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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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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她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是给过了一些男人梦想的。在她底苹果似的圆润的肥颊上，曾经有人以偷取了一个吻算作伟大的胜利的事情也曾有过，但自从花园咖啡（馆）倒闭后，她底光荣已经离开她，腮颊上的苹果也仿佛萎烂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间里写上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他写弱女子，写“空虚底女性”，写旧上海的畸形，写十里洋场的暗角。他的作品，仿佛用小小的酒盅，盛着淡淡的哀愁。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一卷四期上，蓬子的短篇小说《白旗交响曲（一段暴风雨时代里的插话）》，篇末注明“十二月初，于上海”。这篇小说与以往不同，写了上海“宝山路上的血”，写了“一簇簇预备出发南京请愿的学生们”，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国难临头的时节，我们无论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这一步”：
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党部委员等，带了雄赳赳的武装兵士，乘了汽车上车站来劝阻学生进京请愿，叫了学生代表去听训话。他什1的意思，以为学生进京请愿，不仅会耗费时间，精神，于事实没有丝毫的帮助，同时学业上的损失亦甚巨，甚大，社会的秩序和安宁也会受到影响。……
不耐烦地等待着列车，一面又想到了白天教育局长他们那一番训话，于是在郑华心里又掀起了一些气愤的，又好笑的感想。是的，连你们也说，这是国难临头的时候了，那末还教我们回去努力读书，这用意到底在那里呢？如其说，外交你们自有办法，但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不仅东北的劳苦民众早已水深火热的被践踏在铁蹄下面了，同时日本的刽子手还在到处继续屠杀，日本的军队还在继续向关内开动，预备在华北暴动，日本的兵舰也不断的开到长江上来示威，而你们，除了教民众坐以待毙的镇静之外，又还有半点准备反抗的表示吗？……啊啊，民众是不会再上镇静论的冤枉当的，为要解除他们自己的桎梏，为要避免奴隶的悲惨的运命，他们已经自己起来直接行动了！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篇《白旗交响曲》就艺术性来说，显得粗糙，却迅速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然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呼啦啦一下子吞掉了中国的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上万学生涌向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目击着抗日烈火在上海熊熊燃烧，姚蓬子感到激动不已。他，拿起了笔，在几天之内写出这篇《白旗交响曲》。他不再那样缠绵徘恻，他变得慷慨激昂。
《白旗交响曲》写得慷慨激昂。但生活中的姚蓬子又是怎样的呢？面对带血的刺刀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使“左联”同仁对姚蓬子留下一个疑问。
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一文（见《丁玲文集》第五卷），记载了姚莲子这段小插曲。
“‘九一八’以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过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游行，由楼适夷和杨骚打旗子（引者注：还有张天翼打旗子）。开群众大会时本来内定由沈起予讲演。但特务包围了会场，沈不敢上台，没有法，冯雪峰跑上台去讲演。他本来是不应该暴露的，事后同志们对他这种赤膊上阵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大会开得很有声势。会后，游行队伍包围了张群的房子。我们派人进去谈判。反动军警在墙上架起机枪，并向游行队伍开枪。等逃散的群众再度集合起来，左联清点人数时，发现只少了一个姚蓬子。……”
姚蓬子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见了呢？
后来，姚蓬子以含混的措词，回避了人们的追问。
小插曲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是这小小的插曲却是一个征兆
一九三二年，在《北斗》二卷一期举行《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征文时，发表意见的有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茅盾、丁玲、戴望舒、胡愈之等等，其中也有蓬子。
蓬子的意见如下：
中国近来文艺创作果然不振么？不是的。我认为它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案移转到大众的眼下了。
