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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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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哭了三年，她的泪干了，这出悲剧的主人公于1928年7月30日因脑膜炎绝症，急急追踪而逝。在长寿寺停柩一年后，朋友们和一些学生送她的骸骨到高君宇身旁殡葬。这天——1929年10月2日，赶来送葬的还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朋友们在她的墓石上勒下“春风青家”四个篆字。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年仅二十七岁，风华正茂，饶有才能的女作家石评梅，就这样离去了。但她还活着，她活在高尚的爱情中，“看满天繁星，听萧萧芦苇，她生前所赞美的陶然亭静夜的神秘景象，都归她一人去享受了。不，君宇墓近在咫尺，这时候他俩当是偎倚着，微笑着，在度他们生前未度过的甜美生活。”
她活在朋友们的怀念中。
评梅的死耗，传到当时正在南方过着地下流亡生活的孙席珍那一里，他非常感伤和惋惜：“她虽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但她对于文学的勇敢和努力，在落寞的文园里也算是个难得的女作家。她的死，不但是北方文坛的损失；夸张一点说，也是中国文坛上的损失，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又弱一个了！”（1929年《真美善》女作家号：《女诗人评梅》）
孙席珍是评梅的诗友，他们在北京相识，“情同姐弟”。那时他正半工半读，白天在北京大学学习，晚上在（晨报副刊》工作，与赵景深、焦菊隐、于毅夫、蹇先艾等组织绿波社，负责编辑《京报·文学周刊》，其间常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对于评梅的为人，他说：“她性情很活泼，但是不涉浮躁；富于感情，而尤重义。”他还回忆起这样几件事：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即北京女高师的改称）风潮发生后，“她只要一提到这事，就会无限伤心，每次见了她的同学的面，总是禁不住捶胸痛哭。她一星期中总要到女师大去看几次的。她说女师大是她的娘家，女儿虽然嫁出去了，娘家的事情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如今娘家给强盗狗贼们糟蹋到这步田地，怎么不叫她伤心彻骨呢？”
“去年春间（1927年），我客居在江城。有一位某女中学的校长因打算单请她来当教务主任，要求我代为写一封请托信。我喜欢庐山和鄱阳湖的风景的，便给她寄了一封信去，那时我因到安庆去，所以只约她到江城来，并不要她回信。后来从另一位朋友处得知，她因为北京方面已订了约，为重义的关系，一时不便离开。她并要我常常给她写信去，相期于新秋时节的庐山聚首。”（以上均引自《女诗人评梅》）
评梅生前最好的同性朋友是陆晶清，她们同在女高师读书，陆晶清学的国文科，年龄比评梅小。凡她们的朋友都知道，她俩是一对同命运的小鸟。她们的交好逾乎普通友谊，她们能互相了解到彼此隐藏在心底的苦情，她们曾约定了要相伴着、相慰着，走完崎岖的生命旅途。她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姐妹、伴侣，也是文学事业上的并肩战友。她们曾一同继北大学生欧阳兰之后，编辑《京报》附印的《妇女周刊》，大约在1926年还一起用“蔷薇社”之名，编过《世界日报》的周刊之一——《蔷薇周刊》，那时评梅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半壁街十三号。
高君宇去世后，评梅完全走上了悲惨的道路；那时候，陪她痛哭，能安慰她，使她得到刹那间快乐的只有陆晶清。陶然亭那块地方，不惟在评梅的生命里占了重要位置，就是陆晶清也是永远忘不了的。她们曾经在那里洒过不少热泪。有一年元旦，她俩去看高君宇，因为彼此心里都难过，“酸泪冻成冰柱，一条条凝结在君宇坟前的白石碑上。”
评梅去世时，陆晶清正在南方流浪，听到噩耗，她茶饭不思，日夜兼程赶回北京，亲自料理评梅的丧葬，安慰远在平定山城的亡友的老年父母，并整理出评梅的日记遗稿拿到上海印行。“蔷薇社”还专门刊行了《石评梅纪念册》。
评梅的好友还有著名女作家庐隐，她们也是女高师的同学。为了怀念评梅，她把评梅在女高师的一段真实生活经历，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盛京书店出版），其中评梅和高君宇为主人公外，涉及到的真人还有陆晶清、作家自己、高长虹、于赓虞、吴天放、向培良……
