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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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女儿，妹妹惠美一家，及小保姆，生活不同、地位不同、遭遇不同，但他们有的忠厚，有的善良，有的淳朴，每人个都是当代生活里有着不同思想、情绪的一员。像贺抒玉以前的作品那样，小说不是写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人们每天经历的“故事”，但它涉及了革命、家庭、婚姻、爱情、思想、事业和由于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奋斗与创造，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共同绘成现代生活的画面。人道主义，亲情之爱是感人的。惠娟的丈夫长她十六岁，但她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夫爱、父爱、兄长之爱、同志之爱，几乎是人生全部的爱！”“战场上，他是严厉的指挥官；家里，他是温厚的丈夫。她对他的爱和尊敬化作无尽的思念，咬着她的心。”惠美的丈夫吕林被打成右派，明知冤枉，还要轻生，这时惠美说：“上刀山，下火海，我跟着你！这叫什么连累，既是夫妻，就该同安乐，共患难！”还有那一对母亲留下的银手镯和亲人之间所谓心灵感应——眼皮儿跳，都是中国传统里亲情之爱的象征。但生活里不永远只有爱，不永远只有鲜花。世界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组合。
　　“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军人，九死一生的英雄汉，最后咽下的竟是人生的苦酒。”（这是惠娟的丈夫——一位高级干部的归宿。）
　　“谁有你的命好，老头子还在台上，又是闲差，冬天跟老头子去南方，春暖花开再回来，多自在听！”（是说另一位高级干部，一个普通的存在。）
　　“能上一个台阶是一个台阶，他有了地位，你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人凭衣衫马凭鞍，婆姨凭的男子汉，这话一点也不假。不管到啥时代，女人就是凭男人。”“我们院里许多女同志就怕他男人把官丢了，千方百计拉关系，为男人保官。……人在台上和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你放开缰绳让他跑，他还不到五十，再干上十年，准能升个厅局级干部！”（惠娟的这些话，也有代表性。）
　　“你讲了一辈子良心，生活也不会给你什么恩赐，陈旧的观念！”（惠娟儿子的话，又一代人的一种思想）
　　“……躲过了战场上敌人的明抢明炮，可是躲不过党内称为'同志'之间的阴谋暗算，冷枪冷箭。……”（政治生活中永远演不完的奸贼喜忠良的悲剧！）
　　“人，才能活几十年，这个打击，那个磨难，像推磨似地压抑着人们的兴致。幸福是短暂的，不幸和痛苦才是永恒的。”（生活，就这么沉重和残酷！）
　　小说把当代社会的缩影送到读者面前，让人们来一次再认识，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社会，也许这才是多彩的生活。
　　贺抒玉没有用“意识流”，更没用“嬉皮式”，还是她那朴素、自然、淡雅的风格，然而同样表现了现代意识。心理描写，新的对话形式，纯清明亮的语言，抒情的调子，给她的创作带来新的成功，这是进步。
　　贺抒玉的作品，都记载着她在文学上虔诚的足迹。她在《琴姐集》的“后记”中说：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不同的生活道路接近文学的。年轻的时候，常常以为文学是迷人的，待到跋涉一段之后，才尝到它的艰辛。然而一踏入这个领域，便有些身不由己，即使路途坎坷，也不肯回头。曾经在生活中激动过我的那些人和事，时常像泉水冒泡似的泛上心来，使自己难以安静。我便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被兴奋、苦恼、喜悦、焦虑种种情绪所左右，品尝着写作中的许多甘苦之味，而不肯释手。也许，就因为文学是一座高峻的无止境的山峰，才对肯于攀登的人有无穷的吸引力。
　　文学，是一项迷人的事业，但其中充满了艰辛。贺抒玉是一位执著的追求者，不肯在原地踏步，抱病写作，锲而不舍地走向那块美丽的绿洲，并带着自己的鲜花……
　　1984年5月28日
　　1994年12月21日修订
　　柯岩
　　阎纯德
　　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在读者中的影响，是靠其作品建树的。
　　“在创作上，我永远不满足于一种形式，总想多尝试一些样式。我觉得，多掌握一种形式，就像一个战士多了一种武器……”我多次访问柯岩，她都这样说。
　　柯岩穿着干干净净色彩淡雅的衣裳，朴素、大方。她动作敏捷，一双大眼睛透着智慧。语言洗炼，有节奏，有条理。她的记忆力极强，一些中外名家诗词、名言，脱口而出。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喜怒哀乐总是形之于色。柯岩，风度潇洒，而又平易近人，是一位普通人，又是一位名诗人、名作家。所以，一位作家对我说：“柯岩，是我们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是的，中国文坛，如果说是一座百花园，那么柯岩的作品则是这花园中颇富特色、引人注目的花朵。
　　“柯岩”是笔名。关于这个笔名，柯岩解释道：“我们中国的古代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之为柯；岩呢，当然是大大的坚硬的石头。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须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须加倍的顽强……我取它做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根扎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上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柯岩以坚实的创作实践，圆了自己起步时的文学梦，在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地位，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在儿童文学（诗歌和戏剧）、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及影视等领域里，她辛勤的劳动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因此，人们称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全能式的作家。
