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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皇帝唐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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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没有国际化背景，没有有名气的职业经理人。盛大当时缺少的就是管理。陈天桥说：你要加盟盛大的话，盛大上市的机会就大了。这个对我而言是最有吸引力的，不管是管理一家小公司还是一家大公司，我在微软都已经积累起了这样的经验，但运作一家公司上市的经验，我还没有。我需要这方面的经验。
作者：陈天桥对您的期望是这样的，那么您希望自己从盛大获得什么呢？
唐骏：作为职业经理人，当时我最想得到的不只是一段经历，我觉得把一家公司做大，我有这个实力。我觉得学会资本运作的经验，这对我的未来是最重要的。在盛大几年之后，外界评价时认为我最大的长处是做资本运作。其实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最大的长处是管理。在微软，我学到的最多的就是管理。只是大家觉得在当下中国，资本运作更为重要，但实际上，企业的管理十分重要。从盛大出来之后，大家都认为唐骏最大的长处是做资本运作，可见盛大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补充了资本运作的经验。现在要从头到尾地运作一家公司上市，我已经十分熟悉。
作者：对于当时的网络游戏，大家都觉得是一个赚钱的行业，但没有想到它会做得那么大。您凭什么觉得网络游戏会做成现在这么大的规模？
唐骏：通过盛大，通过盛大的财务报表与运营状况，我已经发现盛大确实是一家赚钱的公司。盛大最吸引我的是有运作资本市场的平台，其次就是网络游戏这个商业模式，我对商业模式比较看重。我当时觉得网络游戏的商业模式与传统软件模式不同的一点是，传统软件是卖盒装软件，而网络游戏卖的是服务。在互联网时代，由传统软件向服务转型，正是当时微软努力做的。但微软当时尚未完成这样的转型，在中国的盛大已经完成了，我觉得这十分了不起。
作者：为什么要离开盛大？
唐骏：离开盛大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的价值观就是不断地接受新的挑战，盛大已经十分成熟，在可预见的日子里不可能有跨跃式的发展。陈天桥找我说，合同快到期了，有可能的话想再继续合作。事实上，我跟盛大完全可以合作下去，合作关系是很融洽的，在盛大再呆十年没问题。是否离开，我其实也做过许多权衡。我首先回想了在盛大的历史。盛大过去四年是蛮惊险的，做上市、收购新浪、“盒子计划”。可谓波澜壮阔，很精彩。但静下心来想，盛大以后不会那么精彩了。在盛大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就像一个战士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有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我已经看到了盛大未来的四年和过去的四年相比，不会有前面的四年那么精彩。经过权衡我觉得，我留在盛大，对盛大没有那么大的价值，盛大对我个人的价值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当时我就想，是不是寻求另一个更具挑战性，更有发展空间的机会。我喜欢有更多挑战，因为我是职业经理人。作为职业经理人，我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行业，过去我一直在IT行业。当陈天桥邀请我再做四年的时候，我没有直接回答说我愿意。但事实上，我已经在寻找其他机会。
作者：您离开盛大，陈天桥会不会觉得没面子？
唐骏：没有，现在我跟陈天桥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好了，现在我们两个人还经常发发短信。
作者：您还会给陈天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吗？
唐骏：离开时，陈天桥就说做他的顾问吧，我们有很多事还要交流。我也毫无保留，说自己已经决定离开，今后对盛大的帮助，不愿以顾问的形式提供，更愿意以朋友的形式提供。我也觉得自己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我对盛大也了解，对网络游戏这个产业也了解。一直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唐骏你不是盛大的职业经理人，是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职业经理人。
