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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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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罚�
姚（文元）的父亲与胡风、彭柏山、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见过面；但这些情况姚一直未交代过，而且一直强调自己与家庭关系恶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组织汇报，这次反胡风斗争开始，姚从未把这种具体情况进行揭发。
解放后姚文元在他自己家里见过胡风并从他父亲口里听到胡风对党不满，骂我们党的文艺领导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见过胡风。同时在家里也见过胡风分子梅林（引者注：原名张芝田），也从他父亲口里听到梅林发牢骚，对解放后的现状不满，但这些问题姚从未揭发过，也未向组织汇报过。
解放前，姚经常阅读与研究过胡风的书，如希望、泥土、蚂蚁等出版的书籍和杂志。解放后姚文元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籍。如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展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
姚文元同样认为胡风是进步的，路翎写文章很有“才华”。对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风诬蔑香港党的文艺领导同志是“逃兵”来反攻党对他的批评，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
一九五五十二月二十日
姚文元其实也深知姚蓬子与胡风、彭柏山等人的关系。他曾采取过“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一文，曾激烈地攻击过彭柏山：
“如果不是党中央坚决展开这一斗争，这些潜伏在党内的胡风集团分子要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彭柏山，他已经爬到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去了，胡风要通过他来开辟岗位，企图通过他和刘雪苇来‘顶住’华东和上海，一直到对抗‘上面’——党中央！彭柏山还企图让胡风‘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使胡风能直接攫取华东地区文化事业的行政领导权，这阴谋多么毒呀
无奈，这般的“以攻为守”还是无用，他的“两面派”手法无济于事，中共上海卢湾区委还是要他交代与彭柏山的关系
一次一次地“挖根”，检查家庭影响；一次一次地交代，接受批判。“左”派姚文元变得灰溜溜的。
他，想溜了！
当姚蓬子获释以后，当肃反、反胡风的浪头过去之后，姚文元如释重负。他，想方设法要调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他在这里挨过批判，抬不起头，何况要当大作家，这儿也不是合适的地方。
姚文元盘算着，怎样挤进上海文艺界。他悄然把那十三篇批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剪贴成一本。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进入上海文艺界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第六章 成为“反右派英雄”
跨进《萌芽》编辑部
一九五六年，春风徐徐吹拂着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册自己装钉的剪报集，步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门。
姚文元来到设在那里的《文艺月报》编辑部，希望成为那里的一名编辑。
非常遗憾，《文艺月报》编辑部答复说，已有三位文艺理论编辑，满员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张春桥。自从他挨批判之后，听说单位领导已把他的情况跟《解放日报》打过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张春桥。此刻，他想，进不了《文艺月报》，能不能进《解放日报）？
又非常遗憾，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调离《解放日报》社，家也从香山路搬走了。
在电话里，张春桥告诉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协正在筹办《萌芽》半月刊，准备在今年七月出版创刊号。那是个青年文学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里最合适。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说一声……”
在患难之中，张春桥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姚文元被借调到《萌芽》编辑部。所谓借调，是指姚文元仍属中共卢湾区委干部编制，暂时借往《萌芽》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如愿以偿，哼着歌儿前往《萌芽》编辑部。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委职工教育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哦，鸟枪换炮啦！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二十五年前——一九三一年一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叫我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我象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罗，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他的名字重新崭露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毛泽东注意了姚文元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一九五六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六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条指示，应当成为开展自由讨论中的座右铭。……”
姚文元要把“不靠吓人吃饭”、“靠科学吃饭”作为“座右铭”，这真不容易哪！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报上“复出”以来，他的棍子暂且收了起来。他这时发表的杂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撞族青年的歌声》、《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谈猎奇心理》、《致埃及兄弟》、《电车上的杂感》、《馆子里的杂感》……
“复出”半年以来，姚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这样，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的《文汇报》上，他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他露出了“锋芒”。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露“锋芒”的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在《教条和原则》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进行了“商榷”。文章一开头便写道；
“百家争鸣以后，许多新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沉默只能掩盖错误，争论才能揭示真理。
“姚雪垠先生在《创作问题杂谈》中尖锐地提出了三大问题和七种偏向，大声疾呼地要求‘彻底肃清’他所谓的‘歪风’，而其锋芒则指向‘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姚雪垠先生所指责的毛病有一部分确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是正在纠正中的缺点，再提出来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许多‘根本性偏差’，我认为并不全是教条主义，而有一些是已经为十多年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根本原则，这就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姚文元在“讨论”中，如此说：
“文艺批评过去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这一年来揭露并批判了不少。现在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中提到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之类的词汇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话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阅一九五六年第十七期《新观察》时，很有兴味地读了散文《惠泉吃茶记》，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泽东称赞这篇散文“很讲求艺术技巧”，并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扬、茅盾问及姚雪垠何许人也。
《惠泉吃茶记》是姚雪垠一九五六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近三千字。毛泽东对周扬、茅盾说：“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引自杨建业著《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也许是历史的巧遇，正在这时，上海《文汇报》所出“两姚”相争的文章。毛泽东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
“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毛泽东向柯庆施打听。
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调来上海不过一年多的柯庆施，并不知道姚文元为何许人。
