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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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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出版）、荷兰文（1988年由UITGEVERIJ ANDEKKEN出版），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于1986年出版全本修正版，伦敦将此书列入ALTERNATIVE BEST SELLERE严肃文学编辑所选的”畅销书“；这部长篇共出版了十三版中文和其他文字的版本，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的版本。她为花城出版社选编了两卷《台湾中短篇小说选》，还被北京广播学院授予”名誉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并任香港《八方》文学杂志顾问，1992年波兰政府文化部首次将文学贡献奖授予她，再后来1994年又被聘为台湾文学奖的评委，曾在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及上海《小说界》上连载的小说《鹿园情事》199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选集《珊珊，你在哪里？》……都是好消息！
1992年，一个不幸就像爱荷华州的洪水，几乎给了她一个灭顶之灾：安格尔去世了。这位事业上的支柱、生活上的伴侣的突然离去，给她以极大的打击。但是聂华苓没有倒下，她仍然为文学的理想工程奋斗着。聂华苓在信中告诉我，她将不停地创作和工作，为了文学，为了祖国，为了世界……
1995年3月26日修订
黄宗英
阎纯德
在我写作间的书柜里，陈放着小手掌那么大小、高宽不过十厘米、长不过二十厘米的椭圆形草编，中间放着一枚鸡蛋大小、深褐色、褶皱重重叠叠的干果。来访的朋友总问我那是什么宝贝，可是谁也没有猜对过那是什么。
干果是黄宗英十几年前从西藏带到成都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木瓜，连同那个诺亚方舟一样的精美草编。我把它们从天府之国带到北京，作为纪念系列的一员，一直保留到现在。
木瓜被岁月汲干了血液，但当初它那少许的深绿，大部的深红，一副走向成熟的形象，在我心里却永葆其生命的红润和芬芳。每当我看见那草编，那木瓜，便想起黄宗英。
1982年11月末，我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修改《中国文学家辞典》，住在锦江饭店，与著名“流浪”诗人周良沛为邻，工作之后，每日神聊至深夜。几天之后，黄宗英自西藏归来，也住在锦江饭店二层，与我的房间很近，于是，彼此来往，也是每晚谈至深夜。除了文学创作，文坛轶事，社会见闻，海阔天空，谈锋似脱缰的野马，冲破时空的疆界，上天入地，八方驰骋。
黄宗英是作为上海作家代表团团长赴西藏访问的，任务完成后，她却不肯回去。是西藏美丽的高山峡谷、奇花异草、奇风异俗迷惑了这位已经58岁的女作家吗？还是为了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拉萨河畔猎奇什么？西藏也许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石，吸引着她，舍不得放走她。西藏——祖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自从她拥抱了这方圣土之后，西藏在她心上便真真实实占有了一个伟大的位置。她对我说：“文学上的事，认真起来，也无所谓；但我看到的事，是大事，不能忘。”当她写好遗书，交给同入藏访问的作家时，不免令人目瞪口呆。而她，轻松地说一声再见，然后便随一小支科学考察队翻过冰山雪岭，到原始森林去了。整整三个月，她为林业工人做饭，与科学家们同吃苦受罪；在茫茫的古老森林里拣拾浪漫的童话。是的，她向我讲述了许多奇闻奇遇，但最重要的是她要同女科学家徐凤翔一起做一个梦——建立一个“小木屋”，作为森林生态定位观察站。为了这个梦，她没有选择飞机，而选择了卡车——同徐凤翔挤在驾驶室里。这部“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钉四个掉了仁、防滑链挂不上去”的卡车，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载着她们，“险中有稳，稳中有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黄宗英说：“那六天六夜的路，是山，是雪，是冰，下面是万丈深渊，有时一小时只能走几百米。在那里，汽车跌下悬崖峭壁年年都有。我不是不怕，有时候我也闭上眼睛，等待可能发生的一切……当我想到死时，也问自己：还有啥事没办？——就是《赵丹传》！如果不死，回去就写它……”
她比赵丹小十岁。黄宗英说：“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时潮激荡中演化出种种情节，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其实，一生中迂回跌宕最'出戏'的情节，也不过是'难为赵丹妻'。”黄宗英1946年开始拍电影，翌年与赵丹相遇，1948年结婚。她所以爱上赵丹，“主要是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风霜、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艺术家。他敏锐的正义感注定他一辈子不得安生。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一幅挽联：'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没想到这幅挽联终成谶语。既然，我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不过，我的一生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二载身为赵丹妻，敲打得我也不仅仅是'陪斗'了。为此，哥哥（黄宗江）弟弟（黄宗洛）曾围坐一起叹息掉泪，哥哥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只愁小妹（指黄宗英）了……'”了解黄宗英的都说她的命苦，而她自己说：“认识了黑暗也是一种幸福。”这是她从不寻常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生体会。黄宗英说，在赵丹不得志时，她陪着他，在他好过时，就干自己的事。“他到广西画画，我写《闻一多》，为他写《闻一多》。我从来就不是贤妻良母，我有自己的事业。”那几天，黄宗英时而激动时而平静地给我讲述她的故事。
