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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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上爆发了一阵阵掌声。
　　等掌声过后，黄克诚那高亢的湖南口音又响彻在礼堂里：“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他，造就成大批朱德式的干部，来加速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胜利的到来。”
　　黄克诚强调要学习朱总司令这样几点：一、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二、超人的宽宏度量；三、团结教育干部；四、密切联系群众；五、学习精神特别好；六、生活简朴。
　　黄克诚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朱总司令的崇高威望；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讲述生动，由于人们对他的尊重。
　　黄克诚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处处事事都表现出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要说朱德式的干部，许多人都会把目光投向黄克诚。
　　黄克诚献身革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他只知道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考虑和处理问题，从来都是从全局出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来自几个不同的根据地，编制番号不尽统一。当时，有三、四千人就可编为一个师。有的地方部队收编了当地部分游击武装后，就升格编成团或师一级的单位。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是以红军骨干为基础的老部队。全师四个旅又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各旅都是三个大团的编制，八九千人以上。
　　按当时的情况，第三师部队编成四个师绰绰有余。
　　当时，有些同志向黄克诚提出这样的建议，但黄克诚说什么也不同意。
　　黄克诚语重心长他说：“我们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部队编制由中央军委决定，我们自己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擅自扩大编制。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不能做草头王。”
　　黄克诚的话铿锵有力，荡气回肠。一个共产党人的典范！
　　黄克诚想，东北民主联军处于初创阶段，重任在肩。而当时东北情况复杂，困难重重，战局又瞬息万变。在这样的情况下，骨干部队必须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以便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而骨干部队分散编制之后，会削弱部队战斗力，又不利于作战统一指挥。
　　因此，黄克诚一方面耐心地做部队的思想工作，同时主动将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交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由林彪直接指挥。这样，总部手中直接掌握主力部队，便于作战。
　　黄克诚自己，则只带少量部队，在西满开辟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的编制番号，一直保留到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统一整编。
　　原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十旅和独立旅，共同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三十九军），由刘震任司令员，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原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与山东部队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
　　在西满，以原新四军第二师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部队一部，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由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委。
　　1947年4月，邓华率第七纵队再次攻占通辽，歼灭了在通辽一带的国民党军队。
　　到夏季攻势结束后，整个西满地区完全打通，成为连成一片的巩固的根据地。到此，建设四满根据地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黄克诚看到形势在飞速发展，这时再保留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而应由东北局来统一领导部署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克诚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原来由西满分局领导的各省的工作，全部集中到东北局直接领导。
　　不久，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复电，接受了黄克诚的提议。黄克诚光明磊落，处处一心为公。
　　有一次，一位英俊的青年军人找到了黄克诚处。黄克诚一见，非常高兴。
　　这位青年军人，名叫黄克云。
　　黄克云是黄克诚的堂弟。按辈份是同辈，可是年龄相差二十多岁。
　　黄克云刚出来参加革命不久，是要到哈尔滨去学习，路过西满分局驻地白城子。
　　黄克诚多年没见到他了，又是问寒又是问暖。他拍拍黄克云的肩膀，笑呵呵他说：“好！好！长得越来越像个军人啦！”
　　黄克诚留他住了一个晚上，细细打听家乡的情况。
　　临行时，他问黄克云：“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困难吧？”
　　“没有什么困难了。就是……就是能不能帮我刻个私章？”黄克云吞吞吐吐他说。
　　“要那个干吗？”黄克诚不以为然。
　　“有用呗！”堂弟还挺坚决。
　　于是，黄克诚叫来警卫员，吩咐他上街看一看，刻一枚章需要多少钱。
　　“你给他五毛钱就是了。”警卫员笑着说，“今天你弟弟来了，刻个章还不多给他点钱？”
　　“那不行，刻个章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从我的津贴费里给他。”黄克诚很严肃。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军队的后勤工作，在争取胜利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有人说，战争的胜利是打后勤。话说得可能过分一点，但从战争中看，没有后勤，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东北战争初期如此，辽沈决战也是如此。
