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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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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记忆里，童年是冷酷无情的，既没有灿烂的阳光，更没有温暖的怀抱。她总是在饥饿、寒冷和恐怖中生活。她的外祖父用滚烫的烟袋锅打她的脑袋，恶狠狠地咒骂道：“八败星转世！妨死了你妈，一辈子活该命苦！”她的祖父用鸦片烟枪指着她说：“就是这个妨人的东西，让她妈做了披发血鬼，不能进咱家的祖坟，当了游魂！”
她生在书香门第，但没有过那种本该文明的“待遇”。她像一个小佣人，从来没有坐到桌旁和大人一起吃过饭。她总是含着眼泪，躲在远远的角落里，羡慕地望着继母和父亲，亲昵地逗着咿呀学语的妹妹，两人竞相抱妹妹、亲妹妹。年节时分，妹妹打扮得花枝招展，家里人上上下下称作“美丽的洋娃娃”，只有善良的保姆王妈妈，才能给她些微的同情与温暖。
七岁，正是孩子上学和玩耍的时候。而柳溪不仅没有，反而做了一个真正的小保姆。
“无论是寒冬、酷夏，还是刮风下雨，我都得抱着妹妹在院里或街上玩耍。她披着斗蓬，戴着皮帽，而我穿着姑姑的一双旧鞋，光着一双冻得皴裂的小手，在寒风里打哆嗦。如果是雨雪天气，那对我这个丑小鸭就更加残酷：我得一只手抱妹妹，一只手撑伞，累得我两臂红肿酸疼，躺下睡觉都不知往哪搁才好。”柳溪回忆说，“我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一个。每天一大早就被继母的吼声、斥责声喊起。我睡眼惺忪，懵懵懂懂起床之后，便像开了发条的机器人那样，做起每天刻板的工作——扫地、倒尿盆儿、生炉子、买早点，最后抱孩子。”
她的继母一共生了六了女儿，几乎都是她抱大的。如果她们生病，她得日夜值班抱她们，有一个妹妹竟是安静地死在她的怀抱里。那时的柳溪并不懂得死亡的意义，她羡慕死去的妹妹，希望自己也能在长眠中死去，这样可以把觉睡够，不再被命令去捡煤核，不再到垃圾箱里刨食德州的枕头西瓜的瓜皮，好摆脱饥饿魔鬼般疯狂的追逐，不再挨打受骂，不再干难以承受的繁重杂活，永远告别人间的苦难。不过，这只是她幼小心灵里最早萌生的一个幼稚的幻想。非但不能如“愿”，从八岁开始，柳溪还做了“一仆二主”式的小使女。除了在家里带妹妹、干活之外，还给一家山东来的地主董家当小丫环。她每天也是给董家抱孩子，只是在董家的小少爷哭闹得哄不下的时候，她得按照董太太的吩咐，趴在地上让那少爷当马骑，用柳枝、藤条披头盖脸地抽打，直到他破啼为笑为止。之后，她躲在墙角，摸着脸上浸血的印子，偷偷地哭泣。董太太爱打麻将牌，经常玩到深夜，她的任务是坐在走廊的石阶上随时等待主人的使唤：跑街买烟、水果和夜宵。这是她最害怕的苦差，因为她要壮着胆子，战栗地穿过好几条恶狗狂吠的胡同，还要遇上穿着黑色夜行服的更夫。虽然董家可怕，但她却宁肯留在那里，而不愿再过一挂肠子闲着半挂的受气挨饿的日子…一不愿看见继母每日飘忽在她的筷子与饭碗之间的阴森可怖的目光，不愿听那凶煞恶神的斥责与咒骂。
在妹妹上小学的时候，柳溪说她的任务是充当“光荣的扈从”。每天早晨，她拉着妹妹的手，替妹妹挎着书包，小心翼翼地横穿马路，平安地把妹妹送到学校，看着她像小鸟一样唱着叫着飞进校门，飞上游艺场，去溜滑梯，轧跷板，登游船，打秋千，她是那样快乐！柳溪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样幸福的儿童生活为什么没有我的份？！不但如此，除了饥饿折磨我之外，还要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瘦削的小屁股蛋上，总是被笤帚疙瘩和藤拍子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学习，这种权力应该属于每一个人。但是，人，生而不平等不自由，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事实。许多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革命家、理论家们，利用各种形式为之斗争，虽然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事实仍是一个严酷的存在。年幼的柳溪渴盼着读书，她羡慕妹妹，甚至嫉妒妹妹！但她对知识的追求和获取，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和进行的。那时有一种专门租赁小人儿书的车，每天下午四点，就摇着铃走街串巷，于是成群的孩子们一拥而上，这其中就有拿着两个铜元替董太太租书的柳溪。对于柳溪来说，许多回忆都是痛苦的，而说到租书，她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异样的愉快情绪：“那时我迷恋着武侠和得道成仙的小人儿书，所以我也就以我的爱好替董太太租书。