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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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根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正闲得无聊，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就在“女客人”又坐上一节空荡荡的软卧车厢北去不久，柯庆施南下广州疗养。他在一九六四年春发现肺癌，作过切除手术。
　　三月二十三日，柯庆施来到成都，跟朱德、贺龙一起住在某招待所。
　　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宴请朱德、贺龙、柯庆施。
　　柯庆施吃得较多。临睡前，又吃了花生米。当夜，腹部剧痛——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虽然成都医生全力抢救，上海医生坐专机赶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带来名医从北京赶到，也未能奏效。
　　四月九日傍晚，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江青闻讯，大为震惊——她失去了一位得力的支持者。从此，张春桥成了她在上海的支柱。
　　四月二十六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何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四月二十七日“接头”之后：
　　五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六月二十四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
　　惯于吹嘘的江青，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着那么多老帅、将军的面（陈毅也坐在下面），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如此“光荣而艰难”的“历程：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江青的逻辑是令人奇怪的：明明是自己在玩弄阴谋，不可告人，才“对外保密”，却故弄玄虚，仿佛在搞“地下工作”！
　　“火力侦察”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唯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
　　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掠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斗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
　　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首获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经过：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无关。从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两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给市委。当时主要是为了搞好市委内部关系，也为了我不搞个人突出，谦虚。
　　“其实，《评（海瑞罢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体的是江青同志指导我们搞的。
　　“至于《评”三家村“》，我一手经手的，与姚文元一起搞，最后的稿子才送市委……”
　　“歪批《三国》”
　　就在“火力侦察”之后的几天——十一月十日，上海莫有财饭店里，人们手中拿着当天的《文汇报》，宴会成了讨论会。
　　这天，吴晗的老朋友、中山大学的梁方伸从北京路过上海回广州。上海史学界人士聚会于莫有财饭店，为梁方仲洗尘。
　　非常凑巧，这天的《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席间中心话题。因为参加宴会的好多位教授，都曾出席前几天张春桥主持的“征求意见会”。
　　“真是岂有此理，一字不改！你一字不改，开什么‘征求意见会’？”
　　“强词夺理，歪批《三国》！”
　　“胡闹！”
　　饭店里一片斥责之声。
　　梁方仲没有看过大字本，匆匆阅毕《文汇报》，失色道：“这下子，辰伯兄（即吴晗）要吃苦头了！前天，我们在北京握别时，他还喜笑盈盈，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真是‘自古经纶足是非，阴谋最忌夺天机’！”
　　“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途穷天地窄，世乱生死微！”
　　“避席畏闻文字狱！”
　　“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的诗句，道出古往今来的真理！”
　　……
　　岂止是莫有财饭店里众书生议论纷纷，怒火中烧；凡是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四起。
　　姚文元挨骂活该，《文汇报》无端蒙尘：就在见报的前一天——十一月九日，张春桥突然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交给一册大字本，指定明日全文见报。当陈虞孙接过大字本之际，尚不知要登的是什么文章——诚如那天张春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排印大字本之际，魏克明、王维不知姚文元的拎包里装的是什么稿子。大字本在《解放日报》排印，而公开发表却在《文汇报》，曾使许多报人费解：《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姚文元的文章既然“来头不小”，为什么不在《解放日报》刊出？
　　张春桥看中《文汇报》，恰恰是因为这张报纸历来有着“民间报纸”色彩，“便于展开讨论”！
　　“《文汇报》是一张民间的报纸，发扬民意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早在解放之前，《文汇报》便用这样的办报宗旨取信于读者。
　　在一九五七年那不平常的春天，《文汇报》又以“资产阶级方向”闻名于全国。
　　正因为这样，江青和柯庆施组织的那篇《“有鬼无害”论》，便选择了《文汇报》发表。这一次，江青和张春桥又一次看中了《文汇报》。虽然这时的《文汇报》早已不是什么“民间报纸”，但是它毕竟在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影响。
　　十一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对《解放日报》来说，几乎是破例的：历来是《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而颠倒过来的转载唯有这一次。张春桥处心积虑，每走一步棋都别出心裁，玩弄权术是他的专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的“历史性著作”。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一不反复“学习”过这篇“鸿文”。然而，岁月的流逝毕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何况年轻的一代很少有机会从尘封多年的报纸上翻阅此文。原文过于冗长，无法全文照录。现摘录此文的一头一尾，也算是“录以备考”。
