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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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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ぷ鳌５匙橹饬怂那肭螅魉阶笠碜骷伊耍盟渭拥惩拧Ｅ砘凼亲罅闹次Ｈ喂康墓ぷ鳎哺愎恍┳橹矫娴氖虑椤�1932年左联党团为新党员办过一个训练班，讲课的有华汉（阳翰笙）、耶林和彭慧。由于原来搞工厂区的工作，对工人比较熟悉，彭涟清较长时间搞的是大众工作部的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过对工人业余文化活动的辅导，为工人夜校提供过教员，与工会一起办过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并建立了工人通讯员的制度。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时，彭涟清开始进行文艺创作。
彭涟清参加左联时，她的三妹三让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大姐淑端为了掩护两个妹妹，就在上海办了个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改名彭晖。三妹也改名彭玲。彭涟清就给自己新取了个名字叫彭慧。从此，彭慧就成了她日后在文化战线上的正式名字。但她也曾用过慧中、涟清等笔名。她的第一篇公诸于世的小说就是以慧中为名发表在《北斗》（一九三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的《米》。内容是描写上海“…·二八”战事时期，在日本工厂做工的工人，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而举行罢工，因要求生活救济而遭到镇压的故事。小说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表现了他们贫困生活的状况。同时，彭慧还重温学过的俄语，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她译过涅克拉索夫的诗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小说，发表在当时的《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
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穆木天原是创造社的成员，当时已是有名的诗人，一度负责过左联宣传部工作，主要是搞新诗歌运动。共同的志趣使彭慧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在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共同战斗在建设祖国新文艺的岗位上。
八年流亡
1937年“八·一三”的炮声震撼了上海。从此，彭慧和穆木天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
1937年夏到1938年夏，他们一家是在武汉度过的。穆木天主编《时调》、《五月》等诗刊，继续和原诗歌会和新成立的时调社的诗人们开展新诗歌运动，和进步文艺界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诗歌为武器宣传团结抗日。而彭慧除了参加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外，主要搞妇女救亡工作。他们在武昌海月庵的两间住房，一间成了时调社会址，一间成了彭慧和她的女战友们议事的场所。在这一段日子里，彭慧写了本关于妇女运动的小册子，参加了子冈、宋元（紫墟）主编的《妇女前哨》杂志的编辑和写稿工作，也创作了几首宣传抗日的民谣和诗歌。其中《农村妇女救亡曲》、《八杯茶》，音乐家安波曾谱了曲。有一首诗是怀念被日寇掠走的孩子们的。那是在参加武汉反侵略协会举行的一次国际妇女招待会后写的。那次招待会上，邵力子先生揭露了日寇从上海把好些由沦陷区俘虏到的孩子运往东京的罪行。彭慧听着报告，止不住热泪滚滚，激动得未及终会，便跑了出来。那时，日已黄昏，在由汉口回武昌的轮渡上，她独自坐着，噙着泪，起了那首诗的腹稿。回到家中，她四岁的女儿已在床上睡了。听着女儿平静的鼻息，想着那些被敌人掠走，失去了父母亲人的孩子，她彻夜未眠，哭着写下了那首诗……
武汉沦陷前夕，彭慧一家取道广州，从香港过海，经越南，去大后方昆明。当时广东中山大学也迁到昆明附近的澄江，穆木天应聘到那儿教课。彭慧则留在昆明，先住在姐夫楚图南的家里，后又和三妹彭玲搬到郊区的官渡。写了《滇池岸上》、《后方的乡村》等通讯、报告，发表在《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杂志上。她的《还家》集中的几个短篇，大多也是这个时期写的。在这段时期内，彭慧在了解当地农村生活，熟悉群众语言方面下了功夫。她经常和妹妹彭玲一起，或者独自带上小女儿，到附近的老乡家串门，聊天。她还经常去赶街，目的不是买东西，而是去听形形色色人物的谈话。孩子走累了，彭慧就背她走一段。女儿扒在母亲的肩上，常发现妈妈嘴里老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妈妈在重复身边过路人的谈话。小姑娘最初觉得很诧异，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期间，彭意收集了不少有关云南农村的素材，记满了好几个小本本。收入《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1949）的《巧凤家妈》，就是彭慧这一段劳动的成果。巧凤家妈是个受歧视的贫苦的农村妇女，女儿彩凤被日本飞机炸死，自己后来在为支援抗战而修筑公路的过程中牺牲。在这个短篇中，主人翁巧凤家妈爽朗泼辣的性格、明快的语言、悲惨的命运，以及高原山村的景色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这些都是和彭慧当年在观察事物、学习群众语言上所下的功夫分不开的。1940年离开云南以后，迫于生计，彭慧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没有条件创作。她搜集材料的那些小本本，也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散失了。
1940年，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往粤北的砰石。彭意随穆木天离开了昆明。他们途经贵州、广西，在桂林花桥旁的施家园住了数月。穆木天于当年秋天，先往砰石教课；不久，彭慧也接到中大聘书，于是就带着孩子去到砰石附近的山村管埠，那是中大师院的所在地。
在中大任教的两年里，彭慧先后开过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名著选、历代文选等课程。在管埠铺着石板的村路旁，穆老师和彭老师居住的那座小平房里，经常聚集着一群群年青热情的大学生。他们和两位老师一起，热烈地探讨各种问题。彭慧当时三十出头，比学生大不许多，她和其中不少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什么话都和她谈，包括个人思想上的苦闷，爱情上的纠葛。她也推心置腹地和他们谈自己的各种体验和看法。
