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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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下，攻下上海城。
　　入党不过七个月的姚文元，年纪不过十八岁，学历不过高中二年级，从此却有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曾经是地下党员。
　　在“文革”中，在大庭广众之中，姚文元曾不只一次吹起了自己的“光荣史”……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解放以后，姚文元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下面两个姚文元的镜头，时隔二十年，“反差”是那么的强烈：
　　一九四九年初冬，上海还不算太冷，一个穿着蓝得刺眼的干部式棉衣的剃平头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车后的书包架上，捆着一大包刚刚印出的《青年报》。
　　此人便是姚文元。当时他还在继续念高中，课余兼任上海《青年报》的发行员。由于这一职务不属国家干部正式编制，他没有领到国家供给的棉干部服。不过，那象征着“革命”的棉干部服，对他的吸引力未免太大了。他自己花钱，请人照样仿做了一件。只是所买的蓝布颜色太艳，叫人一看便知道是“冒牌货”。
　　二十年后——一九六九年。姚文元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这军装在当时是“革命”服。虽然姚文元穿的军装并非“冒牌货”，可他却是个冒牌军人。他以一个“武化文人”的姿态，出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当年的新闻公报这样报道大会开幕式：“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到了闭幕式时，新闻公报则这样报道：“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新当选的三十八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
　　从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高中生。到二十年后成为党的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道路是令人寻味的。
　　其实，姚文元开初并没有坐上“火箭”，而是骑着“自行车”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他甚至一度车翻人仰，跌进沟里。
　　在档案里，我看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1949…195。2
　　南二区工作
　　1950。2…1950。7　　因病在家休养
　　1950。7…1951。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干事
　　1951。10…1951。12　团校学习
　　1951。12…1952。5　三反工作队队长
　　1952。6…1952。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2。10…1953。3　团校学习
　　1953。3…1953。4　　卢湾区团委
　　1953。5…1953。8　　卢湾区团委宗教办公室
　　1953。9…1956。5
　　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职工教育科长
　　也就是说，解放后七年。姚文元也不过是个科长。
　　也许由于太简略，有几处我不知何意，或者不知其详。
　　比如“1949…1950。2南二区工作”，这“南二区”是什么意思？请教了姚文元当年的老同事，方知这是指他在团的南二区担任《青年报》的发行员、通讯员，“白天来来，跑跑基层，分分报纸”，如此而已。当时的“南二区”由上海的卢湾、蓬莱、邑庙、嵩山地区组成。姚文元在团的南二区委里，只有一个抽屉罢了，并非正式工作人员。
　　所谓“因病在家休养”，这病，据说是心脏病。
　　令人不解的是，“因病在家休养”的姚文元，在那五个月里，两度跟随父亲姚蓬子前往北京。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有一家以涮羊肉名闻遐迩的“东来顺”饭馆。一位有着跟姚蓬子差不多的叛变经历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在那里宴请姚氏父子。
　　老朋友跟姚蓬子沉缅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姚文元只顾自己涮着羊肉，一块一块送往嘴巴里。
　　突然，那位姚蓬子的老朋友，把脸转向他：“文元，你还记得你的寄娘费侠吧？”
　　“记得！”姚文元立即点头道。
　　“你还记得你的寄爹徐恩曾吗？”
　　“记得！记得！都记得！特别是寄娘，待我特别好。”姚文元连连说道。
　　这时，那位姚蓬子的老友压低了声音，姚氏父子把耳朵伸了过去：“你们知道吗，文元的寄爹、寄娘，都跑到台湾去了！”
　　姚文元的神色陡变。
　　姚蓬子双眉紧皱，当即说：“这件事，今天说到这里为止，不要再提了！”
　　姚文元马上附和道：“对，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他，在“因病在家休养”前夕——一九五○年二月，总算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论他在入党或转正的时候，都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与徐恩曾、费侠的关系。此后，他更是守口如瓶，就连两度随父去京广访父亲故旧，他也从不对党组织提及一句。心中有鬼，唯独他自己明白。
　　至于“1951。12…1952。5三反工作队长”，姚文元言过其实。不论是他当时的顶头上司，还是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一致证明：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分局组织的“三反工作队”的一名“打虎队员”担任过联络员，从未担任过队长。
　　留存在当年的老同事们的记忆屏幕上的姚文元形象，大抵是这样的：