近来广大的反帝剧本的产生，街头剧团的开始活动，大众文艺的逐渐增多，工场壁报的普遍建立，这些，不都是新兴文学的萌芽么？自然，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大众文艺的产生，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因此，一个文学必须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习性，到工厂、到农村、到街头，去生活大众的生活，这是为要产生真正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文学的正确的路径。
同时，我们必须从大众中间，尤其是劳动者中间，培养工农出身的新作家。扩大工农通信员运动已成为文学界当前第一个急迫的任务。
《北斗》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公认为一九三一年我国文坛最好的刊物”，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这个新生的婴儿还不满周岁，就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勉强出版了二卷三、四期合刊之后，被迫停刊了。
鲁迅写诗《赠蓬子》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付排，居然在三月十八日就出书了。姚蓬子的中篇小说《浮世画》，交给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列入赵家壁主编的《一角丛书》，作为第二十九种，飞快地印行了。
小小的六十四开本，定价一角，第一版就印了四千册。这是姚蓬子小说的第一个单行本。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姚蓬子的《浮世画》，画的依旧是上海滩的世俗之情，桃花之运：
谁曾想到呢？一个穷教授会和大学校里的一个皇后要好起来。一个是被绅士公子们捧成了金丝雀，红鲤鱼，画眉鸟的摩登女郎，而另一个却是只在私立宏德大学担任了几点钟西洋文学史和西洋哲学史的穷教授。所以在他们最初认识了之后，西音和她通信的消息传到了朋友们耳中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一个熟人不背了面讲他笑话，见了面又寻他开心的。
“老西，听说你新近交了桃花远，真的吗？”一个熟人笑着问。
“老西，看你不出有这一手大本领，连王小姐都会和你讲起爱情来？”另一个熟人狡猾地拍拍他底肩膊。
“朋友，不要寻开心，好吗？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的造出风浪吧。”窘笑着回答了朋友们。
对的，这是句真话，对于这女人，至少西音是不曾发生过野心或幻想的。一，他不是小白脸，没有一个擦满了雪花粉的小旦似的面孔；二，他不会吹牛，没有当着女人面前将她捧上云雾里去的勇气；三，他没有钱。“拿教书的钱是只够维持个人生活也还不是顶宽裕的，有什么剩余可供一个摩登女郎底挥霍呢？自己底够不上追求女人的资格是明明白白的，所以要挤进那些体面的绅士们和豪贵的公子们中间去当一名蒽如底侯选人，那是他认识蒽如之后所不曾梦到，不敢梦到，同时也不必梦到的。
正如他自己告白给朋友们，他们底关系只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在一个朋友的筵席上认识了如，觉得很媚人，后来就借了一个原因写信给她了。信发出之后心中不无后悔的，不是怕她没有回信，而是怕她当作一个笑话传开去。但出乎意外的不到二天回信居然寄来了，虽是短短的几句平淡的客套话，但仿佛也很尊重自己的，希望自己时常有信寄给她。
西音是被一种单调的寂寞的生活追随着，到如今已有五年了。挟着皮包，从家内搭车到学校，念一些连自己也觉得无意义的讲义。，于是又回到家中，在几架旧书中间坐下来，看几本哲学书，或者躺在床上驰骋一些不必要的幻想，到如今。巳有五年了。
现在，有一个女人能够接受他底信，同时也有回信给他，这不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吗……
姚蓬子的小说《浮世画》，就这样开始展开故事。
拿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姚蓬子抱着自己一岁的儿子，前去看望鲁迅。
他的独生子，便是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他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给儿子取名，即“文中魁元”之意。
他去看望鲁迅，一是请鲁迅为他的新作《浮世画》写点评论，二是请鲁迅为他题几个字，三是让自己的儿子见识见识中国当代的大作家——虽然儿子才一岁。
姚蓬子的三个目的，达到了两个：
最容易达到的，当然是让儿子见到鲁迅。后来，当儿子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时，他就不无自豪地说：“我一岁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最难达到的是，当然是请鲁迅为《浮世画》写评论。鲁迅收下了姚蓬子送的新作，说道：“我先看看。”自然，此后鲁迅没有为《浮世画》写过任何评论，表明他以为不值一评。
既不算容易，也不算太难的，是请鲁迅题字。
鲁迅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给你题一首诗吧！”
姚蓬子喜出望外，瞪大了眼睛，看着鲁迅提起了毛笔。
顷刻之间，鲁迅走笔如飞，写下了一首风趣的小诗：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当晚，鲁迅在日记中记述道：“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
关于这道《赠蓬子》的释义，颇多争议。诗是最为简练的艺术。惟其简练，往往多义。《赠蓬子》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按照《赠蓬子》一诗直释，“飞仙”指蓬子（因为蓬子乃“蓬瀛之子”），“灵童”指姚文元。意思是说，蓬子仿佛从天而降，坐着两辆驾云的车子，带着儿子来临，可怜你蓬子并非天子，只不过是逃来逃去喝西北风罢了。
