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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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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49年以后，她一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省妇联副主席，直至逝世。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多年来，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及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冯沅君在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堪称“豪杰”。她，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曾被冯先生提名留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助教。并亲手培养过的袁世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留校后冯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她为我制定的进修规划， 非常细致、具体。定期对我进行辅导，解答我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并及时审阅，批改我交的读书札记。……她是手把着手带我走上 讲台的。冯先生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记得在我毕业留校的第 一个冬天里，她背着我交给了系里公务员老胡十元钱，托她代买 几百斤煤，供我晚上在教研室学习取暖用。
她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她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总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然后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解放后，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她还与陆侃如先生合编了《中国文学史简编》和《中国文学简史》，并受教育部的委托，和林庚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质量颇高。
冯陆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又存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但她始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她用会议通知的背面打草稿，搬迁时，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 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 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对别人却很大方。早在解放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他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
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因患不治之症，与世长辞了。生前，她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古人说：“春蚕到老丝方尽”，而“一介寒儒”却是春蚕到老丝未尽呀！
杰出的女作家、学者犹如一道星光，消失了，但她辛勤培育出来的接班人，将继承她的遗愿，沿着她的足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1974年，袁世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完整地保存了冯沅君一生研治古典文学的成果。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辑有她的小说、散文、诗词及译文等，是一本她的全部创作的作品集。
冰心
阎纯德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
冰心，是一颗巨星，在中国文坛和读者心头，已经亮了七十多年……
她不慕荣华，安于平易，在北京西郊的苏州街住了已四十余年。生活上，她心里没有“舒服”的位置，时时追求的是耕耘，是收获。
我们的诗人，在她的一生中，虽没有如山的波涛，但也不是风平浪静，那九十五年的历史，我们的国家经过血与火的抗争，终于从黑夜走向黎明。冰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近一个世纪，在这张人生的风雨表上，留下的生活脚印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且有深有浅。她是正直的，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那支多彩之笔，记下了她的成长，她的观察，她的感受，她的爱憎，她的忧患，她的鞭挞……几十年了，她仿惶过，但她总是不停地进步，即使是泥泞、荆棘，她也踏过去，在时代的风雨里摸索着，跋涉着，寻找着真理，追求着光明……
一
“我的生年最好记：1900年！我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冰心说。
冰心姓谢，学名谢婉莹，笔名有冰心女士、男士、冰心等。她在《我的故乡》里一开头就说：“福州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其实，冰心填写任何表格，她的籍贯并不写其祖父谢子修“进学”的地址——福建闽侯，而是写福建长乐。她虽然于10月5日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但诚如她说的：“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我的故乡》）。
冰心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教书匠”，是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据他们的家谱记载谢家是晋朝谢安的后裔，是从江西迁去的。冰心的曾祖父出身颇苦，“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在旧社会，不识字的老实人总是要吃亏的。有一年春节，她的曾祖父向人家要帐，因不识字，被赖了帐，空手而回，在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闻讯自缢。被解救后，这对年轻的农民跪在地下，对天起誓：若天赐子，死活也得让他读书识字！祖父讲的这些故事，深深地感动着冰心。她祖父终于成了一位学问家，两位伯父也都成了“教书匠”。而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则成了清朝政府海军练营营长和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中华民国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冰心的父亲十七岁那年，祖父的朋友严复到福州招收海军学生，认为他可以投笔从戎，严复就出了一道诗题和一道八股题，结果他都做了出来。于是谢荷璋就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当了一名驾驶生，后来成了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到过英、日等国。她的母亲杨福慈，是在九岁时，由冰心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说定的；十九岁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但谢荷璋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冰心父亲参加了甲午中日海战，军舰被击沉，他回到福州。不久，清朝海军名宿萨镇冰将军拍来电报，又把谢葆璋召去，晋升为海军要人……这就是冰心的家庭。但冰心认为自己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长乐县农民的痛苦生活，培育了冰心最初的人道、同情和怜悯。
