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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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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说，又从叔父商店的学徒手中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贪婪地阅读。开始偷读时，心还怦怦地跳个不停，当专心地读一阵子以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后来她考上了县立女中，逐渐接触到五四初期的作家鲁迅、朱自清、郭沫若、叶绍钧、冰心等人的作品。另外，教师也选了一些活页文选给学生阅读。她又接触到外国作家都德、左拉、拜伦、柯罗连珂等人的作品。有时，省下零用钱，还到旧书铺去租书来读。
在学校里忙于应付功课，读课外书的时间较少，只好偷偷地带回家去读。一次，她带回一本阿志巴绥夫的《血痕》，忘了拿进屋去，丢在耳房的条桌上了，恰巧，被经过那里的叔父发现，便告诉祖父，说她看不规矩的书。祖父把她叫去骂了一顿，要她第二天拿去还给人家，永远不许再看。幸好，当时父亲不在家，免了一顿惩罚。祖父的斥责丝毫没有减弱她读书的兴趣，新旧小说仍然继续偷看。有一回，父亲寄给她两本《生活信箱》杂志，她误认为父亲的脑子变新了，便写信告诉父亲，说她读了《红楼梦》和《水浒传》。回信来了，她被大骂一顿，说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岂是青年女子可以读的书？陈敬容听父亲这些话犹如耳边风。她一直相信，许多有“淫”、“盗”行为的人，恐怕未必读过这类书。
当时的作文，完全是语体文，陈敬容对作文课很感兴趣，每次总是交上长长的一篇。同时，开始写些短小诗文，用笔名“芳素”在学校壁报上刊出。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对自己的封建家庭，逐渐产生了反感，尤其是对唯我独尊，经常打骂妻子儿女的父亲更是不满。十四岁时，她曾坐上大木船，从家里逃跑，逃到万县，被父亲抓回，关了半年多，由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的劝说，父亲才退让，允许她跟随祖父的结拜兄弟的女儿到成都中华女中继续读书，并改名陈彬范。在成都，国文课教材普遍采用文言，连写作文也要讲究“摇曳生姿”、“一唱三叹”，周围的同学们也颇崇尚古风，看新书的人极少，于是新文学暂时与她隔绝了。但这却使她汲取到古代散文的丰富营养。高初中毕业还差一学期，学校让她顶替该校因病辍学的同学陈在琼的名字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冲破关闭的生活
过了将近两年沉闷的日子，1934年寒假，她收到了初中时的英文教师曹葆华的来信，动员她出川读书，并且寄来了路费。她只身一人，跋涉千里，终于到了北平，从此便与家庭断绝了来往。
到北平后，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继续进学校读书，只好自学中外文学，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旁听（其实是偷听），以后就靠跑图书馆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环境清幽，去阅读的人不算多，加上紧临北海公园，午饭后，就在靠公园那面的林荫道上散散步，然后再钻进阅览室继续学习，直到闭馆。从此，她有了充分的时间，自由地阅读，时而练习写作。丰富的中外文化宝库，培育了诗人多采多姿的艺术才华。
那时候，她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靠师友接济，所以居无定所，有时借住在学校；有时寄居友人家；也住过客店般的女子公寓和女青年会。欢乐与痛苦，自由与忧愁交织在她的心头，创作的欲望也在她的头脑中日益强烈。她的第一首诗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刊上（1932年），那时她还不满15岁，第一篇散文发表于1935年秋天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题名为《残叶》。以后，又在该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等处发表诗和散文。她的英文在中学时就学得不错，1936年秋至1937年夏，又定期去一位法国女教师家学习法语，这为她后来从事英、法文学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她和朋友们一道回到了成都，1938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于战时情况，当时很难找到工作，生活的圈子又狭窄，干扰和压抑着她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她每天帮助师友翻译一些英国康拉德、美国爱伦·坡的作品。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文大都发表在成都的文学期刊《工作》、桂林的《文艺阵地》及新加坡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上。1939年秋，她同诗人沙蕾到了重庆，约半年后转赴兰州。
陈敬容的早期创作，以短小的散文为主，间或写些新诗。作品主要有收入《星雨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第一辑中的散文《陨落》、《驴夫》、《望子的归来》、《荒场之夜》等，其内容“多半是从闭关生活中发出的压抑而空间的声音”（《星雨集》题记）。
在兰州，她举目无亲，冷漠而孤独地度过了四年时光。四年间，她在“荒凉的西北高原上做了一场荒凉的梦”。离开了社会、朋友和同志，远离了文艺生活的漩涡，做饭、看孩子——简单而又繁重的家务劳动，吞没了她青春的岁月，即便偶有所作，也未曾发表。