当然我不仅坐在车旁以先睹为快，而且半小时之后，我还能看完我和小朋友们交换的小书，然后飞奔着跑进主人的房里……这些小人儿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侠剑》、《火烧红莲寺》、《七侠五义》、《西游记》等等月附我不仅迷恋着上花果山去吃桃，而且还迷恋着到昆仑山去成仙；我想，那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那样，我再也不受继母打骂、申斥，再也不去跑街伺候主人，我可以吃仙丹、仙果，睡在高山密林之中，再也不在人间受气了。”
这些小人儿书中，成道成仙、杀富济贫的思想和描写，是人们近于虚妄的理想、不满现实的反映。这种正义之气、英雄之举是极易为人所接受的。童蒙时期的柳溪，这些曾是她的精神支柱。因此，她曾和胡同里的小朋友讨论、商量过如何寻找昆仑山的问题，但都因那些孩子不愿离开亲爱的父母、温暖的家庭而作罢。
柳溪的童年，虽然像一个受气筒，但她的性格，却不是怯懦的胆小鬼。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了新奇而冒险。”她只要稍一有空，就组织一帮小朋友，玩那种占山为王的游戏。自然，她是当然的寨主，其他孩子只是二寨主或喽罗兵。
“我住在河北二马路伊安里，但经常和大马路的伊公里为敌，进行战斗。我不是那种'耗子扛枪窝里横”的孩子，相反，在家门以外却是一个绿林豪杰。我常常把许多孩子打哭，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都毫不费力地把他们打个鼻青脸肿，于是他们便甘拜下风，高喊：“大寨主纪家二姐子，我投降，甘当你的喽罗兵！”柳溪轻松地回忆着童年时代她性格中顽皮的一面。但是她的胜利和荣耀，招致告状者终日盈门，从早到晚，常能听到：“纪太太！管不管你家二姐子？看把我们孩子打成嘛样啦？”于是，接踵而至的，便是她的灾难。但她并不束手待毙。当继母恶狠狠拿起笤帚、藤拍时，她就飞也似的跑进后院，登着厕所那扇门，蹿到房上去，然后越过花墙，从隔壁煤铺的梯子上溜下去逃走。柳溪说：“那时，我连做梦都幻想着能像《三侠五义》中的豪杰那样，也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但是。不管她暂时能跑多远，夜里总要回家睡觉。她继母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白天并不急于向她表态，而夜里，当她悄悄地溜进屋里，钻进被窝，沉入梦乡之后，她只好束手就擒了。“啪！”一个藤拍落到身上，接着是一顿嘴巴；当她恐怖地从震惊中醒来，才发现一个披头散发有着两道凶光的女人脸，方醒悟到是继母在打她。她从小小的年纪所得的惊吓性头痛症，便是继母用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留给她终生不可忘却的纪念。
继母的打骂、虐待，把她逼上了绝路。柳溪说：“有一次，我实在不堪忍受，觉得死了比活着或许更有福。这时，我心里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我想起了两种死亡的方法：上吊或吞鸦片。”她曾亲眼见过十七岁的店铺小伙计，为反抗店主的虐待而上吊自尽。但当时她怕上吊后没有亲人给她刨地下的大泪球，“如果没有泪球，就要沦落在阴曹地府受罪，永远不能投生。”于是，她否定了这种寻死的方法。吞鸦片的方式，是她看《贫女泪》得到的启示。柳溪说：“那时，我除了为苦难的贫女的不幸遭遇落了不少天真、同情的眼泪之外，也向她学习了辞别人世的方法——她是喝鸦片烟死的。”柳溪当时觉得这种方式省事，又没有死后不能投生的说法，所以便决定采用喝鸦片的方法，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
那年8月，柳溪穿着一件刚盖过肚脐眼儿的绿格小褂，在夜里，又受到继母的一顿毒打之后，便于清晨，利用父亲上厕所之机，在紧张与慌惊中，抓了一大把茉莉花籽似的烟灰，放在嘴里，用水吞下。柳溪说：“那时我的情绪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不幸的尘世，而到另一个极乐世界里去寻找生身之母去了。我幻想在那里有女儿和她作伴儿，她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寂寞、孤独了。从而，我也可以真正地去享享慈母之爱。”那天早晨，天空特别晴朗，霞光万道，飘着云彩。吞食鸦片之后，她自幼就有的幻听的毛病发作了，她总是听到白云深处有人说话。但不一会儿，那种稀有的快活心境，变成了肚子疼痛和恶心，浑身打着冷战。是她父亲及时发现，用手掏她的嘴，使之连续呕吐，直至吐出胆汁，又用绿豆汤洗胃，才把这个弱小、不幸的生命从通往黄泉的路上截回来。柳溪说：“在我记忆中，虽然那一次我没能享受到长眠就是幸福的滋味，但是毫无疑问，那也是我小小生命中一次最充分最舒适的休息了……”
