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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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急得顺口骂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还让妈妈带我去向那位警卫员叔叔当面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自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家的生活条件宽裕多了，但爸爸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丢。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破了补，补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时才换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句：“您这不有点象叫化子？”爸爸批评他说：“什么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穷人就不光彩了？你这是忘本！”见爸爸老是那么朴素的穿着，我也就不爱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念书的时候，妈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穿出去，还是愿穿供给制时部队上发的衣服，那上面尽管有补丁，可穿着觉得舒服。我要结婚了，爹妈给我做了两套料子好一点儿的中山装，我也一直让他躺在箱子里没穿，现在人胖了，已经小得没法穿了。我上学的时候，爹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我也舍不得乱花，剩下了就存银行，到学期结束，又全数上缴给爹妈。爹妈为了使我长好身体，也注意我的营养，可爸爸总是提醒我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就更不该享受了。给你吃好一点，是为了把你的身体搞好，到将来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你享受好一点儿，是欠了人民的债的，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去偿还这笔债。”他还说：“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来红’，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自以为特殊。要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你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觉悟该比别人高一些，要求该比别人严一些，别的任何特殊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十六岁还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就要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要我按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还要向党组织打申请入党的报告。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十八岁那一年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爸爸很高兴，送给我一本党章，并亲笔在扉页上给我题了字。他说：“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了自已是个共产党员。”
　　考验终于来了。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原是部队编制，要改为非部队编制了。部队对我的教养，使我舍不得脱下军装啊！想调到别的部队单位中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不谈，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无不切齿痛恨；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的罪行，则又同声谴责。就在这开怀畅变中，父亲觉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么相似，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又从革命谈到了各自的身世，原来，王叔叔是铁路工人出身；而爸爸从13岁开始进窑厂，先后当过11年的穷窑工，真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亲比王叔叔年长几岁，王叔叔称父亲为“徐大哥”，父亲称王叔叔为“王老弟”。从此，几十年都是这样称呼。
　　抗日战争开始了。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与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敌后。1938年初，我父亲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晋察冀转向晋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在此期间，他们驰骋于敌后战场，一东一西互相配合，与日寇周旋，使骄横的敌人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次，有数千名对日作战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逃了过来。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叔叔，王叔叔果断决定，命令把这数千人全部收容下来，避免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扰乱。开始，父亲和王叔叔是互通电话联系，后来干脆把指挥部移到一处。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互相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在敌后仗打得很顺利，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很成功；他俩共同为党的洛川会议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8年6月，我父亲在町店战斗以后，身患重病；8月，奉命回到延安。王震叔叔仍留在晋西北。从此以后，无论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年代，或是在推翻蒋家王朝决战时期，他们时南时北，转战各地；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他们才又重新见面。在这将近20年年头里，尽管云山阻隔，但他们心犀相通。1940年1月，父亲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因多次身负重伤，旧病复发，王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前来看望。
　　1956年，父亲在大连休养，王叔叔专程从北京去看望阔别将近20年的老战友“徐大哥”。父亲得知王叔叔要来看他，接连几晚兴奋得睡不好觉。王叔叔一到大连，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从车站直接赶到了父亲的住处。两位老友见了面，激动在流下了热泪，一再拥抱，互相说着：“我们终于见面了。”接着，两位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分别后的情形。在战争年代，我父亲先后9次负伤，抗日战争的后5个年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中，有时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打游击，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逃出来。在病中，父亲几次口吐大量鲜血，在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都得以转危为安。所以王叔叔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父亲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当天，他们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王叔叔一早又来到父亲的住地，他们继续尽兴而谈，同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旅大市负责同志想请王叔叔去旅顺参观，王叔叔谢绝道：“我是专程来看望徐大哥的，不是来参观的。”由于工作繁忙，他第三天就返回北京了。
　　党的“八大”以后，父亲由大连迁居北京，王叔叔与父亲来往就频繁了。那时父亲的身体善比较好，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急于要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王叔叔深知我父亲的病情仍然不轻，总是耐心地安慰他等病愈后再工作，一定要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在风雨如磐的10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表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阴谋”。早在1966年9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住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1968年三月，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卡断对父亲的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天哪！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现在又患有严惩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肺部呼吸功能已失去了80％，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迫不得已向当时的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一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决不能眼看父亲被活活整死啊！我就想到王震叔叔，请他把这一严惩的情况报告给敬爱的周总理。我甩掉了盯梢的人，见到了王叔叔。王叔叔听了十分着急，他果断地对我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王叔叔冒着风险把我父亲的情况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氧气和药品的供应。父亲终于得救了。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亲自提名我父亲为“九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我父亲来到主席台后，王叔叔特地来到隐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徐大哥您好吧，望您多加保重。”父亲也深情地说：“王老弟您好呀，您也要多多保重呀！”互表关怀的深情。
　　“九大”会议期间，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父亲因行动不便，不能投票，他就向王叔叔招招手，把王叔叔请到身边，向王叔叔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王叔叔深情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当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时，向我父亲和王叔叔点头微笑。而林彪看到这一情景时，却恶狠狠地瞪了王震叔叔一眼。事后王叔叔对我说：“我当时也狠狠地瞪了林彪一眼。”