　　一
　　作家的成长，有许多条件，大概都受家庭或个人生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柯岩是满族人，原名冯恺，1929年7月14日出生于河南郑州一个铁路职工之家，原籍广东南海。那时，北伐革命失败才两年，残破的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一片黑暗。柯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当过小官吏，父亲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反抗性格，为了反对封建婚姻，同家庭决裂，毅然出走，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顽强地挣扎着、生活着。他勤奋、刻苦，经过半工半读，个人奋斗，终于当上了铁路的技术员和工程师。他酷爱读书，喜欢文学，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钱，往往都买了文学书籍。他爱才，崇拜知识，爱陆游的诗词，更尊崇他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从来都鄙弃那些祸国殃民的豪门权贵，经常满腹牢骚地用愤懑的口吻嘲讽或谩骂那些不学无术、靠吹牛拍马往上爬的大小官吏。“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是他常常用来教育子女的名句之一。他的为人之道是：“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这种清高自诩与桀傲不驯的人生态度就使得他的生活道路坎坷多挫，经常同上司不和，不断调动，被贬或失业。年轻时，他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并翻译过法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樊德摩斯侦探小说……他这些富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主要在于对柯岩的影响。柯岩的母亲也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因自由恋爱而被赶出家门；她是一个粗通文字但艺术感极强的女子，渴望知识，梦想美好的未来，但艰难的生计压抑着她的热情和追求。除了偶尔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借以抒发情怀之外，就是把终生未竟之志寄托在儿女身上，经常对他们讲述各种她所尊崇的仁人志士、忠信孝梯的故事，盼望他们能奋发向上，学有专长。父母的为人、品格与爱好，在何岩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柯岩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崇拜才能，尊重知识，追求精神生活，这些，同我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铁路上的职工像火车一样，不停地奔跑，永远不会停在一个站上。柯岩受着父亲的宠爱，他到哪里，总爱带着她。这样，柯岩从小就沿着铁路线，饱看了祖国不少锦绣河山和人民的苦难。
　　柯岩的童年是寂寞而空虚的。她天真地渴望着能在孩子的王国里自由玩耍，可是整天为衣食奔波的父母，为拿奖学金拚命读书的事哥和姐姐，都不能满足她单纯的要求。于是她常常一个人跑出去玩，受欺侮，挨打，流着泪在母亲面前诉苦。妈妈心疼女儿，不再让她出门，便答应给她讲故事。这样，她开始接触民间口头文学《木兰从军》、《白蛇传》、《路遥知马力》、《缺手姑娘》、《孟姜女哭长城》、《铸钟娘娘》等。这些故事，她是百听不厌，越听越爱听，有的故事已经讲几遍了，可是她还是缠着妈妈讲。妈妈心里的故事早已讲完，连《琵琶行》、《长恨歌》一类名篇都教她背会了，故事变成了车轱辘，整天重复着。爸爸可怜妈妈，就找来“少年文库”，让她读给女儿听。从此，五岁的柯岩，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稻草人”，她希望也像永明一样有个紫衣姐姐、美丽的大姐姐……
　　在柯岩贪婪地爱着世界上一切故事的时候，她到长辛店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念书去了。她是班上最小的，却是学习最努力的。她觉得书里有许多许多可爱的人物在等着她，那美丽而有趣的故事可不能不知道。到二年级，书成了好朋友，她开始不加选择地阅读能弄到手的一切书籍，跳过不认识的字，目醉神迷，如饥似渴地追求着书里的故事和人物。《爱的教育》里的小主人公使她懂得了孩子原来不仅仅是父母的无偿的索取者，《小妇人》使她感受到友谊的温暖和力量，叶圣陶告诉她是非善恶，冰心让她的童心向往大海与诗意，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穷人和富人截然相反的形象，格林和安徒生给她描绘了神奇而美丽的世界……
