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一科——负责设立中央机关、布置中央会场和营求安抚工作。
　　二科——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和反间谍工作。最早的科长为陈赓。
　　三科——以原先的“红队”为基础建立的。负责镇压叛徒、内奸，打击国民党特务。
　　四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李强曾任科长。
　　自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以来，便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为注意的目标。
　　一九三一年三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要和回国不久的陈昌浩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亲自执行护送任务。他从上海来到武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盯住。在敌人雪亮的刺刀前，顾顺章一下子瘫倒了，成了叛徒，供出了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机密……
　　周恩来不得不重组中央特科。他选中了精明能干，二十五岁的潘汉年，挑此重担。
　　于是，潘汉年从上海滩“消失”了。
　　一九三二年秋，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工作。于是姚蓬子从编辑，而诗人，而主编，而为一名秘密工作者了……
　　姚蓬子在中共特科负责什么工作呢？他的具体任务是“河北交通”……
　　没有诗情，没有画意，这一次“改行”，有的只是严峻，艰苦，风寒，惊险。
　　第三章　蓬子转向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革命，如同一面筛子。筛去了弱者，留下的是强者。
　　写写激扬文字，做做地下工作，这都不算难。面对皮鞭和屠刀，面对生与死的选择，那才是对于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最严峻的检验。
　　一九三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一九三二年发生了“—·二八”，把国民党政府弄得手忙脚乱。左翼作家们趁着民众的抗战烽火，呼啦啦，火上加油，推动着全国的抗日热浪。
　　到了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腾出手来了，形势陡然吃紧，大批的左翼文化人落入囹圄：
　　三月二十八日，廖承志、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五月十三日，史沫特莱的秘书、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在上海被捕。冯达叛变，供出了丁玲的住址；
　　五月十四日，丁玲和潘汉年的表兄潘梓年在上海被捕；
　　六月十八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暗杀，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接到了暗杀警告；
　　七月十四日，《中国论坛》英文版第三卷第八期，王造时巧妙地以“记者接到未署名之投稿一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为托词，公布了以蓝衣社总机关代号“华”署名的“钩命单”，共五十三人，每一暗杀对象名字下面加括号，内注执行暗杀任务者的代号。其中有；陈绍禹（后林）、秦邦宪（后林）、胡汉民（海陈）、李济深（海陈）、陈济棠（球王）、李宗仁（补章）、白崇禧（补章）、蒋光鼐（补章）、蔡廷锴（补章）、冯玉祥（线索）、吉鸿昌（线索）、杨铨（后林）、鲁迅（后林）、茅盾（后林）、胡愈之（后林）、田汉（后林）、王造时（后林）等。这份“钩命单”一公布，舆论大哗。
　　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党员便达六百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六月下旬被捕之后，成为“软骨虫”，居然供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成了叛徒。于是，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来了个大搜捕……
　　在这月黑风高之际，姚蓬子在上海滩上不见踪影。人们只是在书店里见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印行。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个短篇：《兄弟》、《意外》、《黄昏的烟霭里》、《一个人的死》、《雨后》、《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对于姚蓬子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他虽然出过诗集《银铃》，毕竟是薄薄的一小本，况且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出过几本翻译小说，毕竟是替外国作家进行“中文写作”。这本二百五十一页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后，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寒地冻。在朔风凛冽的天津，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三个特务突然出现在戴着罗宋帽、穿着棉袍的二十七岁的男子面前。
　　就这样，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现在被捕名单上。
　　一个叛徒出卖了他。
　　天津警察局长的嘴角漾起了笑涡——因为这一回落网的乃中共机要人员，非同小可。
　　与姚蓬子同案被捕的，还有左翼作家潘漠华和洪灵菲。
　　潘漠华本名潘训，比姚蓬子小两岁，浙江宣平县坦溪村人氏，也喜欢写诗。一九二七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姚蓬子出席“左联”成立大会那天，潘漠华也来到会场，并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词。后来，他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左联”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时，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洪灵菲比蓬子小一岁，广东潮州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蓬子在上海相识。一九三○年，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际，他成为七个常务委员中的一个。一九三三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秘书，在北平被捕。
　　“首都”甫京电告：“速解宁。”
　　姚蓬子耷拉着脑袋，戴着手铐，作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车。
　　下了火车，一辆轿车已在那里“恭候”。
　　车轮飞转，直奔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看守所。
　　惊魂未定，一个温文尔雅的先生，穿了一身毕挺的西装，前来“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这位先生却满脸春风，悠悠然抽着“三炮台”，慢慢儿地跟他聊着。
　　“姚先生，久闻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掷到姚蓬子面前，说道：“姚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作家。我前几天刚刚拜读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华横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忐忑不安地紧紧盯着面前这位笑嘻嘻、文诌诌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当成‘政敌’，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谊’！”他继续微笑道。
　　当此人自我介绍说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轰顶。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思曾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倘不是钱壮飞通风报信，恐怕连翟秋白、周恩来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时候，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一九三二年九月，公开的名称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为处长。它的前身为复兴社（又称“力行社”、“蓝衣社”）的特务处。一九三八年，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系统。