　　东北局把后勤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当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加强后勤工作建设，并建议各级政府支持后勤工作，认为这是富有战略意义的。
　　进军东北初期，当时有十万部队、两万干部、二十个中央委员出关，这中间就有长期做后勤工作的领导人。
　　叶季壮、张永励、方志浩、王锡元、高文智、孙仪之、张汝光……后来，又来了杨至诚、贺诚。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做后勤工作。
　　东北是个新区，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部队都是轻装来的。有的甚至没有穿棉衣。而当时遇到的敌人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有时候要一面行军，一面打仗，其困难可想而知。当时，部队给养是筹一顿，吃一顿，伤兵也没人抬。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部队痛感后勤供应保障工作的重要。
　　有鉴于此，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兵站部、铁路管理局、东北银行总行等。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沈阳，在梅河口成立了前总后勤部，仍由叶季壮任部长，副部长贺诚，政委是从苏联回来的杨至诚。另外，还组织了野战后勤部和后方司令部。
　　四平保卫战开始，后勤工作虽然有很多困难，物资还不丰富，但仍尽了最大努力支持前线。
　　这一时期，后勤工作虽然比较稳定，前后方也有了明确分工，但由于战争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我军处于且战且退的状态，后勤供应仍然改善不大，兵员不足，装备陈旧。尤其是无根据地作战，部队士气大大受到影响，少数部队竟丧失了战斗力。我党我军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逐渐收缩，有的地方变为守势，我军则逐渐变为攻势。这样，运动战开始了。我军长途行军，更需要后勤的有力支持。
　　原有的一套兵站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部队大规模决战的要求。大规模的战争，要求后勤跟随部队前进。否则，就增加了前线的困难，不能进行持久的作战。
　　为了着手准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进一步加强东北我军的后勤和支前工作，便提到了日程上来。
　　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扩充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为后勤司令部，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统管整个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
　　在结束了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善后工作之后，黄克诚马上赶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哈尔滨，主持后勤司令部的工作。
　　后勤司令部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钟赤兵、贺诚任副司令员，杨至诚任副政委，李聚奎任参谋长，陈沂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使后勤工作跟上战争的需要，以原后勤兵站部及西满军区、辽东军区后勤为基础，分别组成东、西两线后勤司令部，并在北满、南满广大地区部署了兵站线，担任由北满到南满作战部队的运输和补充工作。
　　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也派负责干部组成人民支前委员会。这就形成两条绵长的兵站线，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获得了广大人民对我军的更大支援。
　　随后，又征集了地方和历次缴获的车辆、马匹，各纵队相继建立运输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有机联系的运输队伍，加强了野战部队的运输力量，＇奇·书·网…整。理'提。供＇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部队运输力不足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夏季攻势和尔后的秋季攻势中，以及辽沈决战中，并经受住了考验。
　　可以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这时东北的后勤工作，已经比较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了。
　　在秋冬两季攻势中，数以万计的民工、担架、车辆、马匹，日夜不停地往返在前线和后方的交通线上，运送粮食、弹药、伤员，以及缴获的物品。
　　这些数量非常大，又需要及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简直不可想象。
　　大规模作战，而且是连续持久的大规模作战，这不像过去几百人、几千人打游击，到处可以吃饭，只要有少量弹药就可以作战。
　　现在不同了。仅就秋冬两季攻势所需弹药消耗量来说，就比过去中央苏区内战总消耗还要多得多。
　　黄克诚会同原来负责后勤工作的钟赤兵、杨至诚等，主持召开了两次后勤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对我军后勤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以适应未来更大规模的作战。1948年4月，又召开了全军后勤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东北局、东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罗荣桓到会讲了话，提出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黄克诚作了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
　　这次会议，在东北军区后勤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了当时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最好的物质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医疗和归队，密切支援和配合各军作战，争取东北战争的全部胜利。
