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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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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了半个世纪的另一半球上的人要了解丁玲，丁玲也要了解他们。在美国期间，她会见了三十年代相识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士女士，还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主编英文版《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丁玲也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接触了美国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她以作家的敏感，特别关注人的命运，当她无意间看到了曼哈顿街头的佝偻老人时，丁玲百感交集，纷纭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她心里投下的影子实在难以抹掉。
丁玲在爱荷华停留不到三个月，11月23日她又飞往加拿大，进行短暂的访问。丁玲是第一位由中国正式派往加拿大的作家。短短的十天，她奔赴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威尔匹克等四大城市。1981年岁末，丁玲取道旧金山、洛杉矾、香港，回到北京。
西方世界在她心里的人和事催促她迅速地拿起笔来，散文《访美散记》一篇又一篇地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另外，她还写了《我认识的瞿秋白》、《胡也频》等振撼人心的作品，发表了《我希望的文艺批评》、《我也在望截流》、《五代同堂，振兴中华》等论文多篇。
丁玲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曾停止写作。但她又不是一个埋头于自我天地的作家，她始终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她的创作与社会取同一步调。从美国回来后，她的脚步遍及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从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没有忘记，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后赴天津、沈阳、大连、长沙及故乡常德、临澧讲演、参观、探亲访友。年底，又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到昆明、个旧，景洪等地访问。1983年4月丁玲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与作家刘宾雁一起赴法国访问。5月底，又赶往上海，浙江等地访问巴金，参加冯雪峰学术讨论会。1984年6月去厦门、泉州、福州等地参加丁玲创作讨论会，凭吊胡也频故居。10月去湖北武汉、葛洲坝等地。11月，已是北方的初冬季节，丁玲为了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又到了桑干河地区的蔚县，看望并访问了土改时的战友，老县委书记王纯。来到桑干河，好像又回到了解放战争年代，她打算着：这回可以找回一些感觉，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部书写完，以完成她后半生的心愿。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广西，接着从西安直奔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参观访问了那里的工厂、农村、学校，带着对延安的无限眷恋之情，回到北京，5月又去澳大利亚访问。
这一段时间，是丁玲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后一个创作高峰，她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我与戏剧》、《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等。除构思《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部分章节外，还创作了饱含辛酸，给她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本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曾对我们说：“这两本书无论如何我都要写完，我写这两本书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虽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虽然有风雪，却是人间。”
1985年7月13日，丁玲终于不堪重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次病倒与其说是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不如说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无限烦恼，使她难以承受。《中国》文学双月刊的诞生是丁玲文学生涯的又一辉煌，也是她生命的归宿。丁玲从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文学双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召开，直至1985年春天，《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号问世，花费了多少心血，有谁能算得清呢？申请刊号、编辑部的人事安排、找经费、找房子，到刊物组稿、印刷发行无一不渗透着她的苦心。创刊号上刊载了她亲笔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她不顾疾病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丁玲不死