作者：怎么会是网游产业的代言人？
唐骏：现在在中国，对网游的认识都是我提出来的，因此我经常说我可以代表网游，因为人们是通过我来认识网游的。人们认为网游有害，有人说无害，反而引起人们群起而攻之。我不说是无害的，也不说网游有害，我只说网游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因为网游，是因为社会给小孩的压力太大，小孩们找到了网游这个出口来发泄。
作者：多样化娱乐中的一种？
唐骏：对，可以是这么一个概念，多元化的一种选择，就像打麻将、打牌一样。正反两面我都会说，网游的正面影响、反面影响我都会说。
一、微软中国区总裁
高群耀的来信2002年3月15日这一天，唐骏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正在上海，任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唐骏像往常一样收邮件，他收到了一封让他意想不到的邮件，是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高群耀发给他的，高群耀在信中告诉唐骏，他要离开微软。高群耀在邮件中告诉唐骏：“我将于2002年3月29日辞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职务，去追求在业界更富于挑战和对中国发展有更多贡献的职业生涯。”信末所留的电子邮件地址为高群耀私人邮箱，不再以“”结尾。唐骏立即拨打高群耀手机，高群耀手机关机。唐骏马上给高群耀回了一封电子邮件，唐骏在电子邮件中对高群耀说，自己感到很伤感，很不希望他离开微软，唐骏问高群耀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唐骏没有收到高群耀的回复。唐骏劝说高群耀的理由是：“第一，你对公司很好；第二，公司需要你。”唐骏对高群耀的离开感觉很突兀。2002年3月初，高群耀去上海，唐骏还和他一起吃早餐。那时正好做完年度总结报告，两个人所谈都是报告与工作的事情，高群耀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去意。除了突兀之外，唐骏还觉得遗憾：丧失了一个共事的好伙伴。微软中国公司和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是微软设在中国的两大机构，唐骏和高群耀之间有很多合作。高群耀每次到上海，两个人总会在一起吃饭。唐骏感觉高群耀很温和，“为人非常好”，很尊重高群耀；唐骏感觉高群耀也很尊重他，因为“我是微软老员工”。当时，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创公司负责全亚洲区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的业务。除了上述两大机构外，微软还有一个十分独立的机构，即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是李开复，第二任院长是张亚勤。除张亚勤外，唐骏、李开复、高群耀都已经离开了微软，但现在他们仍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唐骏一直认为，朋友是一辈子的事情，不会因为工作发生变化就有了变化。唐骏还得权衡，因为微软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微软人自己总结，自1992年进入中国以来，微软中国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绩。业界普遍把原因归结为：战略上对政府关系重视不够，对华投资不力；微软中国有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微软中国产品研发中心和微软中国公司四个权力相对独立的窗口，中国区总裁与总部的沟通不畅；中国这个世界上盗版第一猖獗的市场腐蚀了微软的利润。唐骏清楚，坐在这个位置上，就需要理清这些矛盾与麻烦。对微软说“NO”更让唐骏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因为实在出乎意料，唐骏首次在微软向上级说“NO”了 。唐骏收到高群耀电子邮件的第三天，媒体开始报道“高群耀辞职”一事；两天后，微软对外证实高群耀离职；又过三天，唐骏收到微软高层的一封电子邮件，高层在邮件中说：“有非常非常紧急的电话会议要和唐骏开，要唐骏一定将时间预留出来。”收到这封电子邮件，唐骏已经知道下面的事情了：微软总部有意让他接替高群耀出任微软中国总裁。但唐骏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在微软眼里，唐骏则是“受命于危难”的最合适的人选。