1945年1月，她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毅然走了出来，先去投奔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当小职员的胞弟，住了一个月左右，求业无门，只好应两位朋友之邀到重庆盘溪艺术专科学校暂住，等待就业机会，生活上靠胞弟的一点接济。在盘溪借住了三个月，清贫而欢乐。那里的山岩、溪水、树木和草地冲淡了她的苦闷和烦恼，极大地激发了创作热情，写下多篇优美的诗歌和散文。这期间，她曾到附近的小学校代朋友教课，之后又去江北香国寺当了一段时间的文书。她与何其芳夫妇结为朋友，曾几次去曾家岩看望他们，何其芳夫妇在精神上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1945年冬，她经朋友介绍到北碚文史杂志社工作。但因该杂志经费短缺，等待数月终未复刊。社长顾颌刚便将她转介到重庆文通书局任编辑。她的作品，主要在重庆《新蜀报》和《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散文集《星雨集》和《盈盈集》也是在此时编辑完成的。巴金审阅后，准备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当时经费困难，直到1947年和1948年，才先后在上海出版。
这一时期是她创作的多产期。从《畜类的沉默》以后，虽偶而写些散文，但更专注于写诗。当她从荒凉的梦境中醒来之后，又疲劳，又兴奋，创作的欲望炙热得像火一样。《星雨集》中的第二辑，就在这时候写成。这一辑，“来自较开阔的生活”，是“比较自由和爽朗的歌唱。”正如她在《星雨集》中写道：
我感到一阵雨滴的洒泼——温暖而光明的，那决不是雨，而 是像雨一样落着的星光。
《星雨集》第二辑，共收散文24篇，《盈盈集》收长短诗71首，其中包括散文《石室梦》、《投掷》、《杜鹃》、《渴意》、《夜雨》及诗歌《自画像》、《向明天liao望》、《新鲜的焦渴》、《小儿女的哀怨流去吧！》等，虽然仍是自我的抒唱，但已不再是虚幻的梦了，诗人虽然还时时流露出对过去不幸的哀泣，而更多的是为青春、为生命的繁荣、为未来美好日子的歌唱。她试图从人民一员的角度，透过诗人所接触到的现实，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抒发诗人的彷徨和苦闷，以及她对光明的向往和期待。
《自画像》是诗人自我的凝缩，也是她生命的希望的结晶。
带着感谢的叹息，
你有时抚摸自己的创伤；
你从不绝望，也不悲哀，
“我爱生命”，你说，
“连痛苦也爱”。
你向光向爱投掷，。
如一只勇敢的飞蛾。
“太热了会烧伤自己”，有人讲；
但你是钢铁，也需要欢乐和痛苦
来锻炼——你需要大。
思考与探索是并行的。诗人的行程曲折而又艰难，这一时期的创作可归纳为两个字，即“渴意”。她说：“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绝地寻找着渴；当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望见盈盈的满溢了”（《渴意》）。这“渴”正是作者在新旧蜕变过程中对新事物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寻。
如果让我选择，我更爱作家的另一些散文，如《手》、《樱桃河》、《尼庵外》、《山村小住》、《黄昏的故事》、《火炬》、《希望的花环》等。这些散文使人感受到安谧、恬静、清新、质朴的气息，抒发出了作家对自然、对人生与艺术等各方面的感受，真实、感人。透过文字，我们看到她的心境不像过去那样焦灼、烦蹙了，使人感到更现实、更执著、更热烈、更深沉，作家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不小的突破。作家的探索和追求已开始跳出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而与广阔的社会，祖国的命运连结起来了。《手》的结尾，作家写道：
大地，经你们摧残过的大地，又在茁生着新草，它仍旧是光明、美丽。
在《火炬》和《希望的花环》中，她深情而又欢快地呼唤着未来：
我的祖国啊，我祝福你用痛苦唤来的新生，并愿你在充满希 望的黎明里，永莫忘记长夜的痛苦。
1946年夏，她转调到上海文通书局工作。年底辞去编务，专事创作和翻译。在此期间，她参加过上海文协及进步文化界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等，并在《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编）和《大公报》（凤子、马国亮主编）、《水准》月刊、《文汇报·笔会》副刊（唐tao主编）和《大公报》、《时代日报》、《世界晨报》、《侨声报》、《联合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发表诗歌、散文、书评及译诗等。1947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交响集》（上海森林出版社）。
1948年春，她与友人王辛迪、曹辛之等共同发起创编《中国新诗》月刊，为了避免向反动当局登记，一直用的是丛刊名义，实际上每月出版。与此同时，还编了一套“森林诗丛”，已出版数册。同年底，《诗刊》、《诗丛》、《星群》和森林出版社，何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毁和查封。
在文学翻译方面，除了翻译奥地利诗人黑尔克、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及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外，还于1947年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集》（六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和苏联普里希文的中篇童话《太阳的宝库》（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48年翻译出版了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这一时期，她以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出现在四十年代的诗坛上。她关于新诗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她主张涛要写得含蓄些，多一些联想；诗应当以鲜活的，形象化的语言去感染读者，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空洞的叫嚷去向读者说教。