在西藏，黄宗英真的写了遗书。她被那一个研究牦牛的，和两个研究草原的，深深地感动了；冰天雪地，她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司机。阳坡长树，阴坡也长树。这不是童话。在黄宗英讲述那些平常而又奇特的故事时，我在想：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怕死，是对生的追求，对光明和爱的向往；这种心态，在特殊环境下，便会转换成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我想，中国不仅需要徐凤翔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像黄宗英这样的作家。
在成都，最有趣的是我生日那天，我们同游离成都不远的新都，在建于东汉年间的宝光寺罗汉堂里，在五百个或坐或立或胖或瘦或笑容可掬或横眉立目的形态神情各异的罗汉中，各自寻找自己的形象。自然，黄宗英无法找到“自己”，周良沛、徐静、秦川（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和我，也没有找到“自己”。之后，大家与一位美丽的玉雕菩萨合影留念。在菩萨面前照相，也许是为了一个追求。追求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那尊盘腿而坐约1米2高的玲珑剔透的大玉佛，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善、最真、最美、最具有人情味的艺术品，她那呼之欲出的美丽动人，令人倾倒。关于这躯大玉佛，四川省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曾伯融先生对我说：“佛教世界是分四个等级：佛…菩萨…阿罗汉…在世僧人。判定'神'的世界里的前三者，是服饰、发式等标志。菩萨带有饰物的法帽或留长发，佛则顶呈螺髻，阿罗汉一般是光着头。这躯玉佛的由来有个小掌故：清末，遂宁广德寺的著名事务僧清福，为寻求佛学知识与佛教精神，艰苦卓绝地遍历国内佛教胜迹，后又跨出国门，到佛教历史悠久的缅甸，在那里晋谒了缅王，并得其思准，在那里雕制了十躯大玉佛和数十躯小玉佛，历尽艰辛于宣统三年（1911年）运回遂宁。广德寺虽属西南数省名寺，但亦不能尽奉大小玉佛。清福出于'广种福田'的心愿，除本寺只留一躯大玉佛和几躯小玉佛外，其余大小玉佛尽送海内名寺。我们四川峨嵋佛寺与宝光寺均得馈赠。宝光寺迎有二躯大玉佛，玉佛形象端庄秀雅，甚富魅力，实为珍贵的宗教艺术品。”这番介绍，使我受益匪浅，也更令我敬爱那躯玉佛。多少年了，我一直还想念着那尊美丽的玉佛，也还时常惦记她的安全。
出了宝光寺的大门，对面二十多米外，那座像九龙壁一样的影背墙上，有个很大的“福”字。从寺里出来的人，几乎都要蒙上双眼，向前走，直奔“福”字，到了墙根，再用手摸，这叫“摸福”。据说谁要是摸到“福”，会一生都走好运。人们对命运本来就是有的信有的疑有的半信半疑，不过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要试试自己的运气。但那些对命运深信不疑者，往往是却步不前，不敢去摸，很怕摸不到好结果。我是第一个勇敢面对“现实”的，但我的成绩最坏，因为我的判断离“福”字最远。他们的成绩比我好，不过也没有真正拥有“福”。
黄宗英最为我遗憾。她觉得生日我该得福。为了弥补这种不该有的“失落”，他们决定到成都最好的一家“四川小吃”为我“祝寿”。在“成都小吃店”，大约吃了四五十道“小吃”，大家不停地将好吃的夹给我，说是多吃不仅可以多“福”，而且才可以长寿。席间，黄宗英送我一个从西藏带来的洁白而玲珑的细草编篓，小篓里放着一枚芳香四溢的木瓜。然后，又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摸福”和生日留下一首这样的诗：
宗英记纯德摸福
老阎同志：
诗人不写诗章，更令我为难；
叫我写点什么？为你的寿诞。
恰今朝锦江畔，
同访杨升庵，
弄不懂他为什么与土地相揖？
闹不清他缘何又与福字毗连？
闭着眼，
福——，究竟在哪边？
睁着眼，
福——，本在咫尺门！
一个福字，天地人寰，
千种解释，万种心愿。
既然来到这世上，
谁都有呱呱坠地的宣言。
愿我们年年生之日，
向往里再生出新天。
祝你活得像成都的小吃——
多彩、麻辣、香甜！
1982年12月5日
这首急就章，是黄宗英在我们吃饭时即兴随手写在我的纪念册上的。写完诗，她又在“老阎同志”左上角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正当年”，然后又用红笔不规则地框起来，活像书法家写完字盖的那枚具有传统美的印章。诗的结尾处的右下角，又用红笔写了一个“寿”，也用红笔框起来，也像一枚印章。
她写好之后，在还没有交给我的时候，已被周良沛抢去欣赏，然后又是徐静和秦川，最后才交到我手里。大家都说好，我心里很佩服她的才情和文思。
我曾给黄宗英写过几次信，但没有得到一次认真的回答。我理解，因为八方云游的她，没有时间。那一次，成都锦江饭店，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说她也有了一个机会——彼此可以上天入地“聊”，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满意的回答。
黄宗英于1925年7月13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一个温馨自在的家庭，祖籍浙江省瑞安县。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为总工程师，她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她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九岁时，父亲去世，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把她打扮得如花似朵。黄宗英说，“我们家无所谓家教。小时候，爸爸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让我们拿他当大马骑。他还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我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比赛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追孩族'。父母没有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但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什么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写着描金漆题绿字的玻璃柜门的书架也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们还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那时黄宗英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看来看去，那稚童之心是在寻找什么呢？
