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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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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她的生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人是小说的“核心、主体、大梁”，杨沫是这样做了。在这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中，把时代、战争、大的事件统统作为背景来写，作者的感情和笔墨倾注在女主人公柳明身上——写她的成长、坎坷的遭遇及悲欢离合等等。
杨沫曾计划写作《青春之歌》的续集，但由于年老多病已不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说，“我大胆地在这部《芳菲之歌》里，加入了《青春之歌》续集里的部分设想——我叫林道静在这部书里出现；叫'死而复活'的卢嘉川也在这部书的结尾时与林道静又见面了。当写第三部《英华之歌》时，我将用较多的篇幅写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悲欢；写林道静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中更加成长，以及她与柳明的关系等等。”作者的打算是要把《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写成三部曲。
《英华之歌》：掀开人的情感世界
1989年，杨沫终于完成了《英华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英华之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历史画面。华北平原，硝烟弥漫，敌人频繁扫荡、围攻、蚕食，我方针锋相对，殊死斗争。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从军分区到村民兵连，从司令员到妇救会主任，个个有生气。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活动，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抗日统一战线，收编土匪……1939年至1942年冀中敌后根据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在小说中都展开来。作者以大量笔墨写到了过去几乎没有触及的党内斗争，把清查托派带来的悲剧性灾变以及抵制左倾路线的艰难斗争写入故事情节。但作者并没有将笔停留在故事与情节的层面上，而是发挥所长，从情感世界切入，展示人物丰富的情感领域，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变化。她的《青春之歌》所以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正是因为人们从小说中所认知的不仅是一个曲折、生动的革命故事，看到的也不仅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家庭、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的女青年林道静，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所走的道路，而且感受到这种生活道路转变过程中人物心灵深处和深沉感情世界里的剧烈冲撞和细微变化。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对爱的热烈追求，在同期文学创作的女英雄形象中是少见的，却是“生活中的人”普遍存在的。人们从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王小燕、戴愉等众多人物身上看到的也不仅是英雄、市侩、叛徒、中间分子等一些平面形象和类型化的“道路”，而且从人物的感情变化中能够体验到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的感情形态和变化轨迹。《东方欲晓》正与之相反，事件大而人物小，用杨沫自己的话来说是“人物被挤得只剩下瘦小的骨头”。作家能够直面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扬长而避短，难能可贵。
《英华之歌》继承并发展了《青春之歌》的优势，从复杂的历史背景、斗争环境以及人物的爱情纠葛与政治分野中，不仅表现事件的曲折过程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而且注意到揭示时代、环境、人际关系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刺激、推动、催化和调整，各色人物的心理活动历程及时代所赋予的印记，又不失普通人的特性。
小说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林道静推进理智与感情矛盾漩涡之中。一个人也许不应当同时爱两个异性，但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却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只能由理智来调节，抑制对其中一人的感情，以求感情总体上的平衡。林道静对使她获得真正爱情的恋人卢嘉川一直饱含“永远不变的恋情”，“与江华结合后，多次下决心忘掉卢嘉川，思念的总是死去的卢嘉川。”而得知卢嘉川还活着，并在夜行军中意外邂逅，她“平静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不知是喜，是忧；是幸福，还是不幸的开端”，那过去已经被埋葬的欲望又重新点燃。小说不止一次地回闪《青春之歌》中江华向林道静求爱，林道静茫然地站在屋外的雪地里不知所措的镜头，表明那是带有政治、道义、家庭需要的婚姻，不完全是爱的结合。她多次反思“江华，这是她尊敬的人，她爱他么？她不清楚。”但是，她对江华毕竟是有感情的，他们在知道卢嘉川死后才结合的，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中加深了认识。因此一想到江华是自己的丈夫，也是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又是多年的老师兼战友，“一种自责、内疚的情绪便攫住了她”。林道静就处在这种矛盾状态。她不断谴责自己，克制感情，强禁与卢嘉川发展超友谊关系。甚至在一个夜晚将五年前卢嘉川在狱中写给她的信——刻不离身保存下来的珍贵遗物撕碎。可是江华居高临下的态度，要求妻子绝对服从自己的狭隘意识，情感方式的粗疏，都使倔强、独立、细腻、敏感的林道静感到辛酸痛楚。尽管如此，她还在用力自拔，在心中呼唤：“江华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爱江华，关心他，体贴他，甚至“为某种使命、某种道德观、某种法定的观念”去爱江华，“借尸还魂”。她的挣扎并不奏效，在思想方法、路线、作风走得离自己越来越远和越来越近的两个男人面前，她陷入更深的漩涡。
