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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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开头那种谦恭之态，文末，姚文元摆出一副文坛霸主的架势，提出一连串的问号：
　　“我这篇短文，也就算‘大家谈’，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提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吧：
　　“一、这样的‘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
　　“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
　　“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流派的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德彪西，怎么会“冒犯”姚文元的“虎威”呢？
　　德彪西此人，用美国弗兰克·道斯在他所著的《德彪西的钢琴音乐》一书中所言：“德彪西整个创作生涯都是通过声音与清晰的幻梦打着交道。”德彪西的强烈的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乐坛。他的歌剧《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曾被推崇为印象派音乐的颠峰之作。他的钢琴曲《版画》、《欢乐岛》、《意象集》、《二十四首前奏曲》则被视为印象主义精品。
　　德彪西也写音乐评论，署笔名“克罗士先生”，所以那本介绍他的小册子就用《克罗士先生》作为书名。
　　不论是音乐作品，还是音乐评论，德彪西都充满一系列新疑而独到的见解。他不是一个鹦鹉学舌式的人，却是一个敢于创新、非同凡响的音乐家。他，在音乐王国独树一帜——一这一点，不论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承认。他的可贵之处，也就在敢于创立自己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本来，姚文元与德彪西，河水不犯井水：一个今人，一个古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洋人；一个“金棍子”，一个音乐家。
　　姚文元是持箭找靶，偶然撞着德彪西的。
　　原来，那是柯庆施到北京去，见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他最近看了一些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柯庆施回到上海，把毛泽东的话，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马上把“行情”告诉了姚文元。
　　善于看“行情”写文章的姚文元，搔了搔脑袋，觉得有点麻烦：毛泽东并未讲自己看的是哪一些翻译的西方著作！
　　怎么办呢？姚文元来了个持箭找靶！
　　好在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一系列特定的条件：第一，他是“最近”看的，说明那些书大约是最近出版的；第二，是“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第三，“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于是乎，姚文元抱来一堆最新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以“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一审视着。
　　蓦地，薄薄的“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克罗士先生》，成为他的理想的箭靶——该书编者所写的“内容提要”，正是“没有阶级观点”！
　　尽管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提到过德彪西，惯于揣摩、猜度的姚文元，却已在那里向《克罗士先生》开火了！
　　然而，就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翌日，《文汇报》编辑部响起了电话铃声。
　　电话耳机里传出浓重的湖南口音，狠狠地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不懂装懂”，并要求约见《文汇报》记者……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谁敢如此大胆地向姚文元挑战？
　　上海乐坛主帅贺绿汀也！
　　贺绿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的一生，是由革命与音乐二重奏所组成。他的音乐造诣，使他一读姚文元的文章，便斥骂姚文元“狗屁不通”；他的革命生涯，炼就他一身硬骨头，敢怒敢言，不把棍子放在眼里。
　　贺绿汀，一九○三年七月二十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他本名贺楷。后来，他的三哥贺培真为他改名贺抱真。贺培真即贺果，毛泽东当年的中学同学。
　　笔者多次采访了贺绿汀，曾问及“贺绿汀”名字的来历。据云，那是他一九三一年二月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取的假名，后来竟一直沿用下去，弄假成真。他说：“汀，就是水，绿汀，意思是水中一颗绿色的小石子。取这样的名字，大概跟我喜欢绘画有点关系。”
　　他，老资格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便化名贺如萍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暴动，创作了《暴动歌》。此后，他的名作《牧童短笛》、《游击队歌》以及他为电影《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写的插曲，使他的名字广为人知。
　　接到贺绿汀的电话，《文汇报》记者萧庆璋便应约前往上海市西区一条闹中取静的里弄，揿响了贺宅的门铃。
　　萧庆璋曾作如下回忆：
　　“当晚我去看他时，他十分激动，见着我的第一句话是：‘糟糕呀，糟糕！报纸怎么发表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简单的、粗暴的，没有把德彪西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主观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了笑话。’”
　　萧庆璋拿出笔记本，记下了贺绿汀的话：
　　“姚文元摆下了一副批评家的架子，要出人‘洋相’，结果却出了自己洋相。因为他所引证的书中的许多话，大部分是歪曲了德彪西的原意，有的是没有把原意弄懂，有的原意是反面的、讥刺的，而他却当成是德彪西正面的艺术见解，大大加以驳斥，这岂不贻笑大方！对于外国的音乐作品、音乐书籍，我们应该多介绍、多研究，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强我们的学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多了，而是太少了。刚出一本新的书，还没有看懂人家是怎么回事，就这样劈头盖脑的一棍子打下去，实在对我们不利。此风绝不可长。……”