“死”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改变柳溪的命运，挨打受气还在继续。十三岁那年，继母又一次追打她。但这一次，她不再向她求饶，而是转身提起一根棍子，作为防身武器。她继母见此情景，更是怒火中烧，声嘶力竭地喊道：
“你撂下！你反啦？！”
“你撂下我就撂下！”柳溪指着继母手里的笤帚说。
继母的大眼睛变得十分可怕，惊讶地望着好像不认识的柳溪。这时，柳溪含着泪说：
“你已经打了我好些年，已经打够了。现在我长大了，再也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随便让你打了。以后你打我，我就打你！”
这一着，使惊愕之中的继母慢慢放下了手中的答帚。这次反抗，使柳溪基本结束了挨打的生活，并使她第一次懂得了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道理：生活，需要勇敢和斗争！
童年，尤其是不正常的童年，对人的影响，给人的记忆是深刻的，清晰的，长远的。柳溪的童年，好像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似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谁会想到，十岁时，曾以“被告人”的身分进过一次法庭——那是继母为转嫁到她身上的“打人罪”而施展的心术。这场“官司”是一场滑稽戏，但使柳溪第一次感到了法律的威严，也看到了人的虚伪、社会的欺骗。……为赚点钱，买吃的，柳溪还背着继母曾到专事丧葬和嫁娶的铺子——扛房——里充当执事的小工：去喊“肃静”，去“鸣锣”、“开道”，扛“雪柳”……柳溪说：“为了五个铜板，我穿上绿色带黄花的衣服，头上围一圈黑色丝穗，举着一根白纸糊成的雪柳，随着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一直送到坟地，等到下葬，才算完事。”不知为什么，她很喜欢那洁白的雪柳。柳溪说，她从事写作后，所以选择“柳”字作为笔名的一个字，便是由于“雪柳”的关系。
……人类的童年曾是残酷的、野蛮的。柳溪没有爱，没有温暖，但她却像北方野山里的小树，艰难地发展自己。
“是的，没有人疼爱，经常生活在惊恐之中，饥饿、打骂、跑街、受苦，这就是我的童年。”这是柳溪的结论。
三
柳溪，好像一个黑夜里迷路的旅人，在荒山野岭中被折磨了十来年。但蓦然，她面前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山口，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蜿蜒着伸向远方的地平线……
柳溪能上学读书，似乎有点戏剧性。在她试图第二次自杀的第二年春天，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柳溪去学校接妹妹时，遇见一位瘦高个戴眼镜的张老师。他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她回答：“……后娘不让我上学。”那位老师以仁慈的同情心，安排她当旁听生，每天到学校上课。她没有书，便和妹妹同桌，没有本子做功课，妹妹便高兴地把生字本拿给她，让她替自己做作业，自己去玩耍。她从十三岁开始，像跳棋一样，连跳两步，由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以她的聪颖，仅仅三年，便从天津木斋小学毕业。提起上小学，柳溪至为感慨，激动地说：“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那位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给我以启蒙的恩师，是他第一个把我领上了知识的道路。”
她上中学是在河北保定女子师范学校。那时他们全家都迁到了保定，住在小城南边，靠着城墙。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她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便开始幻想创作小说氏在她读到的许多作品中，当时她最喜欢庐隐女士（黄英）的那本石绿色封面的作品选集。她觉得庐隐的文笔隽永、自然、流畅、简练，情节哀婉动人，篇篇打动她的心。柳溪说：“我至今还记得，那本选集附一张作者的照片，美丽安详。我熟悉她的传记，得知她早逝，还为她异常悲哀过。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我几乎能背……”就在这一年——193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便模仿着庐隐的小说，写了第一篇作品《失意者》，投到《河北日报》。两三天后，此作便在这家报纸的文艺版上发表出来，这就是她的处女作。这篇作品以感伤的笔触，写了一个少女被男人欺骗，经过种种痛苦，终于死在雪地的故事。处女作，是一个作家生命的起点，它的问世，无疑会给作者很大的鼓舞。柳溪说：“接到当天的报纸，我乐得满屋跑。其实这是一篇真正的无病呻吟。因为我毫无这篇文章里的生活经验，只是受了《海滨故人》与《雷峰塔倒了》的影响，根据听来的生活故事写成的。所以，后来我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出我这篇处女作，因为它太幼稚。不过，这篇'不祥'的作品，却不幸地言中了我后来的恋爱生活——我终生都是一个失意者。”