黄宗英说她从未逾越过“家庭的熏陶”。她说：“小时候，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因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殡时爸爸披麻打幡，全家衣白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这件事给她终生的影响——平等思想、报恩思想，仁慈、善良、公正，都揉进她生活的流程之中。
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凄清。黄宗英小小的年纪便深谙世事，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那时她梦着当护士，可母亲说当护士太苦；梦着当文书，可人家嫌她小；但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她说她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在她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还把五件毛衣拆旧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份内的事必得做好，份外的、搭不上手的也尽力试着去做。由于父亲早逝，她二姐终身未嫁，为了弟妹；黄宗英十六岁演戏，为了弟弟读书。
黄宗英四十年代步入影坛，六十年代又闯入文坛，她的《小丫抗大旗》和文革后的《大雁情》，都是读者交口称道的好作品，她的文名也早已名满天下。文化革命前，于1953年初她写出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凡平的事业》，之后曾到中央电影局编剧讲习班学习，与李囗、白桦等人同学。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到浙江乐清县当农民深入生活，1959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文化革命中下放江苏宿迁县劳动改造。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事专业创作。出版了诗歌散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散文集《爱的故事》（1952年，上海杂志公司）、《一个女孩子》（195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在祖需要的岗位上》（1956年，艺术出版社）。七十年代后，进入创作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报告文学、散文集《星》（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桔》（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文笔优美、构思独特的《大雁情》与《美丽的眼睛》均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些作品是她留给二十世纪的温馨纪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与冯亦代合集，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俩》（与冯亦代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散文随笔集《半山半水半书窗》（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们陪她还到四川大学为学生作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黄宗英说：“前次来成都，你们四川人说欢迎我回到家乡，啊，因为我曾经是梅表姐（她在电影《家》里演的角色）。这一次也是回家……我们的心是通的，我们都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分心。说到电影，我没有想当演员，说到文学，我没有想当作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推向艺术舞台的。父亲有很多书，三十年代我读《福尔摩斯》。我哥哥办报，叫《黄金时代》，不到十岁就给他投过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课桌前只坐过两个礼拜，说到文学，就不能不说我的道路。时代的风云是文学的父母，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就有什么样的染色体。诗人周良沛当年写《军号》、《云南的篝火》，没想到现在又写苦牢……我是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是时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闭着眼也得'开枪'。人要学会走路，得先学会摔跤——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说'黄宗英连世界观都没有还写作品'。当然世界观是有的，但我写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为天一亮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和王丹凤（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个大操场；回家时用一个小包带几个小炸糕还得笑着回，把一切忧愁包起来……”她还讲到，在劳改队当队长，带着巴金、吴强等一群名作家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迹般地“修筑”了“地下长城”——两条150米的防空洞。