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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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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时期，海东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海东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豁出去的准备，他想在天安门上见到毛主席时，把他对林彪一伙的看法当面揭出来。但是，林彪一伙扣了海东上天安门的请柬，剥夺了海东见毛主席的机会。海东遭受打击迫害时，反复教育全家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野心家、阴谋家们会暴露出来，肯定长不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遇到的困难比现在大都战胜了，要相信我们党会战胜他们的。党和人民了解我，毛主席、周总理了解我，知道我徐海东是个什么人。我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我不怕半夜鬼叫门。但是，我身体不好，这一天恐怕看不到了，你们是能看到的。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东讲的现在已实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彻底为海东平反昭雪，并作了公正的评价；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海东，你可以含笑于九泉了。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浅谈徐海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徐占权徐海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坚持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打破了敌军的大规模“清剿”、“围剿”等，体现出了他机智灵活、多谋善断、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是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显著特点。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25军和摧毁鄂豫陕苏区。面对敌军的大举进攻，徐海东根据程子华所介绍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坚决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充分利用苏区内的人民、地理等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调动敌军，分散敌军，疲惫和沮丧敌军，造成和发现其过失，乘机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粉碎其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采纳了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6月初，徐海东等率领红25军由湖北郧西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直插敌东北军第67军侧后雒南庾家河（今属丹凤）一带，迫敌改向北进。6月中旬，徐海东等为了进一步调动、分散和疲惫敌车，率领红25军包围了商县县城，攻占了富水关，占领了青山街，并乘胜于16日袭占荆紫关，夺取了敌第44师的后方补给站，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并使“围剿”之敌疲劳、沮丧，士气低落、逃亡、疾病严重，减员很大，特别是敌第44师多数连队都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紧接着，徐海东率领红25军西进，6月25日进到鄂豫陕苏区边缘的黑山街，7月1日进入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待机歼敌。7月2日，当尾追之敌警备第1旅进入红25军的设伏地域后，徐海东指挥红25军突然向其发起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徐海东在率部参加的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江以北地区的作战，都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实行先疲后打，连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二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徐海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战法，也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对此，徐海东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于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忽视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实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他们为了实现中共临时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他们错误地认为：敌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我们今后的总任务是消灭苏区内的敌人，“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运动战打成一片”，“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又错误地认为：在鄂豫皖苏区的敌军已处于守势，红军进入“反攻时期”，要求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并于1933年3月7日发出《鄂东北通讯》，号召苏区广大军民“趁热打铁”，“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化店”，“恢复整个苏区”。徐海东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脱离鄂豫皖苏区实际的决定，坚决反对冒险进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围剿”鄂豫皖苏区之敌总兵力这时仍有15个师零4个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超过红25军近20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无改变；苏区的全部城镇和交通要道及广大农村仍被敌军控制着，敌军仍在加紧构筑堡垒，不断进行“追剿”、“进剿”、“清剿”，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七里坪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称大小雾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敌军于1932年12月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加紧构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对红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红军没有重武器，难以攻克。他坚决主张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不断调动敌军，并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趋利避害，创造战机，打击敌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然而，省委拒绝采纳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贸然命令红25军于1933年5月2日向七里坪发起围攻，至6月13日，历时43天的七里坪战役宣告失败，红25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部队却折损过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随后，又在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讨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关于党、政权、红军、群众丁作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并坚决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东按照省委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会同吴焕先等率领红25军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实行运动战，纵横驰骋于鄂豫皖3省广大地区，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打破了敌军3个月“围剿”汁划，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据地，显示了运动战的强大威力和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中，打击的目标主要是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在七里坪战役之前，他在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土平章的领导下，乘敌第35师孤军冒进、装备较差、情况不熟、立足未稳之机，指挥所部会同友邻部队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属新县），全歼其第103旅第205团及其第104旅第207团2个团，取得红25车重建以来的首次大捷，给大规模划区“清剿”之敌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苏区军民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
另外，当着敌人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时，徐海东即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调动敌于运动之中予以歼灭。劳山战斗的胜利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9月15日，他同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到达陕比苏区后，于18口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他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月26日，蒋介石发现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并获悉中共中央正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兼程北上，惊恐万状。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同红15军团会师，并消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刊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与此同时，他先后调集13个帅零5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加紧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苏区。据此，敌东北军第67军由中部（今黄陵）向北进犯，军部率第107师、117师进驻富县、洛川等地，第129师一部进驻甘泉，第129师主力和第110师进至延安。为了打退东北军第67车的进攻，徐海东等鉴于其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围城扪。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主力利用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形隐蔽集结，伺机歼灭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10月1日，敌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中率2个团从延安沿公路南下，回援甘泉，途中留1个团以便策应。是日14时，其先头部队进至红军设伏地域，徐海东当即命令第81师1个团向该敌发起突然攻击，并切断其前进道路；红78师骑兵团适时出击，又切断其退路；红75师和红78师主力从公路两侧向敌发起进攻，经5个小时激战，将敌今歼。是役，红军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37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电台1部。接着，红15军团主力南下，于10月25日，再歼榆林桥守敌第107师第619团和第620团4个营，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时，首先妥善地处理了“打”与“止”的关系。特别是在红军实行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时；当面之敌的兵力过大，或占领巩固的阵地，或各路敌军靠得很紧，刁；好打时：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为避免陷入被动，他都主动地率领部队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点上。”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进行运动战，必须忍耐待机。徐海东指出：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善于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忍耐待机。并加强侦察，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适时发起攻击。在袁家沟口战斗中，为了分散敌军，徐海东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毅然率领红25军西进至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终于达成了战斗的目的，全歼警备第2旅，彻底粉碎了敌军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徐海东在进行运动战中，坚持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从而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显示出他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