他在1998年获得总部授予的微软最高荣誉——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在2000年获得公司管理层杰出管理奖；2001年度，他又获微软公司杰出贡献奖和比尔·盖茨亲自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高群耀离去后，微软需要一个人在中国与其共度难关，唐骏是首选。“我的人生哲学比较简单，我喜欢开心，我不追求富贵荣华。就算现在没工作了，我也无所谓。我在上海有房子、有车，今后吃饭的钱也有了，这辈子我会过得很开心。所以，我不会因为追求名利、地位、金钱，而失掉快乐。”“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中我要特别地开心。”“我不是冒险主义者，我不冒险，也不需要冒险。”事实上，唐骏心态比较复杂。出任微软中国总裁是惊险一跃，也将失去许多，包括开心、快乐、安逸的生活，而且还得冒险。
收到邮件的当天，唐骏与总部通电话：“不。我不能去北京当总裁。我在上海已经做得挺好，我不想离开上海。而且，我已经答应做微创CEO了，微创是盖茨对上海的承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创同时兼做，我的担子已经足够重了。”电话那头的微软高层不由唐骏分说，就抢过话去：“现在是公司关键时期，你说的那些，公司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你解决，但你现在必须慎重考虑我的提议。明天，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还会谈同样的事。但公司的策略一定不会变，你必须重新考虑一下。”第二天，微软总部的电话又来了，是更高一级的高层。唐骏这次没敢直接说“不”，他先听对方说。情况紧急，对方也不兜圈子：“公司一定要你来做总裁，你说的那几个顾虑，我们都已经考虑了，你可以兼任微创CEO。”对方为唐骏考虑得十分周到：“你不是舍不得你原来的公司吗？你也可以在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继续挂名。你当了总裁，公司上下一定会支持你。”总部将话说到这份上，唐骏已经没了推辞的余地。唐骏说：“再让我考虑一下。”实际上已经松口。唐骏接着被叫去美国面谈，在唐骏答应出任总裁1小时后，中国媒体就被告知微软已经任命唐骏为中国公司总裁。兼任三个职位的一把手，唐骏担子殊重，唐骏需要一种最佳的配置时间的方式，才能同时兼顾。唐骏在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准备只花1％的时间。“这个位子我已经坐了4年半，所有的人都是我一个个招进来的，管理层也是我一个个从员工培养起来的。在那里，只要唐总认为不能做的事，没人敢做；在那里，唐总说了应该怎样做，他们就会怎样做。我在那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所以，我只准备半年去一次，开半个小时的员工大会，说说哪里做得很好，哪里需要改进。”唐骏准备在上海微创花5％的时间。“微创，我已经把管理理念、文化、运作模式、经理都找好了，明年销售额的80％到90％我也帮他们拿到了。订单拿到了，管理队伍找到了，员工找到了，下面的就是运作了，所以，我只要花5％的时间关注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还剩下94％的时间，唐骏将用在微软中国的职位上，与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上海微创不同，微软中国需要重建。唐骏一下子多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的工资却一点没涨。微软每年8月涨一次工资，涨幅的计算是原工资乘以一个系数，上限是系数的最大值。“这个上限并不是太高，一下子就够得着。在过去8年中，我几乎每年都涨到了上限顶峰，今年再涨到上限也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唐骏坚持做这么多事情，纯粹是他要强的个性使然，也与微软总部、比尔·盖茨、鲍尔默对他的倚重有关。微软到中国已经十年了，微软在中国花的心思、换的总裁比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多，却换不来业绩，比尔·盖茨要唐骏突破这个怪圈。微软中国总裁第一天2002年5月17日，北京。唐骏正式上班第一天，他在管理层发表就职演说。他知道这里不是上海，他知道底下的人对自己将信将疑，短时间内不可能将他们当作嫡系。唐骏得想办法让他们觉得他是“自己人”，但很困难。唐骏首先向管理层表示，他相信他们信任他们，也希望他们给他时间和机会证明他自己。唐骏的嫡系在上海，在上海微创与上海微软中国技术支持中心，北京的微软中国是交接过来的班子，唐骏清楚自己在其中不能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做错了，就会有很大的反弹和抵触，这种反弹和抵触会形成恶性循环。情况若真是如此发展，唐骏则可能成为微软历史上又一位来去匆匆的微软中国区总裁。从杜家滨、吴士宏到高群耀，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任期不超过两年，这被称为微软中国区总裁的宿命。
