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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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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象掌握了启发人思想的钥匙，很简单的几句话，便会使你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
“就是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彭总也没有任何冲动。……在沙家店九里山摆下战场，把敌人全部消灭，取得了在西北战场上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但彭总不但是一个天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彭总身上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力量。……我们感到彭总纯洁的党性，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在战略上根本藐视敌人，有毫不动摇的胜利信心；在具体的战役中又非常周密地一线不苟地检查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置敌人于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小册子的结尾处，姚文元又一次热情洋溢地歌颂彭德怀：
“现在彭总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图旁边，严密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动静；……随时准备把敢于发疯的敌人送进坟墓里去！”
小册子出版才一年，彭总就迅速“贬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一下子“贬值”为“反党集团”的头子！
就在各单位都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那些日子里，姚文元步入上海新华书店，还看见书架上放着他的那本小册子！他，顿时触目惊心，赶紧走开了……
《保卫延安》被停止发行了。
幸亏姚文元已是颇有名气的“左”派，没有人给他“上纲”，总算躲过了一道难关。
倘若不是因为在一年前写过那本小册子，姚文元定然会来一篇《（保卫延安）为谁唱颂歌？》之类的“批判”文章。
不过，六年之后，他毕竟还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在那时他写的小册子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屏幕上消失了……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就在“棍子”“失业”了一年的时候，张春桥告诉姚文元重要消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浪潮，已经波及首都文艺界。这一回，康生树了一个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论”。
惯于以“领导”意图为行动指南的姚文元，赶紧跑进图书馆，找寻那“箭靶”……
巴人，不论是革命经历，还是文学经历，都足称老资格。他，本名王任叔，并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从“下里巴人”中，取了笔名“巴人”。论年岁，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三十。
早在一九二四年，巴人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向来看重同乡。巴人借助同乡之谊，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任机要科科长，暗中为周恩来传递重要情报。大革命失败后，巴人在上海参加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鲁迅去世后，他曾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一九五○年，巴人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一九五三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天津《新港》杂志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两千来字的《论人情》，大喜过望——这下子可找到“大批判”的好材料了。
在《论人情》中，巴人写道：
“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巴人指出：
“什么是人情呢？我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棍子”顿时“摇”起来了，挥笔疾书，写出长达万言的《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抢先在全国批响头一炮。姚文元在一九六○年一月写完，《文艺报》在一九六○年第二期刊出，上海《文汇报》于二月十日全文转载。顿时，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巴人的一股狂澜。
姚文元居然用“老鼠粪”来嘲弄老作家巴人：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象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巴人的‘人性论’是成体系的，他几乎把它贯穿到文艺的一切方面去，把很多问题都搅混了。”
姚文元追根刨底：
“巴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系统，这样猖獗，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巴人的人性论，同在新文学史上我们曾经与之进行许多次斗争的人性论，特别是胡风、冯雪峰的人性论，是一脉相通的。”
一阵乱棍，打得巴人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一年，巴人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在“文革”中，巴人被逐回家乡奉化，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受迫害而死。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挣扎着写完一百六十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
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之际，顺便捎带着给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育一捧——在一九六○年第五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
一九六○年冬，又是那个张春桥，向姚文元透露重要的“信息”：柯庆施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听说，毛泽东几次谈及美学问题。
美学，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养成赶浪潮“习惯”的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通美学书籍，便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一整版的长文《论生活中的美与丑》。
不料，假猴王遇上孙悟空。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读后，写了批评文章，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
“冒充金刚钻”的姚文元，虽然口口声声说：“对于美学，我是一个初学者；懂得还很少。”却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文汇报》上，发表整版长文《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从此，他批判起朱光潜教授来了。虽然他对美学确属外行，而在破口骂街方面却十分内行，他居然给朱光潜教授扣帽子了……
成为《解放日报》编委
一九六一年底，《解放》半月刊决定停刊了。
姚文元在《解放》半月刊结束工作之后，于一九六二年春，调往《解放日报》社工作。
姚文元又搬了一次家。
这一回迁入的新居，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熟门熟路：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
那儿是姚文元当年常常去吃棕子糖的地方。竟是那样的凑巧：姚文元搬入的房间，正好是当年张春桥家楼下！