《交响集》共收她的短诗57首，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1月的作品，全部作品反映了新旧时代在诗人内心中的搏斗和交响。从《播种》、《斗士·英雄——悼闻一多先生》、《渡河者》、《过程》、《从灰尘中望出去》、《无泪篇》等诗中，我们不时地感到更加悲壮的气氛，以及新的生命力在诗人心中不断地跳跃和升腾。
诗人虽然在生活上经历过不少挫折，但她没有消沉，更没有颓废，而是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努力向上、向前，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她自己所说：
无论在怎样的悲剧中，总还有一条通到希望的路。有希望，才有快乐，才有力量。
我们无时不在希望着像一个蝉虫一样，完全从旧的皮囊中蜕化。
她不满足于现状，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仍然勉励自己。1946年，作家到了陌生的上海以后，面临着露宿街头的困境。后经朋友帮助，总算在一家电影院顶楼上找到了临时住处。为此，她写了散文《迁居》。
鸟儿有了窠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窠'和”家“，多么没有出息的名词，多么不上进的意识！翅 膀不够硬的鸟儿，才需要窠，脚步不够坚定的人才要求家。
一方面在旧的坟墓里挣扎。一方面在新的土地上茁长。
诗人真诚地向读者袒露了她的心胸，但声音是委婉、曲析的。读者“煞费思索地跟着她奔驰，有时还使人不能不扫兴地半途而废。”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在四十年代引起争论的原因吧！她在《谈我的诗和译诗》一文中写道：“我的诗里面，抒情成分多，纤细，不够有力；但说我的诗完全脱离现实，却不尽然义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是清醒和冷静的。
从阔别文坛到重新唱歌
1948年秋，她与蒋天佐一起离开上海，奔赴北方解放区，等辗转到达香港时，航路已经不通，便在九龙的荔枝角村暂住几个月。其间，曾到达德学院参加文艺座谈，到浅水湾凭吊萧红墓。1949年3月来北京，不久，她进入河北老区正定县华北大学分校，同年底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1956年调《译文》杂志（后改为《世界文学》）任组长。1965年又调至《人民文学》编辑部。
建国以来，由于工作繁忙，文学创作基本中断。直到1978年近30年中，她只发表过两首诗。但工作之余，她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950年至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较多，被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译作——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印数达百余万册，该书是作家根据法译本转译的，参照了俄译本及英译本，并由冯至根据德文译本作过校订，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书。1956年该社又出版了她译的苏联波列伏依的短篇集《一把沃土》，1958年出版了她和邹荻帆合译的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选。此外，她还译过一些零星的诗文，散见于《世界文学》及其他报刊。
岁月催人老，当她又重新握起那支生锈的笔，放声歌唱时，转眼已是1978年春天了。多年来，她独自带着孩子，并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但春天和未来在向她招手，她的心又活了起来。那几年，她写了百余首诗，编选了《陈敬容选集》、《九叶集》（九诗人合集）、《远帆集》和《老去的是时间》等诗集或诗与散文合集。
她近年来写作的诗，其基调，依然是不知疲倦地对光明和真善美的歌唱，对春天——未来的呼唤。她说：
诗人的颂歌永远只能唱给真善美，或代表真善美的人和事； 诗人的指责永远只能针对假恶丑，或代表假恶丑的人和事。
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诗人不仅保留了四十年代的创作风格，而且更加淳厚、浓郁。发表在香港《八方》杂志上的抒情诗《致白丁香》便是一篇成功之作。
白丁香我独爱你明净的
莹白，有如闪电的思维；
别问今后还会有多少
风雨雷电，和无情的秋冬
带着凋零在后面紧追——
到来年啊，依旧有东风
还给你绿叶，还给你飞燕；
凡是时间从你夺取的，
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
陈敬容善于在绚丽、透明的自然情景中，抒写自己的感情和智慧，从外景触发内感，凝练而有力，火爆式的快速反应。
有了文艺的春天，有了“双百”方针的复苏，才有陈敬容的再生。她在《陈敬容选集》序言中写道：“双百方针在我心中首先唤醒的是诗的精灵。”
“老去的是时间”，诗人的心是永远不会衰老的。陈敬容生前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还负责《诗刊》的外国诗歌介绍工作，同时担任鲁迅文学院诗歌创作辅导教师，帮助和指导了许多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工作者。陈敬容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韦君宜
孙瑞珍
韦君宜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在文艺百花园中，她又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一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能工巧匠”。在文学创作上，她却是大器晚成，到了迟暮之年才展示才华，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八十年代以来，她老当益壮，像一只忙碌的蜜蜂，酿造着沁人肺腑的醇蜜。
