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日落三八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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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征衣方解的彭德怀又临危受命。
　　1950年10月4日下午，北京，一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过早地枯黄了。
　　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快地驶进西直门。彭德怀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着这座具有独特风貌的历史古城：街道都是笔直的，将城市分割成许多规整的方块儿；街道两旁是一些更为窄小的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似牛毛”。灰色的四合院构成了城市的主体，使城市缺少艳丽的色彩，显得古朴而幽静。
　　汽车从西单牌楼向左拐，就行驶在长安街上。这条7米宽的石板路上，身着新衣的人们熙熙攘攘，大家脸上都焕发着朝气，两旁的建筑张挂着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彭德怀感慨万千他说：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年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他意犹未尽他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哩！当时真想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就是前线离不开呀！
　　说着，汽车开进中南海。彭德怀从车内看到，劳动大军正在栽种兵荒马乱时期被砍倒的杨柳，清理野草丛生的花坛，修复破旧不堪的建筑。中南海，这个新设立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正进行着一次较大的整修工程。
　　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赶忙下车，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16时了。他快步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从西安赶来，都站起身来并和他握手。
　　彭德怀感到，毛泽东握着他的手时特别有力。毛泽东用浓重的湘音说：老彭，你来得正好。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了，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问题，大家正在发言，请你也谈谈你的意见。
　　彭德怀点了点头，坐了下来。他猛然发现会场内的气氛非常严肃，使人感到不同寻常。
　　这天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说：“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马上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没想到是赴京讨论出兵入朝的问题。风尘仆仆赶来的彭德怀更没想到，这次是毛泽东亲自点他的将。
　　当时毛泽东有没有考虑派别人挂帅呢？
　　粟裕确实有病。他是湖南会同人，颇有军事才干，很受毛泽东赏识，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南京市市长，但一直在青岛病休。前些日子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给毛泽东带来了一封信，谈到病情很重。
　　毛泽东回信：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林彪也称有病。在10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透露：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会怎么样，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然而，朝鲜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派兵援朝迫在眉睫，志愿军选将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熟诸《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深深懂得：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毛泽东正在为选将绞尽脑汁时，突然，有两句诗浮现眼前：”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诗中说的彭大将军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
　　毛泽东与彭德怀不仅是湖南湘潭的同乡，而且共同南征北战了20多年。彭德怀于1928年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5军。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从此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东征。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历任军长、军团总指挥、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等，指挥了延安保卫战等，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解放了大西北。
　　彭德怀屡建奇功，捷报频传。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宁夏、甘肃的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的骑兵追击上来。彭德怀亲赴前线勘察地形，分析敌情，制订方案，设下伏兵。21清晨，一举歼敌1个团，击溃3个团，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人仰马翻，这是万里长征的最后一仗。
　　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不胜欣喜，当即挥笔写诗送彭德怀，称赞他的指挥才能：“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到诗后，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送还毛泽东。
　　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沙家店战役。一个黄昏就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36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粉碎敌人将解放军歼灭于陕北的计划。
　　毛泽东得知后，当即又将这首诗写给彭德怀，后一句依然是“唯我彭大将军”。
　　1965年9月，毛泽东还曾对刘少奇、邓小平说：“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
　　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老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煮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绩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么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彭德怀的名字。“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肺腑之言。
　　毛泽东从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久经考验的一位敢于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会议集中讨论到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是老彭最合适。
　　与会的中央领导人都没有异议。并决定通知尚在西安的彭德怀马上赴京。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接彭德怀的飞机10月4日上午才从北京起飞。
　　此时，彭德怀在后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因为赶路而沁出的汗水闪着晶亮的光，那宽阔的额头，粗重的眉毛，厚实的嘴唇，还有布满钢针一般坚硬胡茬的下巴，构成粗旷的线条。
　　这张士兵和将军都感到熟悉的脸，表情总是威严、沉着、自信。
　　人们平时难得见到他笑。生气时，他还骂人、训人。但人们见了他，并不感到生畏，而是尊重。
　　他在静静地旁听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人的发言。
　　毛泽东正让大家着重摆出兵朝鲜的不利条件。
　　与会者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
　　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活：“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会场，之前一直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还不了解全部情况，对于这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但是，他内心想的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
　　散会后，彭德怀住进了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进出的北京饭店。当晚，他躺在松软的沙发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他以为“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干脆就搬在地毯上，还是睡不着。
