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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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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思想，解放军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
1953年9月，中央军委正式确定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
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解放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军队的性质。
军队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
到1956年，军委工作已稍有头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都有了安排，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忙乱了。
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
每当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
1956年底，军委责成黄克诚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提出交班。退休的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
黄克诚十分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军队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及时提醒是有必要的。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这年，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轰轰烈烈。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毛主席讲话以后，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
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以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于是，便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改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号召：“把火线挑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中央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担心军队领导出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黄克诚继任总长。
1959年春，彭德怀出访东欧诸国，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转折点，也成为黄克诚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第十三章 庐山会遭罢官 “文革”陷囹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庐山》七绝，可以说是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脍炙人口。
庐山，自古以来负有盛名。
庐山位于江西境内，北临万里长江，东傍鄱阳湖，山下是名城九江。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相传，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故名庐山。
庐山平地拔起，气势雄伟，群峰环抱，起伏于云海烟霞之中。绵亘曲折，千岩万壑，俏丽多姿。
中共中央多次在这里召开会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开会通知。
彭德怀访问东欧回国后没几天，就接到了通知。此前，彭德怀在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中不快。大跃迸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是，当他深入地方考察了几个月后，他的看法就改变了。
彭德怀回国后的第二天，不顾疲劳，一早就来到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
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有所怀疑。彭德怀向黄克诚讲了在东欧的观感，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经济状况和军队思想状况。
当时，有些地区缺粮食，春荒的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尤其困难。甘肃是彭德怀考察过的省份，仅仅在半年以前，人们告诉他的还是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斤，如今竟然成为严重缺粮的省份，实在使他大为吃惊，感慨万端。
彭德怀非常仔细地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了起来，送给毛泽东主席。
没有回音。
拿着开会通知，彭德怀在屋里来回走着。去不去呢？彭德怀心里十分烦闷。
忽然，彭德怀快步来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
“喂，是克诚吗？我是彭德怀。”
“是彭总！”
“克诚，中央要在庐山开会，我不想去了，你替我去吧，我在北京留守。”
黄克诚一听，没有说话。稍停了一下，他说：“彭总，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克诚拿着电话，委婉地劝说彭德怀，“彭总，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
“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着别扭。那好，我就去庐山。”彭德怀闷闷不乐。庐山。
7月3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各抒己见。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上山观日出，游览名胜古迹，有人作诗填词。
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有人戏称会议是“神仙会”。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经济情况已开始有所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多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获得了某些成效。
毛泽东对此相当满意。
7月10日，毛泽东在小组会上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的严重情况，很少提及。
在小组讨论中，真正客观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很浓厚。有的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
彭德怀为此非常苦恼。
正在这时，又传来会议到15日就要结束的消息，彭德怀焦虑的心情愈加严重。
7月12日上午。庐山毛泽东住处。
彭德怀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来找毛泽东，准备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向他谈谈。
“彭总，主席刚刚睡觉。”门前，警卫员拦住了彭德怀。无奈，彭德怀只好转去会场，仍然参加讨论。
在开完会回住处的路上，彭德怀倒背着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一会儿，彭德怀对随行参谋说道：“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管一般性意见，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认真研究一下，可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议上讲一下才有用。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都有用。”
7月1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7月14日，彭德怀派参谋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写信之前，还和人说过，他有些意见，想向主席谈谈。
彭德怀说道：“目前少奇、恩来同志不便于讲话，只有我便于去谈。说错了，如果主席生气，也元关大局，最多撤销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也能当。”
事实上，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严重后果。彭德怀把信送给毛泽东后，对于这封信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二是在党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参考。
彭德怀的信，在毛泽东的案头放了两天。
毛泽东左思右想，考虑着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中央军委守摊子。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林彪也都未去庐山，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黄克诚没有在意。
他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是讲我国现已有一千多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苏日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另一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军委开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于是黄克诚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此时，国内情况开始出现混乱。河北、山东发生饥荒，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亡缅甸的人相当多。
看了内部参考，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非常不安。“报告总长，中央急电。”一位参谋递过来一封电报。黄克诚一看，是中央通知他立即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拿着电报，陷入了沉思。
黄克诚已经得知，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看来凶多吉少，很可能要遭到批评。
他意识到会议分歧严重。
