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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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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对抗战也是一片赤诚。
“徐长官，敝寺室陋曾贫，不请海涵！”长老亲自端着一盆昙花走到期徐海东卧室，恭敬地说，“特送一盆昙花，请笑纳！”
“谢谢长老，快请坐！”徐海东对宗教界的人士一向都很尊重，“我们前来贵寺，已经够打扰的了，你还……”徐海东没有说完，又咳嗽了两声。
“听说长官五年来抱病抗战我们深为感动。您不愧为国人楷模，民族英雄啊！”长老诚恳地赞叹道。
事情也巧。长老送来的那盆昙花当晚开放，许多人都跑来观赏。
寺中的长老身披袈裟，双掌合十，向徐海东祝贺道：“长官真是福星，你一到敝寺，多年不开的昙花开了，国家民族和平有望，指日可待呀！”
“俗话说，昙花一现，但愿这和平不要像昙花一样，转瞬即逝呀！”徐海东笑笑说。
“不！不！”长老说，“国共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人们的议论，从赏花的吉祥，转向了和平还是内战的问题。长老走了，全是新四军和地方党的干部战士了，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大多数人都认为，和平建国是有可能的，不愿意再打仗了。可唯独徐海东以他战略家的头脑拿出了自己的观点：外战结束，内战将要爆发。
从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老病号”徐海东就准备着跟国民党打内战，他在病床上，每天都向来人宣传他的看法：战争会打起来。多数人信他的话，也有人认为他是个“经验主义者”。直到党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准备自卫反击战的紧急通知，话多人暗暗敬佩，“老病号”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这时，徐海东病情虽有好转，但是仍不能骑马。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飞机到处狂轰滥炸，难得一个安全地方。徐海东从华北到苏北，从苏北转向陇海路北，又转到山东诸诚和胶东一带。
许多老战友都了解，对“老病号”最大的安慰是战争胜利的消息。每打了胜伏，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同志就派人把情况详细告诉他。1947年5月，孟良固战役刚结束，许世友带着些罐头、饼干等战利品，来到徐海东住的村庄，一进屋就大声说：“我送药来喽！”
徐海东看到许世友高高兴兴地来了，以为真的搞来了什么秘方，笑着问：“许司令，到底是什么药？”
“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彻底完蛋了！”许世友把帽子扔在徐海东床上，露出了光头，笑着说，“你说是不是一副好药！”
徐海东听到这个喜讯，别提多高兴啦！他脸上的酒窝又深深显露出来，连声说：“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好！你们指挥得好呀！”
两个老战友，面对面坐着。一个绘声绘色地讲前线作战的情景；一个听得入神，神还不时提出对方答不出来的问题。猛地，徐海东对许世友说：“我不能上前线，还麻烦你来看我，心里真惭愧！”
许世友和徐海东的性格相近，他理解徐海东的心情，笑着说：“我们这辈子，有打不完的仗，你安心养着，有你的仗打！”说着向周东屏说：“嫂子，我还没吃饭，给熬点稀饭喝吧！”
山东农村，此时上好的稀饭算是小米绿豆稀饭了，只因战事紧迫，没等绿豆煮烂，许世友就等不及了。
许世友边喝边说：“嫂子想害我，让我吃生绿豆！”
周东屏笑着说：“心急喝不了绿豆粥！等你再打胜仗时，我给你煮得烂烂的！”
临出门时，许世友说：“徐大哥，你随我们一块转移，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也会保护你的！”
话语不多、字字千金。它既表达了老战友生死与共的真切感情，又说明形势严重和战斗到底的决心。徐海东握着老战友的手说：“我一定好好养病，要亲眼看着蒋介石下台。万一你们转出外线，给我一个连，我也要在沂蒙山区打游击！”
山东是蒋介石两个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中央为了徐海东的安全，命令徐海东和部分家属撤往东北大连。1947年9月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威海卫海港。
将星陨人民痛 浩气贯长空大连。文化街七十五号。
这座幽静的住宅，近邻老虎滩海滨。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中央为徐海东选了这个很好的疗养场所。
徐海东几年没领兵打仗，仍是敌人情报机关追踪的目标。为了保密，从威海卫港上船后，徐海东化名为余立仁。但是，敌人还是很快知道了他的行踪。刚到大连第三天，大连市公安局的一个同志来说，美国电台今天的广播说：“中共重要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到了大连，企图不明！”
徐海东又惊又怒地说：“我这老病号，什么企图不明！我的企图很明白，就是养病！”接着他问道，“从山东撤下来的其他干部家属都安置好了吗？”
“虽说困难些，但都安置了！”大连市委的同志说，“你别担心了，都由我们办！”
徐海东对身边站着的秘书说：“你去把组织上拨给我的养病款，送过去，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属！”
大连市委的同志瑞三推辞不接，秘书知道徐海东的脾气，向来说一不二，别人不听，他就会生气，可能会加重病情。在秘书的解释下，大连市委的同志把组织给徐海东养病的钱拿去补助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家属了。
一位留美的肺科病专家和苏联红军的一位上校军医，经过化验、透视等详细检查和会诊，断定：严重肺结核并带有多种并发症，肺部的绝大部分失去功能，没有完全治愈的可能。
在化验室里，当周东屏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哭一场。
