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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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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220团是红25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25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海东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9月4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225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16）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这在红军中是行得通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17）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中央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海东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18）“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AB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06 党指挥枪在1932年以后的鄂豫皖苏区，徐一度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个人生命也操纵在省委书记、政委手中。作为副军长，他除了带队冲锋陷阵，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P27）可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执行得多么有效。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人代表的。遵义会议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军事首长，甚至也不大懂得军事，但从1927年到1935年，党始终保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就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飞来飞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军权和政权。他们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类党的组织，垄断该地区的一切权力。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夏曦和任弼时可以指挥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沈泽民可以指挥徐海东。
尽管红军是党的军队，但军事首长与党的领导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战斗要求胜、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统一、要效忠。所以徐海东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P39）而戴委英却从不怕杀错人。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裁断的标准就是党指挥枪。徐海东有一次反对杀人，戴季英的理由是：“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P23）党内、军内多次“肃反”，大权一般都掌握在政委、书记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军队打出来的，但这支军队的特点又是党的领导。党和枪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19）毛本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是“军党”。当然，他也强调“党指挥枪”，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
07 错在哪里？
革命家的传记当然是革命的颂歌，但鲁迅早就说过革命不是通体光明的。但稍微真实一点反映革命进程中的实况，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所以阅读革命要细心。
1933年12月围攻七里坪失败后，徐和少部分部队与军长吴焕先的主力部队失散，艰难跋涉后才到了皖西，由于不可能再回鄂东，就在皖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与当地的部队合组成红28军，徐任军长，郭任政委。半年后才与红25军会合。
关于这次会合，1962年徐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说：“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P70）但事实上，徐也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气愤。1965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会合的前因：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P33）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P62）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28军的成立削弱了红25军的实力。
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25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他们的斗争，确实打开了皖西的局面。
可以想象，他对与吴焕先的会合并不全是高兴的。
不过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他。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25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
“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P33）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部队过来，为我领导，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
08 鄂豫皖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是为鄂豫皖根据地起源。1930年3月成立红一军；1931年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极盛时主力4万多、地方武装20多万人。以此衍生出4支部队和4块根据地：1932年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6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129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5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4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25军与28军主力合组为新的25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115师344旅。
25军长征后，原28军留下的部队组成82师，后又扩编为红28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3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4支队。
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1935年9月组成74师；抗战后与15军团会合，抗战开始后编为115师留守处。
用“前仆后继”来形容鄂豫皖是最确切的：四方面军走了，25军起来了；25军走了，28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5师和1947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的农民，为革命一茬接一茬地走进红军，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1955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鄂豫皖出了200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最顽强的根据地，难道仅仅因为贫困？
09 “火并”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1935年初红25军长征到陕南，像中央红军一样，也是从一张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他们立即决定与之会合，9月初全军3400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部队多。25军有人说：“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好！”（20）尽管徐“知道他过去犯过骄傲自大的毛病”，但他对刘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实力不同则位置不同，两军合组为15军团后，徐正刘副，刘还被彻底排除在随后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
这不全是25军的客强欺主。1935年初，中共在陕北的组织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军队则有26军和27军，分别由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代表。7、8月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他们主要依靠原陕北特委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排挤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徐海东的25军9月中旬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主要依靠这支部队，一来代表团和25军都是客，二来25军更有实力。25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既是省委保卫局长，又是西北军委参谋长，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肃反”为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徐后来告诉张国焘：“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21）
毛泽东有言：“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免。（22）所谓“革命队伍”就是农民队伍。
无论给每次肃反加上什么名称，骨子里都是一种“火并”。10 高岗骂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稳定陕北大局。11月26日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批评刘志丹、高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并原则上肯定了陕北的肃反：“过去陕甘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26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敢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性、过渡性的态度。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方军委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虑，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于11月30日作出《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西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把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推到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肃反的聂洪钧二人身上，对他们分别作了“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分。（23）朱理治、郭洪涛继续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5师政委；郭洪涛先后任陕甘宁辖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1942年10月19日到次年1月14日，毛泽东倡议由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岗蒙毛泽东的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书记；另一方面毛泽东意图通过西北历史问题的清理为改写党史提供“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口径。会议修改了1935年有关陕北“肃反”错误的决定，把主要责任人从戴季英、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朱、郭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七大”后，朱降为吉林省洮南地委书记，郭降为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在高岗手下。
与徐海东有关的是，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连带批评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25军主要领导者”。25军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先后任军长和政委的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但程子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9月到达鄂豫皖时张国焘早已撤离鄂豫皖，谈不上受张国焘的影响；戴季英早在1935年就被认定要为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高岗没有必要不点他的名。
那么，这个“主要领导者”是指长期在鄂豫皖工作的徐海东？但第一，毛泽东曾说过徐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徐与张有本质不同。1936年10月毛还派徐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25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24）第二，徐历来反对肃反，与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很尊重，认为如果刘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1935年直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王首道对徐海东赞不绝口：“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25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25）
那么高岗究竟骂谁？
11 大功徐的军旅行生涯与井冈山、与红一军团、与红一方面军无缘，红军长征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他1931年才担任团长，1940年以后即以养病为主，没有参加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解放战争”，他的英雄时期主要是30年代中期一段。但毛泽东对他却异乎寻常地关心，1941年发电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1950年亲笔要他“安心静养”；1955年被评为“十大将”之一，连他自己也感到惭愧。当然可以假设，如果徐的身体很好，毛也不一定就怎么重用他。但事实是毛对他确实甚为关照，认为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25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绝对服从，是他率15军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1934年红25军长征到1936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1935年7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P40）1939年9月，红25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
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P48）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36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1936年9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4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26）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P48）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12 病1940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49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1955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1960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1950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总参谋长粟裕1958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1960月10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1966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1966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1969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8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1952年6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2月好转。1959年9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1960年2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27）从1962到1965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49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10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1969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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