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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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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修辞学的，而且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沉樱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在《大江月刊》、《小说月报》、《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1929年，北新书局）、《夜阑》（1929年，光华书局）、《某少女》（1929年，北新书局）、《女性》（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及《一个女作家》（1935年，北新书局）。之后，除了散文偶有所作外，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沉樱的小说都是编辑约槁，没有一篇是属自己投稿投中的。那时的女作家不多，沉樱说：“物以稀为贵，人何尝不是如此？女作家简直应接不暇，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
沉樱，“深海少作”。她一再说，那些短篇小说“多属模仿。扬雄说，他的赋是雕虫小技，大丈夫不为也。我自己的小说只能算是历史资料。”
1982年3月21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青年时代爱读文学作品，但并无要成女作家之心及 努力。只是当时女作家少，别人看出奇货可居之道，大力加以捧 抬，达到名利的目的。这与我性格截然不同，很起反感，曾写《一 位女作家》以自况，不知您在资料中可曾看到。不过这都是青年 时代的荒唐事，不谈也罢，好在我非短命之人，经过了半世纪，也 算长大成人，做了点事。六十岁后，认真出了几本书，至今还在台 湾畅销，现在听说国内也有两本在印行……文坛上常有文胜于 质的风气，以致纸上所写，一般异于实人……请别把我二十出头 的幼稚时期作为研究。虽然凡个不同的时期都是我，但我总认为 成熟以后的才算数……
这些话，有些是人生的经验之谈，力透纸背；当然，人们也可以视为她的谦虚，但确实表明了她的人格与文格。
四
由于沉樱小说创作的时间不长，因此，其评论也颇不多见。但就其看到的文章来说，对她小说的评论是不全面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沉樱的小说创作不如散文，散文的成就不如翻译。就这个问题，我亲自问过沉樱，她点点头，表示赞同。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如果认真阅读她的小说，就会发现其中某些闪光的东西。
沉樱曾是以善写短篇恋爱小说，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分析细腻、适当而闻名的；如《下午》。《喜筵之后》等作品，都是通过男女的爱情生活描写，可以窥视社会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以《女性》为例，我们来剖析此类小说的一斑。
《女性》描写一对已经告别浪漫的学生时代，由恋爱而同居的青年生活。他们都厌恶做家庭中的人，抱着“从事文学的野心”，领受着“努力”的乐趣，忘情地握着手，携抱着畅谈理想。男的有自己的事务，女的平日伏案写作，并因喜欢俄国文学的缘故而在攻读俄文。他们有追求一种生活——不只沉醉于爱的氛围里，也有一个梦境的憧憬在鼓舞着两颗心。忧烦、苦闷似乎是伴随着这位女子的怀孕来到他们生活之中。女主人公并不把作母亲视为神圣的天职，她原是一个有着同男子一样的野心与抱负、连作妻子都不愿意的女子，更没有想到要作母亲。但她毕竟真的怀了孕，于是精神上显出一种可怕的颓丧：“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苦闷地沉思，动也不动地过好多时候，有时和她说话，总是茫然地抬起头望着别人的脸，好像正想着心事，没听清楚说些什么的样子。脸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阴雨时的天空一般晦暗了。”那样子使人有说不出的难过和恐怖，她像在受着无形的毁灭。她终于决定去医院打胎。她认为“人的思想是随着环境变的，有了孩子，就要陷在作母亲的牢笼中，从前的和现在的我都要消灭了……现在这牢笼就在面前，不久就要进去了，怎能不害怕不挣扎呢？也许我即使好好的，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是想到快要绝望了，就好像自己有着了不起的大志愿似的，不甘心这样完了。”
这就是女主人公的思想，她追求个性的自由和发展，但结了婚，怀了孕，似乎“一个美丽的梦境破灭了”，每天要过忧愁的日子。这种生活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果不惬意地活着”，她情愿死。这种生活，她认为是受罪。如果这样，“我一向的理想都消失了”，“前途完全黑暗了”，她不愿作“一个自己所不愿意作的人”，她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可怕的深渊，“什么都完了！”最后，她打了胎，“一件失掉了的东西，又重新得到了”。但快乐是永远在希望与想象之中的，而实际上则只有空虚。
小说主要刻划的是一个争取男女平等，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女性的形象。现实使她时常悲伤，而追求又使她变得倔强：不听丈夫的百般劝阻，坚持打胎就是证明。她不愿“只好听其自然”，而是“为什么对于不愿意的事，要听其自然就算完了？”她要求自我解放，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作战的对手是封建社会及其思想。我想，这就是沉樱这类小说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但总的说来，主人公的追求、理想等，都较空泛，没有和社会、民众的解放结合起来，显得没有实在的社会内容，似乎同当时严酷的现实距离较远。