在柳溪发表小说《失意者》之后，她父亲从一个走街串巷卖破烂的挑筐里，用两毛钱买了一本鲁迅的《二心集》，作为对她的奖励。这本杂文集使她第一次知道了鲁迅先生的名字。柳溪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不完全明了这部作品的深邃意义，但我迷上了它。我觉得，每篇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文笔辛辣，寓意深刻，富有社会意义。于是我放下庐隐的作品，便如痴如迷地读起鲁迅先生的作品来。他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与诅咒，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的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令我由衷地敬佩。”这时期，她一做完作业，就会阅读鲁迅的的作品《且介亭杂文》等。他们的国文课选了鲁迅的《秋夜》和《故乡》，这颇使她大开眼界：她仿佛看见闰土那银项圈在瓜园的月色下闪亮，听见那枣树叶儿在秋夜中沙沙作响，这时她才发现——原来鲁迅并不单是干预政治和社会的杂文家，而且还是文笔优美的小说作家呢！那时她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厚古薄今的冬烘先生，他用最至高无上的美丽词句，眉飞色舞地褒奖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的《儿时记趣》，而用最粗俗的语言，对鲁迅先生的作品进行挑剔。她不同意老师对鲁迅先生的批评，但又说不出自己的理由。柳溪说：“从此以后，我就到图书馆去找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阅读。祥林嫂的不幸命运使我同情落泪，但我当时最感趣的是《社戏》。那乌篷小船，那水乡的风光，特别是躲到地里去烧豆秧的情节，简直使我着迷。我想，要是我能烧一枝豆秧吃该有多好啊！”
柳溪说，在艺术上她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稍后，她又迷上了果戈理。她喜欢《巡按》、《死魂灵》、《狂人日记》、《密尔格拉得》以及其他短篇小说。他那幽默讽刺的文笔，含泪的微笑，对祖国热烈的爱，及对黑暗势力的愤怒与奚落，都使她钦佩得为之倾倒。于是，她又开始向这位俄国艺术大师学习，保定古莲池图书馆成了她最迷恋、为之流连忘返的场所。
“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后所写的东西，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受了果戈理不少的影响。”柳溪说，“但就在这一时期，我好像是开杂货铺似的，又是进来许多新货，吸收了许多味道不同的营养：我既读高尔基的短篇、长篇，又读塞万提司的《堂·吉河德》。既读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又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烟》、《罗亭》等等，和中国的明清小说。这种情况，正像一个孩子需要摄取大量的、多方面的营养那样，我以为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不论是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致使人不能偏爱。”大概这就是她在艺术上的泛爱主义。直到她从事写作生活以后，柳溪才更爱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她喜爱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绿蒂和捷克的聂姆曹娃等女作家。
柳溪由于自幼那种半饥半饱艰苦生活的折磨，又由于过分用功，终于在念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结出了苦果：她得了肺浸润症和食道炎症，因此不得不忍痛休学。这就是她中学时代的句号。