1942年，中山大学闹学潮。这时，到两位老师家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哭诉特务的迫害，和老师商量下一步斗争的对策。学潮之后，学校当局开除了大批进步学生。为了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也解聘了个把早已声名狼籍的反动教师，而对一些有学识的进步教授却发了聘书，想以此显示校方的公允和开明。穆木天、彭慧夫妇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毅然退回了聘书，和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了中大。
1942年夏，彭慧一家来到桂林，先在艾芜家落脚，后在观音山下找了三间平房安下家来。最初，由于夫妇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仅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很难维持。不久与他们同时期离开中大的吴世昌教授到桂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他得知木天夫妇的困境，便聘请彭慧到桂林师院任教。彭慧在教书之余，陆续翻译了契可夫的《山谷中》、班台莱耶夫的《致胡佛总统的一封信》等中短篇，发表在《文艺生活》等杂志上，还译了托尔斯泰的《哥萨克》（1948年，文通书局出版）。
1943年，彭慧给谢冰莹主编的《女作家自传》写过一个《简单的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
现在，我又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课。我和木天两人，虽然 一向把教书视为第二职业，然而正当教着的时候，我却不敷衍； 每遇着几个优秀的学生时，我们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而学生的进 步，就等于是给我们的鞭策，我预备趁这个教书的时候，也整理 一下自己读书的心得……
今后，还是要用大部分的时间站在文艺岗位上来为国家为 人类服务……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我国从北到南的交通线，再次沿湘桂铁路往南进攻。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到处一片混乱，老百姓遭到一场浩劫。彭慧一家随桂林师院向柳州撤退。撤退到柳州，柳州也不保。他们又随桂林师院沿融江北上，向贵州方向撤退。一路上有时乘小木船，有时步行，走走停停。年底，当大家快进入贵州境时，日寇已打到独山，卡断了前进的道路。彭慧一家和桂林师院的职工就在融江边的一个小镇住了下来。
1945年春，当独山方面的敌人退了以后，他们又经过半个多月的水路和七天的步行，到达贵州平越。一路上既要防匪，又要躲兵痞。日寇到过的地方，则是一片焦土和瓦砾……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彭慧一家又随桂林师院迁回桂林。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但前一段逃难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经历，却使女作家难以忘怀。1946年，彭慧连续写了几个短篇，内容主要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苦妇女的悲惨命运。一篇是写一位逃难中的母亲，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自己孩子的悲剧。一篇是写一个一辈子受尽凌辱，平日言语尖刻、性情孤僻，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在日寇来到时，为掩护躲在山洞里的乡亲而牺牲的故事。这是彭慧在广西生活多年，根据广西妇女勤劳、泼辣、地位卑下的特点，概括起来的典型。后来，她还写过一首题为《悲剧之夜》的诗，描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知识妇女，在日寇逼近时，为了不拖累丈夫，决定带着孩子自杀时的心情。这是1944年长沙撤退时，一位文化工作者家庭的真实故事。
解放前夜
1946年初，一些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界人士纷纷迁回桂林。彭慧、穆木天和桂林师院的一些进步教授林励儒、谭丕模、石绍棠等，以及主持桂林艺术剧院的欧阳予情都住在独秀峰下靖江王府旧址上的一个大院里。他们在一起，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恢复了文协，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为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但随着全面内战的展开，国民党在桂林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进步人士纷纷被迫离去。穆木天、彭慧夫妇也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他们一家于1947年初，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上海。
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还需付金条作押金。他们好不容易在北四川路底横滨路上的一个弄堂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窗下是散发着臭味的横滨河。楼上二房东是个舞女，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就是在横滨河的臭味里和楼上彻夜的麻将声中，彭慧从1947年到1949年陆续翻译了苏联女作家薇拉·英倍尔的《列宁格勒日记》（194初版，1953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再版）和托尔斯泰的《爱自由的山人》（1952年北师大出版部）。前者原名《将近三年》，介绍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在德寇将近三年包围中，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后者原名《哈吉·牟拉特》，歌颂了高加索山区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反抗沙皇统治时所表现的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同时对包括尼古拉一世本人在内的沙俄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彭慧很推崇这部作品，认为它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表现。
