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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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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这里的，我不认为是一则文人轶事。它是那个时代的罪证记录。柳溪说：“在我们的国家，把许多事情弄颠倒了。有的人，可以使用权力去搞打砸抢，却不允许你干正大光明的事业，做学问、创作，还得像贼一样偷偷摸摸。我被迫演出这样的滑稽戏令人疚心……”
这些我痛苦地实录在此，也许会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1970年，她离开了劳动集中营似的干校，在一片一级战备声中，以疏散之名插队到天津西郊一个临着独流减河的一个小村。东躲西藏的稿本，也从沉睡中醒来，欣然陪伴着孑然一身的柳溪。这时她并不感到寂寞孤独，虽然还戴着右派帽子，但是老乡们的亲近、关怀、同情温暖了她的心。他们常担心她的处境，为她的遭遇落泪。柳溪说：“我日夜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思想在一起，我可以忘情地大声说笑。春天，有刚出生的羊羔和牛犊的叫声；夏季，有可爱的蛙鸣；秋季，有蟋蟀的歌唱、卿卿的虫声；冬天，有串门的花猫同我说话，有呼啸的北风向我喧哗。每当夜深入静，全村沉睡的时候，我便重新摊开稿本
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她同善良的人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他们成了她的朋友、亲戚，有的还是政治上和重病时的恩人。她写的不少作品，有些还念给他们，听取意见。
1975年，柳溪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更年期综合症。她躲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喝水都喊不到人。这时候，有一个从前认识的老朋友来伺候她的病体，使她起死回生。为了报答其恩情，柳溪和他在艰难困苦和暴风雨中组织了一个新的家庭。他是天津美术学院的画家康明瑶。他早年留学日本，也被错划为右派，是一位为人耿直的知识分子（据柳溪来信云，康先生于1993年7月9日病逝）。
当谈及爱情、家庭时，柳溪颇为伤感。年轻时候，恋爱受骗，结婚有子后，因受审查怕牵连而被迫离异。这便是她十七岁至三十岁的辛酸史。她还得过恶性血崩症，几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子宫摘除时一个人流着泪躺在病榻上，她没有家属，也没有一个人关心她。柳溪悲伤地说：“我并非天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也曾经陷于过绝望与悲怆之中。那时我失去了政治生命，也失去了家庭。夫离子散，远隔天涯。孤独是我的侣伴，忍耐是我的朋友。我从生活费里节俭一点钱，买些铅笔、书包、手套、糖果一类东西，寄给远在长春的孩子，我就会得到'想用物质腐蚀，收件人拒收'的回执；我嫌公厕太脏，主动打扫，就说我'故意表现'；我给河北地震灾民捐献棉被，就讽刺我要'哗众取宠'……人言可畏，墙倒众人推！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到这份处境是无法领略的。如果不是我儿童时代就受过苦难的磨练，也许我不会熬过这人类情感领域中这种罕见的创伤和折磨……谢天谢地，一切都熬过去了。现在，过去和我划清界限的儿女，他们受到株连、历尽人生痛苦之后，也都欢欢喜喜来和我团聚了。看来，这个新家庭也可以与我共存亡了……”
二十年苦海，柳溪的小船颠簸着，终于来到了生活的彼岸。那部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书稿，最后也在“评法批儒”“批水浒”的嘈杂喊叫声中悄悄地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1976年，10月的春雷轰毁了十年修筑的城堡，祖国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康庄大道。柳溪这个被命运弃之已久的沦落人，和她的作品一起新生了。1978年春，她告别了那间亲切的茅舍和可敬乡亲，搭乘拖拉机回到天津。一张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职务的“改正决定”，解放了柳溪被囚禁的精神和被捆绑的手脚。于是，她开始了长篇小说修改的艰苦工程。这一年，这位在文艺界被冷落了二十余年的老兵，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选了一篇小说《双喜临门》投寄给最富有威望的《人民文学》，并在8月号上刊出，起到了“亮相”、“开禁”的积极作用，于是上海《文汇报》才发了一则新闻消息：《女作家柳溪重登文坛》。此后，各刊物才敢发表她的作品。柳溪为此感慨万端。多少年来她一直沉沦在政治漩涡的深渊，又像一颗飞落荒郊野外的陨石，其心情悲凉而寂寞。柳溪说：“《人民文学》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刻，第二次又成了我的救星。”所以，她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称《人民文学》为婴儿的奶瓶，是她走上文坛的摇篮。