　　这样，在黄克诚的主持下，东北我军后勤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规化，为保证以后的辽沈决战对后勤的需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辽沈决战，黄克诚功不可没。
　　1948年4月的一天。
　　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东北局的来电：冀热辽是今后作战的要地，需要做好群众工作，负责繁重的补给基地与战勤任务，又要指挥地方兵团作战。因此，我们一再考虑结果，认为派黄克诚到冀热辽任书记兼政委比较适当。
　　毛泽东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东北局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
　　4月1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为了加强东北战场南线支援作战工作，黄克诚奉命来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同时兼任东北解放军第二兵团政委。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前线指挥作战，黄克诚在后方做战勤支前工作。
　　虽然没有亲自上前线作战，但前方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黄克诚十分兴奋。
　　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成熟了。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
　　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封闭东北敌人向关内逃窜和华北敌人向东北增援的陆上通道，全歼锦州守敌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生俘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
　　长春守敌在待援、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于17日起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被迫宣布放下武器，于19日率新七军向我军投诚。长春解放。
　　10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全歼妄图重新占领锦州的敌第九兵团，生俘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逃到北平，沈阳则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率部死守。
　　11月初，我军攻克沈阳，全歼第八兵团，生俘周福成。除营口敌人万余人和葫芦岛敌人从海上逃跑外，其余敌人全被歼灭。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消灭敌人四十七余万人，我军解放了东北全境。
　　在整个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士气非常高涨。
　　前方在打仗，黄克诚在后方组织支前也是日夜不止。他在热河积极组织民工，运送粮食，保证前方的需要。
　　为了保证攻打锦州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在塔山组织了英勇顽强的阻击战。
　　在激战中，战士们有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群众就冒着炮火，往前沿阵地送饭送水。
　　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军在塔山浴血奋战了六昼夜，抗击敌军九个师的进攻，使敌人在塔山脚下不能前进一步。我军完成阻击任务主动撤出阵地后，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涛看到阵地上堡垒星罗棋布，交通壕纵横贯通，以及即使无人防守也难以通过的鹿砦、木桩、铁丝网等，不得不感叹：仅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能找到这么多的木材，构筑成如此完整的阵地，真是个奇迹！
　　12月中旬，黄克诚接到通知，要他去沈阳出席东北局会议。黄克诚立即赶往沈阳。
　　这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看到这片辽阔的土地到处飘扬着红旗，黄克诚不禁心潮澎湃。他知道，离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远了！
　　太阳升起来了。雪野在阳光的映照下，金光闪闪。到沈阳后，黄克诚向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了撤销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建议。
　　黄克诚认为，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应由东北局统一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克诚总是怀着一腔热情，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总是及时地提出来。
　　东北局会议还没有结束，黄克诚就接到中央军委的任命，要他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准备进关去接管天津。开完会后，黄克诚日夜兼程返回热河，迅速结束了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工作，把善后工作交给高自力负责处理。
　　然后，黄克诚与黄火青一起，带领一批干部，随大军入关，准备去接管即将解放的华北大城市天津。
　　黄克诚与黄火青带领一批干部，在胜芳和黄敬率领的一批华北干部会合。他们一起研究拟定了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针，以及天津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报送总前委审批。
　　这时，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已将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守敌全部歼灭。
　　为了进一步孤立北平，东北野战军主力奉命积极准备攻占天津，组成了攻城司令部，刘亚楼任司令员。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位于永宁河、大清河、子牙河、大运河四大河的交汇处，汇合后的大河称为海河，由大沽入海。由天津乘海轮，可通往上海、青岛、大连、香港、台北等港口。
　　天津也是津浦、北宁两大铁路的联结点。津浦路从北向南贯通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从天津乘火车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南、徐州、蚌埠，直达浦口、南京。北宁路由南而北，从北平，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直达沈阳。
