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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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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炮声隆隆地在人们的耳边震响，国民党在国统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屠杀，为了保存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12月，葛琴和荃麟又接受周恩来的派遣，去香港主持文委工作。
去香港以前，葛琴把小琴及弟弟送回了山老家。刚一到家，就被当局发现了，葛琴的一个学生（当时也是特务组织的成员）出于同情，马上跑来报信，告知敌人对葛琴盯梢，并且要逮捕她。葛琴的父亲急中生智，当机立断，迅速赶到南京，搞了一个名片，说葛琴是某某报（陈立夫办的报纸）副刊主编。当时正赶上当地小学开运动会，国民党县党部的绅士们都来参观运动会，葛琴买了些礼物，携带名片，佯装拜访，绅士们信以为真。她趁此机会，连夜坐小船，离开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转道上海赴香港。
许多在国统区无法生活下去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被迫到了香港。这是一个表面上繁华，而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完全冰冷的世界，许多人都很不习惯。葛琴和荃麟在政治上保护他们，生活上关怀他们。一位东江游击队的双枪手，名字叫阿林，在战斗中负伤后，到香港去养伤，她的公开身分是葛琴家的保姆。葛琴想方设法照顾她，还多次英勇机智地对付英国巡警的搜捕和特务们的钉梢，直到这位双枪手安全转移。
葛琴在香港从事妇女统战工作，任南方局文委委员，还担任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编委。她与冯乃超等四十多人联名签署了《香港文艺界呼吁政府停止内战制止暴行》宣言，还参加签署了《揭露倾销伪片罪行影剧界联合抗议书》和香港文化界《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等宣言。她经常以笔作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时期，她在《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杂文，起了战斗鼓舞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他们在香港最后一年的担子更重了。1948年底，准备在北京筹备新政协，建立人民政府，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他们在香港除了组织和输送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文艺工作者到解放区外，还联络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避免他们受到反动派迫害，设法帮助他们离开险区。
经过二年多紧张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怀着无限的喜悦，最后撤离香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
建国后，葛琴曾担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专业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写作，并注意发现、培养文艺新苗。
三
葛琴从1932年开篇写作，到“四人帮”夺下她手中的笔，先后共写了五十万字，大约出版十几本中、短篇小说集及电影文学剧本，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上的散文、小说、杂文，共一百多篇。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左翼文艺遭查禁，革命作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以他们鲜红的血，书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史的第一页”。葛琴踏着先烈的血迹，以女作家少有的勇敢、大胆、泼辣，杀向文坛，对罪恶的现实控诉、揭露，为人民代言，替人民呐喊。《北斗》杂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总退却》。这是一朵幼小，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奇葩，是文艺表现重大题材的初步尝试。这棵稚嫩的幼苗，沐浴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阳光雨露，得到了辛勤园丁的精心培植。鲁迅为《总退却》写了序，冯雪峰更是精心热诚地培植保护这棵幼苗。小说问世不久，雪峰就以丹仁为笔名，在《北斗》杂志2卷2期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对《总退却》的现实意义和青年作家的出现，给予充分肯定。
这两篇小说，不是怎么“好”的作品，照普遍的说法，这是“幼稚的东西”。但这个“幼稚”却是不能卑视。两位作者，不用说是初次在原稿纸上写上自己名字的人，她们简直还不知道怎样去锻炼句子。什么叫做小说的结构……，但是对于群众生活和斗争的热情，对于急于要求文学去表现伟大题材的浓厚兴趣，便成为她们勇敢的试作动机，她们不过是跟着一种新的文艺运动而产生的、正在产生和将要更多地产生的无数青年群众作家之一罢了。而这些青年群众作家的“幼稚”作品，也许要为“文学大家”和“赏鉴家”们所鄙弃的，但对于同样“幼稚”的广大群众，却有很大的意义和兴趣。不但如此，这样的“幼稚”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我们是愈多愈好，因为这将造成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而伟大的那强有力地感动着数千百万的人的作品和作家，也将由这种多数人的和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所造成。