今天的读者知评梅者无几，然而老一代，怀念、追忆她的还大有人在。女作家颜一烟就曾不只一次的满怀敬爱思念之情，向我述说过她的中学老师石评梅。
解放初期，周恩来游陶然亭，曾经到评梅和高君字碑前凭吊过，表示了对亡魂的忆念。1956年6月3日，他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便讲到这一对墓碑，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十年灾难，天地翻覆，举国没有一块平安的土壤，这对石碑也在劫难逃，荡然无存。现在国家正拟修复，终于又到了记起它们的时候。
石评梅是个有才华，肯努力，有成绩的女作家。她的一生如朝霞、春花、流水、行云，来去匆匆。
文坛上曾有过一个小星，一个过早陨落的星，然而她确实存在过，发过光……
1981年4月二稿
1995年3月27日修订
罗淑
马小弥
罗淑原名罗世弥，偶用笔名石每，1903年12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她的父亲罗树屏原籍直隶，是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清末在四川绵竹县做过县令邹某的钱粮师爷。邹县令去世，罗树屏把家搬到成都。罗淑的母亲是罗树屏的继室，1899年生长子世安，四年后生罗淑，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世仪和世泽。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兵变迭起。罗村屏遂于1912年在简阳县城北盛产井盐的老马湾买下一处宅子，十来口盐井和一处与住宅相连的熬盐的灶房，举家迁到乡下，这时罗淑已经九岁。
老马湾面对沱江，背靠蜿蜒的丘陵，是个方圆不过数里的山坳。自从清嘉庆年间这里发现了盐，吃“咸水饭”的人就一天多似一天了。罗家迁到这里的时候，老马湾里已是井杆林立，大大小小，有十来家灶户，百多口盐井。盐，到处都是盐。空气里整日弥漫着一股酸腐的卤水味道，树皮发黑，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临江有个运盐的船码头，一座石头砌的坚实的吊脚楼，叫作“公垣”，是盐务局的税卡，也是盐仓。各家灶户每天生产的盐都必须送到这里集中存放，由盐务局的人过称抽税，然后才能卖给盐贩子。每次开仓放盐，码头上人头攒动，岸边挤满运盐船，邻近府县的盐贩子为了几斤“敷水”的好处，常和盐务局的师爷争吵厮打。在山间小路上往来奔忙着为灶户背煤、挑盐、割草的零工，沱江边的浅滩上印满了纤夫的脚印。
盐井开在山坡的高处，所谓盐“井”，可谓鬼斧神工。井口不过汤碗大小，却有数十米深，由粗大的楠竹筒对接，用桐油石灰密封做成井筒。每口井日日夜夜总有一个面黄肌瘦、短手短脚、十一二岁的小老么，驱牛绕着木制的轮盘转，把盐水车上来，再由筒匠把盐水翻倒进地盆。盐水通过埋在地下的桶竹筒，汩汩地汇入半山坡盐灶房的那四口大锅，一次能熬出上千斤白花花的盐来。这盐不含氯化镁，没有苦味，炒川菜，腌泡菜没有这川盐，可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对于罗淑来说，老马湾是个既美又丑，既宁静又凶险的地方。父亲的带小花园的宅子固然舒适美丽，可是走出黑漆大门，紧挨着就是熬盐的灶房。那里面的景象使人惊心动魄：一排四口大热盐锅，每口锅的直径都在二米半左右，日夜不断地翻滚着大白泡。那舀盐水的大木构，起盐的大铁铲，都不是一般人举得起，使得动的。灶匠从头至脚被烟熏得漆黑，尤其是脸，乌黑一团，只看得出两个白眼珠，骨瘦如柴，鬼怪一般。盐灶砌得很低，几与地平，灶匠添盐水的时候，万一被煤烟和水蒸汽迷糊了眼睛，就有失足跌下沸腾着白色溶液的盐锅的危险，起盐的时候更是艰险，要把达几百度高温的炽红的巨大盐抉从大锅里撬出来，抬到地上逐渐冷却。罗淑熟悉这可怖的灶房，熟悉在这里干活的人们，听过盐工掉进盐锅被烫死的故事。
罗淑的母亲收留了一个老乞婆的女儿，给罗淑作丫头，取名玉姑娘。老乞婆住在沱江边无主的荒坟山上一个洞穴里。江边有许多这样的洞穴，相传是古时候流放的犯人来开采盐井时居住的。罗淑和玉姑娘时常穿过没膝的蓬蒿，去给老乞婆送吃食。老乞婆就是《井工》中老瓜娘的原型。那玉姑娘长得小巧白净，尖鼻子薄嘴唇，比罗淑大两三岁。她乖巧伶俐，是个厉害姑娘，带着罗淑到处转，讲了许多故事给她听。日后她做了罗淑小兄弟世泽的情人，。世泽背弃她娶了一位阔小姐，她大闹婚堂，最后委委屈屈做了世泽的妾。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罗树屏是个白皙瘦弱的人，不善理财，嗜鸦片，家业一天天败落下来。他索性把志趣放在读书上，生意委给账房先生。虽然住在偏僻的乡间，他却非常关心天下大事，家中常年订着《民报》、《神州日报》、《民主报》等报纸，家中的孩子时常翻来乱看。