冰心刚生下七个月，便于1901年5月随父母离开福州到了上海。那时冰心的父亲已是清朝海军“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军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上海停泊几天，因此他们一家便搬到那里，住在昌寿里，谢葆璋每隔几个月就回来一次。
在上海，他们生活了两三年，大约在1903年至1904年间，谢葆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于是冰心又随父母到了烟台，祖父则回到福州，定居在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
在烟台，他们先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至今冰心还记得厅里的一幅长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工典八索九丘
这副对联，是她开始识字的课文。冰心回忆说：“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力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说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幅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于是我就拿起一枝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
不久，他们家搬到烟台东山北坡的海军医院寄住。从医院的廊上往东望，就看见了大海。海，在冰心的生活和创作里该是何等重要啊！海，使她爱上了自然，净化过她的感情，启迪过她的灵感。冰心说：“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我的童年》）
她在《自述》里，曾生动地描写过这一段重要生活：“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现代中国文学家传记》）
这时候，冰心每日读书识字，母亲和舅舅都是她的老师：母亲教“字片”，舅舅教课本。但是自从有了海和山那样美的活动天地，大自然的诱惑使她对于识字就失去了兴趣，即使母亲把她关在房子里，父亲用马鞭子敲着桌子吓唬她，她还是挣扎着跑出去，把那颗纯真的童心交给山和海……
后来，他们家又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这是冰心八年烟台生活中离海最近的一段时间。
刮风下雨天，冰心不出去，呆在家里缠着母亲或奶娘讲故事。当她反复听完《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类故事后，她已能认得二三百字，这时舅舅杨子敬答应她每天做完功课，晚饭后便给她讲《三国志》。她觉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每次都听得入迷，舍不得睡觉，几乎每夜都由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但舅舅有工作，公务一忙，讲书就得中止，有时断五六天，冰心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蚊，围着舅舅的书桌转，但舅舅不理睬她的暗示。终于，“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她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越读越有兴趣，一口气读完了《三国志》、《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候，冰心已经养成了在山巅水涯中独来独往的性格，白天一个人常常跑到营门，摸着水兵的枪，天真地同他们谈话：
“你打过海战吗？”冰心问水兵。
“没有”
“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
“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
水兵那像誓言一般的自信的声音，多少年来一直响在她的耳畔。冰心虽小，但爱国之情就在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山、海之间这样的环境里，开始长出最初的苗苗。1962年9月，她写的散文《海恋》，记述的就是这段生活，并把那里的一切比作她童年生活最初的舞台：“……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冰心这时也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从营里回来，就教她打枪、骑马、划船，夜里指点她认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我的童年》）父亲的朋友都知道冰心会看《三国志》，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实在有趣，每次到船上，总把她抱在圆桌子当中，叫她讲《三国志》，其报酬大半是送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每次从船上下来回家，她总是欢天喜地在前面跑，白衣水兵抱一包小说笑着在后面跟。就在这时，她偷偷地写起了小说，第一部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之间的一种东西，是白话的，名曰《落草山英雄传》。但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冰心说：“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接着她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也是由于语言的重复而半途而废。当然这童年的“创作”，多属故事改头换面的抄袭，但其中也有在她幼小心灵里由那些故事而引发的天真想象，这种奇早的创作试笔，在小说家来说，在中国还是少见的。
冰心八岁时，上学的时间长了，书也看得多了。她从“说部丛书”目录挑出一些小说，常常托送信的马夫到芝罘市唯一的书店去购买。当时她正在学造句，写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冰心回忆说：“我为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着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得母亲反笑了。”（《自述》）