除了这类恋爱小说，沉樱还写了一些很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品，显示了她创作中的思想深度，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主仆》是她创作中最有社会意义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客观地描绘了老王的典型性格以及主人的虚伪。老王四十多岁，身躯并不壮大，“手脸是和那破烂的衣服一致的污黑，使人一时看不清他的五官是怎样的形状”，他是只知道姓王、没有名字的仆人，在没有自来水的城市里，做着挑水的职业。他驼背，头总是低着，有毛病的眼睛老是俯视着脚下的地面。他给李家挑水，领取微薄的代价，由于其他仆人的怜悯，他常能得到准备倒掉的饭菜。为了报答这种“恩惠”，他总是到厨房里帮忙，自动地扫地、倒垃圾，做着别的仆人不愿做的事情，于是慢慢地有了近于仆人的地位，而实际上，他是仆人的仆人，遭受着主人和仆人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老实得连句话都不会说，更不会讨好人。他除了为主人服役，还得听“同事”差遣。每天，他是第一个起床，生火、预备别人的洗脸水、打扫院子、收拾客厅、到河边挑水……浑身的力气总是用得没有一点剩余。但他的劳动没有代价，主人并不给他工钱。老王是个阿Q式的典型。当了李家的仆人，他觉得是意外，是升高，是一种梦想不到的幸福，并抱着极端勤奋的决心来报效主人的“恩典”。老王老实，脾气却倔，遇到别人昧着良心的冷嘲，也受不了，很想发作一下，但一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也就忍住了。于是，他更为忙碌：“烧火呀，洗碗呀，洗菜呀，几乎成了他的固定的分内的事了。总之，他除了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和力量完全是供别人差遣的。”在作者笔下，老王的性格是有发展的。他有奴性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生活，渐渐地使他“感到一点不平和不满，他常想到比自己的工作轻了几倍的仆人，除了额外的进款以外，每月还有三四元的工资，而自己是一点工资也没有，每月一元的水价，由他去买别人的水用……还要自己贴出钱来。”他不平，但却没有不干的意思，气愤不过，忍受不了时，便发恨停工一两天。这时，他总是说身子有病，躲在门房里睡觉，或跑到外面闲散一下，在坐满了穿着破棉袄的人们中，喝点酒。他常常挨骂，被冤枉，他觉得自己不但不该挨骂，而且认为要去骂人才对。但他的火气不能发，也不敢发，不过又始终难以平静下去，一个消极的反抗办法就是装病。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曾为娶亲的事而烦闷。在李公馆，其地位在仆人之下，但一走出这个恼人的公馆，他说话的声音就响亮起来，态度也大方，一点没有在主人面前那种愚蠢的样子“。他有许多怨恨，加上赌钱的惨败，都给他可悲的心灵上涂满了阴暗的色彩。但他经不住太大花言巧语的诱惑：”去做点小生意，娶个亲，老婆孩子地成个家。“几句话，消除了他的一切气恼，于是又一心一意地照着太太的吩咐，一刻不停地埋头作事去了。
老王有天真、善良，有愚蠢、无知，也有反抗。作者通过具体的叙述和细节描写，使这位颇具几分阿Q性格的仆人，活现在我们面前。他最终是不干那种既没工钱又要垫水钱的差事了。当他想到自由自在地生活总比忍气吞声好时，脸上露出刚毅的微笑来。也许，这就是仆人对不平生活的反抗，但它实在缺乏力量。固然，我们不一定就要求仆人去参加推翻旧社会的革命，但作者应该写得更高一些，而摆脱现实生活的实录。当然，作家寄寓仆人的深切同情和对其弱点的讽刺，对社会揭露之深刻，隽永老练的笔法，都说明这是一篇成功之作。小说《旧雨》写青年女子的命运，读了它使人想起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小说主要通过李琳珊北上旅行，与大学将毕业的中学同学黄昭芳相会而展开的。她们一块到北京升学的六个人中的三个，由于恋爱而中途退学。有的作了太太，有的堕落，有的婚后受气，过着贫困的生活。小说并没有多少故事，主要是以对话传达着一切。黄昭芳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对社会，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女人，真也难怪被人轻视，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的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什么恋爱，反正最后不外乎是结婚，可是结了婚，女人便算完了。”她一语道破的，正是“五四”运动后，所谓妇女解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妇女不能就业，没有经济上的真正解放，必然沦为男人的附属品，虽是一生奋斗，争得自由恋爱、结婚（就知识界而言，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妇女能如愿以偿的），但结果，除了生男育女，还有更悲惨的结局。抱着独身主义的黄昭芳就要毕业了，焦急地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她和李琳姗都怀念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中学时代。那时，“虽然也说不出希望是什么”，但“总有个空想的梦”，觉得将来是希望无穷的：“现在呢？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现在简直是什么希望也没有，只剩下谋生活的念头”。这便是她们，也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真实写照，是现实给一代人心上烙下的印记。当她们谈到加入革命党的萧英时，黄昭芳低声而严肃地说：“你说萧英信的主义，到底怎么样？实在说，我真是莫名其妙。”李琳姗说：“我觉得无论谁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们想不出另外还有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了。”