　　徐恩曾原任“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亦即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一九三八年，徐恩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建立了另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系统——“中统”。
　　徐恩曾的脸上没有一块横向，却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文诌诌的，笑嘻嘻的。他的话，象裹着橡皮的铁条，软中透硬，笑里藏刀。
　　在看守所里，徐恩曾没有高喊“来人哪”，没有使劲地拍“惊堂木”，却与姚蓬子面对面坐着。一边悠悠地抽着“三炮台”，一边慢慢地聊着。
　　“姚先生，你是诗人，你是作家，我拜读过你的许多大作。才华横溢，令人敬佩。”徐恩曾开始了他的“演说”，“象姚先生这样的文人，干吗去给共产党卖命？”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出，徐恩曾的每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心。
　　徐恩曾是最善于察言观色的。他看出了姚蓬子内心的空虚，便长驱直入了：“姚先生，你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的首领们又是怎么样呢？我这里，有顾顺章和李竹声幡然醒悟之后，写下来的深刻体会，你不妨看看。他们都受到了当局的优待……”
　　留下一沓文稿，笑笑，徐思曾捻灭手中的烟头。走了。
　　那一沓文稿，如同炸药包，剧烈地震撼着姚蓬子的心。
　　虽说顾顺章是上海工人，姚蓬子曾见过他，却没有太多的交往。李竹声却是姚蓬子所熟悉的“顶头上司”。读着不久前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的“反省体会”，姚蓬子不住地在自问：连车竹声都举起了白旗，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姚蓬子知道，国民党特务手中的枪，不是吃素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阵枪声响过之后。姚蓬子所熟悉的五位“左联”作家白莽（即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都倒在血泊里。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年纪也与姚蓬子相仿。特别是白莽，曾是姚蓬子的诗友。记得，记得，他把《银铃》送给白莽，白莽跟他畅谈过对诗的见解……
　　别无选择。在姚蓬子面前，只有两条路：李竹声之路与白莽之路。
　　“姚先生，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先生年近‘而立’，前途不可估量。何况，先生家中还有两岁的儿子。先生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替儿子想一想……”徐恩曾的话，不时在姚蓬子耳际响着。
　　要么跪着生，要么站着死。没有挨过一棍子，没有上过一回刑，姚蓬子的双膝弯曲了，跪倒在徐恩曾面前，扯起了白旗。
　　他，供认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党员，供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
　　他，供出了左联党组织名单，供出冯雪峰、华汉、钱杏（屯阝）是中共党员；
　　他，供出了与鲁迅会面的地点，供出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屯阝）、柳亚子的地址；
　　他，居然用他的笔，写出了“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
　　大喜过望，徐恩曾发出一阵狞笑。他当即决定，给予姚蓬子这样的“反省模范”以“自由”！
　　又见到了蓝天，又见到了阳光，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姚蓬子从子弹上膛的枪口讨得一条活命。步出囚笼，获得了“自由”。
　　只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卖了党的机密，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姚蓬子倒戈的消息，不胫而走。鲁迅闻知，不胜啼嘘，万分感慨。
　　鲁迅在三封书信中，谈到了姚蓬子。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鲁迅在《致姚克》中，嘲笑了卖身求荣的姚蓬子：
　　“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引者注；即指姚蓬子），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写道：
　　“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深刻地剖析了“蓬子转向”的根源：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
　　从“蓬子转向”，再重读鲁迅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的睿智、远见：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年后的忌日——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鲁迅提出凝重的笔，写下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然而，他对“左联”的败类——姚蓬子，只是投以脾睨的冷眼……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楼适夷迄今还清楚地记得：
　　一九三四年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忽然响起监狱长嘹亮的声音：“全体肃静，全体肃静……”
　　两边是铁囚笼，关押着一个个“共党分子”，监狱长站在囚笼间的“弄堂”里，发表训话：
　　“姚蓬子的名字，你们都是知道的。他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执行委员。前些天，他关押在这里，你们也是看到的。现在，你们看不到他了——他自由了！他为什么能够自由呢？因为他幡然醒悟了，与共党决裂了。他的悔过自新，受到了中央的表彰。他不光是自由了，而且还将委以重任。他是你们的楷模！
　　“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左翼作家洪灵菲。洪灵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抗拒之路。结果怎么样呢？洪灵菲已经被当局所枪决！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要做姚蓬子呢，还是做洪灵菲？好生掂一掂，赶紧作出选择……”
　　“无耻！”楼适夷骂了一声姚蓬子。
　　楼适夷也是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几个月。
　　当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的时候，从楼适夷的牢房前走过。姚蓬子朝楼适夷微微点头，楼适夷也认出姚蓬子来了。
　　没几天，姚蓬子托人带口信给楼适夷：“好吗？”
　　过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诉楼适夷：“姚蓬子这人靠不住，当心！”
　　楼适夷不再理会姚蓬子。
　　果真，从监狱长的“演讲”之中。楼适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软骨虫！
　　监狱长在结束“演讲”之后，特地找楼适夷谈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识。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虑考虑吧，早一点悔过自新，我们会象优待姚蓬子那样优待你！”
　　楼适夷不予理睬。他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与姚蓬子同时被捕的潘漠华，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以绝食相抗，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牺牲于狱中。