搬到乡下的当年，罗树屏和邻近的灶户共同办了个家塾，课读子弟。当然教的都是经史子集之类。这时辛亥革命已经把新思想带给了青年人，孙中山成了他们的偶像。大家都不爱读古书，都想学孙中山去学医，到外国去，学点实实在在能救国救民的东西。这时灶户的子弟中已经有了留学日本的人，也有到成都去上新式学堂的人，这对青年人是股很强的冲击波。首先是罗淑十三岁的哥哥世安在同窗带动下，宣布他要学医。听说德国的医学最发达，而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办有德文学校，毕业后保送德国，他执意要去。罗树屏深喜儿子有志气，马上就答应了。
谁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文学校停办，德国人也走了。世安为了继续学习德文，在同学马宗融陪伴下跑回老马湾，向父母要求到重庆去读书。马宗融是个回族青年，比世安大七岁，高大魁梧，热情爽朗。树屏公被世安和他纠缠了好几天，终于给了盘川，答应他们去重庆读书。不料两个少年去的并不是重庆，而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树屏公这一气非同小可，罗老太太也几乎哭瞎了眼睛。她们一致认为世安上了宗融的当，受了宗融的骗，把宗融恨入骨髓。当时罗淑已经十一岁，半懂不懂的。她只觉得新奇，崇拜见多识广的哥哥。她立志要和男子一样刻苦读书。当父亲生气不肯给哥哥回信的时候，是她在妈妈的支持下，给哥哥写信、寄钱。
世安和宗融在上海住了年余，去了日本。后来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东京街头游行，反对段棋瑞政府卖国的军事密约，被日方驱逐回国。他俩在上海加入留日学生救国团，参加过《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之后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罗淑和世仪、世泽两个弟弟留在老马湾读家塾。罗淑是家塾里唯一的女孩，她沉稳庄重，思想细密，追求真理的劲头热烈而执著。她一身男装：马褂大袍，瓜皮小帽，一根粗大的辫子端端正正垂在脑后。家塾里沿墙摆着六个男生的课桌，上方正中坐着老师徐新斋。老师的身后通一间小小的内书室，蓝布门帘垂着，罗淑就静静地坐在门帘后面听老师讲课。遇到需要老师个别辅导的时候，老师就跨入内书室，单独给罗淑讲解。
然而，罗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家塾里教的那些古书越来越不能满足她。1917年《新青年》已经在提倡白话文；1919年，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成都；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的专号；有不少文章是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五四时期在四J；D相当有名，写过《说孝》、《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的吴又陵（吴虞），对罗淑也有影响。更何况，还有哥哥世安呢。世安在家里一向和妹妹最好，自从离开家，树屏公一直不肯原谅他的不告而别，很少给他写信。这样，世安和妹妹之间的书信来往就多了起来。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一讲给妹妹听。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投身反帝救国活动的行为，深深地感染着罗淑。新思想激励着罗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学习新知识；她想要像哥哥那样去学外国文，或者别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1921年，罗淑请求父亲允许她去上新式学堂，树屏公迟疑了一阵，还是同意了。这时的他已经年逾花甲，身体十分虚弱。更兼家道败落，拂意之时多，称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经不行了，为什么不让女儿出去闯闯呢？罗淑起先进的是简阳女校。女校毕业后，于1923年转到成都一女师，上了旧制中学第十班。这时她近二十岁，在老马湾已经是个应当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进了一女师的高级中学师范科第二班，立志毕业后做一名教师。