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她们都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深，善于苟安，混日子。在李琳栅旅行的归程中，沉闷代替了来时的快乐，同学们各种各样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结局，都不时地在她心头闪现，她伤感地预感到自己也将是她们不幸中的一员。“她们走上的路，现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并且即使不情愿，迟早也非走上去不可。”虽然李琳姗已经现实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她却景仰起有着自己信仰的萧英来。
这篇小说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有深刻的认识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姗，最后对革命党员萧英的崇敬之情，这个结尾使主人公最终呈现出光彩，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张顺的犯罪》是写一个出身贫苦、没有自由、过着冷酷劳苦的军营生活的三等兵张顺犯罪的经过。他是独子，为了逃出没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饥饿和压迫的乡下，背着父母当了兵。对此，父母没有责备他，希望他寄钱，救济家庭。生活无望的父亲，投奔儿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饭吃。“连一块钱的整数都凑不足”的张顺，请假进城看父亲，但父亲偏偏跟拉车的表叔练腿认路去了。张顺被繁华大街的景色所诱惑，不仅忘了归队盯时间，也忘了一切烦恼。他是请假出来的，想到如山的军法，“身心都战栗了”，回去的勇气一扫而光，眼前是无际的黑暗。绝望中他产生了逃的决心。但他需要钱，可是善良的张顺既不敢明抢，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怜他，慷慨施舍他。这个念头经过三思之后，他终于决心扮演一个被劫的角色。他八个铜子买了一把修脚刀，然后走向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剥了下来，这时刺骨的凛寒，已经使他招架不住而战栗了，可是那英雄般的决心，是毫未动摇的。”他用修脚刀疯狂地向自己的头颈和手背等地方胡乱划去，计划完成之后，凯旋似的奔向大街，边跑边喊：“捉强盗呀！捉强盗呀！”他被人群围起，尽管流着泪叙述其遭难，但没有人施舍他，希望破灭了。最后，在署长的反复桔问下，张惶失措的张顺，只得照实招来，终被从严法办。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悲剧。读后，人们并不想笑，而是想哭。张顺不忍农村的悲苦和压迫当了兵，父亲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城市谋生。张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现实压迫的结果。
以上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的。每篇结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写得山穷水尽，也毫不发挥，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读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读者可以自得结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说，是描写下层普通人物命运的作品，这在沉樱的创作中，就篇幅而言，不占主导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难得的，在沉樱的创作思想上，却占着重要地位。
尽管沉樱一再对我说，她的小说创作不多，内容不新颖；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毕竟是在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毕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感受、砚察、希望、追求以及爱憎，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人物毕竟带着历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樱的说法，把那些小说看成“历史资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关于她的早期小说，虽不是她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历史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作品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
五