3月15日，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送的挽联、花圈；一批又一批的人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丁玲身上覆盖的那面红旗。这是农工代表们从遥远的北大荒带来的，上面绣着“丁玲不死”四个耀眼的大字。“丁玲不死”既表达了北大荒人对丁玲的高度评价，也说明了丁玲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同时也代表了许许多多与丁玲相识不相识的人对她的“盖棺定论”。多么真诚、简炼、朴素的语言！丁玲逝世后，党和国家给她很高的评价，新华社3月15日在介绍《丁玲的生平》中写道：
丁玲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 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 的好女儿，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 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文学家！
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也极为关注，前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及作家协会，还有许多外国友人，都发来了唁函，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的唁函是：“她永远在那里！”是的，丁玲不会死，她永远在人民的心里。
杨刚
阎纯德
火，是生命。杨刚是一团烈火，她的精神是一团烈火，燃烧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她的生活“像天空的手指永远挑动竖琴”，“弹着生命浓郁的音乐”
她是一位革命家、作家，是共和国纪念碑底座上一颗储满火的隧石。
我很早就知道她，但并不了解她。1979年，杨刚的挚友——著名作守萧乾，借给我好几本她的著作，还附一则小传及数张照片。于是，我便在无数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的先辈之中，真切地看到了她的身影，在积满尘埃的历史长途上，辨认出她的足迹。
一
杨刚一生走南闯北，云游八方，常无定居之所。青年时代，她在北平参加革命，中年之后，她在北京辞别人间。她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最长，前后大约十五六年。
她在《桓秀外传》的《代序》里说：“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她说的是自己，是她革命生涯的写照。她是一位女强人，聪明、勇敢、勤奋、坚贞，但她是个女人，并非无情。她有过家庭，也有孩子；是她不爱自己的孩子，不需要家庭的温暖吗？不是！而是她把炽烈的感情、深挚的爱，给了祖国和人民，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杨刚曾用英文写过《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但她只写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片段。要了解这位忘我舍身的革命家和作家，必须从头说起。
二
杨刚的家乡——湖北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那里像一个地势低洼的小盆地，水害连年，河水经常淹没那里的庄稼和村庄。民谣说：“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道出了沔阳的苦难。她的家庭，就是那些穷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个。祖父是个秀才，早逝后，撇下二十五岁的祖母独立支持赤贫如洗的家庭。她靠日夜给人家洗衣服、修鞋补袜、织布来糊口，靠勤俭供两个儿子念书。当儿子在清末的考场上大显身手，连连获得成功时，不久，这个家庭便突然富贵起来：杨刚的伯父当了广东省的地方官，父亲做了武昌的守备，后又做过江西的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1905年1月30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杨刚便诞生在江西萍乡父亲杨会康的任所里。她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她在英文自传里说，她的父亲“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他的意志顽强，当他立意要如何时，往往使人觉得他的心肠是铁做的……他可以当面申斥他的上司……”他倔强而固执，认为照别人的意见办事是可耻的。而杨刚的母亲，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她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丈夫面前，既不甘拜下风，更不屈从，不喜欢听凭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所以杨刚的父亲常骂她“固执，不听话”，而她则责备丈夫“自私、残忍，是个无用的怪物”。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坚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后，沔阳一带土匪蜂起，经常明火抢劫。这时，她便成了对付土匪的总指挥。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护送走。而自己则同厨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里，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面——善良、仁慈，远近闻名，镇内外不少穷人向杨家求援，她从不拒绝，总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给予帮助。每逢他们遇到婚丧，她更是热情相助，不等他们求上门来。后来，“慈善”引导她信了佛，于是“施舍”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是在无意识的观察中成长的。杨刚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不仅有父母的影响，也有那些男佣女仆们的影响。婴儿时代，在她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比她大十三岁的姐姐使她那片空白的记忆得到了充实。中国人口之众，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之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统治思想一直都认为女孩的降生是不祥之兆。杨刚的祖母也特别讨厌女孩，认为女孩都是“赔钱货”。杨刚说：“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祖母永远不能饶恕我，也不能饶恕我母亲……”