　　独来独往。他住机关集体宿舍，总是要一个人独住。很少跟同事来往，也从不向组织暴露思想。
　　懒得出名。那件鲜蓝色的棉干部服，穿了几个冬天。已经油光可鉴了，他照穿不误，不洗也不刷。同事们称他为“卖油条的小贩”，他也笑笑。臭袜子、脏衬衣之类，要等星期天带回家去，叫保姆冯金芸洗，他自己连块手绢也不洗。头发总是到了不得不剃的时候，才进理发店。每天早上，他总是机关宿舍里起床最晚的一个，从不参加做早操。午睡时懒得连鞋子都不脱，斜着躺在床上。
　　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他的宿舍里放着个藤书架，他不时从家里带来书。别的书经常换动，但是姚蓬子著的《论胡适实用主义》小册子一直在书架上……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穿着棉干部服，做着作家梦。
　　姚文元平生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处女作”，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作为“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征文发表的，题为《革命的意义——（青年近卫军）读后感》，署笔名“志毅”。当时，姚文元十八岁。
　　另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的《大晚报》上，查到《老城隍庙一瞥》，署名“文元”。是否系姚文元所作，待考。但是“志毅”写的那篇书评，确系姚文元所作。因为那篇文章收入姚文元所著《细流集》一书，列为首篇。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上海《青年报》的“读者之声”专栏里，刊出一位读者的千把字短文，题为《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署名“沪新中学姚文元”。这时的姚文元，是《青年报》的通讯员。
　　此后将近两年，姚文元没有发表过文章。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的“读者来信”专栏里，终于冒出“姚文元”的大名，他的来信标题为：《要求音乐界创作镇压反革命歌曲》。
　　这年秋天，姚文元步入上海天宫剧场，看了滑稽戏《活菩萨》。这时的姚文元虽然只二十岁，已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左”派精神，在剧场里坐不住了，认为这样的戏太“庸俗”。他感到惊讶，竟有那么多的人观看《活菩萨》！不久，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文艺报》的“读者中来”专栏里，发表了《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认为《活菩萨》拥有那么多观众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文章虽然不过千把字，批评的调子却唱得很高。此文署名：“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姚文元”。
　　写这样的文章，姚文元觉得顺手，就沿着这条路写下去：写了《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写了《错误的了解》。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的第十六期《文艺报》上，又在“读者中来”专栏，发表姚文元的《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一文，批评了“由于出版者唯利是图，有的集子编进了一些不健康的‘冷门’歌曲，以示其‘突出’……”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的六年时间里，姚文元总共只发表八篇“豆腐干”文章，要么“读者之声”，要么“读者中来”，要么“读者来信”，一会儿批滑稽戏，一会儿批歌曲出版工作……姚文元意识到，这几篇“豆腐干”文章，离“大作家”太远了！
　　在他调到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当宣传干事之后，一心一意要写长篇小说——“大部头”。他要写的小说，据说是受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启示，名曰：《百炼成钢》！
　　这是一部“史诗”般的煌煌巨篇，从红军长征、土地革命，从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直写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写到“三反”、“五反”运动……
　　用姚文元自己的话来说：“我花费了不知多少个星期日和夜晚，查资料，写作……”
　　当红军进行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三岁娃娃。他只能靠着查资料来写“史诗”般的小说。
　　足足写了四大捆稿纸，姚文元终于把《百炼成钢》写出来了。
　　他以为这一炮足以使中国文坛震动，可是，一纸退稿信，把这部巨著打入了“冷宫”。
　　整整一个月，他闷闷不乐，一下班就躺在床上。哦，《百炼成钢》成了一堆废铁！
　　他终于从退稿中醒悟，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子。
　　他毕竟是从作家书屋里出来的。他从小就见过许许多多作家，他读过许许多多作家的作品。他铁了心，要当一位作家。
　　他在思索，他在寻找文坛捷径。忽地，他的眼前一亮，藤书架上的几本书吸引了他：那是作家书屋出版的胡风著作……
　　他想，不写小说，专搞文艺理论，不也能够成为大作家吗？胡伯伯，不就是活生生的榜样？！
　　第五章　对胡风“反戈一击”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因为有点口吃，姚文元平常很少在大庭广众中讲话、这一回却例外，他大声地说道，“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作家胡风老师。胡风老师是鲁迅的战友，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现在，我们请胡风老师作报告。大家热烈鼓掌……”
　　姚文元带头拍掌。
　　这是卢湾区团委宣传部举办的文艺干部学习班。这样不起眼的小单位，往往是很难请到大作家的。然而，姚文元拍着胸脯说：“我去请胡风。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一定能把他请到。”