其二，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一九八○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注释中认为：
“诗中所说的是‘—·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找寻丈夫的事情。天子：穆天子，《穆天子传》讲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故事。这里指穆木天，言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只好逃去逃来喝西北风了。……
“因为穆木天的妻子到姚蓬子家去找丈夫，所以说：‘可怜蓬子非天子’，即可怜姚蓬子不是穆天子。用‘天子’来代‘穆木天’，因为‘穆木天’跟‘穆天子’中有两个字相同。又据《唐六典》，称宫廷内阁中的秘书阁叫‘木天’，即指天子的秘书阁，所以用‘穆天子’来‘穆木天’，否则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又这首诗写的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当时住在战区的人都在逃难，穆木天的妻子也在逃难，所以说‘逃来逃去’。穆木天的妻子在逃难时找不到丈夫，生活没有着落，姚蓬子不能照顾她，所以只好喝西北风了。这首诗不是写三月三十一日的事，是追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到三月三十一日，战事早已平息，鲁迅也从一·二八时逃难出来于三月十九日搬回家去，已经没有‘逃来逃去’的事，对姚蓬子来说，也没有‘吸北风’的事。再说《穆天子传》记穆天子去见仙人西王母，所以联系到‘飞仙’，‘灵童’就是仙童，正从‘飞仙’来的。倘若就姚蓬子讲，那就不能称‘飞仙’，也无所谓‘灵童’了。又一·二八正在冬天吹北风的时候，故说‘吸北风’也符合时令，到三月三十一日，已是吹东风的春天，和‘吸北风’也不合了。”
这里提到的穆木天（一九○○——一九七一），也是“左联”成员，诗人、翻译家。周振甫的依据是：“这首诗的本意，是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人讲的，她是当时的见证人，所以她的解释是有权威性的，正确的。”
当然，持第一种释义的，其实也未尝不可。因为当时姚蓬子还是“左联”执委、共产党员，而姚文元不过乳臭未干的稚童，鲁迅戏称之为“灵童”，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至于三十几年之后姚文元成为“中央首长”，借此自吹，那与鲁迅何干？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笔者在北京拜访楼适夷先生时，他谈及对于这首诗的解释——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在上海无处安身的他，来到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借住在姚蓬子家。
楼适夷步入姚家，见到墙上挂着鲁迅题诗，还没有来得及裱呢。
楼适夷看罢诗，问及鲁迅的诗的意思，姚莲子仰天大笑起来，说起了故事：
“‘一·二八’的时候，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听说，穆当时另有所爱，谈恋爱去了）。穆的妻子带着孩子，坐着两辆黄包车，来到极司非两路我的家里。我帮她找穆木天，找来找去找不着……三月里，我去看望鲁迅，跟鲁迅说起了穆木天的故事。鲁迅一边听，一边笑。后来，我请鲁迅题诗，他就把穆木天的故事写进了诗里，笑我‘可怜莲子非天子’！”……
楼适夷当面听姚蓬子所讲的故事，跟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这首诗所作的解释是一致的。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北斗》消失了。
不久，一份厚厚的新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的书摊上。
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文学月报》。
每一期《文学月报》上，都印着《编后记》，署名蓬子——他是“左联”的这份新刊物的主编。《文学月报》由光华书局发行。
姚主编显示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一连串名作家的作品，出现在《文学月报》上：茅盾、巴金、田汉、丁玲、叶圣陶、张天翼、冰莹、艾芜、楼适夷……其中特别是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姚蓬子在《文学月报》第二期《编后记》中，继续发表着激进的文学主张：
“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已成为中国文化运动上当前最急迫的任务。除了奴隶的领主们想用各种方法领导大众走入永远的无知，永远的愚昧，永远的黑暗中，可以永远供他们的驱使，永远受他们的支配外，谁都感到大众不仅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生活，社会地位，同时也要提高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作为文化运动的一翼的文学，也必然的应该负起它自己的使命。……”
姚蓬子除了拉稿，编刊，跑印刷厂之外，也写小说，写诗。他集主编、作家、诗人于一身。
他发表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雨后》，依然保持着他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细腻的描写：