　　摘录此文的开头一段，便于今日的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摘录此文的末尾一段，因为那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争论最激烈的所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中略，下为结尾）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如果说，在反胡风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小棍子，在反右派时是棍子，那么，此时已成了江青、张春桥手中的“金棍子”了！
　　《文汇报》的太上皇
　　唐朝诗人陈子昂在《宴胡楚真禁所》一诗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自从《文汇报》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看中，也就蒙冤受屈了。
　　张春桥召见《文汇报》总编，发号施令，规定了六条“纪律”，把了解各界人士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列为“绝密工作”。
　　于是，《文汇报》社印刷厂里，忽地冒出了个闲人莫入的“第二车间”——保密车间。
　　于是，《文汇报》社指定了专门班子负责“《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于是，《文汇报》社奉命逐日向张春桥报告：
　　一、哪家报纸在第几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二、各地、各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尤其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必须随时报告北京动向）；
　　三、把重要内容编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
　　于是，《文汇报》奉命执行自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以来从未有过的编辑方式：凡是准备发表的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必须事先由“第二车间”用老四号大字排出，送张春桥阅定，再退回报社，改用小字排印。拼成大样后，再送张春桥，待他签字后才付印。
　　于是，张春桥完全控制了《文汇报》，成为《文汇报》总编的太上皇。什么“民间报纸”，那只是张春桥借以蒙骗读者的幌子！
　　于是，《文汇报》成了张春桥的耳目，张春桥的喉舌！
　　张春桥每走一步棋，都有一套“战略”：
　　第一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写作过程中，曰“对外保密”；
　　第二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开“征求意见会”，曰“火力侦察；
　　第三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初，曰“引蛇出洞”。
　　怎么个“引蛇出洞”？
　　张春桥“指示”：在《文汇报》上开辟专版，冠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要“之一”、“之二”、“之三”地连续刊出，要引出各种不同意见来——以便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虽然张春桥打起了“百家争鸣”的旗号，虽然《文汇报》编辑奉张春桥之命到各位知名人士家中，主动约写批判姚文元的文章，然而，非常令人遗憾，一开始无人出马“争鸣”。大抵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阴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各界高级知识分子都经历过那场运动，已有了前车之鉴。在姚文元的文章见报之后，敢怒者众，敢言者寡——人们只是在莫有财饭店里的场合那样私下议论，未敢落笔写批姚文章。
　　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响。没有反驳文章，难演“争鸣”这场戏，无法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真是天底下的怪事：张春桥居然为没有人写文章批判姚文元而犯愁了！
　　又一次召见《文汇报》总编。
　　一你们把读者来信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个‘反对者’？“张春桥出了新主意。
　　于是，编辑们奉命逐封检查最近的读者来信。查来查去，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两封。其中的一封，只是大骂姚文元，没有留姓名、地址，似乎要请公安局帮忙才能找到写信者；另一封倒不错，对姚文元的文章逐点加以批驳，但是“理论水平”不高。最遗憾的是，这封信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写来的，“资历”未免太浅。
　　不过，如果真的找不出“反对者”，很难向张春桥交帐。《文汇报》的编辑只得矮子里拔将军，把那封中学生的来信，送往“第二车间”，用大字排印出来。
　　出乎意料，张春桥见了排印稿，居然喜出望外。他立即要《文汇报》总编把那个中学生找来，对他进行“辅导”，写得更有“深度”，写得更加“尖锐”。
　　那位中学生——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真的被请到《文汇报》社，真的受到“辅导”。
　　天真烂漫的中学生，没有吃过一九五七年的苦头，不知道什么“阳谋”、“阴谋”，马上根据“辅导”意见，写出一篇言词激烈的批姚文章……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采访了马捷。他出生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写那篇批姚文章时，他不过十七岁！
　　马捷的真名叫马以鑫。
　　既非高干子弟，也不是书香门第，他原先住在南市区斜桥附近大林路。父亲在某水产供销公司当职员，母亲则是居委会干部。
　　当年，马以鑫是上海敬业中学的学生。大约从初三开始，他对文学产生兴趣，课余不仅喜欢看文学作品，而且广为测览各种报刊、杂志。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的“雄文”在《文汇报》上冒出的当天，马以鑫就细细地“拜读”了。对于姚文元的“大名”，他早就十分熟悉，知道此人在文坛上东征西讨，颇有背景。不过，读罢那篇“雄文”，他的脑海中产生了许多问号：海瑞，向来是受人推崇的清官，如今怎么成了姚文元的批判对象？再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怎么可以跟毫不相干的“单干风”、“翻案风”、“平冤狱”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