　　一九三四年的姚蓬子，仿佛身首异处一般，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译的苏联梭罗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说集《饥饿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书店再版印行。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于徐恩曾的“力荐”，他的“反省范文”——《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赫然登载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上，并被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十日谈》杂志所转载。
　　姚蓬子的《宣言》，写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央日报》在五月十四日发表时，还加了副题《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努力》。
　　这篇《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脸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报》编者所加的一段说
　　姚莲子顷发《宣言》，脱离共产党，兹照录宣言原文，及姚在共党经历如次。
　　姚蓬子本名梦生，于一九三○年春，发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选为执委，同时并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共产党，在左联被选为执委兼任总务部长，并兼工农通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参加党组，同时兼青年文艺研究会总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转任组织部长并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春，负责编辑《文学月报》。一九三三年。任中央驻河北的交通，同年并兼任《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引者注：“巴尔底山”为“突击队”的音译）、《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编委。
　　这段关于姚蓬子“共党经历”介绍，大致如此，当然也有几处不准确，如《巴尔底山》早在一九三○年便已停刊，《北斗》是在《文学月报》之前等等。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原文如下——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在这黑暗与黎明、老者与少年交替的前夜，整个民族落在挣扎的苦难里，感到苦闷，感到彷往徨，感到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无出路，将是这大时代的热血的少年们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除的遭遇。我自己便是这样的一个。
　　十年前我是一个极感伤的颓唐主义者，以当时社会的灰色风气作为滋养料，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于时代的改变，由于个人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沉默和叹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伤，于是开始在这样的热情下，转变我的人生观。我要在一种理想当中，取得我生命的开始和寄托，于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个左翼文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从一九三○年到今日，我曾作为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及党团文化；反帝抗日联盟发起人，并负责党团书记；以及《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左翼杂志的编委。到今天止，我将我个人整个的精力，完全贡献于左翼文化的祭坛之前。
　　同时我曾企图以脱胎换骨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检查自己、监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识上新生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可是事实上没有走通这一条新的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的艰难和停顿中，时常引起一种新的厌倦的情绪。……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对外是脱离帝国主义的铁链，以保障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对内是肃清封建残余和军阀遗孽，以统一中国，以达到真正的和平。同时发展都市的民族工业，解除农村的封建剥削，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以这些任务的达到与否，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先决条件，则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显然不为中国当前之所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减少到零度，结果客观上、事实上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所以无怪乎一个原则上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的基石上的党，结果却停留在一种秘密结社的狭隘的状态中。而它的政治行为，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的影响，引起他们热烈的拥护、欢迎和参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怖观念。
　　这样，在政治上已经失效了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反映于文化上的失败，是怎样的碰壁呢！
　　自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跟着一九三○年的疯狂的立三路线飆起了一个极盛时代以后，即趋向于脱离群众的衰落状态中的左翼文化运动，中问虽然经过共产主义的作家们多次集体的努力，到今天，事实依旧证明无法以无产阶级作品本身来争取和组织广大的知识青年。所谓现阶段的列宁主义的作品的产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这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苦闷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所以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该是为了民族的生死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而且从没落的旧贵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们，我们自己问问，当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本意，是为了遏制不住火一样强烈的阶级的仇恨心，还是为了目睹和身受这民族的危机呢？以一个从苦难的民族的挣扎里出来的作家，而企图创造理想的无产阶级作品，结果，自然没有一个不遭到悲惨的失败。其中有几部为青年所欢迎、所爱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则都是含有针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状的意义，超过它为阶级服务的意义的。然而这些作品，又正是共产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尺，所认为右倾的含有毒素的。正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一样，左翼文化运动之陷于失败而趋没落，是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原因的，针砭着中国今天的现状。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比之下，我在郑重的考虑之后，得到了如上的结论。因此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并将此种微意，敬献于青年的朋友们之前。
　　姚蓬子押
　　四月十八日
　　在那样的年月《脱离共产党声明》之类在《中央日报》上并非鲜见。那种《声明》往往“模式化”，诸如“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云云。姚蓬子则不然，洋洋洒洒写了两千余字，从笔调、从习惯用语来看，完全出自他的亲笔。他的《宣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