子汤恩伯出卖了恩师，被绑架去了台湾，后被公开枪杀。白崇禧桂系本钱输光，彷徨海南，蒋介石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自投落网，结局堪忧。”
　　1949年12月9日夜，成都北较场中正楼。蒋介石围着炉火，望着墙上的耶稣受难像，目光呆痴。毛人凤手捧着电文，战战兢兢地拘立于一旁。良久，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冰窟里冒了出来：“讲，但讲无妨。”
　　“总裁，”毛人凤嗫嚅着道：“刚才接到电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人已公开通电投共，川南的郭汝瑰也步其后尘，叛变投降了共产党。”
　　“娘希匹！”蒋介石一掌拍在炉案上，霍地立起：“卢汉、刘文辉这些人背叛我，现在连我的学生也背叛我。农夫和蛇的故事，那是哪个讲的？哦！是岳军。怪只怪我们太手慈心软，防患不严，尤其是对这些人不该抱有幻想。就说卢汉，明知他有投共叛国的迹象，我还对他心存幻想，不怪你们，怪我当断不断。”
　　毛人凤待蒋介石打住话，便试探着问道：“现在我们制裁他几个不稳的异己分子，可以震慑住那些人。”
　　“晚了。”蒋介石失望地叹了口气，“古人云，做事不可在人后。我们处处在人后，民盟那些捣蛋分子，个个都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给弄走了，各地的封疆大吏降的降，跑的跑，就是上了那张制裁名单，又被制裁了几个？”
　　毛人凤顿时脸色惨白，惶恐地答道：“总裁，都怪卑职办事不力，有负总裁厚望、党国深恩。”
　　“不怪你们。”蒋介石依旧大度地一挥手，转过头反问道：“那个陈仪被处置得怎么样？”
　　“我们已将他转移到台湾，由军统严加看守，绝不会出任何差错。是不是把他立即制裁掉？”
　　“现在不用。”蒋介石陡地提高声音，双眼满含怒火，“这个陈仪也是我党国元老，关键时候贪生怕死，恋栈荣华富贵，居然策反党国高级将领公开投共。此人虽早上了那张名单，但我一直没让你们执行。为的就是交由军法审理，公开处置，以正告那些异己分子。”
　　陈仪何许人，怎令蒋介石如此仇视呢？这还得从汤恩伯与他的师生之谊说起。陈仪和杨杰一样，是国民党元老，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深得蒋的信任与器重，先后担任军界、政界重要职务。他官至陆军中将时，汤恩伯年少欲觅个人出路，正苦闷无助，得到父亲老友陈仪的指引和资助，从而得以赴日本进军校。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旅，无所依靠。经陈仪的提拔与鼎力推荐，始得蒋介石的逐渐重用与信任。汤恩伯为此感激涕零，人前人后直呼陈为“干爸”。
　　解放战争后期，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不愿打内战。他决心利用自己与汤恩伯的私谊，策动他起义。于是，陈仪遂写密信给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汤恩伯为了效忠蒋介石，不惜出卖了自己的老师。他将陈仪的信当即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愤怒无比，认为国民党的惨败都是这些不忠的官员造成的。蒋下令汤恩伯逮捕了陈仪。这时，“太子”蒋经国因为陈仪过去对他的不恭，又火上浇油地奏上了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