林道静这种越出生活常轨的心路历程极其曲折，有时理智战胜感情，有时感情战胜理智，在两者此起彼落、此胜彼负的复杂过程中表现出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本来是实际生活中普遍的现象，人们常常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掩盖隐秘的内心，而现出假象的一面。甚至躲进梦幻中寻求慰藉。作为一个革命的女性，林道静身上具有四十年代相当进步的女性意识、道德观念，但仍然背负着太多的历史重荷。
“要革命的女人，处在战争火焰中的女人，她们心中同样渴望爱抚，渴望温暖，渴望男人的理解和深深的情爱。”经过伟大战争洗礼的女作家杨沫以她深厚的生活体验和独特的文学情感形态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情感品质与色泽。林道静与卢嘉川、柳明与曹鸿远的爱情，尽管方式不同，经历各异，但同是崇高而苦涩的。杨沫擅长展现人物特别是女性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林道静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尽力用忘我工作来冲淡情感，然而常常是欺骗自己。她力图用一个男人对她的爱来冲淡她对另一个男人的爱。当她无法忘掉卢嘉川时，“稍一得闲，便设法来找江华，渴望得到他的爱抚、关切，以此作为忘掉卢嘉川的消溶剂。”可是她想爱的，难以相爱，不想爱的，却像一股浊浪向她冲来，打得她遍体鳞伤。杨沫将现实生活中情感形态复杂的一面揭示得十分深透，同时将林卢之爱又写得崇高而感人。他们心灵互相拥抱，却从不要求对方支付任何代价和补偿，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卢嘉川虽然知道林道静爱他胜过江华，但他不愿意林道静离开江华，希望他们幸福。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情意“好像只要她能够活在世上，能够好好地工作生活，他便能从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幸福。”林卢之爱已经远远超脱了世俗，是两颗心灵相撞而迸发的灿烂火花。这种爱使生命更具光彩并获得更高价值。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一个崇高目标，也是为了自己和对方的爱。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操。
在《青春之歌》里，江华是作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机智、沉着、老练的形象而出现的。在《英华之歌》中，他虽然成了高级干部，但逐渐与林道静疏远，成为她感情指向的对立面。在战争年月，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对爱应当同样抱有一份深情。作为丈夫的江华两年多没见妻子，完全可以同住一夜，却因为怕影响不好，不肯留宿；温柔多情的妻子陷入理智与感情矛盾的深渊，需要丈夫的爱抚关切，他却粗暴地扣上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帽子加以批评；林道静独立不羁，那种作高干丈夫的太太的优裕生活，对她却是一种耻辱。然而江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林道静到自己身边工作，要求妻子百依百顺，服从驾驭；最令林道静委屈痛心的是江华怀疑到心地坦荡的卢嘉川，怀疑到妻子肚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江华得不到妻子的心，失望、困惑、痛苦，孰不知，正是他自己，将妻子苦苦扑灭对别人爱的这堆死灰扇起；也正是他自己，将妻子为弥合对他的感情所作努力而燃起的爱火一次次扑灭。他对待生活、对待感情的方式，不是把妻子吸引得更近，而是一次又一次把她推得更远。杨沫精确地写出了人们带有普遍意义的误区：本来可以弥补的细微感情裂痕，甚至感情危机，却由于一方的狭隘、粗暴、怀疑、妒忌反而将对方推出自己的感情引力场。
杨沫写林、江情感裂痕，不只停留在此，她将笔端深入带有社会意义更广阔的层面——政治路线上、思想方法上的分歧。江华地位的改变，又不能深入实际，思想逐渐僵化。在用人、统一战线，特别是肃托问题上江华严重偏离党的路线，这是林道静最不能原谅他的地方，也是两人情感最后分手的原因。
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三个经历无数次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事件磨难，强制疏远的情人之爱爱得更深，力图粘合的夫妻之爱却丧失殆尽，内心隐秘的情感终于爆发出来。杨沫在第五十五章用了大段篇幅淡出林道静与卢嘉川热烈拥抱的镜头：“两双灼热的嘴唇吻在一起。两颗炽热的心同时怦怦激跳。四只眼睛同时泪落纷纷……”在实际生活中，相爱的两人由于情欲爆发而接触是正常的。杨沫大胆地写出这种灵与肉的统一，写出人们的正常情感欲念的普遍性与崇高性，并通过林道静剖白了此种感受：“她深深明白她的卢兄这刹那间举动的价值——无与伦比的价值，比生命还可贵的价值。”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是感官刺激而是精神上的强烈震动与共鸣。这爱的奔流——跃出河床的汹涌奔流尽管只是一刹那的陶醉，两人都极力挣扎跳出，没有再跨越一步，正反映了他们超出常人难以具备的自我控制力量的崇高。写他们拥抱相吻，不仅没有损害人物的品格，反而让人感到了两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但他们为了使爱的对方免遭政治的、道德的、舆论和精神的压力与伤害，尽可能地减轻对方的痛苦，而把一切痛苦都留给自己。这种为了爱可以牺牲爱本身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正常意义上的党性与道德规范，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人性美。