七
柳溪是一位献身于革命，献身于创作的作家。从1939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失意者》算起，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她的主要创作时期却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除了五十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挑对象》（1950年，大众书店）、《爬上旗杆上的人》（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之外，之后出版、发表了《柳溪短篇小说集》（198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集；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淑妃文绣的一生》（199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战争启示录》（上下卷；1995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生涯》（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男人的弱点》（198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及《柳溪中篇小说选》（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长篇传奇小说《燕子李三传奇》（198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大盗燕子李三传奇》（1985年，花城出版社）、《超级女谍——金壁辉外传》（1987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及散文集《若梦集》（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另外，还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新港》、《长春》、《新苑》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李宝大婶》、《霞辉》、《窦老乐赶会》、《海河之滨》、《“红玛瑙”大战“五子登科”》等。从这个作品简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由于柳溪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所取得的成就，还可以异常明晰地看到她那条含辛茹苦、一生多蹇的道路。
柳溪擅写短篇小说，二十多年的“犯人”生涯，使她不得不偷写长篇小说，而且中篇小说也成了她的所长。善良的读者，为她的成就而庆幸，又为她的不幸而同情。兴奋之余，我们还要握着她的手，含着泪说：“活过来就好。这就是一部作品……”
文学是生活、思想的反映。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就不会形成真实正确的思想，这样，作家也不会创造出真实感人、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柳溪的短篇是其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是生活土壤里长出的花朵。当我们读她五十年代的小说时，虽是时过境迁（尤其国家政策的巨大变化），但给人的思索似乎还是比较深远、广阔的。
柳溪把河北人民视为养育她、疼爱她的再生父母，把曾留下过她年轻的足迹、青春的倩影的华北大地，看作自己的至亲骨肉。她的小说的根须，就深植在这块可爱的土壤之中。
孙犁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序里说她的“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画深刻，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还说她的作品有着女性作者“不易有的豪放”之气。这是气之相熟较深的老作家所作的言简意赅的宝贵评论。
从能看到的三十多篇短篇小说中，可见柳溪对农村生活积蓄之深厚。只有其深厚，选材才能精，方能避免单调、简单或重复。柳溪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她的视野是广阔的。她的绝大部分小说虽然写的都是农村牛活，但没有雷同的现象，每一篇都有其独有的深刻性、新鲜感。读她的这些小说，就好像生活在农村一样，各种活生生的人物都围到你的面前，都争先恐后同你对话，他们毫不隐讳地表现着自己，以自己的喜怒哀乐触动你。有的人物，你爱他；有的，你恨他；有的，同情他；有的，你可怜他。这是柳溪艺术上的成功，但这种艺术却是生活和思想的升华与再现。