　　贺绿汀还对姚文元作了很尖锐的批评。
　　“姚文元是位有声望的年轻批评家，而德彪西的东西，欧洲已有许多人研究，也做过许多科学的分析，看见我们这样的文章，会觉得我们学术研究肤浅，会认为我们的被称为‘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批评家，原来是这样。这影响不好。……”
　　如同竹筒倒豆子，贺绿汀是个痛快人，向记者拨出了心底的话。
　　萧庆璋听罢，建议贺绿汀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
　　贺绿汀爽快地一口答应。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刊出了《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署名“山谷”。“山谷”，是贺绿汀的笔名。
　　贺绿汀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不懂装懂的“批评家”：
　　“这本书不容易理解是事实。但是姚文元同志没有把原来文字弄明白，就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判断也是事实。”
　　贺绿汀毕竟是音乐的行家里手，一口气指出姚文元的十几处错误，诸如：
　　“姚文元同志对书中题为‘马斯涅’的一篇文章，自己没有看懂，便狠狠地批评起来，不能不使看过这篇文章的人感到十分惊讶……”
　　“姚文元有关艺术趣味的培养问题所引用的几段话，也是完全误解了德彪西的意见……”
　　贺绿汀在指出姚文元的一系列错误之后，一针见血地正告这位“批评家”：
　　“我们知道，姚文元同志是有影响的批评家，我虽然对他的文章读得不多，他的批评文章是有定评的。不过我认为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同志对一九○○年前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活动不很熟悉，对印象派音乐与绘画到底是些什么内容恐怕也不见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工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批评是起指导作用的，所以必须在可能范围内力求正确。”
　　贺绿汀的骨头是硬的。在发行量甚众的《文汇报》上，指名道姓地批评“金棍子”，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
　　消息飞快地传进何庆施的耳朵里。他拍着桌子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在报上狠狠批判！要抓住他，他是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有着后台的撑腰，姚文元挑起了音乐界的一场大论战。
　　于是乎，贺绿汀被用绳子跟德彪西捆在一起，同受批判。在《文汇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这场论战的文章；一九六三年六月，两篇；七月，三篇；八月，三篇；九月，四篇；十月，四篇；十一月，两篇；十二月，两篇；一九六四年一月，一篇。
　　这场“大批判”，还从《文汇报》扩大到《光明日报》、《人民音乐》。
　　诚如贺绿汀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姚文痞与德彪西》一文所言：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大批判’，首先把我当活靶子来打，同时还想钓出一大批‘鱼’来批，为他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开路。
　　“文章大都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姚文痞还亲自上阵指挥。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文汇报》上，他写了一篇化名‘群山’的臭文，除了替打手们打气之外，自己无法进行回击，真是‘银样蜡枪头’。九月九日，他又化名‘铭人’在该报上登出《从德彪西想到星海》的文章，把洗星海的文章抬出来作为炮弹……”
　　贺绿汀痛斥姚文元，被张春桥称为“文革”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在“文革”刚开始，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载长文：《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从此，贺绿汀受尽折磨，以致在一九六八年被投入监狱。他的爱女贺晓秋，年仅二十八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夜被逼自杀。贺绿汀在狱中度过了五年多。直至一九七三年，贺绿汀的三哥贺培真去北京找毛泽东，要求释放贺绿汀。尽管张春桥曾扬言：“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毛泽东还是下令解放贺绿汀，张春桥不得不照办。直到贺绿汀出狱，回到家中，问起怎么不见爱女贺晓秋，才知她早在五年前已愤然离世……
　　“女客人”把上海作为“基地”
　　差不多就在进行德彪西大论战同时，姚文元又和张春桥一起，投入“大写十三年”的论战。
　　在一九六三年初，当何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北京保持着沉默。
　　这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恰恰相反，沉默意味着反对。
　　大战前的沉默。张春桥手中握着《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却并不急于抛出。
　　就在这时，从北京来了“女客人”。
　　“客人”下榻于上海第一流的高级宾馆——锦江饭店，并不抛头露面。
　　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上海红都剧场的灯光渐渐暗下来，大幕徐徐拉开。
　　这时，一个戴着大口罩和紫色秀瑯眼镜的五十岁的女人，在一个也戴着眼镜的瘦削的男人陪同下，悄悄步入剧场，坐了下来。
　　舞台上，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
　　没有上台祝贺，没有接见演员，没有呱啦呱啦发表讲话——未等谢幕，那女人便又悄然离开了。
　　这是“女客人”在上海公众场合唯一一次不露面的露面。
　　“女客人”——这是张春桥规定的江青的代号。
　　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张春桥原原本本向姚文元转达了“女客人”的话。姚文元不断地思索着：“基地”意味着什么？
　　四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了一场大战前的前哨战。
　　中宣部在那里召开文艺工作会议。
　　弥漫在会议室里的烟雾，仿佛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烟，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烟。