不知为什么，1931年初，沉樱和马彦样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认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他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上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使沉樱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她到过日本，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文学。在那里，她游历了不少地方，写下了《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翌年回国，与梁宗岱在天津结婚。梁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她闲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战八年，她蛰居重庆，先在北碚，后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赵清阁亲密为邻。这时期，她在乡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书少，就反复读，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先是以读为乐，后来试着翻译，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那时她写作极少。但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却是被赵清阁逼出来的。
抗战的胜利，使她感到一种民族感情的解放。她兴高采烈地到了古都开封。1946年，在上海的赵清阁介绍她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之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国文，还在图书馆工作（在那里，她看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直到离开大陆。
这十年来，对沉樱来说，像一块不毛之地，创作上几乎没有收获。但她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除了家务，她的生命浸透了书本。
她是在抗战中带着孩子离开梁宗岱的。沉樱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六
沉樱，终随母亲、弟弟，并儿女到了台湾，好像人生的一个长梦，真真切切……
她住在苗栗县头份镇，淡泊的生活中，开始了对故乡的刻骨怀念，耳畔响着杜鹃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呼唤。在大成中学，整整七年，以教书为生，以翻译为乐，走着人生的路。为了儿女读书，她移居台北，在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一晃又是十年。1967年，她六十岁，退休在家，微笑着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对沉樱来说，大小创造和劳作都是幸福。她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实际上，她是在创造。她又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沉樱的人生哲学。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就在那座“小屋”里，她翻译了《爱丝雅》、《蓓蒂》、《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还编了《散文欣赏》、《观摩文选》等。
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虽然她极少参加活动，却与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钟梅音、刘枋等人过从甚密，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
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色彩，爱做摺纸、针包、手帕、椅垫等小玩艺。工艺品。造纸花是她的手工绝技：“一根细丝，几片明艳的绉纹纸，串在一起，用手三抓两抓，就是一朵花。”她的纸花样子和色彩都很奇特：“可以说是花都不像；色彩之鲜，形态之美又比任何花都像花”。做手工艺品不仅是一种野趣，她觉得，在这个机械文明的工业社会中，最伟大的工具——人类的双手，不应该在平凡的劳作中失去尊严。每当她做完一朵花，同译好一本书一样，得到的是完成一件事的满足。1971年春，在台湾女作家的年会上，曾以她的纸花为主，举办了一次“女作家艺文作品展览”——包括各种手工艺品、著作及手稿，而她那姹紫嫣红的富有个性的纸花，是展品中的佼佼者。
七
沉樱的散文不多，但那纯朴、简洁、流畅的文笔，真挚、动人的感情，从不眩惑于奇巧和华丽的词藻等艺术特色和风格，是令人难忘的。1972年，在台湾她自费自售出版了《沉樱散文集》。这本集子分三辑：小品（十四篇）、信札（八篇）和序文（十六篇）。她在《自序》中说，从大陆到台湾，又越洋到美国，她对散文一直怀着敝帚自珍的感情。她散文中的《春的声音》、《我们的海》、《果园食客》等都是读者的难忘之作，先后已选入多种选集。对于散文，她有其追求。她编了三本《散文欣赏》，所收多为世界名家之作（也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从三篇序文中，我们可了解她对散文的看法：
这些散文不发议论，没有费解的地方，但轻轻的笔触也会使 你沉思默想，若有所悟；这些散文不重故事在有动人的情节，但 淡淡的意味也能使你会心微笑或掩卷太息。
……题材方面，大部分仍是风花雪月，鸟兽虫鱼，偶而有篇 写生活的，也都是身边琐事。记得这类题材一向为人诟病，仿佛 有卢、难登大雅之堂，尤其在这提倡题材积极化的当儿，更是不合 时宜。但自己喜爱的就是这种闲情逸趣，人有偏好，实在是没有 办法的事。……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是在于有无意思。这意思 可分为意义、意味、意境三种。三者之中，如果一无所有、就是空 洞无聊；但有一即可，不必俱备。并且要排列次序的话，应该是意 境第一，意味第二，意义第三。这些文章即使不能说意境如何，至 少可以说意味尚可，至于意义有无，那也全在各人的看法、古人 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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