文如其人。风格即文格，文格就是人格。柳溪的小说，深厚之中有豪放，有的还透着辛辣。在生活里，她从不回避矛盾。这种性格，就表现在她的创作之中。《爬在旗杆上的人》的创作与发表，就是她这种性格的典型表现。这篇小说是以河北饶阳五公村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背景材料写成的，耿社长实际上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化身（因此，不少人把这篇小说又称之为特写）。她写在五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而且还是在被审查之中。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气，终使它击败当时强大的“社会势力”，作为文学领域中的一篇历史见证，存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
柳溪的这种人格，实际是一个严肃作家的创作原则。一个作家，无论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都应当尊重历史，进行客观的真实的描写，那些虚假的，脱离历史真实的虚构或夸张的“作品”，只能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时期的漂浮物，总要在一个河湾的岸边停下来，默默地腐烂掉。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她和刘真等作家到河北大名县深入生活的一桩事。当时这个县有一位红得发紫的假劳模，欺上瞒下，人人怕他，但却是这个县委年年上报丰产的“王牌”。柳溪不顾一切，给中共河北省委、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写信，忿怒揭发这个假“劳模”的罪恶和包庇他的县委，最终使正义得到了伸张。这是她没有写成文字的小说，这其中的人格，同她的文格是完全一致的。
她的《鸭官陆文骏》，是一篇充满了人情、令人难忘的佳作，朴实、自然、细腻、真切、动人。小说以陆文骏为中心，另外还有两个人物：金苓（苓寡妇）和她的儿子铁柱。六十多岁的陆文骏一辈子没有娶过妻。他年轻时是一个身躯魁梧漂亮的小伙子、干活的能手，村里的姑娘们都偷偷地爱着他，同伙的男人羡慕他。那时他与二十二岁开始守寡、比当新娘时还美丽、丰满、娇媚、更有风韵的金苓相爱，金苓还怀了孕。他们斗争、反抗——不仅要面对几千年来人们因袭而来的世俗的攻击，更要遭受杀人不见血的封建宗法与道德的屠戮。金苓的族长向她宣布：“第一，要嫁，必须嫁到外村；第二，只有她的小儿子才是财产的继承人，财产不能由她带走；第三，儿子是她夫家的后代香烟，不能由她带走——而且永远不许她看见他。”她的父亲信奉“好马不被双鞯，好女不嫁二夫男”，干脆扔给她一把菜刀和一根绳子，意思是——宁可让她自杀，也不许她改嫁。他们不能结婚，也不能远走高飞。金苓被迫坠胎。在社会的残酷压迫下，金苓为孩子，陆文骏为他们母子俩，这一对相爱的人儿，便中断了关系。但他们的心，一直向往着，相爱着。“春雷一声响，世道变了”，后来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因铁柱长大了，当了社长。这时陆文骏已经悲凉地跨入了老年。他为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而悲哀。忽然有一天，田铁柱请他入社，又当了养禽队的负责人。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使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时常在心里闪现的对金苓的思念，最后也就成了现实：金苓的儿子——田铁柱社找，主动让母亲到陆文骏那里，于是完成了一个时代的美满结合。
这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变化中的社会观念，歌颂了纯洁、专一的爱情和新的生产关系下的人性。在中国新文学里，关于寡妇再嫁的主题并不罕见，但这篇小说透露出的人情味、人道的光芒，使它增加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小说不仅表现了历史，就是在当代和未来高尚的爱情、家庭生活与社会道德的逐渐完善中，也有深意。
小说《我的爱人》，描写护士朱淑贞，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决定与一位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榴霰弹片夺去双目和左手的军人结婚的动人故事。这是一曲伟大爱情和高尚灵魂的颂歌。姑娘护理残废军人之后，并与他将要告别时，流着眼泪说：“……我是发愁我走了，谁给你穿衣，帮你吃饭；不给你派通讯员，谁给你当眼睛，当手杖呢？”她做出与他结婚、终生伺候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仅出于革命的责任感，而更有人道力量的驱使。他，一位为人类和平流过血的战士，应该享受爱情。她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残废人，永远看不见她的美貌，但是她深刻地懂得，爱情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灵感受。这类题材不太好写，容易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但柳溪写得相当成功，以情动人，似乎把我们带入了被爱情的阳光照耀的君子国，那里到处是美和温馨的情操。