“以前主要吃些什么药？”苏联军医问周东屏。
“主要是靠吃一些中草药，维持着。”她泣不成声地说，“每天还要工作、读书、看文件……”
“这简直是个奇迹！”苏联军医惊奇地说，“我不能理解他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两位医生在周燕屏的要求下，答应不把真实病情告知徐海东。
徐海东自从病倒以来，从不认为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总是满怀希望和信心，像在战场上蔑视敌人一样蔑视病魔。他始终相信自己会好的，九次负伤没有死，病也决不会夺去他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权利。医生一进门，他就乐呵呵地问：“我要养多久，才能上战场？”
两位肺科病专家互相望了望，只好说：“你的精神会使你俩恢复健康！”
“你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名军人，军人是最了解军人心理的，我还想参加战斗！”徐海东说。
上校军医面对这位解放军拘将，强做微笑、连连点头：“是的！你会的！”
可事与愿违，三年国内解放战争于1949年基本结束。徐海东空有一腔热血，却难赴重任。
徐海东两肺功能严重损害，听诊器下湿性锣音像水泡样随着吸气鸣响，可是，徐海东对自己的希望从没破灭过，只要病菌情略有好转，就写信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同志关怀他，也希望他能重新工作。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了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徐海东把党中央的关怀记在心里，把毛泽东的信放在枕边，作为鼓励和鞭策自己的精神食粮。他每天坚持起床，加紧锻练身体，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徐海东永远铭记徐海东的一句话：“我看过〈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的人，不算个中国人！”他在学习马列著作和阅读文件、报刊之余，也常常反复读这些书。他不太喜欢〈红楼梦〉，其中的人物和他这个一生征战的武人性格、爱好毫无共同之处，但他还是把它读了两遍，他要做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1951年5月30日。徐海东住所。
阳光灿烂，春潮乍起。湛蓝的辽东海湾，泛起汹涌的春潮，海水一次次向海边的沙滩扑来，不时泛起白白的浪花。被妻子周东屏搀扶着和徐海东，站在门口，已经多时，他的心也随着海水一起澎湃。想到周恩来总理要来大连亲自探望他，他的心情就无比激动。
一辆吉普车在徐海东面前停下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敏捷地下了车，大步向站在门外、等了很久的徐海东夫妇走来，徐海东也三步并做两步，迎了上去，两双久别重逢、凝结着深厚友谊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徐海东激动而有些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完成了任务，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周总理诚恳地说，“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你！”
徐海东说：“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是战争结束了！”
周总理说：“胜利了，条件好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呀！”
当周恩来发现徐海东卧室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服装时，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大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海东坚持穿。他说，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周东屏解释着，“不过，不时候苦日子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周恩来眼睛模糊了，心情有些激动。他心想：“这是为中国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将军，革命胜利了，怎么能让他过这种寒酸的生活，当即批条，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衣食款。
徐海东久居大连达九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来探望。
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总理去大连，又到了文化街七十五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喜欢他的坦率性格，热爱他的光明磊落和赤胆忠心。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徐海东的功勋、才能的准确评定。
周恩来第三次来到大连徐海东住处时，发现徐海东还住在那所低矮简陋、潮湿的旧房子里。周恩来当即批条、拨款，把徐海东的卧室加高。
徐海东听说需要很多钱，坚持说：“我感谢总理关怀，房子不修也能住！”
“你是个病人，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周恩来关心地说。
“我要以总理为榜样，要永远艰苦奋斗，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徐海东的座右铭，也是他常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教育孩子们的话。