　　两军对立。气氛显得那么紧张。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开火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击着。
　　他们齐轰“大写十三年”。他们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张春桥“后发制人”。等到排炮过去，这才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为“大写十三年”辩解。他，一条又一条，不厌其详地列举“大写十三年”的“好处”。不多不少，正好十条！他终于在这关键时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肠凑成的《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
　　虽然张春桥振振有词，却处于“光荣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宣部不买他的帐。要想让周扬、林默涵等俯首听命，谈何容易。
　　当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向柯庆施汇报了在新侨饭店遭到的“围攻”。姚文元在侧，聚精会神地听着。
　　“等着瞧！”何庆施青筋怒张，用手拍着桌子——这向来是他激怒时的习惯动作。
　　几个月之后——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段批示成为“最高指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十多天，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张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在会上响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一回，柯庆施、张春桥的腰杆挺得笔直。因为毛泽东的批示说“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而柯庆施、张春桥立即在上海推出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喊出“大写十三年”，实实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
　　姚文元立即“紧跟”。他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了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
　　《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是这样谈及的：“一九六三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江青则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第九章　评《海瑞罢官》
　　江青南下物色“棍子”
　　一九六五年春节刚过，北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
　　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列车，在漫天皆白的银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车厢里达到了“过饱和”状态。处于一年一度的客运高峰之中的列车，连过道里都象筷子笼一般站满了旅客。
　　紧靠火车头的第一节软卧车厢里，门客紧闭，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窗帘。室内温度按照“指标”，保持二十七摄氏度。整节软卧车厢，只住着一位旅客和她的几个随从。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从不坐飞机。她生怕会从天下突然摔下来。她总是坐“公务车”来来往往，每一次都要独占一节软卧车厢。
　　她斜靠在舒软的床上，顺手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又一次看了起来。她细细捉摸着上面登着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作者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
　　她，一年多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了这次上海之行的经过：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这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在柯庆施、江青的组织下，五月六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即俞铭璜）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评击了昆曲《李慧娘》。《李慧娘》编剧为孟超，剧本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的《剧本》杂志。上演之后，廖沫沙（署笔名繁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热烈赞扬昆曲《李慧娘》。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发表了批驳“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打响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条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她不由得记起那不愉快的一幕……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轻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如她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发言中所言：“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她，对上海确实怀着特殊的感情。来来去去，多少次奔忙于京沪道上。说实在的，她该算是个“老上海”。她永远不会忘记自，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过的岁月：山东姑娘李云鹤，在十里洋场腾飞，成了电影演员蓝苹……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十一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担风险”批《海瑞罢官》
　　上海香山路九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
　　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