　　姚文元说到做到、他来到胡风家，左一声“胡伯伯”，右一声“胡伯伯”，果真把胡风请来了。
　　虽说姚文元在父亲的“提携”之下，见过鲁迅，见瞿秋白，可是那时的姚文元乳臭未干，尚在牙牙学语之际。然而，胡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姚蓬子常常让儿子给胡风送稿子、送清洋、送书，十几岁的姚文元已经知道什么是大作家了。姚蓬子把儿子当作“交通员”；为的是让儿子早早结交文艺界巨星。
　　每当胡风来作家书屋闲坐，姚蓬子也总是把儿子喊来作陪“旁听”大作家的高谈阔论，以求受到文学的熏陶。
　　自从《百炼成钢》告吹之后，姚文元把目光转向胡风。
　　油汗淫淫，姚文元在家中底楼的书房里，翻找着胡风著作。
　　姚蓬子成了他的老师，指点着他怎样研究胡风著作。
　　在机关里，姚文元传出风声，他要给机关干部作一次文艺讲座：《论胡风文艺思想》。
　　大抵由于姚文元的口才太差，他似乎忙着以笔代口，写起长长的讲稿。因为是为机关里准备讲座，所以他在上班时间，也忙于写讲稿。
　　其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姚文元哪里会把给机关干部作讲座放在心中。他在起劲地写一部厚厚的文艺理论著作：《论胡风文艺思想》。
　　他想，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不了，出版一部长篇文艺理论著作也能在文坛崭露头角。
　　说实在的，姚文元的运气实在太糟糕：就在他对胡风文艺思想心领神会、烂熟于胸，就在他的《论胡风文艺思想》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文坛风向大变！
　　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中国文坛风波迭起：先是俞平伯在《红楼梦》中的研究观点，遭到了批判。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联席会议。渐渐地，批判的矛头转向了胡风。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其中的第三部分便是“胡风观点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读着周扬的报告，冷汗湿衣衫，姚文元先是震惊，继而沮丧，辛辛苦苦写成的《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不言而喻，泡汤了！
　　细思量，姚文元却又暗自庆幸起来：多亏他的讲座还没有讲，讲稿也未曾送出版社。须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出去的话，发出去的文章，如同泼出去的水。所幸水尚在盆中，盆尚在手中！
　　震惊过去了。沮丧过去了。庆幸过去了。姚文元之所以成为姚文元，在这关键的时候，显示了他的特点。
　　子肖其父。姚文元跟他的父亲一样，最拿手的好戏，莫过于“反戈一击”！
　　别以为直到“文革”，才发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姚氏父子早就谙熟“反戈一击”之法。
　　姚文元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闻日报》上发表的《理论家和墙头草》一文，倒是他的绝妙的自我写照。那篇文章中，姚文元写了这么一位“猫先生”：
　　那天晚上，猫先生的愿望在梦中实现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一棵根扎得很浅的野草插在短墙上，在风中得意的摇摆。东来西倒，西来东倒，一点也不受拘束。他乐得唱起歌来：
　　我是一个最优秀的理论家，
　　什么风浪袭来我都不害怕，
　　因为我已变成一颗（引者注；应为棵）墙头草，
　　哪边风大我马上往那边斜……
　　歌未毕，突然一股强烈的风从南方吹来，他就顺着风向猛烈的向北倾斜，几乎成为九十度，表示他的正确性；可是他斜得太厉害，本来很民浅的根竟有一小半从土中脱出来了；这时北方又吹来一股大风，他就向南方猛烈的弯腰，这一下弯得太厉害，竟把根全部从浅浅的土中拔起来，没有等到第三次弯腰，他就摇摇幌幌从墙头一头倒栽下来。
　　“救命！”理论家大喊起来，浑身渗透了淋淋的冷汗，连毛都粘在一起了……
　　这位“理论家”猫先生是谁？不正是姚文元自己！
　　见风使舵，已成为姚文元的“理论”的“诀窍”。这位“理论家”最初的精彩表演，便是从“颂胡风”一下子倒向“反胡风”……
　　姚文元对胡风打了第一枪——在北京《文艺报》一九五五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一文。
　　这是一篇以《文艺报》通讯员的身份写的文章，口气却不小，不仅胡风受到斥骂，而且连《文艺报》也捎带着被批评了一通：
　　老实说，我对《文艺报》最大的意见之一，就是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学理论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艺报》只公开发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两篇文章后就停止了。实际上几年来问题一直存在……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侮蔑党的立场上去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是一个《文艺报》的通讯员。我认为《文艺报》的通讯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是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据我的看法，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种骄傲自满的权威情绪终于使通讯员和《文艺报》的联系一天天削弱，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
　　姚文元此文写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深夜，是“看到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于是急急忙忙赶着政治浪潮而写。他自命为“新生力量”，要在反胡风运动中大显身手了。