说到《英华之歌》艺术上的局限，还有两点应当指出
（一）关于人物形象的衔接与性格延伸问题。长篇小说续集中的人物性格不是重起炉灶，而是前一集的延伸。如果人物性格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作必要的交代与铺垫，否则不仅会使人物性格产生断裂，而且会影响情节的真实性、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江华在《青春之歌》里留给读者的印象是稳健沉着、淳厚质朴，他有胆有识，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而《英华之歌》一开始，江华就显得政治上僵化，不深入，感情上冷漠无情。情节展开之后，作者力图表现江华与林道静在思想、政治、性格、情感上各方面的冲突，但是除了江华的忌妒心以外，对他思想性格的其他重大缺点缺乏深层次的揭示，江华为什么竟会变得这样，缺乏合理的基础。这个重要人物变成仅仅由于情节需要而活动，并不完全符合《青春之歌》所提供给读者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活动逻辑。并不是说，重要人物的性格不能变，而是变需要有铺垫。作者还没有把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和微妙的表现方式更准确，更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
（二）关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的艺术空间问题。杨沫与她作品中深爱的人物常常呈现一种“同体”现象，感情直接投入，因而小说的叙述语言也由此而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这是杨沫小说语言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一些局限。由于作者与她的人物距离太近，生怕读者读不懂她的爱和憎，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往往是跟着作者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地活起来。作者对生活、人生的感受恨不得通过角色一股脑全塞将进来，角色对话之后总是摆脱不掉作者从旁絮叨的影子，从而大大减少留给读者想象、揣摸、再创造的艺术空间。这种多余旁白往往割裂故事，冲淡节奏，减弱了对读者的吸引力。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沫文集》七卷，这是她坚实的脚步留下的闪光的足迹。她的一生紧紧同中国革命联系着。青年时期，她献身于革命，中年以后又献身于文学。创作上她辛勤耕耘，经年不辍，终于用自己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中国文学之园里栽培出无愧于时代的灿烂花朵。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四十多位作家、学者、文学编辑参加了会议。大家对杨沫半个世纪创作生活中的不懈追求、执著的热情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她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专业作家在贡献面前她不满足，尽管年已八旬，又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中国笔会中心会员等许多职务在身，社会活动多，但她总是珍惜着生命里流过的每分每秒，不停地创作，让生命变作永远闪亮的火炬，让生活里的真善美化为满天朝霞。
1994年12月5日修订
曾克
阎纯德
从孩子的有梦的年代，我的理想就在小小的受难的心灵上 滋生了。“伊甸园”和“天国”，是我那时理想的最高境界……
但，我越生活，眼泪越向我深心浸渗，“天国”却总不来……
我能够读童话了。我的理想从宗教所给予的幻灭中又复活 起来。我重新把它寄托在美丽的寓言中。我幢憬着一个映照得 “桃色的云”的世纪的春天。
——曾克：《新生命的检阅》前记
这位从宗教的美丽童话中走出来的女孩子，就是作家曾克。另一种童话给了她新的憧憬：受难的人们都能摆脱“土拨鼠”式的阴暗洞穴的生活，共同享受盲诗人爱罗先珂所描写的图画和音乐的幸福。她又把希望紧紧挂在“青鸟”的翅膀上飞翔，飞过阴惨的“死之国”和恐怖的“梦之境”，终于到了没有哭泣和眼泪的“未来之国”。曾克从少女时代起，便不知疲倦地追寻，为了那个只有欢笑的地方，她苦苦追寻了一生，虽是早已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以她的赤诚，以她的笔。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战士面目出现在战场上的女作家实如凤毛麟角。最著名的大概莫过于谢冰莹，她被誉为“女兵”。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菡子、茹志鹃和刘真等人，她们都有战争的某种真实的锻炼，亲眼看到过血与火，和战争有较多的关系。而较最突出的，大约就是曾克了。
一
曾克原名曾佩兰，曾用笔名田木恋、海牟、一可，1917年4月4日（阴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河南太康县城内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从祖父一代起，曾家就发生过宗法信仰的背叛。祖父原是儒门秀才，可在二十岁刚出头时，却冒着背叛孔孟世家要遭点天灯的极刑处罚而笃信了基督教。当时盛传信教人都被洋人换了心肝。她祖父为传教奔波劳累患肺病早逝，于是她祖母便将祖父的肉体和灵魂交给了英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上帝。祖母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肩起养育只有三岁的儿子曾次亮（曾克的父亲）的责任；她辛勤地劳动着，虔诚地祈祷着，顽强地生活着，不知了吃多少苦，终使曾次亮成人，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简称京师大学，接受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信奉了唯物论，叛逆了基督，毕业后回到河南开封从事中学教育，心向民主，同情革命，并于1927年加入左派国民党，成为曾家通向现代社会的指路明灯。解放战争中他曾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1950年调到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由于他学养高，造诣深，精通天文历法，后在中华书局任编审，从事天文史研究。1958年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的母亲武翠莲也是一位心地善良为人虔诚勤俭贤惠能干的基督教徒，因读圣经，识字不少，为了支持、补贴丈夫上学、养家糊口，自己创办私塾小学。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支持他们投入革命营垒，丈夫为此给她改名为武育英。