当年，姚文元作为《解放日报》的一名通讯员，他走进这幢花园洋房时，不敢咳嗽一声，惟恐不恭；如今，他大摇大摆，迈着八字脚，瞪着金鱼眼，跨进了大门。他，已成了取张春桥而代之的新主人。
姚文元是张春桥建议、柯庆施点名，调往《解放日报》社的）。
“要不要让他当副总编？”柯庆施征询张春桥的意见。
“我看，让姚文元当个编委为好，让他超脱一些。”张春桥富有“战略眼光”，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他看稿子、管版面，不要让他陷进具体事务。应当发挥他的特长，多写些文章。作为我们的喉舌。”
“你说得对。”柯庆施很少当面表扬别人，这一回夸奖了张春桥。
“以后开市党代表大会，可以安排他当个市委委员。”
张春桥又补充了一句。
“行，就这么定。”柯庆施说道。
很快，《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接到了来自上面的通知：姚文元担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文艺部具体工作可由副主任李家健负责。
从此，姚文元成为文坛上的一位“巡察使”。他被视为有“来头”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章被视为有“来头”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未必都是体现“上头”来的意旨，他也乐于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他，再不是当年他自己在《论“知音”》中所宣称的：“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
他，已成为高踞于作家头上以鸣鞭为职业的总管！
“姚文元＝棍子”，不仅许许多多作家如是说，而且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如是看。
半是讽刺，半是忿懑，人们称姚文元为“摇棍子”！
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是姚文元，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幕后指挥是张春桥。
偶然，有一回姚文无泄露了天机：
姚文元到《解放日报》上任之后，在“朝花”副刊版上开辟“文坛漫步”专栏。积极的投稿者之一，便是徐景贤。
徐景贤接连在“文坛漫步”专栏里发表了《冷酷的观众》和《摇头派》两文。石铮则写了《何惧于摇头》，对徐景贤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姚文元见到石铮，用近乎恫吓的口气说道：“‘文坛漫步’有个作者座谈会，景贤也参加的。春桥同志经常给我们指示，对我们很有帮助。景贤写的短文，春桥同志是看过的。”
姚文元的话，明明白白地把后台老板说了出来：张春桥不仅给他们“指示”，而且还审看文章！
第八章 几番论战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一九六二年，春回大地，和风吹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变为宽松。
“大跃进”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总算歇一歇了。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于是便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左”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三月，周恩来、陈毅专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明确提出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亦即“脱帽加冕”。
四月，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著名的《文艺八条》）下达了，明确指出要纠正“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语言，那“简单粗暴的批评”，亦即“棍子”。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不断地加温。上海，开起“出气会”来了。
什么“出气会”呢？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上海的知识分子之中，流行着这么句口头语。
“白天出气”——那就是出席“出气会”，吐出积压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出气会”规定了“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了体现“三不”精神，规定会议不作记录，让大家“敞开出气”。
如此“敞开出气”，放出来的是重要的“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上头”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气”。
为了便于向“上头”汇报“出气”的情况，会场上出现许多“联络员”，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联络员”。
“联络员”们只带耳朵，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
令人惊奇的是，“联络员”们虽然不大喝茶，却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
原来，“联络员”们在会场上听，躲到厕所里记。因为“联络员”们正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会场，把那些“气话”当作“反党言论”。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反党言论”。
凭借着“厕所笔记”，“联络员”们写出了一份份“出气简报”，飞到柯庆施手中，飞到张春桥手中，飞到姚文元手中。
来自文艺界的“出气简报”，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
看着“出气简报”，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要披挂出击。
张春桥的话，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锅！”
姚文元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读着那一份份“出气简报”。
有人在“出气”时质问姚文元：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美学笔记”，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姚文元胡说什么“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红色代表革命”，试问，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如何解释？难道那写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五月九日至十六日召开。光是在“出气会”上出气，还不过瘾。这次文代会，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出气会”……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三十二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五月号。二十四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二七——一九八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壁。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温怒：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象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象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
“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
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砥，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下半年（指一九五八年，引者注）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
从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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