五岁时，杨刚上了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她父亲认为，应当让孩子读些实用的西学，可是又认为新式学堂只能培养一些无法无天的寄生虫。杨刚回忆说，她父亲总是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而禁止他们去做想做的事情。他最反对读小说，不仅《红楼梦》、《西厢记》不许读，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杨刚回到沔阳家乡，继续在家塾学习。那时老师有绝对权威，可以任意处罚孩子：饿，打，跪石头，不好睡觉……杨刚的头就被老师打破过，淌了一脸血，但她并没有得到同情，母亲说：“谁让你不听老师的话？你这是活该！”这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习俗对母亲束缚的结果，实际上，作为母亲，她心里未必不痛。关于杨刚的私塾生活，1931年她用英文写的自传残稿《童年》中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 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撂下饭碗又去念书……我们每天要 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 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整天都望着塾师那冷酷、怒气冲 冲的脸，听着兄弟姐妹们挨骂哭泣的声音……我们一边念书，一 边却留意听着街上卖糖的吆喝声。门只要一响，我们就感到兴 奋，但愿不是塾师来了客人就是家人来看望我们了，这样就可以 休息片刻……所谓学堂不啻是座监牢，塾师不过是个狱吏。我们 竭力想摆脱他。挨打之后，我们就越发恨他了。”
于是，她和兄弟姐妹们，曾经报复过一位不学无术而又格外残暴的“无敌”塾师：在他的茶里投放巴豆，使之整夜泻肚不止。
父母的性格，大家庭的众生相，无穷的动乱，家塾的生活，这些便是她记忆里关于童年的主要画面。
三
杨刚原名杨季徵，1922年进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以后改名杨缤，并开始写作，笔名贞白。她学识超群，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她不爱管闲事，却爱帮助人；她不谈论芝麻小事，却爱与同学谈论政治；她熟悉各地军阀的情况：他们的实力、后台、动向，以及互相之间的较量。她发表起议论来日惹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辩论问题，坚持己见。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她和好友廖鸿英、谭诲英代表葆灵女中参加全市学生总会的活动，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在班上，她还冒险带头剪掉辫子，以实际行动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是年11月，北伐军占领了南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在那个难忘的庆祝集会上，她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及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之后，经市学生总会的联系，教会学校也首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葆灵女中经过全校民主选举，廖鸿英当选为主席，谭诲英为英文秘书，杨刚为中文秘书。从此，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就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凡有事情，她们就在饭厅里饭前饭后向同学们报告，征求意见，作出决定。对杨刚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社会生活，动荡的中国社会陶冶着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点，并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里坚定了人生的选择。
四
1927年，“四·一二”事变使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黑暗的阴影不断扩大，但光明的因素也在迅速增长。那时，南昌的学生运动和其他地方一样，虽然没有汹涌的浪潮，但6…7月间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时有罢课。葆灵女中校长易人，换成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人。杨刚夏天毕业。由于她平时和毕业考试成绩优秀，经学校推荐，9月免试直接进入北平燕京大学。
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苛捐杂锐，灾荒连年。中国在动荡着，人民，在苦难中。
杨刚告别故乡北上，在三哥的帮助下来到北平。古都一片杀机。但燕京大学的那片未名湖水的林荫小道却冷静地欢迎这位湖北姑娘。她在英国文学系读书。她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Grace M·Boynton）的好感，并结下深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
从1928年至1937年，杨刚基本上学习、生活、工作、战斗在北个。这是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无论是她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在大学，她是一位活动家。1928年，她在满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北方学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1930年4月20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预演，大约五十名学生被捕。为了营救他们，杨刚参与组织燕大营救团体，筹措狱中同学的生活用品，时常入城集会，筹备纪念活动。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没有休息。每天一早5点起身，一直忙到深夜，有时整天不吃饭，深夜才回到宿舍。但是，斗争就是幸福。杨刚说：“生活是那样充满了工作，我感觉到了活着的价值。”