下午四点钟，春雨蒙蒙的落着。街上只看见电车，洋车，摩托车，行人很少。大家都间在家里吧。雨天在家没有事，照例听到了竹梆声便会有女人出来唤住他。但今天不知为什么缘故可有点儿不同，任他一弄又一弄躁急地敲过去，没有听到哎的开门声。是太太们麻将牌正摸得起劲忘记了肚子呢，或是上午已经买好肉，预备自家做点心呢，这是谁也无从知道的。甚至平日最爱作成他生意，送馄饨碗出来的时候还时常给他赞美的那几家公馆，仿佛也没有听到他的竹梆声……
蓬子写诗，比写小说拿手。不过，此时，他的“诗格”果真变了，再不是“象征派的法国诗风”了。他象怒吼的狮子，现出了心中的不平，吼出了民族的愤懑。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蓬子还登出他的《诗四首》。现摘录其中之一——《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从诗句那昂扬的基调，可以想见当年的诗人蓬子，确曾有过革命的热情：
大众，被k蹂躏的中国的大众，
被十六省泛滥的洪水，
夺去了可怜的粮食，牛马，庐舍，
被抛到饥寒的危崖
的穷苦的中国的大众，
听，日帝国主义的坦克车，飞机，炮弹，
从吉林，从辽宁，从山海关外，
雷雨般，野火般的卷到了黄浦江畔。
听，在紫色的烟，红的火花
弥罩着的闸北，弥罩着的茫茫的夜空下，
被围困在炮火的毒焰里的穷苦者底生命，
被践踏在兽的铁蹄下的少女底青春，
在死的界线上呻吟！
而那些命令我们不抵抗
命令我们镇静的，
此刻却拥抱着娇娃，低低的唤着“亲亲”；
在明媚的灯光下顾盼自己的勋章，
得意的微笑飘上了金黄的酒浆。
谁问日帝国主义的兽蹄踏到了江南！
谁管法西斯蒂的旌旗飘扬在吴淞江畔！
还有那荡着红裙的跳舞厅里，
听，那舞曲的幽扬，美丽，
伴着笼罩在晚空的血痕似的火光，
伴着可怕的惊心刺耳的炮声，
如一唱一和的双簧戏似的，
正在祝福这日帝国主义的伟大的胜利！……
虽说诗味淡如白开水，用口号式词句堆砌而成，但是诗表明他确实是左翼诗人中的一员。
在担任《文学月报》主编的那些日子里，姚蓬子既要组槁、改稿、编稿，又要自己写稿，还要跑印刷厂，忙得不亦乐乎。
《文学月报》也支撑不了多久。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第一期，到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五、六期，便被迫停刊了。姚蓬子只担任了前三期的主编。后来，周起应（周扬）由田汉介绍，从剧联来参加左联。冯雪峰调周起应接替姚蓬子，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姚蓬子在上海滩上“消失”了……
转入秘密战线
在姚蓬子之前，先“消失”的是潘汉年。
潘汉年原本是“文委”书记，常常在“左联”的会议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一九三一年夏，潘汉年“消失”了——虽然他仍然在上海。他神不知，鬼不晓地出没。上午西装毕挺，下午便长袍马褂，晚上也许衣衫褴褛，时而教授派头，时而富商风度，时而小小百姓。
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如此这般地描述过神秘的潘汉年：
他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潘可西在《深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一文中，则这样描写神出鬼没的潘汉年：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他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潘汉年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呢？
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点明了潘汉年的身份：“这时，潘汉年已负责特科工作。”
关于特科，夏衍写道：“特科是一个重要部门，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和铲除叛徒、特务’。”
三十年代初，中共特科是顾顺章负责的。他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意外紧急情况，周恩来亲自决定潘汉年“改行”。
那天，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矍秋白、周恩来等的住处。武汉中统特务六次发密电给徐恩曾。所幸，全都落在钱壮飞手中。事关重大，钱壮飞心急火燎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七日，当顾顺章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之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及溜秋白、周恩来均已安全转移……
特科，中共中央的秘密、要害部门。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调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便筹建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铲除叛徒、特务。”
中共中央特科下属四个科：
一科——负责设立中央机关、布置中央会场和营求安抚工作。
二科——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和反间谍工作。最早的科长为陈赓。
三科——以原先的“红队”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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