　　他辗转反侧，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又怎样显示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
　　彭德怀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他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头天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沉默片刻，没有推倭。他说：“临危受命，怎么好推诿呢？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能说一个‘不’字。”毛泽东略带感慨他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10月5日下午，颐年堂，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讨论。
　　一向快人快语的彭德怀站起来表态：“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短短凡句话，掷地有声。
　　聂荣臻回忆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
　　10月6日上午，中南海，彭德怀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志愿军人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总司令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以后，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名义出兵。后征求了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说：“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周恩来说。
　　黄炎培摇着头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周恩来问：“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两个大字：“志愿”。接着说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而不是国与国的对立。”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就这样产生了。
　　10月7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传来。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的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同一天，毛泽东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请他派人立即前往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晤。
　　1950年10月8日上午，彭德怀乘飞机到沈阳。金日成派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来到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谈，朴一禹转达了金日成要求志愿军迅速出动的意见。
　　同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飞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
　　邓华一见面就说：“欢迎彭总，有你任司令员，我们的仗就更好打了。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更足了。
　　邓华是湖南郴县人，1928年加入红军，出席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担任第4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组成时，先是13兵团司令员，继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彭德怀又和洪学智开着玩笑。
　　洪学智也是一位1929年从戎的老红军，安徽金寨县人，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时，他是15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是邓华点名让他担任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后来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会场设在东北军区招待所会议室。
　　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13兵团司令员邓华，东北军区13兵团其他负责人及所属的各军军长、政委等。
　　邓华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关于志愿军的组成以及对彭德怀的任命。
　　然后，彭德怀开门见山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彭德怀要求各军克服困难，在几天之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彭德怀的外表是从容的、自信的，然而，他的内心并不轻松，他的肩头挑着关系到十几万官兵生命的重担。
　　在会议上，各军负责人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于是，会议还在进行中，9日11时彭德怀和高岗就急电毛泽东说：高射武器全军仅有一个团共36门，不能掩护数百门重炮放列，请由广州或其他军区再调一个团速来东北应用。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及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以保初战获胜。彭德怀和13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等详细研究了志愿军人朝部署方案后，10日致电毛泽东说：志愿军各项出动准备不充分，对美帝坦克尤其空军顾虑很大。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顾虑更大。请设法速调一至两个高射炮团。安东、辑安两铁桥无任何高射设置，战斗开始两桥将完全毁坏，交通亦将发生困难。按你预定指示15日出动，20日至迟22日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集结下述地区，相机适时歼敌一部。40军集结云山，42军在孟山、德川，39军在熙川，38军在江界，炮兵司令部率两个师集结前川，另一师集结北镇、温井。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
　　毛泽东11日回电同意：10月9日10日各电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10月14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已另复。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3）志愿军出兵推迟4天。
　　10月11日黄昏，彭德怀抵达安东。
　　苍茫的暮色中，安东的马路上随处可见美机轰炸的弹坑，商店的橱窗玻璃上贴起横七竖八的、用以防空的纸条。
　　夜幕降临后，这座边境城市实行着灯火管制，人们可以点灯，但必须用厚厚的窗帘把窗户挡起来，街道上一片漆黑。使人越发感到战争空气的重压。
　　江边源源不断地开上来许多部队，有扛着机枪的步兵，有与炮车并进的炮兵，有披着伪装网的战马……。这么多部队集结，却听不到喧闹的声音。
　　彭德怀不顾连日疲劳，立即前往鸭绿江北岸察看渡江地点。他仁立在江边堤岸上，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
　　前一天晚2时，彭德怀深恐8日在沈阳与朴一禹的匆匆会谈，内容不够详细具体，急电请示毛泽东：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晨经安东前往德川。特报。
　　一直等到10月12日晚20时多，彭德怀才收到毛泽东这样一封电报：（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彭德怀看了电报，双眉紧蹩，目光冷峻。他当天深夜就匆匆赶赴北京。
　　原来，彭德怀的电报刚刚到北京，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10月10日，毛泽东也收到了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看出完全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所以中苏两党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毛泽东意识到，同拥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没有一定的必需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是不行的。在志愿军出国之前，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为志愿军调拨补充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一面积极向苏联订购武器，并明确由苏联空军负责掩护。
　　10月2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毛泽东当即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做好准备。毛泽东特别强调：“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1个军（2个步兵师及1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我们的1个军（3个师）只有这样的炮36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