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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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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探子”向姚文元报告：四月四月这天，将会有数十万人以至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祭奠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北京许多机关、学校、工厂，正忙于做花圈。连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在做纸花……
姚文元那敏感的政治神经马上收紧了。在他看来，纪念周恩来，也就是向“四人帮”示威！
四月二日，北京各单位急急地传达“舆论总管”紧急电话通知：“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要破‘四旧’，不得在清明节那天搞什么祭奠活动……”
姚文元的电话通知，激怒了人民群众，如同火上加油。
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了！
愤怒的火山，终于在丙辰年清明节大爆发。
哀思如潮，银花似浪。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被白色的花圈紧紧围裹。每一朵小花，都代表着一颗火热的心。
人民，忍受了十年苦难，再也无法咽泪吞声了。
举起笔，诗言志，悼总理，斥妖魔。人们用诗痛驳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又有诗道：
前番悼念，
又哄又压。
今朝扫墓，
变本加厉。
言称四旧，
用心毒辣。
还有的诗，诅咒姚文元道：“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他死定无花！”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四月五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一双三角眼在望远镜后面窥视。张春桥看毕，颓然把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温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朗诵者的脸上挂着轻蔑的冷笑。听众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谁都明白，“江桥摇”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那欲哭无泪的日子里，这首诗唤醒了与人们久违了的幽默感。
另一首题为《斥“秃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载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
二月六日大参考，
为何举起敌人刀？
是疏忽吗？
不，是鬼花招！
必须老实交待，
是谁拍板定稿？
你想造谣中伤吗？
总理白壁无瑕，品德崇高。
你想借刀杀人吗？
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
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又有一首《秃儿想掘坟》，怒斥姚文元：
神州欲变，
风雨已迷天。
昏星暗月，
红日当空已难显。
自从总理别世去，
灰撒锦绣江山。
百花痛，含悲念，
声位语更咽，
人心皆怀念。
秃儿想掘坟，
悲剧又重演。
妖婆想统赤县，
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还有一首《三人只是一小撮》，诗中暗藏“桥”、“摇”、“江”，谁都明白所指何许人：
断桥飘摇春寒冷，
浦江浊水走鱼精，
挥手撒下铺天网，
刀下鱼精现原形。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几行字：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戈培尔第二”
在“四人帮”之中，姚文元处于最前线。这位“舆论总管”每天都要发布消息，指挥造谣机器把谣言倾注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
一次又一次，姚文元拿起红色电话机，向他的心腹，雅号“草包总编”——鲁瑛，口授机宜。
鲁瑛此人，原先不过是上海《解放日报》社办公室主任。只因他对姚文元言听计从，居然坐上“火箭”，一跃而为《人民日报》总编。他在《人民日报》社作报告，其效果如同刘宝瑞讲单口相声，台下笑声不绝于耳。因为他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把钓鱼岛念成“钩鱼岛”，把赤裸裸读成“赤果果”……他走马上任没几日，“草包总编”的“美名”便在京都传扬。
尽管这样，姚文元依然把这“草包”安置在党中央机关报总编的显要位置上——因为他总是百分之百执行姚文元的指令。
在电话里，姚文元的每一道指令，通过鲁瑛之后，很快地就在《人民日报》上体现出来。
姚文元叮嘱：“走资派还在走。注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层人人！”
鲁瑛立即答话：“是！”
“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是！”
虽说鲁瑛是个文人，电话里的答话声却如同军人的口令。不，不，更象清宫里的奴才，只不过奴才答话用的是“喳！”。
在那些日子里，姚文元与鲁瑛的最亲密的合作，莫过于在四月五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情况汇编》。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在姚文元看来，比《人民日报》还重要。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无法象过去那样走遍山山不水，只能靠一纸《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作出决策——发布“最高指示”。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同样也影响着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视听。
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
四月四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燃，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阙。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变成了“志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本来，那首《满江红》纪念周恩来、斥骂“四人帮”是很鲜明的，经姚文元一删、一批，变成了“反党”、“反革命”。
四月五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贴出一首五言诗，把“四人帮”比做“闹鬼”、“豺狼”：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姚文元拿到抄件之后，竟把“泪”字改成“血”字，变成了“洒血祭雄杰”。光是这么改，意犹未尽。他从探子们抄来的许多诗挑选了一下，选出另一首，加以删节，与那首五言诗“拼接”。虽说一首五言，一首自由体，“拼缝”非常明显，“舆论总管”也不管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姚文元把这首诗编入《情况汇编》，并亲笔加了这样的按语：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期《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首诗，也就被认为是天安门诗歌中“最最恶毒”的一首，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交公安部门立即作为要案加以侦查。
姚文元的造谣“想象力”异常丰富，以至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他甚至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哪里是在给周总理献花圈，那分明是在祭奠蒋介石！
怎么会扯上蒋介石呢？原来，姚文元从港台报道中见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举行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纪念典礼——蒋介石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去世的。姚文元移花接木，把与此毫不相干的天安门事件，硬跟蒋介石之死牵扯在一起。
其实，这位“舆论总管”，早就精熟“移花接木”术：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召开之际，新华社要发出一张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交谈的照片，姚文元“审查”时，认为应当“加”上王洪文。于是，从别的照片上剪下王洪文，“移”入毛、周之间。
江青见到记者拍的她与许世友在一起的照片，便给“舆论总管”打来电话：“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桥在一起。”于是，姚文元下令，把照片上的许世友头像换上了张春桥的脑袋。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病逝。新华社选了一九六四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毛泽东、朱德到机场欢迎的照片，准备发表。姚文元一“审查”，下令剪去毛泽东和朱德，顿时，变成了周恩来独自一人在机场……
当年，希特勒德国有位大名鼎鼎的“舆论总管”——宣传部长戈培尔，以撒谎、造谣著称于世。姚文元居然成了“戈培尔第二”。
从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起，姚文元开动造谣机器，在全国各报刊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长篇文章，对革命人民极尽污蔑之能事……
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写着：
“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信封背面却写着：
“请戈培尔编辑收”
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张四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登着那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刊头，那“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
报上，加了正气懔然的批注：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舆论总管”见到了《人民日报》社作为急件送来的这封信，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一个多月以后——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的、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捉摸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姚文元以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了一句，变成：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而轰！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辉吹嘘成灿烂的朝霞。越近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
末日的疯狂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这一回，“造谣总编”竟敢造毛泽东的谣！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这六个用黑体印出来的字，借助毛泽东“遗嘱”的权威，为失去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定下了前进的方向：“按既定方针办。”
“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九月十七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九月十九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搞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关于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九月二十日
（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九月二十三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九月三十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三十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历史的车轮毕竟无法逆转。“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十年，“四人帮”气数已尽，濒临覆灭的时刻了。
就在十月四日，姚文元还作最后挣扎，指令《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这篇文章，发出了“四人帮”最后一声狂叫：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舆论总管”一边指令全国各报转载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边又在一篇经他三次审改的更恶毒的黑文上，写了如下“批示”：
“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
可是，这一回“舆论总管”的指挥失灵了。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并未在头版头条发出那篇文章。
因为就在姚文元写完那条“批示”不久，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他的手腕上。
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尾声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庄严的时刻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作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唯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一九九六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会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还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醒目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一九八六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一九六八年六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同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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