在从事翻译的同时，彭慧又以抗战胜利后蒋管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困苦为题，写了《皮大衣太太）、《马校长》、《洋外套》等短篇（均载《现代妇女》）。《皮大衣太太》描写一个小官僚，如何训练打扮自己乡下姑娘出身的老婆，打算把她的年轻漂亮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手段。这是彭慧根据从桂林赴上海途中所见一对夫妇的真实情况，略加发挥写成的。《马校长》刻划了一个不学无术，对上级阿以逢迎，对学生横蛮无理的女校长。在当时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小城镇里，这一类的校长、训育主任，是不乏其人的。《洋外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贫困，揭露了国民党官员贪污美国救济物资的丑行。
这两年里，彭慧一家主要靠翻译写作为生，经济相当桔据。穆木天在同济大学兼点课，算有一点固定收入。每月发薪时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钞票，却买不了几斤米。关于国民党滥发钞票，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困难，穆木天在《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的诗中曾写道：
付饭钱的票子堆起来，
比一盘炒饭还高。
我觉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进肚子里。
结果还是饿。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紧张的脑力劳动使彭慧病倒了。亏得一些老朋友帮忙，经过一段卧床休养，才得以恢复。
妇女运动，从来是彭慧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解放前，她除翻译写作外，还和曹孟君、郑倚虹、黄静文、胡绣枫等一起，开展妇女工作。她还和季洪、宋元、海尼等女文艺工作者一起，以读书会的名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讨论时局。说到高兴之处，她们竟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山那边哟好地方”并扭起秧歌来。
1948年，在妇女问题上，曾有过一场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还是应回到家庭中去的争论。有一种谬论认为，当时有些妇女不甘心从事家务劳动而参加社会工作，因而影响了自身和后代的健康，主张妇女应安于家务劳动。彭慧为此在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指出，当时许多家庭主妇“不是由于'不甘心'而出来找职业的，乃是由于一家人吃不饱而出来工作的”。她说，当时，“从大学教授、著作家，直到工农大众，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忧虑。孩子既营养不良又失学，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整个国家民族没有健康”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的。她在文章中还写道：“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从黑暗到光明过渡的时代，想兼顾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的妇女们，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和孩子，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会遭到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要减少这类牺牲，那只有“大家努力，使那个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一早日出现”。
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彭慧曾到南京金陵女大，给女学生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夜间，她和一些女学生睡在一起。与她们彻夜长谈，解除她们对共产党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告诉她们，祖国的长夜即将过去，马上就是天明！
阳光·乌云·风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特务的威胁，生活的忧虑都成为过去。解放区的天空多么晴朗，新中国的阳光多么灿烂！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彭慧的心清，无比欢畅！夏天，她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秋天，和穆木天一起去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又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彭慧翻译了布宾诺夫的《白桦树》，结合教学写了《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等讲稿和论著。从1954年起，她担任《文艺学习》的编委，为该刊写了一些介绍苏联作家与作品的文章。还写过一些其他评论。1956年彭慧参加作家参观团，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洛阳等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几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新面貌的诗歌、散文。她还不时为青年朋友作有关提高文学修养的报告。那些年，彭意既搞教学，又担任中文系党总支的工作，还要翻译写作，并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整天忙得团团转。她的气管炎很严重，由于哮喘，经常夜里不能躺下好好睡觉。但平日里，她却总是那么精神抖擞，笑声爽朗。1954年，当女儿二十岁生日时，彭慧给她写了一封信，回忆了二十年前那黑暗苦难的岁月，要女儿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鼓励她听党的话，努力学习，争取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彭慧自己，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的支配下，不顾疾病，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1957年，彭慧五十岁，她热情、坦率一如既往。她为每一件好人好事而兴奋、激动，就是看了一出好戏，听到一首好歌，也欢喜得不行。但对于看到的缺点、问题，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尽管1957年在党整风的过程中，她在群众场合发言不多，也很慎重，却也被错划为右派。晴空中的这一朵乌云，对于身临其下的人，打击是沉重的。彭慧的党籍被开除了，教授职称和各项职务被撤销了……更痛苦的是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多年的斗争锻炼，这些都不能改变她的信念。为了顾全大局，她含冤却不愿意叫屈……为了不给孩子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孩子进步，她忍着内心的痛苦，要女儿和自己划清界线继续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和工作。