柳溪的短篇小说有较广阔的生活视野。在她的笔下，既有栩栩如生的具体描绘，又有或细腻或豪放的抒情。在《爬在旗杆上的人》里她写道：“这个地区就这么怪：干旱的时候，庄稼灰塌塌的全拧成了绳，地上一踩就冒起一股烟，水满的时候呢，到处都积满了水，房檐的椽本全发了霉，长出了蘑菇。现在靠微的雨像罗面一样，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原野一片混沌迷茫、没有一个人影……”读到这一段，就会知道，这该死的雨，给正在收割的谷子带来了什么后果，故事就是从里展开的。“蔚蓝的河面上，阳光像火蛇一样。小船的箭把它撞碎了，随人蛇的幻灭，水面上迸发了无数的金点，颤抖着，揉碎着，耀得人眼发花。在晚霞的辉映中，雪白的鸭子，迎着落日，在水面上扑着翅膀，拍着羽毛上彩色缤纷的水珠……”（《鸭官陆文骏》）这里写陆文骏上任后到河里放鸭子的情景，实际上是写他的心清。“……屋里刷得四白落地，大红的木器家具，使人耀眼欲眩，炕上新毡条，新被褥，墙上挂着奖状、大美人的画片，桌上摆着半导体收音机……”这么平实、亲切的几笔，使人感到这是多么真实的农家景象！但这只是《骨肉》中语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在其结尾，我们又读到：“我又流下泪来，但这是欢乐的眼泪，我真要擂起胸膛，向故乡的山川宣誓：我骄傲我有一个农民的儿子，留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传宗接代，让他成为真正农民的骨肉，替我报答抚育我的农民！”这又是何等豪迈！而又一转：“夜色清凉如水，天街澄澈晶莹，我如醉如痴地伫立在月光之中……”又把我们从感情波涛里，推向冷静，悠远的思索中。
这些语言，这些描写都不是孤立的。它同整个作品的背景、人物、性格、结构组成一个整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不是文字游戏），没有成功的语言，便没有风格，没有成功的艺术。仅从这里顺手拈来的例子，可以看出柳溪语言运用上的功力。
八
由于历史的原因，柳溪后来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她的《生涯》、《四姐妹》、《彩凤凰》，都是跨度大、背景广、人物多，维系着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如同一组生活和时代色彩浓烈的油画，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兴衰、个人的沉浮，还可以看出国家命运的变迁。
柳溪说，她最关心的，是女性的命运。那一群性格各异、鲜明、丰满的女性形象，就是她中篇小说的主要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孔雀东南飞》，到《窦娥冤》、《西厢记》、《红楼梦》，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关于女性命运的诗歌、戏剧、小说，可以开列出很长很长的书单。妇女是社会的两个主人之一，是人类历史两个缔造者之一，但是她的命运，几乎从来都很不幸。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谁能同母亲、爱情、家庭分开。作为“人学”的文学，带着强烈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感情色彩，关心她，歌颂她，表现她，则是义不容辞的、天经地义的力。柳溪的经历和遭际，决定了她后半生创作的题材。但是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地域性、社会性、时代性，制约着人物的性格、思想、观点、感情，因此，“人”便永远不会是一种模式。于是，柳溪笔下便有了吉悒兰、高婵、高婕、高妤、素娥，以及高殿臣的几个老婆等等不同的女性形象。“我们从这些小说中看到了柳溪，看到了她的思想，气质，生活态度，政治观点，爱与憎，喜与忧”（刘锡诚：《在重新执笔之后——读柳溪中篇小说有感》）。是的，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自己的遭遇、感情和血泪”，更看到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岁月——由许多人组合起来的命运。
