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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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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说完后，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道：“海东，你看那些人象反革命吗？”
徐海东回答说：“我看不象！”
“不象就应该解决嘛！”周恩来坚定地说。他那双浓眉下的眼睛，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
毛泽东沉思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
周恩来也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
徐海东说：“他们有的是被供出来的，有的是说了不满意的怪话给抓起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说有的人是历史问题，可又找不到证明人。”
毛泽东说：“我看不需要找什么证明了。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海东，你要亲自去办这件事。”
周恩来关切地说：“要好好安慰同志们。”
接受命令后，徐海东立即赶回军团部，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
很快，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集合在军团部门外的空地上。面对站着的这300多名干部、战士，徐海东含着热泪，用哽咽的声音讲道：“同志们！……我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战士回到连队去，干部等着分配工作……”
顿时，队伍中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进行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周恩来，就提出要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以抵抗国民党亲日派对西安的武装进攻，并指名要徐涨东领兵前往。他们和红二十五军多次交过战，深知徐海东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一口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要求。
12月中旬，徐海东奉命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部队行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周副主席来了！还有国民党的大官，护兵一大串呢！听说其中有个将军叫杨虎城。”
徐海东一听，忙起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只见周恩来身穿一件深绿色呢大衣，头戴礼帽，陪着一个中高个子、一身将校呢的军官疾步走来。不用问，那穿将校呢的一定是杨虎城了。
徐海东走上前去，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周副主席。”
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伸出手，轻轻说了句：“杨虎城。”
徐海东和他握握手，没有说话。此前和东北军，西北军打了许多回仗，今天敌人突然成了友人，徐海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周恩来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一句话，打开了双方的僵局。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和徐海东谈及此事时，还笑着说：“海东啊，你只会打仗不善外义。还记得吗？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你20多分钟不知怎么开口！”
周恩来告诉徐海东、程子华：“眼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临走时，周恩来看到徐海东没有大衣，便脱下身上穿的那件军大衣，送给徐海东，给他挡挡风寒。徐海东接过大衣，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徐海东率领部队迅速南进，抢在国民党进攻西安先头部队之前占领商州并坚守了12个日夜，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计划的实施，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先是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9年后，他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终因劳累过度，徐海东病倒在华中前线。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徐海东拖着病体又开始了战争生活。由于身体虚弱，不能骑马，他只得每天坐着担架随部队转移。从华中到苏北，从苏北又到山东。躺在担架上，徐海东满腹歉疚，常自言自语：“我算什么军人！不能打仗，不能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反而要人保护我……”
随着内战的逐步深入，战争日益惨烈。为了徐海东的安全，1947年9月，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大连。9月18日，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威海卫乘船前往大连。
到大连后，徐海东被安置在文化街75号住宅养病。虽说是重病在身，徐海东依然时刻关注着各个战场的情况，期盼着能早日重上战场。
建国后，徐海东在大连住了6年多，周恩来先后3次专程前往探望。当徐海东说到他长期养病，大将军衔受之有愧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徐海东的病情。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海东同志：7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1951年5月下旬，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们一下火车就直接来到文化街75号。徐海东听说周总理来了，忙让夫人周东屏搀扶着到门口迎接。不多久，一辆吉普车停在徐海东跟前，只见周恩来和邓颖超走下车来。徐海东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又颇带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党！”
周恩来深情地说：“海东同志，你完成了任务，你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非常想念你，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徐海东感激地说：“谢谢！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战争结束了，我还没好。”
周恩来安慰道：“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住了十多天，临走前，他们再一次看望了徐海东。周恩来看到徐海东的卧室里还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时，便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况且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
站在一旁的周东屏也说：“过去苦日子我们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面对徐海东夫妇这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体谅国家困难的高尚情操，周恩来深为感动。徐海东越是这样，周恩来就越觉得应该关心他们、照顾他们。于是，他当即嘱咐有关部门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和衣食款。
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鉴于徐海东同志为我党、我军所作的重大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徐海东得知后，心里十分不安。他觉得自己从1940年病倒后至今，几乎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大将军衔实在受之有愧。正巧，周恩来总理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
徐海东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部下，周恩来的双眼湿润了。他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居住大连期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往探望。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使病中的徐海东十分感动。
“文革”期间，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徐海东，并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徐海东激动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56年9月，徐海东从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
徐海东在身体略有好转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八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经常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底，徐海东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徐海东的卧室，围在病床前开起了“床头批判会”。他们逼他承认是“修正主义分子”，承认在大连时参加过高岗召开的“黑会”，还要他承认“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徐海东头上的“大帽子”越扣越多，就连他在“文革”初给毛泽东写信都成了罪状，说他这是“想要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
那是1966年5月23日，徐海东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对当时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选好接班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他还提出：“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天加紧：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分文不准支取；暖气供应被停止；日常用的药品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供应都被切断了。
徐海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呼吸困难，嘴唇、手指甲都变成紫色，生命垂危！
望着奄奄一息的徐海东，周东屏心里十分难过。于是她对徐海东说：“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
徐海东摇摇头：“不，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此时此刻，徐海东十分体谅周恩来的难处，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事去打搅周恩来。
没过几天，徐海东开始发烧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东屏想起了徐海东亲密的老战友王震，便背着徐海东让儿子徐文伯去找王叔叔，让他想办法救救徐海东。
