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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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广昌决战一开始，黄克诚就持反对态度。死守广昌？简直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开玩笑。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讲，李德那一套“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是错误的，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我们连步枪、手榴弹都没有保障，单靠阵地防御怎么能顶得住呢？黄克诚认为应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术原则，避敌锋芒，进行必要的战略转移，到湘赣边开辟新区，保存和发展红军势力。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李德关于“短促突击”的论述仿佛在黄克诚耳边响起。
　　“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这不是让战士们送死吗？还谈什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黄克诚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拿起电话，找军团长彭德怀反映意见。
　　彭德怀这时也憋了一肚子火。
　　自从东方军入闽作战以来，红三军团打的胜仗屈指可数。这次反“围剿”，与敌人搞堡垒阵地战，人家堡垒坚固，人多势众，装备优良，红军只有挨打的份，仗自然越打越艰苦。
　　“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儿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机。”电话那头传来黄克诚焦的的声音。
　　彭德怀手持话筒，沉默不语。其实，黄克诚这位敢于直言不讳的老部下，已经多次向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了。
　　的确，这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中肯建议，黄克诚关于红军前途的预测，也绝非危言耸听，彭德怀深有同感。作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高级红军指挥员，彭德怀向中央建议也属于正常。但是，当时，政治气氛异常紧张，组织生活亦不正常，彭德怀贸然提出这一建议，不仅无人听从，恐怕还会影响全局，因此，彭德怀对于黄克诚的提议，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对于李德的瞎指挥，彭德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他向博古、李德建议放弃固守广昌，大声疾呼：“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死守广昌又从何谈起？”
　　博古、李德置若罔闻。他们头脑里正充斥着一种激情：要么胜利，要么死亡！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
　　战斗进入异常残酷的阶段：广昌城里，残垣断壁，浓烟滚滚，硝烟弥漫；山岗上，田野里，弹坑累累，到处是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
　　红军构筑的“永久”工事、碉堡群，几乎被炸平了，几缕破军衣在残垣断壁上摇曳。
　　4月28日，广昌终于失守了。
　　落日的余辉将整个战场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氛围中。黄克诚率部撤出了广昌。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黄克诚十分清楚，门户一开，中央苏区岌岌可危了。
　　一弯镰月，悬挂中天。惨白的月光倾泻在红四师宿营地。周围宁静得近乎沉寂。微风吹来，让人略感清爽。黄克诚一路行军积攒了一肚子的牢骚与意见。
　　广昌失守，红三军团又奉命为阻击敌人南下而西进。西进途中，部队奉命处处设防，搞阵地防御，而且每天都在打仗，有时甚至一天打好几次仗。
　　几个月来，红军几乎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上有飞机轰炸扫射，下有敌人轮番猛攻。部队伙食跟不上，也没有盐吃，干部战士体力不断下降，战斗力日趋削弱。进入7月，敌人集中三十一个师，兵分六路向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军事顾问李德竟然命令红军针锋相对，六路分兵迎敌，全线抵御，用九个师的兵力抵御三十一个师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红军处处被动挨打。
　　红四师历经高虎脑、万年亭、驿前镇等战斗后，伤亡十分严重，打得也相当艰苦。
　　驿前镇战斗开始时，红军构筑了三道防线，在阵地前沿埋设地雷，堆筑鹿砦，埋设竹钉，修建较为严密的工事。但是，在敌人飞机大炮一阵猛轰滥炸之下，全部心血付之东流！红军只好依托交通壕与进攻的敌人展开血战。
　　子弹打光了，红军只好组织小分队，趁着夜色掩护，摸爬到阵地前，在敌人的尸体堆里摸拣枪枝弹药。最后，战斗以红军主动撤退而告终。更为可憎的是，在敌人的强大进攻面前，红四师参谋长被吓破了胆，叛逃到国民党军队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只是关注于行军打仗，没有时间召集干部开会了。
　　黄克诚心里有意见，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担忧红军的前途，但是又无处可提。贸然向上级提意见，很可能招来大祸临头。黄克诚实在憋不住了，他愤然说了些“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之类的牢骚话。
　　不料有人把黄克诚的这些牢骚话向上级报告了。
　　彭德怀听说此事，把黄克诚叫了来：“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
　　彭德怀私下里欣赏这位耿直的老部下，忍不住出言劝慰。黄克诚坦然答道：“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笑了：“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他说，很快人家就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继续照这样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转眼到了酷暑八月。