她继母由于连续生女不生男而降低了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地位，因而精神倍受刺激，两度爆发精神分裂症，投过河。而父亲有时与同事去妓院“打茶围”。这时，柳溪从中国妇女的最高意义出发，不计前仇，忘掉恶感，给继母以同情——为她治病，为她打抱不平，毁掉父亲与妓女的合照……柳溪的仗义、勇敢的行为，赢得了继母的好感，改善了“关系”。
柳溪虽然在家养病，但依然废寝忘食地读书，为了追回童年时代白白流逝的岁月，还在头脑里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病愈后，跳四年级，考大学！于是，她花钱托人在北平琉璃厂，一改中小学里用名纪清修，而为纪清亻先，作了一张假文凭，半年后的1939年，便像冒险家一样，真的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她只有十六岁（但已经长成了细高挑儿），而文凭上却写着：“纪清亻先，女，二十岁”。
柳溪自信考大学对她来说功课不是难关，而最大的难关是身体检查，若没有身体合格证，就不能参加考试。经过检查，她的体重只有八十五磅，仅就这一项便不合录取标准。她站在老师和医生面前孩子般大哭起来。也许是她伤心的恸哭感动了他们，经过商议，她终于转悲为喜地得到一张笔试准考证。柳溪说：“如果不发准考证，我也不会再回保定家里，因为我对父母发誓说我一定能考取，这样才好不容易地得到那点可怜的路费（并答应以后用勤工俭学的钱弥补这笔损失）。”那时正值酷暑，尽管中南海公园的琼岛和流水、鲜花迷人，蝉鸣和鸟叫悦耳，情侣来往如织，但柳溪在那里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每天啃着干烧饼，艰苦地温习功课，背诵历史年表。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报考的千余人中只取八名的情况下，她——成了幸运儿……
四
柳溪上大学时，师大是男女分校，她的学校当时叫女子师范学院，坐落在北平西单李阁老胡同。柳溪新的生活，就是从这所学校后院——一个被高楼和廊庑遮得连白天都得开着电灯的潮湿、阴暗的小单间开始的。她满意极了！她好像一位航海家，帆就从那里扬起，船，就从那里远航。那是无边无际的海面，她知道前方有惊涛骇浪，远方会出现灿烂的朝阳……
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留给她的回忆是亲切的：“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没有藤鞭、没有骂声、没有饥饿和惊吓的生活，我独自毫无干扰地过着读书和自由幻想的生活……”就在那间小屋里，她幻想过广袤的大海，而自己就是自由驰骋、翱翔的沙鸥！就在那间小屋里，除了上课，她没有逛过大街、市场，没有看过电影，整日整日地，把青春浸泡在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柳溪说：“那时我已经把目光转移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当时自恨生晚，没有机会与可能享受左联的培养教导。我钦佩冰心与丁玲，喜欢萧红，曾胆大妄想地私下决心：竭诚努力，做她们义学事业的接续人。”在那间小屋里，她再作创作的尝试，以纪莹为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例如以给董太太当使女的那段生活写的《我的童年》，作为征文，刊于《妇女杂志》的“公开你的私生活”的专栏中，并得了第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男女合校后，柳溪不得不离开那间使她留恋的小屋，住到教育部街的一个大院里，每天穿过绒线胡同，步行到和平门外的学校去上课。这期间，她从渴求知识的书斋生活，开始走向了社会的十字街头。柳溪说：“我看到中国人民的亡国命运，远比我个人的遭遇更不幸；多少人流落街头，随意被日寇污辱打骂，多少逃难的农民被抓了劳工，送往煤窑或装上火车、轮船，运往日本，充当华工奴隶。那时，我的心开始了另一种巨大的痛苦。在这一段觉醒过程中，中国左翼文艺和苏联十月革命文学，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
柳溪的大学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蓝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经看不出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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