柯庆施，由于鼻子格外大，人称“柯大鼻子”。解放后，坐镇南京，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本属陈毅领导。一解放，陈毅便成为上海市第一任新市长。一九五四年，陈毅调往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兼外交部部长——虽然他直至一九五八年仍三度连任上海市市长，但是他工作的重点已移往北京。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底，柯庆施便调来上海，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成为上海的首脑人物。柯庆施在上海整整十年，直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突然病死。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称赞了他，于是“柯老”之声鹊起——其实，那时他并不老，不过五十六岁呢。他突然病故时，也只有六十三岁，讣告上开列了他的一系列担任的要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后来，他的这一系列要职，逐一被张春桥所继承……
准确而详细地答复了毛泽东的问题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了姚文元其人。
本来，一九五五年秋，张春桥调离上海《解放日报》社，是因为北京来了调令，准备任命张春桥为《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收拾细软，正打算进京赴任。恰巧在这个时候，已明确柯庆施将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何庆施当即要张春桥留下。
柯庆施与张春桥旧交颇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当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柯庆施为石家庄市市长时，张春桥出任政府秘书长。彼此觉得意气相投，配合默契。
眼下，柯庆施要到上海走马上任，正需要得力、知己的左右手，而张春桥是极合适的人选。
柯庆施留住了张春桥，让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而这常委跟其他常委不同，并不分管具体部门，人称“不管部部长”。其实，张春桥的“实职”，乃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成为柯庆施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柯庆施打听清楚了，赶紧向毛泽东汇报：“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
“哦！”毛泽东知道姚蓬子，却并不介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毛泽东先是谈及王蒙：“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此人二十二岁，把王蒙调查一下，是个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
接着，毛泽东论及李希凡：“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扳起面孔了。”
毛泽东最后提及了姚文元：
一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骛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在毛泽东提及的三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唯有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到中共上海市委。姚文元顿受青睐。这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会议。上海文化界名流辈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拟出的代表名单，是一批名家：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即林放）、徐铸成、吴永刚、石挥等。
三月四日，当上海代表团上火车赴京之际，人们惊讶地看到，姚文元也上来了！
“大概是作为工作人员去的吧。”人们这么猜想。
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提到了姚文元。这下子，上海文化界的名流们才知，姚文元颇受毛泽东垂青，怪不得成了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毛泽东是这样谈及姚文元的：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象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此番，姚文元亲耳听见毛泽东对他的褒扬，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扳扳手指头，这一个来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六日，他发表《教条和原则》；第十天——二月十六日，毛泽东便谈到他；眼下，才一个月零四天，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他……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从北京回来之后，姚文元自然是“倍受鼓舞”。不知是他过分注意了“防止片面性”，还是当时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感染了他，或是刻意于政治投机的他此时转向了“右”，他竟发表了一系近乎“右派”言论的文章……
姚文元挨过整，他对于“挖根”之苦，有了深切的体会。于是，他写文章，抨击那种“挖根”之法：
“动不动就用‘挖根’来代替一切具体分析，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然而我们不少人，是习惯于用几顶帽子来代替具体分析的，这在整风中是应当改一改了。”（《敌友之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
他也反对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后来他却成了自己批判过的那“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的人：
“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同上）
他，居然也反对“棍子”。他认为：
“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猩猩借猩猩’，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论“知音》，一九五七年第二期《文艺月报》）”
遗憾的是，当他成为“金棍子”之后，早把什么“知音”呀、“诤友”呀，忘得一干二净，变“惺惺惜惺惺”为“惺惺整惺惺”！
他也曾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大声叫嚷“放下架子”：
“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
“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
“拆墙也好，填沟也好，首先还是把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族架子摔掉，没有挥架子的勇气，自己高坐在云霄之上，大喊：”大家来拆墙呀，大家来填沟呀！“恐怕墙还是墙，沟还是沟。
“如果把灵魂深处的优越感整掉，把言行上的盛气凌人整掉，那墙就至少倒了一大半，沟也一定填平了一大半。……”
他批评说，“领导干部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权利，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架子’。”（《放下架子！》，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他的这番颇为尖锐的言论，在当年反右派时扣上“反对党的领导”之类帽子，是极为容易的。
姚文元在“鸣放”时最“危险”的言论，莫过于他对王若望的附和和支持。
姚蓬子在会上支持王若望。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鸣放会上，王若望发言之后，姚蓬子立即站了起来，显得异常激动，大声地吼道：“我代表中国人民，支持王若望的发言！”
姚蓬子获释回家，满肚子的冤气，满肚子的牢骚。他动不“我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大的口气，倒向来是他的风格。
姚氏父子配合默契。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王若望。
王若望在一九五七年那“早春天气”中，他接二连三发表了锋芒毕露的杂文《步步设防》、《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不对头》、《一板之隔》等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当姚文元从《文汇报》上读到王若望的《步步设防》，不由得拍案叫好。当即欣然命笔，写了《一点补充》。五月七日、八日的《文汇报》，连续刊出了姚文元对王若望的“补充”：
“王若望同志写了一篇‘步步设防’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党的方针，但是后半截又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含义，也就是反“左”。姚文元一个劲儿在那里“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教条主义”。
也就在这篇《一点补充》里，姚文元大大地赞扬了《在桥梁工地上》他说：
“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桥梁工地上》，都相当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在新旧斗争和个人生活中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是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话剧《同甘共苦》后来也遭到了“批判”。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这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幕。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中，王若望和刘宾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姚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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