　　红军且战且退，伤亡不断增加，并且疟疾等传染病流行，很多红军指战员都患了病，身体更加虚弱。
　　一天，红四师接到命令，跟随彭军团长上山看阵地。黄克诚立即传令四师的干部骑马上山。快到山上时，黄克诚远远地看见彭德怀已经在山上了，他赶忙轻声招呼红四师干部：“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边哩。”
　　原来，彭德怀治军严格，要求干部们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他自己常常以身作则，行军打仗时，总是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因而他不赞成干部平时骑马，如果让他碰到没有病骑马，准挨批评：“年轻轻的骑牲口干什么？”
　　这次，黄克诚见大家都身疲力竭，也就没有提醒大家。师长洪超没有下马，说道：“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大病未愈，也没下马。
　　到了山上，彭德怀并没有责怪大家，反而问道：“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
　　洪超大声答道：“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怕，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
　　彭德怀带着爱怜而又沉重的表情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太疲劳了。我也正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住就骑马吧！”
　　大家看完地形下山后，军团给各团供给处长下了通知，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吃，补养身体。
　　彭德怀关心部下，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了一年之久，敌人缓缓推进，缩小对中央苏区的包围，红军和中央苏区陷入绝境。
　　这时，毛泽东再次站了出来，向博古、李德进言：“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结果，这一正确建议遭拒绝。
　　1934年10月上旬，敌人先后攻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突围转移，势在必行。
　　第六章　当先锋处逆境　辗转长征路
　　红三军团野战医院。
　　10月的阳光，依旧火辣辣，刺射人眼。阳光透过樟树树叶照在地上，留下参差斑驳的黑影。
　　黄克诚急匆匆走进医院。
　　驿前镇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撤回于都。这时，中央局书记博古来到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告诉大家，红军将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是，博古没有讲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
　　其实，广昌战役失利以后，李德、博古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不过，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红军突围转移成了一种秘而不宣的意图，甚至连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
　　不过，随着准备工作的秘密进行，还是让人嗅出了一些异常的味道。
　　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黄克诚注意到，文章虽然还存在着肯定“堡垒战”、“进攻路线”的“左”
　　的错误观点，但是文章已提出反对“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的观点，特别指出应当“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博古的讲话和张闻大的文章使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出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
　　因而，黄克诚急忙赶来野战医院，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主力红军一旦突围，滞留中央苏区将会面临极为危险的境地，黄克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穿过简陋的病房，疾步向红四师三营营长张震的病床走去。
　　病房里显得有些脏乱与嘈杂。
　　三营营长张震正倚靠在床上，若有所思。
　　张震身材高高的，略显瘦弱，面容果敢坚毅。他是在驿前镇战斗中英勇负伤的。
　　黄克诚推门走进病房，来到张震病床前。
　　“你快出院吧。”黄克诚开门见山，向张震说道。张震猛然一愣，心里直纳闷：虽然自己只是伤了手，并不严重，但是，政委平时很关心下级的呀，今天这是怎么了？张震忍不住开玩笑他说：“我为什么要出院？伤还没好呢！”他知道黄政委待人随和，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干部战士们和黄政委在一起时都很随便。
　　黄克诚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板起脸严肃地说：“伤没好也要出院，这是命令！”
　　说完，转身准备出门。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转过身来，向张震说道：“上次打赣州时，我说过要砍你的头，说你没收了人家铺子，这事情搞错了，不是你那个连，怪我没好好调查。”
　　张震默然了，两年前的那件小事，政委还记得这么清楚，使他深受感动。
　　原来，1932年初，红军打赣州，张震担任黄克诚率领的红一师一连连长。
　　在迸逼赣州以后，红一师有一个连没收了城边的一家铺子。黄克诚政委一听，火冒三丈，上级三令五申，要求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反对没收工厂、银行、商店，竟然有人顶风而上，这还了得！黄克诚叫上警卫员，直奔张震的一连连部。情急之下，黄克诚只听说是一连干的，也未进行调查，就来到了一连连部门口。