抗美授朝战争爆发后，徐海东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报纸和文件中了解战况。远离战场，他不能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那样，找前线指挥员谈话，于是，他就经常找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老战友郭述申谈谈，和他共同说说战局，讲讲如何做好战备。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徐海东常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古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6页。）
为了保持谦虚慎谨，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了“六不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
这些话，徐海东常给家人说，给同志们讲。有一次，听说一个干部闹离婚，把在一块抗战八年的妻子无故甩掉，另寻新欢，他气愤地骂了好多天。从此，每逢多年不见的同志来看他，不管对方高兴不高兴，都问一下：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周东屏提醒他说：“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怎么开口就问这些？！”徐海东却认真地说，“问问有什么不好，提醒他们别犯错误！”他鄙视争名、争权、争利的人。
1956年9月。北京观音寺一号。
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房子虽不新，但古朴典雅；四周的房子红檐绿瓦，院子中间大方砖铺地，很是气派。这是清朝末期给一位德高望重进士建造的。组织上决定，徐海东搬进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
徐海东在参加八大期间，见到了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看到他们个个精神焕发，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朝气蓬勃地工作。他渴望着也能走上工作岗位实在不甘心“只当官、不做事”。他的心扉，一直是朝着整个国家，向着全世界。他手上总是提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解放军专题节目，学习讲座，他都认真收听。对家里人来说，他既是热心的历史讲解员，又是受尊重的“时事评论员”。医生阻止他看书、看文件，只允许他听读，可旗偏做不到，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一些，就职自己看文件，看报，有时还看些文艺书籍。他说：“吃饭不能找人代替，学习一样不能让人代替。听读三遍，不如自己看上一遍。”
徐海东期望着能工作。身体略好些，每天能起床三四个小时，在别人搀扶下能走出卧室了。他就主动承担了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他身编写战史的执笔人一再嘱咐：写历史，要写党、写毛泽东思想，写人民群众，不要把我个人写成英雄。没有党，我仍旧会是个穷窑工！（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他的头脑，简真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多年的重病，丝毫没有损伤它的敏捷和记忆，令人惊叹！三十多年前的大小战斗经过，敌人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的姓名、外号、习惯，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军的作战经过、行军路线，爬过的山头，驻过的村庄，以及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他的口中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由别人执笔，他口授，先后写出〈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奠基礼〉等革命回忆录；又凭他细心的回忆，绘制出十多幅战例地图。这些，都为现在研究历史、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徐海东做出了超负荷的贡献。许多老战友对他惊人的记忆力，钦佩不已，纷纷称他为“活资料”、“活地图”，有的称他为“天才的记忆”。他自己却幽默地说：“不是我记忆好！而是那些事和人太动人了，我想忘都忘不了！”
1960年春。广州疗养院。
北京的树枝刚刚有点绿意，广州已进入枝繁叶茂、百花盛开的仲春了。
在广州疗养院的一间套房里，暂时养病于此的徐海东正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董必武亲切交谈。
“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呀！”徐海东和董老寒暄几句后，谈上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人就是有骨气，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威胁摧垮！”
“是呀！苏想致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迎着困难上，争取比有他们的帮助时搞得还好！”董必武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曾在武汉首创“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现处在中国政坛最高领导层，为中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而不知疲倦地到处奔忙。谈起国内外形势，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钢铁厂、汽车厂、远洋轮船制造厂，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导弹和卫星……”