曾克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宗教和新思潮相撞击、相斗争由孔孟传统思想为泥士而构建的家庭里。她的童年是在祖母和母亲为她讲述的圣经故事、民间故事、寓言和赞美诗的吟哦声里度过，朦朦胧胧的“伊甸园”和“天国”，曾给她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梦一样的画面，也承受着复杂的矛盾。祖母、母亲吃饭、睡觉、起床前，都一定要曾克和她们一同做祷告，第一句总得说：“我有罪，请上帝饶恕！”这句话，曾克像唱歌一样唱得很熟，慢慢地她不想这么说。她记得祖母、母亲常常对她说：上帝要求每个孩子都要遵守“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不骗人”这四条戒律。她问奶奶和母亲：“我没有罪说有罪，不是说谎吗？”她们无言以对，但总是以要进天国为人生目标，要求幼小的曾克这样做。直到接受了唯物思想的父亲回到开封，她才逐渐摆脱了无罪说有罪的痛苦，并得到父亲给女孩解除封建枷锁的自由——不准家里给她缠足、穿耳、说婆家。
曾克五岁即人母亲办的私立初级小学读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曾克的父亲由于不肯到国民党大员铨叙那里登记而被通缉，并通知河南全省不准他在省内工作，这便促使他下了彻底革命的决心。这之后，曾克在开封第五小学和第一小学读高级小学。1929年至1936年她在著名的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读书。其间，沉迷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里，《格林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等作品，不仅最早给她带来文学上的趣味，还在她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从父亲和老师楚图南（作家）、柯仲平（诗人）那里接触到新潮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和新文学及国外的文学作品——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梅特林克的《青鸟》和苏联的小说，这些使她如痴如迷的精神食粮，是她追求人生光明目标的动力。另外，在老师帮助下，曾克积极参与成立学生会、出墙报、办读书讲演会，讨论社会进化史、大众哲学和妇女解放问题，开始发表诗歌与散文，后来自己又自办墙报《五只手》。墙报，便是这位作家最初的操练场。
二
1935年冬，因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曾克积极参加开封大学中学学生的罢课、卧轨、请愿运动，在陇海和京汉路上召开声援大会，发表演说，编印传单，战斗四天四夜，使火车中断一百多小时，因而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她父母都是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学生在她家开会，她母亲不惜冷淡上帝而为卧轨学生送水送饭。翌年春，曾克在楚图南、罗绳武、冯素陶等老师的帮助下到上海江湾私立“腾佩福幼园”担任保教员，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文委的外围组织“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井在法租界萨菩赛小学当代课老师。193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先修班，同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爆发后，她参加了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大世界难民收容所”的服务工作，不久她回到河南大学借读，同时投入开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学生演剧队，同大夏大学的同学柯岗和黎辛创办救亡刊物《争存》半月刊。
卢沟桥的抗日炮声，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召唤。在父母的支持下，曾克和妹妹曾兰分别离开了家，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曾克先后在魏伯组织的河南学生救亡演剧队，接着即投入有共产党活动的国民党部队从事民众工作，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东北军181师学兵队和第五战区臧克家组织的文化工作团从分文艺宣传。这期间，她结识了东北作家于黑J－。于黑了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战乱中与妻子在上海分手，失去了联系。曾克与他因在工作和生活中彼此产生了感情而同居。1938年，他们一同到武汉，在李辉英等作家的帮助下开始发表和出版作品。她的处女作散文《战斗的心曲》就发表在武汉《大公报》副刊“战线”上，接着出版中篇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
这部报告文学受到文艺界的好评，茅盾在《文艺阵地》上以笔名“玄”发表评论并热情推荐：
在《中华儿女》中，我们已经看见勇敢的女性怎样在炮火的硝烟下工作；现在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战区里勇敢的女性的剪影了。这本《在汤阴火线》就是那一群勇敢的女性的工作的记录，作者曾克也就是这一群中的一个。
……这里充满了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战斗者的奋发而愉快的 面影。……那一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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