　　“张震，你出来，我杀了你的头！”黄克诚禁不住火气，嚷了起来。
　　听到政委那沙哑的嗓音，张震搞不清怎么回事，急忙跑出来，敬礼说：“政委，什么事？”
　　“什么事？你们干的好事！你说，你们为什么没收人家的铺子？”黄克诚毫不客气，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质问。
　　张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年轻气盛，火也上来了：“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收了铺子？”
　　“有人反映了。”
　　“谁？”
　　黄克诚刚想说下去，师部方向传来枪声，敌人突袭红军了。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撂下了。
　　没想到，两年多后，黄克诚政委还记得此事，并且向他真诚地道歉，张震心里怎能不感动？
　　张震出院后，才了解到黄克诚政委向红四师的伤病员作了大量工作，钟伟、甘渭汉等基层指挥员都被劝说回了部队。
　　直到红军突围以后，张震、钟伟等人才真正明白黄政委的一片苦心。
　　由于伤病员们对于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接到归队的命令，所以黄克诚虽然进行了动员劝说，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归队。他们后来没有随部队转移，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少部分人也不知所终。
　　1934年9月，中央苏区处在一种忙乱而又令人不安的气氛中。
　　扩大红军的工作猛烈进行。扩红，已经成为几个月来响亮而急切的口号。
　　征集粮食，生产枪支弹药，编织草鞋……
　　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量的新军服、新鞋子、被子、粮食、枪支弹药陆续发放到了红三军团第四师。
　　10月初，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准备突围的命令和指示。一天，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给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王平同志，你们立刻派人来师部领枪。”
　　“团里每个战士已经扛了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呢。”王平向洪超师长报告。
　　“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王平申辩道：“师长，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一个排去，恐怕赶不回来。”
　　洪超一听火了，在电话里骂了起来，并说要把王平枪毙了。这时，黄克诚正在旁边，他连忙把电话抢了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后，劝慰了王平几句，把电话挂上了。
　　随后，他又劝慰起洪超来。
　　洪超是在张锡龙牺牲后，接任红四师师长的。他参加过平江起义，历任班长、排长、大队长、营长、团长，当师长时才二十五岁，是三军团中的一员猛将。不过，年纪轻，火气也大，做起工作来难免方法简单一些。对这一点，黄克诚心里清楚。所以，黄克诚不慌不忙，劝慰了洪超几句，让他消了火气。其实，也不怪洪超发火。自从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突围转移的指示后，各部队奉命整理行装，连坛坛罐罐也要带上，简直像是搬家大行动。然而，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听说，中央和军委纵队连需要十几个人抬的机器以及X光机、印钞机器等笨重东西都带上了。为搬扛东西，就动用了五千民伕随军行动！
　　这哪里是突围转移，分明是搬家！黄克诚心想。秋风萧瑟，大阴沉沉的。
　　恐怕又要下大雨了。黄克诚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的天空。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
　　八万多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甬道式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红三军团担任右翼，其后是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九军团；五军团殿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位列其中。红四师作为右翼先锋，行进在最前边。
　　黄克诚跟随十一团行军，边走边与十一团政委王平悄声谈论。
　　王平因患病，不得不坐担架行军。
　　按照博古、李德的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在那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重建根据地。
　　但是，广大干部战士一直被蒙在鼓里。
　　行军途中，不断有战士问旁边的干部：“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
　　“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干部也不知道，只好这样回答。
　　听到这样一些议论，黄克诚心里很不是滋味。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这个广大干部战士迫切急于知道的问题，却以“保守秘密”为由没有传达到全军。
　　黄克诚一边走，一边悄悄告诉王平，“估计这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打算第一步先到湖南，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做好战士们的工作。”
　　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了，黄克诚和大家一样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
　　毕竟，这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与苏区群众用血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曾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红军曾经依靠苏区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如今，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要把好端端的中央苏区送给敌人了。