交谈了一阵，董老要走时，高兴地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二十多年，没有落后于形势，这是不容易的。有的同志养病一、二年，思想就跟不上了！”
徐海东摇摇头，笑着说：“我还得向董老学习，请董老多多指教呀！”
在病中，徐海东生怕自己落后太远，只要身体能支持，就学习，就尽可能争取参加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只要有可能，他就坐着手推车参观一些地方，看看工农业生产，主动和工农群众接触交谈。他听到、看到生产上的好形势，就舒畅、高兴。碰到相反的情况，他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1959年庐山会议（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彭德怀旨在纠“左”的万言书，被批为右倾。随后，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的政治运动。）后，徐海东对党的一些决策，难以理解。他感到，越是担心自己落后，好像时代的列车越是跑得更快，总也跟不上似的；越是害怕犯“右”的错误，思想上却越来越“左”不起来。“老病号”和许多老朋友一样，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1966年5月23日晚。徐海东寝室。
儿女们坐在徐海东床边，说起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大字报，还给他读了一些传单。其中有一张油印传单写的是林彪如何“一贯紧跟，一贯高举”，还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
“放屁！”徐海东突然火了，手拍床边，气呼呼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份嘛！红军时期，我两次带领队伍到过林家大湾。他家十几台织布机，是我们分给穷人的。他家怎么是贫农，哪一家贫农，有那么多织布机，还有那样多的瓦房！”
徐海东突然联想到，儿子给他读过的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文件，觉得林彪最近言行反常。他不顾此时又加重的病情，叫儿子把文件全部拿过来，亲自一字一句的仔细读两遍。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这条航船起伏。
由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火，通过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全国各条战线。瞬间，这场红色浩劫将要席卷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州大地。
犹如一股暗火，虽然它已经炽热地燃烧了，但当它还没有把整个大厦化为一团火海的时候，总不是会被一般的人所注意。
然而，经受过无数次激战和政治风波的共和国大将，却超人地嗅到了火药味。是秉笔直抒、进谏中央？还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中央委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共和国大将赤胆忠诚：“徐老虎”的刚直坦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贯作风驱动着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夜间2时。徐海东的寝室仍然灯火通明。
“文伯！文伯！”徐海东呼喊着已经熟睡的儿子徐文伯。
徐文伯为了便于照顾久病的父亲，就睡在隔壁。他应声而到。
“取过纸、笔。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徐海东吩咐道。儿子一切准备就绪后，提笔待写，徐海东深吸了一口氧气，口授道：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
……
趁毛主席、刘主席和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
……
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的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
徐海东望着天花板，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他不时的被迫吸口氧气，语言不能连贯，然而，字字斩钉截铁，句句直言不讳。
一封代表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信，飞向了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这场在神州大地上突然刮起的一股飓风，横扫中华人民工和国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就连长年卧床不起的“老病号”徐海东也未能幸免。
“修正主义分子”、“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守总参党委的权”、“‘二月兵变’的幕后支持者”、“想要毛主席交权”、“对林副统帅不忠”……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一封封逼供信，一顶顶“反革命”大帽子，压得只靠氧气罐维持生命的徐海东喘不过气来。徐海东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
凛冽的寒风，使徐海东卧室四壁挂满了白霜。周东屏从邻居借来的小火炉里，含硫量很高的劣质煤，散发着微弱的热量。
周东屏和儿子，既是炊事员，又是看护员。徐海东呼吸艰难，嘴唇、手指甲变成紫色，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喃喃地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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