丹仁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时，也细致地分析了作品的瑕疵和不足。
作者的目的，没有在《总退却》中完全实现。她没有真正深刻地表现出兵士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总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也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面的。我们不能在作者所写的兵士的转变过程中，同时明确地理会到上海战争的本质。
回顾葛琴三十年的创作生涯，深感这位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其他女作家一样艰难、坎坷。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洒下了耕耘者的滴滴汗水，印记着作家一步步坚实的脚印。三十年来，对于葛琴，从没有过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紧张的战斗之暇，繁忙的工作之余，琐碎的家务之后，是她创作的全部时间，“挤”又是她获得这些时间的主要方式。解放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常常是一部作品构思成熟了，却没有时间把它记录下来，待下一次再重新构思，也毫不惋惜，从无怨言。
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一般说来，是作家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葛琴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她几十年来为人民、为革命所经历的痛苦、欢乐和追求，她执著于现实，而不拘泥于现实。作品的主人公，和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及作家个人的情感，三位一体，息息相关。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好人民。千百万人民中的一分子。他要经得起人民的考验，要挑得起人民给予他的重担。他的一切不是为了别的，更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个人的得失荣誉，必须是确确实实真心实意地为了大众人民。”
真实，富有强烈的时代感，是葛琴创作的主要特色。鲁迅在《总退却》序言中曾说：“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血泪的控诉，是葛琴早期作品的一条主线。葛琴生长在高利贷残酷剥削的江南农村，亲眼目睹了农村破产，农民濒于死亡的惨痛景象，她以女作家观察生活的独特角度，细腻地描写了底层劳动人民精神上的苦闷、迷惘，生活上的贫穷、无出路，内心深处的呐喊和反抗。在短篇小说《骡夫丁大福》中，作家代替主人公直呼其言：“他想他的爷娘，他也恨他的爷娘，爷娘狠心把他卖了这地方；可是他更恨那走不完的路，推不完的磨。”
短篇小说集《总退却》收了她“七·七”抗战前写的七篇作品。在短篇小说《枇杷》中，作者对主人公小溜儿，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全部的爱。小溜儿在批把丰收的季节，望着一枝枝枇杷果，馋涎欲滴，却没有人送给他一个吃，并遭到孩子们的奚落。趁母亲给人家做工时，吃了枇杷核，因此中毒而葬送了幼小的生命。小说的结尾，令人心酸落泪。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画幅。
抗战以后，作家阅历广了，思想深了，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亦日益提高。无论是从题材的选择，表达思想的深刻上，都迥异于她前期的作品。从描写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跳到另一个天地。《葛琴创作集》共收录了抗战时期的五篇小说，作品勾画了抗战时期中、上层各种各样人物的脸谱。有在游击区搞阴阳两面，专门进行政治投机的绅士；有骄傲自满、夸夸其谈，一事无成的政治工作干部；有每天无所事事、专横跋扈的法官太太。作家在描写这些庸俗卑琐的灵魂时，运用了强烈的讽刺和揶揄手法，对他们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这些作品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绚丽多采的画面，而是通过对人物鞭辟入里的刻画，抓住了读者的心。
短篇小说《贵宾》（收入小说集《结亲》），写于1948年，当时被称为幻想小说。它描写的角度别开生面——事情发生在未来的国度。看来作家不是信笔写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出于她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感，是一篇有分量、有思想的严肃作品。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何等的醒目啊广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革命胜利前夕，向读者——广大的革命者，敲响了警钟。小说采用烘托笔法，细腻而集中地描写了一个被视为”贵宾“的资产阶级政客——陆锦霞，作家对她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的阴暗心理，以及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
陆锦霞是当时闻名的妇女民主会领导人，“平凡，她生平最痛恶这两个没出息的字眼……什么'人民的勤务员'，即使要她参加，她对这一旷古未有的称号，也有从长考虑的必要。”她口口声声把年轻的共产党员称为“小共”、“小党官”。她来到莫干山疗养院，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轻蔑，她认为疗养院的负责人把那些“受伤的兵士，肺痨病的工人，农民之类塞进去……简直叫人呼吸都感到困难。”她认为“革命的医生、护士全没头脑”，如果有人劝她到那里去休养，那简直是“可怕的精神折磨”。陆锦霞同当时的世界是那样格格不入，“她一口气凝结在心底里，她简直悔恨做一个中国人，一个飘浮在这时代海洋里孤单的中国人！她突然紧抱住自己，觉得四顾茫然，连窗里那一片浴满全身的日照也可怕地寒冷起来了。”作家通过书中老头儿、革命老妈妈和一些年轻的农民之口，对她作了无情讥笑，说她“没有受过苦，不懂得革命是什么”，说她“白享革命的福。”