韦君宜从1935年开始写作迄今，断断续续已近六十个春秋了。呈现给读者的结集作品有，谈青年思想的论文、散文集《前进的脚迹》，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与人合集）。近年来出版的有，小说集《女人集》，散文集《抒怀集》、《似水年华》、《故国情》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短篇小说集《旧梦难温》等。
她的创作历史，在我国现代文坛上不算短，在过去年代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更是不多见的。几十年来，她为铸造美好的灵魂，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艺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花费大半生的心血，也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了鲜艳夺目的花朵。
吮吸知识的乳汁长大
韦君宜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在清末去日本留学，民国初年回国。他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回国以后，从铁路技术人员升为铁路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略通文墨。韦君宜是长女，家里对她虽然娇宠，但不过分溺爱。父亲自认为和别的旧式封建家长有不同之处——主张男女平等，对儿女的功课要求得非常严格，让女儿和儿子读同样多的书。所以韦君宜除了到学校上课之外，父亲还亲自教她诵古文，读日语；还要她课余攻读英语、数学。由于父亲“望女成龙”心切，常常在学习上给她加码，压得女儿喘不过气来。但是，女儿不是父亲想象中的一块全面发展的材料。她的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日语也学不进去，到考试时几乎全忘光了，英语也只勉强及格。但她的形象思维却显得特别发达，在父亲严格要求的缝隙间，她把家里存放的一切旧书，包括诗集、历史通俗演义、政论、弹词、小说……统统不分好歹地吞了下去。十二岁以前她看完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虽然只知道十二钗作诗游园很好玩，别的什么都不懂，也总算是浏览一遍了。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的穿戴总是严格限制。寒去暑来，一年四季的衣服，从选料、样式到缝制，全由母亲代办。从女儿懂得穿着打扮起，直到读大学，母亲从未允许女儿自己到绸缎店去扯过一件衣服料。父母亲常常以“我的女儿不讲究打扮”作为向朋友的一种夸耀。这就养成了韦君宜多年来不修边幅，不讲穿戴的习惯，直至今日。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买书却是很放纵的，他们任由还没有选择能力的女儿到书店挑选。《小朋友》、《儿童世界》、《白话文选》等文艺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她随心所欲地买，回到家又贪婪地读。就这样，幼年时代的韦君宜像蛇吞大象似的看了许多完全不适合她年龄特点的书，开始知道了胡适、梁启超、鲁迅……在书本上广泛地接触社会，开始了人生的思索。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在韦君宜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她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中学时代，韦君宜是在著名的南开中学度过的。这是她生命旅途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这里不仅给了她人生的启示，而且赋与她创作的智慧。至今，韦君宜谈起自己的母校，仍十分留恋，并带有感激之情。学校对学生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一科不及格就要补考，两科不及格要留级。但同时，又让学生在课余办刊物，轮流当编辑。这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还经常举行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对优胜者发奖品。韦君宜的兴趣、爱好很适应这里的学习环境。一颗等待萌发的种子找到了适合她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她在文学方面孕育的才能得以发挥和显露。韦君宜在历次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在初中一年级时曾得过一块银牌和一本《世说新语》。
南开中学的教师是聘请当时最为优秀的学人。韦君宜在高中一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进步教师，叫田聪，他曾和几位青年朋友办过同人刊物，自己也能写作。他教同学们有选择地读新作品。韦君宜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阅读了《北斗》、《文学月报》等；接触了进步的俄罗斯文学，读了《新俄学生日记》、《铁流》、《毁灭》等。这些作品，在那黑沉沉的长夜里，好像天空中倏然闪过的一道亮光，使她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又好像一股小小的清泉，在她那干涸的心田上流淌。她感到振奋，感到世界有了生机。
一次，韦君宜交了作文卷以后，老师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并鼓励她说：“何不学习写小说？”还告诉她学文学要打基础，要多读一些世界名著。韦君宜按着老师的指教，老老实实地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和当时时髦的辛克莱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她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国文教师换了孟志孙先生。他学识渊博，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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