　　天津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由于天津水陆交通发达，所以工商业繁盛。全市有工厂企业四千六百多家，其中以中国纺织公司规模最大，拥有纱锭二十二万枚。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这个地方就有人居住。金朝时称为直沽。
　　明燕王朱棣争夺皇位时，率军由直沽南下，即帝位后，遂改直沽为天津，是“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
　　天津东临渤海，是个低洼河网地区。市区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切成许多片断，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市区中心地带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高大建筑物，易守难攻。
　　为了使天津“固若金汤”，国民党强令十万民工环天津挖了一道宽十米，深四至五米的护城河，护城河水经常有三米多深。在护城河内侧，又筑成一道土墙，从墙顶到河底高达六七米，在土墙上设电网，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座大碉堡。而且，在环城碉堡工事的主阵地前面，拆除民房，便于发扬火力。
　　国民党天津警各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率十三万军队负隅顽抗，拒绝向解放军投降。
　　东北野战军集中三十余万兵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攻打天津。1949年1月3日，开始扫清天津外围据点。14日，发起总攻。
　　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到15日下午3时许，全歼天津守敌，活捉了陈长捷。
　　天津解放了。
　　15日，黄克诚随攻占天津的东北野战军部队，冒着硝烟，进入天津市区，开始了接管这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
　　15日夜，黄克诚接到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署名的电报：除黄克诚、黄敬已经中央指定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外，同意以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钟伟、袁升平、王世英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于是，黄克诚一进入天津，就亮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由王世英任军管会参谋长。
　　在进入天津之前，中央已经任命黄克诚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黄火青为市委副书记。黄克诚、黄敬、黄火青，称为“天津三黄”。
　　当时，黄克诚等确定了天津接管的工作方针：“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
　　接管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很快，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黄敬任市长。
　　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了下来，工厂、企业迅速恢复了生产。
　　天津原来有两家颇有影响的大报，一是《大公报》，一是《益世报》，都是日报，天天出版发行。
　　接管天津后，马上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两家报纸的问题。《益世报》不允许再出版发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大公报》怎么办？
　　《大公报》是天津具有几十年历史的一家大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
　　创办人英华、字敛之，满族人，天主教徒。1916年报纸由皖系王郅隆、胡政之接办。从1926年9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等接办。《大公报》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版，在全国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黄克诚想，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严格一点好，以免出什么问题。于是，决定《大公报》也停止出版发行。很快，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批评黄克诚不该不经请示而擅自决定《大公报》停刊。
　　于是，《大公报》又随即复刊。
　　继天津解放后，北平于1月31日和平解放。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河北平山进入北平。
　　5月，毛泽东电召黄克诚到北平汇报工作。
　　黄克诚汇报了天津的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对天津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当即，毛泽东留黄克诚一起进晚餐。
　　经过长期战争生活的毛泽东，仍旧保持着俭朴的作风，晚餐只备了四菜一汤，就算是对客人的特别招待了。
　　菜肴也很简单，只是多放些辣椒，便足够两个湖南同乡享用了。
　　席间，毛泽东同黄克诚边吃边聊，谈笑风生。
　　看得出，毛泽东心情极好，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本来，要黄克诚去接管天津，就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黄克诚忠心耿耿，善于思考，才智过人。
　　他经常向中央提出良好的建议，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克诚不辱使命，不仅工作出色，而且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这使毛泽东又放心又满意。
　　不过，毛泽东看问题的眼光非常深远。他考虑的是，关键不在于眼下，而在于今后。他想知道，面对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全面建设新中国的新时期即将到来的新局面，究竟应该怎么办。
　　突然，毛泽东放下筷子，看着黄克诚，问道：“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全力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黄克诚胸有成竹地回答，丝毫没有犹豫。
　　“不对！”毛泽东摇了摇头，严肃他说，“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