写得多么维妙维肖！三十年后再重新读它，仍然对作家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她那穿透一切迷雾的犀利的目光，深远的思想，至今仍熠熠放光。但“文化大革命”中，这篇小说被人“对号入座”，加上了攻击江青的罪名，葛琴连伺她的作品一起遭到了批判。
解放后，葛琴主要从事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写有《三年》、《女司机》、《海燕》，作家对不同时期的新型妇女给予热情歌颂。
六十年代，葛琴已跨入老年，仍时时想着把她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经历，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她访问过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搜集了方志敏烈士的事迹和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的故事，正当她准备将这些素材撰写成文时，“四人帮”一伙夺去了她的创作生命，封住了她说话的口。她只能把这些闪光的东西，永远埋在心底，藏在记忆中。这是她终身的憾事，也是文艺事业的损失。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葛琴在女儿和文学研究者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葛琴解放前创作的短篇小说12篇，定名《贵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老作家骆宾基，抱病写了回忆文章，作为这本书的《代序》，他写道：
我们今天要继承的正是这种“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和这种关系到民族素质的伟大的传统精神。葛琴的作品就是这种艺术观的体现。而作者本人，又可以说，就是我们这种崇高理想的载体。
沉樱
阎纯德
一
“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虽然是在繁花如锦的 蜀国之春，又有谁曾忘记了家乡呢？但愿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就是 杜鹃，就是子规，而它叫的就是“不如归去”吧——我当时曾这样 在默念着。
家乡是归去了，但曾几何时又离开了。现在宝岛上，我又住 在乡下，在这四季如春的地方，花木是够繁茂的，但常使我觉得 奇怪的是鸟声并不太多。看了到处开的杜鹃花，我的耳边似乎又 响起杜鹃的“不如归去！”的叫唤。是的，什么时候我再归去听听 那些“春的声音”呢？
这是女作家沉樱1949年在台湾乡下重写1939年抗战中在成都草成的散文《春的声音》的最后两节文字。这篇美文写了她八九岁在山东家乡第一次认识的春天，着力描写了春的声音——鸟的歌唱，尤其状写了杜鹃“不如归去”，倾吐了作者对家乡的怀念。到了台湾，这种推操不开的思乡之情，伴她熬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人生。
然而，她终于归来了，在第七十六个生日的前夕，独自一人，只提了一只小箱子，从美国纽约登上飞向中国的飞机，于1982年4月9日到上海，受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及作家赵清阁等人的热情接待。在济南，会见了她的表兄——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田仲济教授；在北京，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以及她在文艺界的老朋友——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人接待了她。
但是，沉樱是谁？——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
我曾写信给她，探询其生活与创作。1982年3月21日始得来信：
真是惭愧难言，前后已收三信才来作覆，不过其间曾托人带 口信，想曾传达。……我最近将回国观光，届时当超前往拜访，希 望让你看看我的真面目……
1982年5月2日和4日，我们终于在北京华侨饭店相见，进行了两天的交谈，在场的还有她在国内的女儿马伦。
台湾的许多女作家都称赞“沉樱”两个字美。听了这样的赞美，她就笑着说：“你们别看我，只看我的名字好了。”借一位女作家的话说：“其实，她才真美。不美于明眸皓齿，不美于婀娜多姿，而美于纯朴的衣著，温和的言谈举止。”在我看来，这两句评语是准确的。我没有想到，这位已满七十五岁的老作家，红颜鹤发，还有那样好的身体。她有清秀、和蔼可亲的面容，中国文人的翩翩风度。同她交谈，很快便可以发现她那文静、淡远的性格，既不大声谈笑，也没有激动情绪的暴发，这正如她的散文一样，似乎永远像一泓没有风浪的湖水，一片百花盛开、彩蝶翻飞的花园……
我们在融融的春光之中谈心。她从异国而归，回到家里；我则是一位苦守在文坛边的读者，终于结识了一位出远门刚刚回来的作家。
沉樱是1948年2月在上海含泪告别头生女儿马伦的。当时，沉樱的母亲苦苦哀求：“抗战八年，家人离散，各在一方，现在我们再也不分离了，一起走吧……”这样，怀着一颗痛苦的心，跟着母亲、弟弟，带着女儿梁思微、梁思清、儿子梁思明，一起到了台湾。但是，没有想到，此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我在台湾和海外，始终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但心是悬在 半空的，不踏实。人老思乡心更重，落叶总是要归根，我看是人同此 心。在美国，我的儿女都有工作，但是我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 国外，和儿女生活在一起是要被人耻笑的，这正如儿女依靠父母是一 种不光彩一样。是孤独、恐惧、乡情、亲情，它们一起把我赶回祖国的。”
二
沉樱是二十年代末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她本名陈钅英，笔名沉樱，另有小铃、陈因等。“沉”是陈的谐音，“樱”系指美丽的樱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她为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小说所倾倒，因此，她发表处女作时，就署了这个笔名，以寄托对日本文学爱慕的感情。此后的几十年，她几乎都用这个笔名发表创作和翻译作品。