8月1日，事先筹划好的由学生、洋车夫、士兵参加的示威游行照计划进行。而后果，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杨刚及其同志们，既不灰心，也不在意。游行开始后不久，阎锡山出动两倍于游行者的便衣侦缉队从四面八方，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者袭击。杨刚的头发同时被几只大手狠狠地揪住，眼里冒出许多金星，她被捕了。但她十分镇静。当两条大汉要用绳子捆绑时，她讥笑说：“你们是两个壮汉子，还需要用绳子捆我？”于是，她被投进阴湿乌黑臊臭的女牢里，后来又转到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
夜，外面黑糊糊的。审讯室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传出凄惨的尖叫声——是她的同志在受刑。她心里烧着愤怒的火，上牙磕打着下牙。但她心里，又默默地祝愿他们坚贞不屈。
终于，她也被带进审讯室。但她已经拿定主意如何对付敌人。她一一回答法官的问讯，心里一点也不慌。她的回答永远不会使法官满意。法官失望地用板子使劲敲击桌子，厉声厉色地威吓，而她始终泰然自若。
在牢房里，她同其他犯人面面相觑，听着互相的呼吸或骂语；有时她趴在只有一线光亮的狱窗上，同站得很近的荷枪实弹的看守士兵谈话。杨刚说：“他们几乎个个深深同情我们，并且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局势会改变，那时我们就会重获自由；但他们这些可怜的丘人注定要倒霉一辈子。他们祈求专制统治者的末日早早到来。”有一次，杨刚同一位到屋檐下躲雨的少年兵攀谈：
兵；你们吃大麦粥，咸菜，不三不四的汤，比我们强多了；我 们每日两遍米糊糊加水……狗，他们全是狗。我们同你们一样，也是犯人。你们还有释放的一天，我们得熬一辈子。
杨；你是干什么的？
兵；种地的。我们是庄稼人。
杨；你不能种下去吗？谁叫你当兵的？
兵：我们都快饿死了。种庄稼，什么也落不下。得交租子，交 税，还有种种捐款。真是混蛋，把命都快送掉啦。
杨：可是当兵也好不了多少呀，你们还不是等着饿死吗？
兵：当初谁知道呀！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像这样给关起来挨饿，反正都是死……
杨刚毫无顾忌的言谈和行动，使得所有的同牢女犯感到恐慌。她们警告杨刚：“你要知道你的案情不轻，你这样随便跟他们讲话，大伙儿都会跟着遭殃。”
以后，杨刚受审时，总是三个法官，后面站着两排荷枪的士兵，前面站着两条壮汉和一个老头儿，他们是等着毒打犯人，专门给犯人上刑的。桌前的地上放着绳子、木板、锁链和各种大小木块及叫不出名堂的刑具，墙上挂着刀和皮鞭。
敌人以轮番毒打和毒刑来检验杨刚的抵抗力，企图逼她招供。但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死亡也不会使她屈服。
“我没什么可供的。随你们怎样吧。我既然给你们抓来了，就不打算活着离开警备司令部。”这是她的回答。
两个星期后，阎锡山的队伍全军覆没，要当总统的迷梦完全破灭，他的司令部离开了北平；于是，杨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监狱。
这次狱中的酷刑，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她还是杨刚！那只是斗争的起点，一场小小的实习和锻炼。出了狱，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参加北平党和团市委联合召集的西郊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的问题。她是唯一与会的女同志，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辩才。
在燕大，杨刚又呆了一年。她说：“这一年，我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胄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参加斗争。能继续工作下去是多么快乐啊！”工作，这是她的人生哲学。她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为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与潘训（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往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北方“左联”虽然不像上海中国“左联”影响那么广泛、深远，作家也没有那么多，但它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翼，也是那个时代文学的火种和旗帜。
五
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还帮助二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走上革命道路。毕业前夕，她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8年重新入党）。关干这件事，她在一份自传中有过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是：大学毕业那年秋天，杨刚的同班党员都已经离开学校，党小组由一位性格古板、工作方法生硬的山东人负责。那时杨刚病后身体虚弱，需要时时躺下休息，不能工作，于是向他请假。这位负责人不仅不答应，还批评她“怠工”。杨刚当时组织观念比较薄弱，小姐脾气较重，就说：“你们说我怠工，我就算了。我不能工作，我退党”。负责人说：“没有退党的，退党就只有开除。”她受不了冤枉，气极了，就赌气说：“开除就开除，我受不了这个气……”这就是她“退党”的细节。对此，她做过自我批评。但实际上这个偶然事件，只是她气盛的表现。事实是，她不仅动员胞兄杨潮走上革命道路，同时还主动影响了周围的不少人。杨显东是她的同宗兄长。一位科学家，也是在她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服务于革命的道路，称她为“革命的启蒙老师”，至今还记着几十年前对他说过的话：“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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