她劳动时，工人老找她谈话，让她到食堂，4点起床洗菜，后又隔离，同《收获》主编顶牛（她属牛）。当时赵丹被关了五年二个月，出来后又去干校；三个孩子都在插队，全家“一片红”。那时她看到孩子那样的处境心里难过，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她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文章，经过编辑的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评。黄宗英说，这真是一生最难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节！张志新就是一个榜样。“今后，不管做人还是做文，不能愧为一个作家，要真诚地对待人民！”黄宗英又说：“人家要我写打击经济领域走私犯的报告文学，我问他们；你们是要打苍蝇还是打老虎？打苍蝇我是不去起哄的。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所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会有选择——有的是自己选择，有的是社会强迫你选择。”接着她讲她的演员生涯和文学生涯，“当年，我去演戏，老家声明说我要演戏就不认我了。1958年，人人是诗人，都说写诗不难；现在都说写诗难，太难。不知这叫进步，还是退化。上官云珠如何经过精神上的屈辱、灵魂上扭曲，最后成了优秀演员。1959年我退出了舞台，拿起了笔。在复杂的时代，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应该清楚，不能随便给谁增加分量。我写优秀的艺术家，也写普通人。但我不写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人物事物和世界。我去过美国、法国和日本，很抱歉，我什么都没写——我不能写'到此一游'。”
黄宗英也许因为早年职业的原因，她的口才不错，演讲富有鼓动性煽动性，但她的话是真诚的，所以才很能打动人心。
她觉得西藏是个谜，是个说不清的的谜。亲眼看到西藏人磕长头之后，她没有怀疑他们的虔诚。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磕长头”整整磕了十来年，不知这是虔诚还是愚昧。
“你能谴责他们吗？作家不能谴责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两三年，也许还能带回两三块小'炸糕'笑着回来，但我不能写。我找不到真正的火把，但还能看到火星。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国王的包厢有一个可以溜掉的小门，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最后，她对大家说：“拿笔的人，首先要有热情；塑料花是没有生命的，我宁愿作山头上的小野花；作家主要靠记忆储存来写作，人在忘我的时候记忆力最强，最悲痛最紧张的时候都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记忆力最强的文章，才最有深度。生活上，我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但认识上要比普通人高，这样才能打开真正生活的通道，我写过许多度稿，江青抄我们的家，凡有字的纸张、纸条都抄走了，其中有一麻袋我的废稿。文学创作上我追求亲切，这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时代的折光，通过我们的笔，留下一点儿脚印，所以作家负有圣洁的使命。文学上我有不能胜任的题材，但我努力驾驭我的所长。如果我们的希望都能变成实践和行动，希望才是真诚的希望……”
成都幸会期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地一起度过的。那时她正在写作报告文学《小木屋》，为了给这篇作品补充生活，她又要到四川乡下采访。我同周良沛、徐静一起背着抗着为她送行，在分别的那一刹，心里突然涌出许多要说的话，可我一句也没说。望着她已经灰白的头发、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暗暗地祝她“保重！”
一晃几年过去了，黄宗英仍在国内云游采访写作，我又去了法国，在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任教。1985年夏天，法国朋友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说中国作家黄宗英、张抗抗等人要来巴黎。这个消息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扔下案头的写作计划，急忙买车票，与妻子一起从马赛北上巴黎，去会见刚参加德国柏林国际文化艺术节之后、又分别应法国和华人之邀顺访巴黎的中国作家们。
代表团到巴黎后一分为二：黄宗英、西戎、方冰、刘剑青等人由法国华人接待，张抗抗、北岛、舒婷、傅天琳、孔捷生等人由法国接待。
我和他们同一天到达巴黎。他们之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熟人，有的只是神交。
我到巴黎一下火车便直奔会场。张抗抗、北岛、舒婷等正在回答与会的法国朋友和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挨着我的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她正拿着一本刚在香港出版的《林希翎自选集》和一份打印好的《致邓小平万言书》向一位新华社记者述说着什么。会后，我同张抗抗等人说话，这时才知道黄宗英等参加了华人侨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我送张抗抗舒婷他们每人一支一尺长两个手指那么粗、巴黎最大的圆珠笔作为留念。这如椽巨笔自然包涵着我一份心情，意思是希望他们以后写出伟大的作品。
会后我到中国作家下榻的王子旅馆找黄宗英，但她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留言给她，并留下我在巴黎的电话。作家们在法国安排的行程十分紧张。要想抓住他们颇不容易。不过巴黎的电话总算没有使人失望，我和黄宗英通过电话，也算见面。她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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