　　这时，贺昌的身影划过黄克诚的脑际，使他心情愈发沉重。
　　遵照上级决定，贺昌留守中央苏区，开展对敌斗争。当然，不只贺昌一个人，相当一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如何叔衡、瞿秋白、陈毅、毛泽民、项英、刘伯坚等，都被留了下来。
　　中央苏区已经处在敌人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留下来坚持斗争，黄克诚清楚地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条灰色的长龙，携带着中央苏区的所有“家当”，蜗牛式地前进着。
　　行军是隐蔽进行的，一般都是在黄昏或半夜出发，但是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十分缓慢，一天才走几十里路。
　　黄克诚明白，兵贵神速，如此行军，心下不免焦虑，但又无计可施，这样一支庞大而臃肿的队伍无论如何是快不起来的。
　　虽然李德、博古等对红军内部绝对保密，但红军的突围意图，蒋介石还是嗅到了。他坐镇南昌，调集兵力，分作四路追击红军。
　　赣粤交界。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山头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碉堡。碉堡多用砖石砌成，而且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四周则设有步枪、机枪眼，堡内还储有粮食。遭遇进攻，可关门固守，向外射击保存力量。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碉堡政策的产物，号称“钢铁封锁线”。
　　不过，经过红军做统战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达成了“互相借道”的协议。
　　陈济棠让出了一条四十华里的间隙，让红军借道进军湖南。
　　陈济棠还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因而，中央红军较为顺利、轻松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但是，陈济棠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所有部队。作为右翼先锋的红四师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在自石圩遭到陈济棠一支部队的突然侧击，企图切断红四师与后续部队的联系。
　　黄克诚、洪超立刻指挥红四师投入了战斗。洪超亲自指挥红十一团，将敌人击退。随后，洪超率一个排到前面侦察，正好与一群溃退的敌军相遇，敌人在惊慌失措中乱放了一阵枪，洪超骑在马上，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黄克诚闻讯悲痛欲绝。洪超师长身经百战，四次反“围剿”时，曾被敌人打断手臂，成为独臂将军。他才二十五岁，就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不到两年里，黄克诚第三次埋葬与己共事的师长，悲愤之情无法形容。
　　他率领红四师，直人敌阵，一气占领了古陂。
　　古陂是敌人的一个后勤基地，军衣、弹药应有尽有。缴获了大批弹药，战士们异常高兴，奔走相告，因为红军自己兵工厂制造的子弹不好用，打不了几发就得用捅条清一清枪膛。这时，中革军委派中央纵队参谋长张宗逊来到红四师，担任师长。
　　黄克城又有了一位新搭裆。
　　红四师占领古陂后，继续担任右翼开路先锋，一路披荆斩棘，遇水架桥，经九渡水，取新城，进入湖南，为全军打开一条通道，尔后又掩护左翼的红一军团顺利西进。
　　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初。秋雨绵绵。
　　道路泥泞不堪，一脚踏上去，泥浆飞溅，不时地有人滑倒，浑身上下粘满了泥浆，连草鞋也看不出颜色，成了泥坨子。许多战士草鞋被粘掉，干脆赤脚行军。
　　队伍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
　　黄克诚浑身湿漉漉的，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赶快跟上。
　　这样恶劣的天气，黄克诚不敢戴眼镜，生怕行军摔跤把眼镜弄坏了，他是个高度近视，丢了眼镜，怎么指挥打仗？于是，他把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口袋里，让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政委这副样子，有意要逗逗他。王平和黄克诚一起走时，装出要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王平跳一下，连跳了几次黄克诚才发觉王平在和他开玩笑。
　　“捣蛋鬼。”黄克诚笑着说道，“还是个团政委呢。”一句话，惹得王平与周围的战士哈哈大笑。
　　队伍离永兴越来越近了，黄克诚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离家十多年了，也不知道家人的情况。记得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928年的秋天。那次离家出走，想起来就心中歉疚。自己参加革命不但让家人担惊受怕，而且累及家人，敌人把老父亲抓起来拷问。难怪父亲一见自己，气得暴跳如雷，指着自己的鼻子大骂一通。……
　　一幕幕情景在黄克诚脑海中闪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但是，作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他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只能过家门而不入。
　　离油麻圩这个生养他的小村庄愈发地近了，黄克诚深情地望了望家乡的山山水水。
　　朦胧的雨雾当中，仿佛出现了父母兄嫂还有小弟他们的身影。
　　黄克诚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连忙与带路的老乡攀谈起来。他详细地问了一下家乡情况，以慰藉心中的思乡之情。油麻圩逐渐消失在黄克诚的视野中。
　　当黄克诚再次踏上永兴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
　　11月15日。黄克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