冰心的舅舅是一位老同盟会员，经常接到朋友从南方或日本寄来的藏在肉松或茶叶罐里的《天讨》一类禁书。她也学着大人，在更深夜静时偷看。这样，她也慢慢地关心起国事来了。她常常看上海《神州日报》和《民呼报》，读新旧小说。冰心说：“到了十一岁，我已经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无味的是《红楼梦》”（《自述》）
到后来，冰心去海滩少了，但站在楼上，大海尽在眼底。尤其在风雨之夜，也最爱倚栏凝望给她以神秘、温暖和快乐的灯塔的光芒……啊，烟台！多么难忘的生活！
表舅王（降右）逢到烟台后，成了冰心的老师。第一次谈话后，王向冰心的父亲夸耀她“吐属风浪”。冰心说：“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们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助长了她的谈锋，也有益于以后的创作。
舅舅杨子敬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是冰心最喜欢的人。冰心说，“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他讲的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表舅王（降右）逢是冰心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由于他的善诱，她才发疯似的爱上了诗，学对对子，看诗韵。冰心的父亲及其同事组织赛诗会，大家议定题目，分头做诗。赛诗会总是晚上在冰心的书斋里举行，她就在一边旁听。至今她仍能记得父亲那些朴实而富有“军人本色”的诗句，这不仅说明冰心的惊人的记忆力，也足见父辈的文化生活对她产生的长远影响。这时候，她不仅做论文，也开始了写诗。能找到的小说她差不多都看过了，兴趣转到课内书的学习上。
1910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曾视察烟台海军学校，为了控制海军，回京便派出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翌年的春季运动会上，蕴积已久的满汉学生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谢葆璋已被政府认为是“乱党”，因海军学校学生中有同盟会员、校图书馆里订有为同盟会宣传的《民呼报》之类，所以要对他“撤职查办”。他听了这消息和朋友的劝告后，立即辞职，于是冰心也告别了耳鬓厮磨多年的大海，随父母回到福州。
归途中，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在上海虹口，冰心也像大人一样，抢看当天的报纸，关心着革命的发展。她父亲的同班同学黎元洪将军签名的从湖北发出的起义电报，篇末以“黎元洪血叩”收束，那种激昂悲壮的革命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冰心，在大家捐款劳军的热潮中，她也把自己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献给革命军。那张她曾珍藏多年的收条上，写着“幼女谢婉莹君”……
1911年底，冰心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州，一家人在城内同祖父住在一起。冰心说：“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我的故乡》）
1912年，冰心考取了坐落在城内花巷的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她回忆说：“头几天我不很习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我的故乡》）
在女师，冰心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一封电报召走了她的父亲，于是1913年，他们全家就到了北京。这一年，她没有正式读书。弟弟们上课的时候，她呆在家里看母亲订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她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里，知道了“词”的形式，于是就开始阅读词。“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1914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自述》）
贝满女中坐落在北京灯市口，是一所教会学校，课程严紧，同时学生们的竞争之心都很强烈，冰心自己也不甘落后，所以一天到晚地做功课。如此紧张的生活一晃过了四年，在课外，除了看些她这时喜欢的笔记小说及短篇的旧小说之外，并没有专心攻读什么书，但英文知识得到了积累，提高不少。这时期，由于在学校每天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冰心说：“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这种“爱”，爱的力量，爱的色彩影响了她一生的文学创作。
二
1919年，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洗刷着中国的河山，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冰心，就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第一批现代作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中，陈衡哲、袁昌英虽然在前，但作品少，同期的庐隐和冯沅君、苏雪林虽曾有与冰心齐名之誉，但终没有她那样的名气，稍晚一些的凌叔华、沉樱、白薇、陈学昭等人也不能相比。
冰心曾说过，是“五四”运动的惊雷把她“震”上创作道路的。
1918年秋，她从贝满女中毕业后即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学习，目的是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她父母都认为女孩长大后也应该就业。母亲讲过曾强烈刺激过她的一句话：“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当冰心懂事后，母亲便常常提醒她：“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
但那时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当教师或当医生。冰心说：“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从“五四”到“四五”》）冰心的父亲也鼓励她说：“东亚病夫的中国，是很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冰心从小立志学医，所以尽管爱好文学，但对于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等科都特别用功，她都争取学好考好。冰心说：“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的。”
冰心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后来女大并入燕京大学，称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她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五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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