一女师当时在成都以管教严、学风好著称，学生中有很多富人或军政要人家的“闺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儿。学校里窗明几净，肃穆幽雅，校长天天要亲自下来巡查。窗棂、书橱都要用手仔仔细细摸过，要求一尘不染。学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蓝布衫，黑裙黑袜，头上的发辫盘成精致的小髻，出入校门若不坐轿，必须结伴而行。那时成都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学校里一般没有女教员，男老师来上课时，有一名监学坐在教室里进行监督。这些监学可以任意拆阅学生的书信，盘诘学生的私生活。学生们憎恶这些监学，给她们起绰号，有一个监学干脆就叫Tiger（虎）。
旧制中学虽说依然要学《礼记》、《左传》、《易经》、《烈女传》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新课程，还有两位传教士教授英语。正课而外，学校里禁止看“闲书”，《水浒》、《红楼》、《西厢》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话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可是，不论学校的管教多么严，清规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传播是封锁不住的。罗淑最爱买书，越是禁看的书越是要买了来看，尤其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进步的白话刊物，更是爱不释手。
罗淑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业，但也不一味埋头读书。社会动荡变化，祖国在遭受列强蹂躏，她那颗年轻热烈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她成了令校长头痛的活跃分子。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同学们纷纷商议要召开追悼会纪念，校内的保守势力极力反对。罗淑当年的同学至今犹清楚记得，是她在同学们中间响亮地提出：“追悼一位革命家是理所当然，我们不管那些顽固派，”
五卅惨案，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四川学生和各界人民纷纷响应，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女学生原来流行秋瑾式的“东洋头”，这时也不梳了，改为髻子。罗淑被推选为学生代表，毅然出席了与外校联合举办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的大会，带回来一些标语贴在学校门口，还把全体同学集合起来，宣讲大会的情形，大呼口号：“反对列强瓜分中国！”“还我台湾、琉球！”同学们义愤填膺，眼睛鼓得红红的，罗淑脸色发白，呼声最高。
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罗淑结识了比自己低一班的好朋友朱正珊、余继文、唐世兰。他们志同道合，形影不离。她们不怕抛头露面，时常结伴出校游玩。春天，她们到青羊宫去赶花会。世兰爱兰草，正珊爱牡丹，继文爱菊花，而罗淑最爱梅。秋天，朋友四个去逛武侯词，高声朗读石刻的《出师表》。正珊说：“我钦佩武侯治国之才”；继文说：“我景仰武侯的忠义智能”；罗淑说：“我领会了诸葛武侯的一片爱国丹心。不过曹操重视文事与武功，广罗天下才智之士，横槊赋诗，一世之雄，也不是刘备、孙权所能比的。”同学们的共同愿望，是自立，不依赖父兄，自食其力，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员。四个人也曾结伴，乘轿子到余继文的家乡乐山去玩。乐山当然是个好地方，可是人穷，有些妇女迫于生活，不得不以抬轿子为生。日后罗淑于1936年5月用“石每”的笔名，在上海叶之华主编的《进化》月刊上写了一篇关于女轿夫的故事，篇名《轿夫》。这篇散文后来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一集。