　　林彪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继续发展。不久，下达了所谓“一号命令”，父亲被疏散到了郑州。林彪、江青一伙和在河南省的代理人，继续残酷迫害父亲，不仅不给必需的药品，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米、面、油都不供应。我把父亲的处境写信报告给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叔叔，王叔叔千方百计找了些急救药品，寄给父亲解决危难，但被林彪在江西省的死党给扣下了。我们全家人悲愤难言。父亲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他死后不要通知同他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以免牵连他们；但一定要告诉王震叔叔。我遵照父亲的遗嘱，从郑州发了电报给王叔叔，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听说王震叔叔接到电报时，手不住地颤抖，泪流满面；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也不见任何人；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唁电，但是这份电报被当时河南军区的个别人无理地退回了。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终于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给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敬爱的邓小平叔叔主持追悼大会堂，王震叔叔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我陪母亲去看望王叔叔，他深深怀念地说：“海东大哥是我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要不是林彪、江青于伙残酷迫害，决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他要是看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多么高兴呀！我永远忘不了徐大哥，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功勋永放光辉，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忠诚的战士善战的将军　张希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徐海东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也是他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逝世十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首长一起工作的经历，就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对徐海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而他那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忠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襟怀坦白对党忠诚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残酷的“围剿”。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未取得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实行逃跑主义，擅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把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
　　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仅约一万人。由于敌人的猖狂“围剿”，我军分散，不能形成打击敌人的强有力的拳头，屡与敌人作战而不能取胜。根据地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如不尽快地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就有被敌人各个击溃，以导致整个苏区斗争的失败。在此情况下，当时的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为基础，立即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同志任军长，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当时在红二十五军保卫局任职，后来相继任军直属队部党委书记、经理处（后称供给部）政委。自此，与徐海东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
　　徐海东同志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极为不满，为贯彻执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和红色割据的主张，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思想作了顽强的斗争，坚决维护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初，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与敌作战，军事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的形势稍有好转。这时，鄂豫皖省委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错误地估计形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等，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七里坪位于红安县城以北四十余里处，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自然屏障，东、南面有较为突出的制高点，工事相当坚固。敌兵力为三个团六千人。另外，距七里坪不远的城镇都布有重兵防守，可随时增援七里坪。而当时我军只不过一万人左右，并无优势兵力。在传达省委关于攻打七里坪的决定时，徐海东同志认为，我军既没有攻坚条件，兵力也不足以围攻敌人和阻敌增援；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军需、物资和给养毫无保障。因此，他坚决反对省委的这一错误决定，并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省委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徐海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在围攻七里坪的过程中，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军兵力不足，连该镇通向外地的公路都无力加以控制。因此，并未国死城中之敌，敌人外围援兵仍然畅行无阻，而我军由于阵地正面过宽，兵力分散，不能对敌人实施重点突击，以有效地歼灭敌人。随着时间的拖延，我军的给养、药品等供应越来越困难，部队被拖得精疲力尽，广大指战员流露出一些怀疑和不满情绪。这时，徐海东同志向省委提出撤围的建议。当时，红军党内正犯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谁怀疑上级决定、或是给领导提意见，都有可能被打成右倾分子、反革命而加以迫害，轻者受处分，重者要处决。对此，徐海东同志毫不畏惧。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为了革命利益，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与左倾路线的冒险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主张本来就不妥当，久围而不克，打疲劳战，这不是我们红军的战术。部队消耗越来越大，现在如果再不撤，我军就要被拖垮。假如外围敌人再来个反包围，对我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徐海东同志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无理的批判。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把他的意见说成是右倾主张，并当即把他驱逐出会场，剥夺了他参加讨论的权利。尽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但徐海东同志毫不气馁，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历经四十三天的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所剩七千余人，体质也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不得不决定撤围。在此期间，徐海东同志所提两次建议虽然未被及时采纳，但他那主持正义、无所畏惧的高贵品德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徐海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在路线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九三四年底，红二十五军北上到达陕南地区，并决定在此开辟根据地。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个别同志面对艰苦的条件，产生了畏难情绪，怕担风险，不愿在陕南扎根。他们的理由是：陕南是山区，地盘小而且穷，红军补给困难；陕西的敌人是盘踞多年的国民党王牌军，实力雄厚；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决不可能单独创建根据地。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并声称：“红四方面军是老大哥部队”、“会合力量大”、“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等等，以此来动摇省委的决心。到了一九三五年初，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这种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妨碍了省委关于在豫西北、鄂东北、陕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行动。为此，省委召开会议，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会上，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针对一部分人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需要，我们离开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在这里扎下根来，建立人民政权，以牵制敌人“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他说，陕南山区艰苦，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盘踞陕西的敌人虽然实力雄厚，但他们的统治很不牢固，缺乏山区作战的经验，这正有利于我军发扬长处，击敌短处；陕西军阀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多做统战工作；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欺骗，觉悟不高，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和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就能使我们站稳脚跟，扩大红军的影响。自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主动出击，打土豪，分田地，大灭敌人锐气，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并健全了地方基层党组织。边区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革命情绪不断高涨，青壮年勇跃参军，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迅速壮大，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围剿”，牵制和歼灭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海东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他手中虽握有兵权，但从不自以为是。他对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十分尊重。说话、做事都要想到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