精神上的痛苦，使彭意有个时期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关于如何对待错误思想和党内斗争的部分，她看了一遍又一遍，书页上布满了她用毛笔画的圈圈点点。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认真思考，她感到沉溺在痛苦中是无益的，决心根据当时的条件，尽可能继续做一点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当时她已没有教学任务，只搞一点辅助性的资料工作。于是她拿出很大的精力，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史，总结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接着，就开始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是她在思想上酝酿已久，只因工作繁忙而未能着手的事。为创作这部小说，彭慧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经常抱病工作到深夜。1960年6月，在她五十三岁生日的前夕，彭慧在1928年和三妹彭玲等在国外合影的一张像片背面题了一首诗，反映了她这个时期的心情：
回首北国华年，
晨曦暮霭共磋研。
忆哈哈亭声，
青春正好，
长江岸上，
多少熬煎。
往事无边，
何须惆怅，更莫伤壮志云烟。
头白了，
再人人根改造，
跃进向前！
在对小说进行构思的过程中，彭慧最先想到要表现的有李大钊、向警予、赵世炎、何孟雄等革命先烈，有她的一些老战友，还有她在武汉、上海纱厂做工时，帮助和掩护过她的工人的英雄形象。彭慧对“三·一八”前后北京的斗争情况是熟悉的，而1927年和1930年前后那些难忘的斗争岁月，她又都是在武汉度过的。因此，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她一度考虑前半部在北京，后半部在武汉。开始塑造某些主人翁时，她基本上用的真人真事，后来，可能是受到当时在文艺创作上曾有过的不要写真人，不要写活人的思想影响，也可能由于写真人真事不便于进行艺术的概括，她改变了初衷，把主人翁集中在汉口工厂区（石乔）口的一家纺织厂的几个工人（主要是女工）和区委的几个干部身上。故事开始描写了在旧军阀统治下处于地下的工会活动。然后，着重表现北伐军到武汉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思想、生活上的变化和他们的斗争。汉口收复英租界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得到了反映，也有一点农村斗争的描写。其中还穿插了几对青年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反对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的时代特点，也衬托出主人翁高尚的情操。小说的后半部描写了由于国民党的背叛和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歌颂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末了是“八·七”会议后，重整组织，继续战斗。彭慧最初给小说起名为《扬子江的早潮》，后来定为《不尽长江滚滚来》。
为写《不尽长江滚滚来》，女作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2年以前，当“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时，她的创作活动是偷偷进行的，生怕让人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居然写起小说来了，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表现。六十年代离1927年已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1956年彭慧随作家参观团曾到过武汉，但只看了看长江大桥和一些供游览参观的场所。当年汉口（石乔）口区的一些情况，已记不太清了。况且，过去对某些细节也未留神。为写小说，很需要重游旧地，找老工人座谈回忆一下当年的事情。但是，彭慧当时哪有这样的条件！她只能靠收集有关的革命回忆录和访问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的老战友来解决这一困难。赵世兰、杨之华、李文宜、李慧等老朋友都给予她热情的支持，提供了有关当时斗争以至生活细节的许多宝贵情况。大姐彭淑端、三妹彭玲自然是她经常询问的对象。当韦君宜得知彭慧在写这部长篇时，也热情地鼓励她坚持下去，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结构上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在作者当时的处境下，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彭慧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反复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共有四十七章，三十多万字。修改稿有的地方比初稿有提高，有些地方却未必，也有些部分是忍痛割爱了。例如，小说初稿中原来正面描写“八·七”会议。然而，由于这是重大历史事件，谁也不敢拍板，最后只好删去了。当彭慧满心以为小说可以通过出版时，不料这部作品连同她本人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恶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7年的抄家风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而彭慧自已，一会儿被拉去批斗，一会儿被押去劳动。北师大有一小撮人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将穆木天关进“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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