在罗淑的亲友中，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农历2月15日，风和日丽。罗淑和十多位同学到青羊宫去赶花会。刚刚走出二汕庵门，忽见几十个佩盒子枪的弁兵蜂拥着一个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的瘦子迎面走来，拦住了女学生的去路。这帮不怀好意的丘八嘻皮笑脸，围着女学生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学生们惊惊惶惶，往后躲藏不迭。罗淑本来走在后面，见了这般情况，就挺身上前，义正辞严的对为首的那个人说：“你这个人太岂有此理，怎么怂恿兵丁如此无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也应当自爱。”一个马弁大吼：“这是我们的石旅长！”罗淑说：“我们是文庙街一女师的学生，将来是要做教育学生的老师的。你既是一旅之长，就应当懂道理，为人表率，把为国为民的事放在心上，为什么这样不知礼仪？奉劝阁下好好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要惹事生非。”一席话说得那人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承蒙指教”，拱拱手，悻悻然带着兵丁们走了。这时老百姓才围过来说，女先生真了不起，刚才那个人是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石肇武，军阀刘文辉的干儿子，无恶不作的。罗淑听了，也有些后怕。回到学校，校长批评罗淑说，这种事可一不可再，万一出点亨情，太不值得。罗淑说：“人是战斗的动物，我们十来个人被他们围住，若不背水一战，怎么脱身呢？”
世安、宗融到了巴黎，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文。世安文字清通，写得一手好字，脾气又温驯，很快被华侨协社看中，请去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又被推荐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去帮忙，从此一步步踏入外交界，成了一个小官。
世安当了外交官以后，家书渐疏，后来索性不给家里写信了，阖家惊慌。罗淑去了很多信追问，杳无音信。一天，忽然来了一封寄自法国的笔迹陌生的信，大意说，令兄世安忙于事务，无暇写家书，嘱我代笔，云云，署名是马宗融。全家的不安和忿怒是可想而知的，又是这个马宗融！他欺骗我们一家，拐走了世安，如今又来耍什么鬼名堂。世安不来信，一定是他在作梗。谁要他代笔，不理他！罗淑没有理睬宗融，照旧给哥哥去信。回信来了，但署名的还是这个马宗融。忍无可忍，罗淑客气地，然而也是坚决地，请马先生不要再替哥哥代笔。哥哥并非不会写字的文盲，为什么要别人代笔呢？
原来留学生初到法国，挤在一起住小阁楼，吃干面包的时候，谁家里来了信，是要大家共读的。人人都想家，都想从自己的和别人的家书里，获得一点家乡的消息。罗淑那一手秀丽的赵体，优美的文笔，流露在字里行间的那种追求光明，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志气，是怎样地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啊。当她开始用白话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大家又是怎样的惊讶。同学们都认为，如果她是个男儿，一定能中状元，或者考个洋博士。然而她……可惜呀可惜，却是个女孩儿！……不过，这才好呢，宗融心花怒放了。那年他到老马湾的时候，罗淑还只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十一岁的毛丫头，想不到现在成了一个有才学，有胸怀的新女性了。他借代笔的机会，向姑娘表示了钦慕之情！
罗淑仍旧没有理他。
不得已，宗融只得请罗淑代为禀告老伯，世安的确没有时间写家书，他天天晚上出门去跳舞，热恋着一位意大利少女，快要结婚了。他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但已经拿世安无可奈何。
这消息对于老马湾的罗家犹如晴天霹雳。树屏公亲自提笔给世安写信，责备他行为不检，嘱咐他千万千万不可带一个洋媳妇进门。树屏公忘掉了宗融是怎样可厌可恶，竟反过来恳求他以大哥哥的身分，好好开导世安，务必不能让他失于检点。然而父亲的责备，母亲的眼泪和朋友的劝告都不起作用，世安还是在1925年和那位意大利的姑娘结了婚，一点也没有回国的意思。
宗融和罗淑的通信却从此多了起来。他是个性烈如火的人，信也写得热情奔放。不过他在罗淑面前，总是谨言慎语，驯顺异常。他俩通了八年信，罗淑对他的追求，总是矜持地回答：等我毕了业再说。当年简阳的姑娘，不到二十岁就要“放人户”，过了二十，便算“老姑娘”，不容易嫁出去了。然而罗淑在女师一直读到二十五岁才毕业。父亲为了她的终身大事，心焦如焚，劝呀，说呀，她只有一句话：“我要把书读完。”当时罗淑的小姐妹里，已经有几位嫁给了权贵，她的四弟世泽也和父母商量，想把姐姐嫁给成都的一位师长，罗淑抵死不肯。她决心嫁一个志同道合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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