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是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挫强敌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尘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只有给敌以歼灭性的扪‘击，才能有效地减杀敌人的锐气，才能获得较大的缴获补充自己，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始终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具有很大的盖然性。无论是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始终保持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主力使用于一个方面，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相对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和保持战场的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诸如在榆林桥战斗中，他鉴于敌东北车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集中主力隐蔽集结于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带，伺机歼灭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另外，红25车和红28军的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长岭岗、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和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也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所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避强击弱，出敌不意，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紧紧把握的重要关键。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他认为弱小的红军对于强大的敌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拣弱的打。如在郭家河战斗中，徐海东会同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认真地考察了敌第35师刚到郭家河地区接防，它对情况不明，且立足未稳，孤立、突出，装备比较落后，战斗力比较弱，周围敌军又不易迅速增援，等等，即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一举歼其2个团，取得了红25军重建以来首战的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为尔后的反“围剿”胜利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采取迂回包围，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主要战法。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总是采取四面、三面，至少两面包围的部署。即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从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人侧后发起攻击。与此同时，还控制了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从而取得了反“清剿”、反“围剿”作战的接连胜利。
速战速决，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兵力弱小，而且武器装备没有来源，打破敌人一次“围剿”之后，又必须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敌人每次“围剿”，不仅兵力多，而且队势又较密集，红军打其一路或一部如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则将迅速靠拢，不但难以解决战斗，反而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的战役战斗上始终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速战速决。如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石塔寺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击溃敌警备第2旅5个营，毙伤其200余人，伤其旅长张飞生，俘团长以下官兵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胜利地打退了敌军的追击，并创建了华阳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袁家沟口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歼敌警备第1旅，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围剿”。这种战役战斗上的速战速决，不仅支持了红军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也显示出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实质，充分体现了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进行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这也是他指挥弱小的红军屡挫强敌的力量源泉。他认为：红军的作战，是群众性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只有密切依靠人民群众，广泛进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时，特别重视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赞助，一分善于选择良好的阵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并采取出敌不意、打敌不备、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和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战术手段，充分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不怕牺牲涟续作战，等等。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红15军团的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等等，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所取得的，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总之，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所表现出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他所创立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永远保证“打的赢”和“不变质”，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徐海东的“三问” 姜少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徐海东大将，为革命事业累垮了身子，长期住院疗养。每逢有同志前去看望，他总是念念不忘地要询问人家三个问题：一是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二是经济上贪污了没有？三是同老婆离婚了没有？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超乎常情，不尽人情，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相见，怎么也要留点面子，讲点客套，板着面孔提“三问”，是不是太有点不近人情了？但是通过这开门见山，同时也是切中要害的“三问”，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位老将军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拳拳心、浓浓情、深深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徐海东大将的“三问”于今仍有很强的教育警示意义。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一个政治态度鲜明不鲜明、政治头脑清醒不清醒、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人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不能犯政治错误。道理很简单，政治上不坚定，就必然导致政治信仰的丧失，政治原则的放弃，政治纪律的违背，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绝非儿戏。再说这经济上贪污了没有。无数事实表明，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人之所心头变昏，眼变花，嘴变馋，手变长，心变黑，则往往是从贪占开始的。同老婆离婚了没有，似乎有干涉人家婚姻家庭生活之嫌。其实，老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部队军官离婚的风潮，他们当官了，掌权了，神气了，于是瞧不起“土里土气”的妻子了。这种在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不良现象曾严重影响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与威望。因此，“同老婆离婚了没有”实际上就是成为能否过好“美人关”的代名词，是检验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晴雨表”。
如今时代不同了，但如何过好政治关、金钱关、美女关，仍然是摆在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严肃课题。近年来，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高官的纷纷落马，都是因为没有过好这三个“关口”而失足成为历史的罪人。而要过好三关，就必须要真正像徐海东大将所期望的那样：革命胜利了，当思来之不易，永不脱离群众，永远艰苦奋斗，永葆政治本色。以自己的模范言行，扎实做好“三讲”的表率，积极实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三个代表”的要求？
海东同志在病中 黄岩每当忆起与海东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许多感人肺腑的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在安徽叶集召开了红军占领正阳关的庆功会上，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把我介绍给徐海东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两道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讲起话来，一口湖北口音，但铿锵有力，非常生动。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可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师长了。我早已慕名这位打仗勇敢、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今天看到他，心里格外高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以后，我又陆续和海东同志见过几次面，印象最深，时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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