1907年4月16日，沉樱生于山东省潍县城里一个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而父亲读的却是洋学堂，接受了新思想；二舅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多才多艺，反对女孩儿缠足，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派人物。他的新思想，像春天的风，吹开了那颗幼小、堵塞而迷惘的心，使沉樱在浑沌之中，看到新生的前程。
那时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根深蒂固，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仍然被封建传统所禁铜，所以女子上学的并不多，然而沉樱却幸运地读了小学和中学。当时，视国文为基础的基础，因此从学校回到家里，就请人补习国文，主要学习《论语》、《四书》等，但她的兴趣却是看“闲书”。沉樱回忆说：“我的外祖母和姨母是认字的，母亲不认字，但她们都爱看闲书、听闲书。有一部叫《天雨花》的书，是韵文的，可以唱，她们边念边评论，我也蹲在旁边听。我母亲虽是文盲，却能背诵很多诗，领悟力极强，在生活里，时常听她在关键时刻说出几句有分量的话，或念上几句有意思的诗，《千家诗》就是我由母亲口授学来的。她最喜欢《红楼梦》，一遍遍要别人念给她，我也趁机立在一旁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闲书”，沉樱不仅听，而且读，虽是看个大意，念了不少白字错字，但她懂了，并从那里学来不少诗。从此，她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到处寻找小说，在考入中学前，已经读遍了中国的旧小说，并能用文言写出文诌诌的书信。中国古典小说对她日后创作中运用文字的简洁，有着很大的影响。
三
由于军阀战争，沉樱八九岁时，全家一度离开房屋和街道拥挤的城市，避乱于乡下。那绿油油的田野，万紫千红的野花，仿佛永远同人保持着一种距离的布谷鸟亲切的叫声，在她幼小心灵的画布上，涂抹了多少美好的感情色彩啊！祖国啊，多么伟大；家乡呀，多么可爱！当“五四”运动波及山东时，她也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小旗，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沉樱感叹说：“我这个人，是有名的没记性，但在小学里的爱国游行却没有忘……”说到那时的生活，不爱动情的沉樱，脸上和眼睛里还是流露出几分激动。
一个人的道路、爱好和成就，往往同别人的影响有关。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沉樱遇到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影响她一生的国文老师顾献季。这位老师文才出众，不仅给学生讲解诗词歌赋，尤其拥护新文学，一有机会就给学生讲解“五四”运动后涌现的新作家及其作品，给大家朗读他的朋友——诗人冯至给他的书信及诗作，还给学生讲解英文小说。沉樱说：“由于顾老师的影响，使我对鲁迅、周作人等语丝派作家群特别崇拜。那时，我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种翻译小说，尤其周氏兄弟译的现代日本小说及世界小说译丛，更是爱不释手，我了解西洋小说，接触俄国进步作品，就在那个时候。”
1924年，当中国北方沉寂，南方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沉樱年仅十七岁，便告别了中学时代，随家南下，在钟山下停学半年后，由于她的数理科不好，考南京中山大学不第，翌年，遂考取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这所大学的房子很坏，但教员很好——多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名家，如瞿秋白、茅盾等都是那里的教授。在那所大学，沉樱只读了两年书，学校便在白色恐怖中被封闭，于是，她便转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借读了两年。那时，陈望道是系主任，教修辞学，谢六逸教写作。这期间。沉樱是一位活跃分子。当时，剧作家洪深除了在复旦教书，还积极从事戏剧运动。由于沉樱能讲普通话，洪深便动员她参加复旦剧社，主演了《女店主》，显示了她的表演才华。她与戏剧家马彦祥相识、结婚，就在这个时期。
大学时代，她最爱读的仍然是日本、俄国和北欧的小说，真正的创作生活，也是始于这个时候。从读，到写，从模仿，到创造，是沉樱最初所走的文学道路。当时她发表的小说不算多，但却引起文学界相当的注目。她模仿俄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回家》，刊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上，署名沉樱。茅盾看到这篇小说后，便写信问编者：“沉樱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赵景深在其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后记中说：“沉樱女士是在《小说月报》上以《妻》得名，在《大江月刊》上以《回家》得茅盾称许的女作家。”这位青年女作家，在此褒奖之下，便一举成名了。
谈到早期的写作，沉樱回忆说：“在我的大学生活时代，思想意识上，我不仅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抵制日货，参加游行、请愿，追求民主、自由与光明的社会生活，受俄国小说影响，甚至也信仰过共产主义，曾积极地到工厂给工人讲演，和同学们一起上大街贴标语，发传单，支持卧轨的学生……你说那是浪漫式的革命也可，不过，我的写作就是在这种生活里开始的。可以说，我的作品都是模仿人家的革命思想写成的；但在艺术形式上，尤其是文字上，我很讲究，追求它的明快、简洁。这一点，我是深深受益于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的，而且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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