王震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挂了电话，嘱咐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徐海东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徐海东，听说周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6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北京，而徐海东却没有接到出席“九大”会议的通知。
3月31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他用低沉的语气郑重宣布：“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当时，徐海东毕竟还是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人”。
周恩来见有人提出疑问，便解释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后，与会者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4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位负责人，匆忙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周恩来主席召开的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参加大会，可向中央请假。”
本来对参加“九大”已经绝望的徐海东，听说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让他出席会议，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徐海东急忙起身，要周东屏帮他穿好衣服，剃掉了一寸多长的胡子，带上氧气袋，于当天下午坐车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见徐海东坐手推车来到了主席台，急忙迎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握手，并亲自扶着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
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上了主席台。会场内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毛泽东就座后，环视了一下主席台，然后大声问道：“海东同志来了没有？”
“到了！到了！”徐海东连忙应道。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特意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会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海东久久地望着毛泽东，老泪纵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
在党的“九大”上，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徐海东仍没能摆脱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10月20日深夜，两名“军委办事组”的人员突然来到徐海东的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林彪签发的所谓“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他们限定徐海东“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第二天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携妻带子搭乘一列南下的普通列车，来到“疏散”地河南郑州的一个干休所，住进了临时为他们准备的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在这里，暖气供应和医药保障再次被切断了。一同前来的所谓“秘书”，名义上是跟着来工作，实际上是监视徐海东一举一动的。
面对这种困难的状况，周东屏只得再次向周总理求援。她亲自给周恩来写信，并通过王振的秘书，才好不容易把信转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这才知道徐海东在郑州的一点情况，立即亲自批示，把那个所谓“秘书”调回了北京。
徐海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周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徐海东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显然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然而，林彪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也没有放松。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享年70岁。
徐海东和周东屏的伴侣情 包坤明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蒋介石为买他的人头悬赏10万。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是湖北黄陂县（今大悟县）徐家窑人，祖上六辈都是窑匠，小时只读过三年半书，9岁开始学烧窑。当了9年“窑花子”，还当过放鸭娃子。1925年，他离开老窑，出走到武昌，先是卖水为生，而后当兵。卖水为生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瑷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纠集反动武装进攻徐海东的家乡，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童养媳，受尽期凌。1932年10月，15岁的周东屏参加了红25军，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
长征路上，周东屏和医护人员一起，舍生忘死，勇敢机智，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隐蔽所，及时救护，使不少伤员免除死亡，重返战场，1935年9月，周东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红25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徐海东和周东屏是1935年9月长征快结束时，经人介绍结婚的，从此，他和她结成了终生的革命伴侣。
徐海东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在戌马倥偬的一生中，他驰驰疆场，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奇迹中饱含着周东屏对他的情和爱，饱含着周东屏无数个日夜对他的辛勤护理。
长征途中，徐海东率领红25军，与国民党第60师在陕南激战，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退了敌军，然而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还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用她自己的嘴去吮吸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一口又一口……徐海东的呼吸逐渐平和匀缓，窒息的危险消失了。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周少兰四夜衣不解带，眼不阖拢，硬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军长感激她的照顾，建议她将原名“少兰”改为“东屏”，东屏，即是徐海东的屏障之意。这一改，就注定了她和徐海东风风雨雨几十年的精心照顾。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抗战初期，部队里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学生。一天，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徐海东一听就生气了，说：“浑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说得那们同志怪不好意思，以后见到徐海东就脸红。
抗战期间，久经战场的徐海东将军，伤痕累累，经常带病上阵指挥作战。周东屏竭尽全力帮助将军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东屏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他抱歉地对东屏说：“真有点对不起你，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决心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女儿，带着儿子，和丈夫到敌后抗日前线去。
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就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指挥部队接连打了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徐海东却因连日疲劳，旧病再发，大口吐血，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主席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周东屏为使丈夫早日康复，冒着危险上山采药。她只知道野菊花能明目，首乌藤能养颜，大青叶能消肿，猫公刺能清热……在山中采药时，巧遇了正在躲避战乱的老中医，便把老中医请来为徐海东治病，使将军转危为安。
周东屏除照顾徐海东身体恢复健康外，还刻苦学习，服从大局，在党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1937年8月她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9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机关党委总支书记。1940年2月，奉党的指示照顾重病的徐海东同志。
解放战争期间，徐海东病体更加衰弱，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947年冬，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一再敦促下，徐海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战场，到大连治病。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为肺科专家和苏联红军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伴侣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路了。周东屏这位年轻的女护士，从看护徐海东养伤，到后来结为夫妇，特别是徐海东大病之后，年复一年，日夜陪伴照顾他，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战功卓著、多伤多病的丈夫。这时，她多么希望徐海东能走、能跑、能重返战场指挥作战。徐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在生活上却是非常依赖周东屏，他曾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
1948年2月，周东屏任徐海东同志秘书，驻地支部书记。
全国解放后，周东屏仍以照顾徐海东同志的生活为主。1951年5月，周恩来同志紧握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志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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