微软中国区总裁一职也因此被称为外企职业经理人的“火山口”。现在，他还不知道火山口的全部意义，直到两年之后，他才深深地感受到“火山口”的全部意义。坐上微软中国总裁的位置上，将不得不面对众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与前任总裁“无作为”不同，他试着一个个去解决。唐骏之后，微软只有大中华区总裁，再无微软中国总裁，他成为最后一任微软中国总裁。伴随“微软中国总裁”这个称号作古的，还有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他要先稳住高层，然后稳住普通员工。上任伊始，他就先跟高层主管们说：“放心，你们我不动。”稳住了高层后，又在整个公司推行以员工为主的服务计划，凝聚普通员工。早在北京露面之前，他就把微软中国13位高层主管拉到广州开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他在会上阐述了他的管理理念：规范、透明、公平。所有公司中最不透明的是人事。一般新上任总裁总要带自己的人过来，在人事上是总裁说要提拔谁就提拔谁。唐骏首先就从人事上着手。他承诺，半年内将不做任何组织人事的变动。而且，如果公司要提拔任何一个人进入高级管理层，都必须得到所有高层主管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每位高层主管都享有单票否决权。“要做到这一步其实很难，首先我要公平，这样我跟管理层之间保持一种等距离关系，他们在圆周，我在圆心上。”唐骏说，“我不希望建立自己的山头。有些人离我近，有些人离我远，办公室政治就出现了。”半年过去后，唐骏的承诺得以兑现。“我不相信换了一半的微软中国高层管理人员，我的业务就会突飞猛进地增长，”他说，“这个承诺带来的效益是什么？是凝聚力。这是我们广州会议的核心。”他发现，自己很会搞团队建设，因为并没有媒体预测的高层跳槽、员工流动。
二、唐骏PK盗版
比尔·盖茨发怒了融入微软中国并不是唐骏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业绩问题。唐骏清楚：微软让他当总裁，就是要他将业绩做得比前任好。业绩问题背后是盗版问题。只要大家都用正版，唐骏的业绩会好到天上去，但唐骏清楚，他在任期间不能“过分”地打击盗版。过分地打击盗版，他的下场会跟他的前任一样。不过分地打击盗版，这是唐骏与他前任——杜家滨、吴士宏、高群耀最不同的一点：他们都是打击盗版高手。唐骏认为：“我很难评价我的前任处理盗版的方式和方法，但我不会加大力度来告诉人们盗版横行。”“过分地强调盗版会导致反感。”唐骏将心比心地说，“中国人不喜欢被强迫，中国人喜欢将心比心。话讲清楚了，说明白了，事情就好办。”他所谓的事情好办，是指不会遇到他的前任在中国那么大的阻力。唐骏认为，打击盗版不应由微软这样的商业公司推动。盗版对中国软件产业的影响更大，国家不会任其发展。微软最明智的做法是配合政府的行为。“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盗版毁了他们前程，将他们扼杀在了发展期。”以前数任总裁的做法是这样的：微软划定游戏规则，政府、产业界、企业跟着微软制定的规则走就行，只有这样，中国的软件产业才有机会。微软俨然是个领导者。在美国微软是领导者，它带动了美国软件产业的崛起，而美国软件业的崛起，则产生了盖茨这样的美国式英雄与微软这个美国式传奇。微软谆谆教导：学习微软，中国就能产生美国式的英雄与微软式的传奇。唐骏则很聪明：中国不能复制美国式传奇，中国有自己的规则。唐骏对微软总部说：微软在中国的角色就是配合政府，安安分分地做一个企业公民，不能速成，只能缓进。比尔·盖茨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喜欢盗版，我希望他们盗版我们的软件，到时我就能向他们收钱。”这句话后来被演绎成：“让中国人去偷吧，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作家方兴东后来在《挑战微软》一书中又反复提及这句话，并被渗入道德因素。这句话还被译成：“只要他们想偷，我们希望他们偷我们的。”因为用户会上瘾，因为他可以算出未来十年的收成。这句话甚至被简化成：“中国人是小偷”。比尔·盖茨说话直率，此话用商业标准衡量没有问题。后来由于渗进道德情绪，这句话演变成微软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公关危机之一。一个坊间笑话是这样的：比尔·盖茨刚到中国时很兴奋，因为有上亿人使用电脑，电脑里都装着Windows；接下来他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用微软的东西，微软在中国却没有营收呢？