黄克诚想：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总的看法基本相同，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也好。黄克诚接彭真电话，让黄克诚和他一起上山。
7月17日，黄克诚到达庐山。
上山后，黄克诚住进安排好的住房，碰巧正在彭德怀对面。一会儿，彭德怀便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耿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黄克诚接过彭德怀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沉默良久。
“彭总，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这样做？”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爽朗他说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黄克诚说。“他不见我啊！”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道。
建国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很少见面。彭德怀很有感触。第二天清晨。
庐山云雾缭绕。
庐山的雾，时聚时散，时疏时密，迷蒙变幻，景色万千。这给那以奇峰异石、青松碧水而著称于世的匡庐，增加了一层奇幻的色彩。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寒暄之后，他们又谈到国家形势。
二周和李锐意见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
“会议上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谈道。
黄克诚同情他们的观点。
“我在书记处会上谈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克诚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找谭震林谈了谈。谭震林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黄克诚和谭震林意见不一致。
谭震林对黄克诚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却先去看李先念？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不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克诚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谭震林争吵起来。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知道谭震林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的，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谭震林发了火。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这“反兵”二字，黄克诚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他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不料，后来成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据。
彭德怀的信发给与会人员后，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来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
会议气氛活跃起来，会议一开始就蕴含着的两种意见分歧，转向了公开争论。
多数人是基本同意，只是个别文字值得斟酌。对这封信完全赞成和基本反对的，都只有个别人。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发言，他们的意见不得而知。
在赞成的发言中，最重要的要算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三人了，后来，他们因此被列入“反党集团”。
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是中间一句，两头是一致的。黄克诚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说道：“《会议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作风上的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缺点造成的影响是：第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第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第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受到影响。“黄克诚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
“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在别的场合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了，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
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七千亿斤，说是六亿人口，人均产量过千斤，粮食过了关。
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谁说的？”有人质问黄克诚。
“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克诚坚持原则，态度非常强硬。
当时，组里大多数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表示同感。有两个人批评他，他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成为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的一个转折点：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就跳之势。
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有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槁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些。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
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
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定。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他已经把会上的意见分歧，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
黄克诚等简直是当头一棒。他们十分震惊。
会后，彭德怀对毛泽东说，他的信是供毛泽东个人参考，不应印发。
但是，事已至此，彭的解释又有何用？
中午，彭德怀回到住处，和黄克诚一起就餐。
两个人对面而坐，谁都没有说话。
黄克诚只吃了一口饭，一言不发，就离席而去。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彭德怀见此情景，更吃不下，也抛下筷子回到自己住处。黄克诚反复思索，就是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
当晚，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的电话。
“总长，我们想和你谈谈！”
“谁？”
“有我周小舟，还有周惠、李锐。”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是不要来吧。”
“我接受不了，一定要去。”周小舟坚持道。
“那么……来就来吧。”黄克诚见周小舟很坚持，也就让步了。
三人中，周小舟特别激愤。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克诚处不好，可是未能阻止住周小舟。
谁能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呢？周小舟等三人都有火气。
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
李锐说话带着气：“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比较冷静：“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
“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黄克诚劝他们说。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问道。
“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说道，“有意见还是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
周小舟平静了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三人正准备走时，恰遇彭德怀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彭总，我们离右派只三十公里了。”周小舟对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彭德怀说道。
李锐觉得不太好，示意周小舟走，说天晚了。
周惠一般比较谨慎，什么话也没说。
随即，他们三人起身出来，各自归去。
正巧，他们出门时，被人遇见了。后未，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7月20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大家的发言开始集中对彭德怀的信提出批评，火力大大加强了。会议开始转入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等的斗争阶段。有人称为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等人只有作检讨的份了。
当天，黄克诚作了检讨，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自己只认为彭德怀的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7月30日一早，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去谈话。
毛泽东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历史问题，说了解黄克诚的历史情况等等。
“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黄克诚表示不满。
“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用手指弹了弹烟灰。
“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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