　　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大约由于胡风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文艺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大约由于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彭柏山、王元化等（后来他们都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抵制对胡风的批判，于是上海的批胡风运动如同温吞水一般。说冷吧，报上稀稀拉拉也登一点批胡风的文章；说热吧，那些文章如同隔靴搔痒。
　　一九五五年初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便是一壶温吞水。会议在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中进行。
　　忽然，大会主席宣布：“下面由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姚文元同志发言……”
　　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拿着一叠厚厚的发言稿子上台了。姚文元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批判调子唱得最高，鼎沸了！
　　这也难怪。他因为写《论胡风文艺思想》，熟知胡风观点，如今“反戈一击”，便也显得更加“深刻”！
　　姚文元不时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念着发言稿：
　　“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他口口声声都似乎是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上，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或崇拜教条的人，可能被他给党中央报告中堆积满篇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吓倒。他的理论的危害性首先就在这里。披着羊皮的狼比满口鲜血的狼是更容易害人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
　　在作了这番“剥去‘外衣’”的开场白之后，姚文元“揭穿”了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日“断章取义”；二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三曰“硬搬教条”。
　　于是，姚文元给胡风“上纲”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这种现象并不是从胡风才开始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都曾经这样做过，胡风先生不过是因袭他们的那套笨拙的策略而已。……”
　　台下，老作家魏金枝听了姚文元这番“宏论”。拍了拍姚蓬子的肩膀，微微一笑：“令郎大有出息！”
　　姚蓬子听不出这话饱含冷嘲，得意地咧开了嘴巴。
　　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很注意听着姚文元的每一句话。他向来是一个擅长幕后活动的人物，总是自己出主意，让打手写文章。眼下，他正为发现了一个“左”字号的打手而暗暗得意。
　　虽然事先在屋子里关着门，把发言稿念了几通，然而，姚文元上台之后，念得还是结结巴巴。他不时瞪大了眼睛，不时口沫不断地溅到稿纸上……好不容易，他总算结束了发言——这次批判会上最长的发言。
　　这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坛第一次亮相——一副标准的“左”派嘴脸。
　　由于某人的提议，姚文元的发言稿被转到《文艺月报》编辑，“登一下吧”！
　　《文艺月报》是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主编为巴金，副主编为唐彛�，王若望。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唐彛�和王若望对姚文元其人，都眼生得很——虽然他们都认识姚蓬子，却并不知道姚文元乃姚蓬子的公子。
　　姚文元呢？他对《文艺月报》倒是颇为熟悉的，已经不止一次向这家有声望的文艺杂志投稿了。
　　唐彛�主管理论文章。他已一次次给姚文元退稿。他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个通病：充满空洞的政治口号，缺乏理论深度和独到的艺术见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上海巨鹿路六七五号那幢小楼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要找王若望。
　　那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所在地，也是《文艺月报》编辑部办公的地方。
　　年轻人收拢八字脚，尽可能使自己的双脚笔直地在楼道上走过。
　　“我叫姚文元，在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递上了工作证，然后毕恭毕敬坐在对面。
　　王若望这才第一次知道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不知道来者何意。
　　“王老师，是这么回事……”年轻人打开了拎包，拿出一大叠稿子和信件，放在王若望面前。刚放毕，他的手就缩了回去，规规矩矩放在两个膝盖上。他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王若望也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非等闲之辈。王若望原名王寿华，只因崇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取“约翰”法语谐音“若望”为笔名。王若望用目光扫了一下那些信件，上面都盖着《文艺月报》编辑部公章。一封封都是退稿信。
　　“您看，能不能选一篇登一下，扶植一下青年作者？”姚文元遇上紧张的气氛，讲话不由自主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