等他弄明白时，他开始愤怒了，因为人们一边免费使用微软产品，一边大骂微软。坊间笑话没有史学价值，但却准确反映了微软的困境，唐骏得想办法突破这样的困境。前有微软 后有盗版唐骏需要说服微软总部，对微软中国区的总裁考核不重在业绩上，特别是短期考核。这样，他才有做事的空间。唐骏是这样说服微软美国总部的：盗版对微软营收的影响并不大。2001年，即唐骏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前一年，微软全年共赚了158亿美元，合1400亿人民币。对于微软来说，在中国丢掉一个亿（美元），等于全公司放假半天。短期不注重业绩，并不代表长期不注重业绩。微软当下的任务是让中国人用微软的产品，等产业环境变好了，微软自然就能收到钱。与盖茨的原话相比，唐骏的话不含道德批判，不会对中国企业、中国人造成情感上的伤害。事实上，中国软件产业界也明白：任由盗版横行，受伤的除了微软外，还有中国软件产业。唐骏之后，中国的企业，包括金山、用友等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呼吁打击盗版、净化中国软件产业环境。在这些企业之后，加入打击盗版行列的是中国政府，然后是产业界的知识分子。微软、企业、政府、知识分子四股力量，最终推动着中国打击盗版事业缓慢向前，微软一进中国就开始了这项事业，但唐骏最先考虑将这四股力量结合起来。
唐骏领导下的微软中国对待盗版的态度与前任不同。他不主张依靠打击盗版来作为业务增长的手段，他希望通过教育来引导，加强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盗版对微软的损害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点点利益的损害，1％也不到。但盗版及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会危及中国软件发展的根本利益。唐骏的话，这在2001年已成中国软件产业内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唐骏对中国企业、中国政府、中国媒体讲：中国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软件发展资源、人才和市场。发展软件产业的关键是树立人们的软件消费意识——即保护知识产权意识，这个意识对于软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不保护知识产权，做出来的东西没人买怎么发展？谁还会再投资做研发呢？那样中国的软件如何进步呢？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起码的软件行业规矩！在中国，“挑战微软”的除了方兴东的书外，软件产业界还有两个公司试图挑战微软：一个是金山软件公司，这家公司推出的办公套件WPS被视为微软办公套件Office的替代品；一个是四通利方，微软视窗Windows需借助其产品《中文之星》才能在中文环境中运行。前者的领军人物叫求伯君，后者的领军人物叫王志东。他们是中国优秀程序员的代表，在与微软的角逐中，他们先后失败。他们的失败，因为微软，更因为中国盗版横行的软件产业环境。但失败成就了他们，王志东后来进军门户网站，求伯君后来进军网游。新浪与金山先后成功上市，作为中国程序员的代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编写出优秀的软件，而是因为避开了与微软的正面竞争。这是一代软件人的悲剧。求伯君、王志东、王江民（程序员，江民科技创始人）、鲍岳桥（程序员，中文平台软件CCDOS创始人）、刘迎建（工程师，汉王创始人）等一代中国软件人，他们无不感慨：前有微软，后有盗版。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台了几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文件，让唐骏感觉很好。也有言论称，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过分了。但他认为：“如果认定一定要与国际接轨，那长痛不如短痛。”不改善产业环境，中国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软件产业始终发展不起来，二是无法与国际接轨。尽管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正在形成，但唐骏依然不敢将希望寄托在这方面。在他看来，打击盗版是政府的事情，他帮不上什么大忙，他要做的不是打击盗版，而是帮助中国将软件产业做大。微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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