《生涯》，作者是以泣血泪的感情，悲怆地写下的一部小说。主人公吉悒兰的旷世苦难，从社会的角度，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历史。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岁月里，吉悒兰在死神面前，似乎是于弥留之际那种昏沉的思绪里，像梦一样回忆了苦多乐少的一生。她一生下，就死了母亲，于是便开始了白眼和打骂的折磨，还当过人家的使女；但她反抗过，寻过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超龄好几岁的情况下上了小学，从此算结束了苦难的童年，但又进入了不幸的青年时代。她的恋爱生活，不是上当受骗，就是被抛弃。她向往革命，追求光明。参加革命后，那个分配给她的丈夫，竟在她政治上受屈辱的时候，落井下石，残酷地践踏道德和良心，以“假离婚”的欺骗手段，使她失去了家庭和子女。婚变给她的灵魂带来了至深的创伤。接踵而至的，又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劳改、大病、血崩和那魔鬼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特殊而真实”的人物的一生。
善良的吉悒兰，执著的感情和信念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她受污辱，受欺骗，受屈辱。这是历史的无情，社会的残忍！
但是在吉悒兰的悲剧命运中，她是一个强者。因为，从小就不屈服于后母的淫威，一直追求她所追求的一切。她一直生活在逆风和暴风中，但从来没有倒下。我喜欢吉悒兰自杀未遂后的富有个性的语口：
在外祖父家那个自灭未遂的痛苦场面，给了我这个幼小灵魂一个处世哲理：有自灭的勇气，就应该有求生的勇敢，把那股勇气运用到求生的欲念上，你就能冲破一切软弱的怯懦的念头而坚毅地活下去。这思想一直在我的心灵上，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我少女时代失意的痛苦，少妇时代不幸的婚变，以及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后，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灾难的漩涡，弄得家破人亡和夫离子散，我也没有再自杀过……
这是她从人生的苦酒中提炼出的认识和精神，是她性格和形象中闪光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活生生的人，作者也写了她的幼稚、上当、受骗的弱点、过失和悔恨。这，便是她——一个弱者的表现。在一种据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或集团面前，个人毕竟是弱者。你即使拥有光芒万丈的真理，或是正义的化身（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真理和正义永远是强者、胜利者），在短暂的时间或时期，也很难扭转颠倒的乾坤。吉悒兰曾是这样千千万万个“牺牲者”中的代表，最后，她只是个被解放的“胜利者”。假如不是十月的春雷劈开了暗夜，那轮光芒四射的新太阳，也不会冲过云海，喷薄而出，吉悒兰也不可能得到新生。
柳溪的《生涯》，具有最明显的“自传性”。这从主人公吉悒兰身上，一眼便能看见作者的影子（当然，《四姐妹》中也有作者的家世，高婕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但我们不能说，这位文学形象就是柳溪，那样就会降低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柳溪本人在其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说：“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品，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我这个落伍掉队的女兵，自然也不例外。读者可以从中听到我真诚的呼喊。”又说：“《生涯》，可以说是我的'自传性'小说，而'自传性'，并不等于就是'自传'，它毫无例外地是进行了某些符合文学规律的艺术加工。……我想，文学作品它自然是描绘人生的，甚至也写了作者一些个人遭遇中的悲欢离合，但它仍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真实的传记。”这是作者坦诚的自白。作家冯骥才在柳溪的《关于中篇小说〈生涯〉的一封信》中，在谈到自传性小说时写道：“……自传性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大都是作家亲自经历过的、切肤感受过的、浸透着本人的真情实感。对人物、场景、环境、心理的描写，常常不靠想象，而凭回忆。各种细节招之即来。人物都有着活生生的原型。作家写起来就会很动感情，也很便当和自如。……作家写这种小说时，只要把过去生活中闪光的、有价值的片断提出来，做些加工，连缀一起就成了。”这些意见，是颇有见地的。当然，既然是“小说”，不仅要有艺术加工，还得有顺情合理的虚构。这在创作，是允许的，必不可少的。柳溪的《生涯》，就是因为浸透了浓厚的“自传性”的色彩，又把主人公的命运融入社会的大风大浪的流程之中，才使它有了震颤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四姐妹》是《生涯》的续篇。它的背景与《生涯》基本一致，仍然是中国解放前后大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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