　　后来，她到了湖北铁路职工子弟江岸扶轮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滇缅公路工程，她也到了云南。九岁十岁时，她一直在云南山青水秀的保山、下关上小学。柯岩兄弟妹妹十人，就靠父亲薪金收入生活。度日本来就很艰难，在民族灾难之时，更加重了这个普通公务人员的家庭负担。物价一日数涨，父亲经常失业……但不管生活怎样艰辛，母亲给人打毛衣、做针线、卖破烂，也要挣扎着供孩子们读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柯岩和姐妹们都拚命读书，力争考入公费学校，领取奖学金；那段时间，家里生活极其凄苦，父亲一失业，家里便要断顿，没有饭吃，她和母亲、姐姐常上街卖旧衣物，给人家打毛衣、缝袜子……不管如何苦，幼小的柯岩心里总燃烧着求知的火焰。在云南昏暗的小油灯下，她默默地读了不少书，歌德、海涅、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海明威、巴金、冰心、张天翼的作品及很多童话，都是她认识社会和生活最初的源泉。美与丑、崇高与卑鄙、诚实与虚伪，在她心海里有了径渭分界；人类同情心，正义感，光明与自由，大自然的美的根须都伸进了心田。甚至那些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也能使她崇拜英雄，渴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路见不平，杀富济贫。当时，她并不懂阶级压迫，但贫富悬殊的现实，使她的思想里朦胧地有了对旧社会的不满。至今她还记得那时背诵的民歌：
　　卖油娘子水搽头，
　　做鞋婆子赤脚走，
　　瓦木匠人没房住，
　　卖盐的老头喝淡粥，
　　织布娘，光脊梁，
　　种麦的人儿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长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释卷，同书中的人物相亲，而鄙弃同学中那些胸无大志，专讲吃喝打扮的阔家小姐和纨绔子弟。
　　柯岩小时候，性格泼辣，很像个男孩子。从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奖学金，或考不上公费学校，就要失学。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样，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以至多次跳班成功。这时期，这位才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文学的情愫已有表现——当父亲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学色彩的信后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家要出谢冰心了！”
　　十二岁后，柯岩先后在云南华侨中学、保山师范、昆明越秀中学、昆华女师等校读书。在昆华女师时，她每天盼着语文课，因为每堂课都使她学到了不少渴求的东西。那位女老师边背边写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位可敬的老师，不仅在写作和对文学的爱好上深深地影响了柯岩，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爱国，爱伟大的祖国。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饥饿的爱国青年被打死，闻一多说：“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黑暗、恐怖的日子里，柯岩担任了昆华女师罢课委员会主席，整天和同学一起去西南联大，参加民主集会，跟大学生们共同发誓要为死者报仇。女师的学生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说她们罢课是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柯岩，由于受父亲的影响，认为无党无派最清高，还以为她积极参加这次民主运动，完全出于正义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和黑暗现实所表示的强烈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哥哥在重庆呆了一年，后跟难民辗转到湖北，那时所有的学校都过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学英文，到打字学校学打字，还在新闻讲习班学新闻；半年后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达中学读最后一年中学。那时，柯岩对写作的钟情已显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发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报》发表《夜》和《孤独》。在扬子江滨，她读书读到1948年，便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正式接触了戏剧艺术。翌年5月，苏州古城迎来了解放，十九岁的柯岩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来到北方，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剧本写作。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疮痍斑斑，城市要建设，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万的妓女集中起来，安排进八九个妇女生产教养院，给她们治病，并进行教育和改造。年轻的柯岩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些妓女，绝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中被糟踏以后转卖到妓院的良家女子，她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柯岩凭着对曹禺的《日出》、托尔斯泰的《复活》、清代小说《九尾龟》及翻译小说《亚玛》的了解，她热情地到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参与对妓女的改造工作。柯岩悲愤地听着她们愤怒的控诉，她们哭，柯岩也哭。她们那些悲惨的生活情景，时时折磨着柯岩的感情，强烈地震撼了她的灵魂。她虽然从小也经历过战争、贫穷、饥饿和痛苦，但从没有从阶级的观点去认识这人世的不平。当旧社会的脓疮以这样可怕的形式集中地展现在她的眼前时，她那天真的无党无派的要作纯粹的“艺术家”的幻想，就彻底地消溶在这血与泪的海洋里。柯岩说：“公开剥削与公开卖淫，都是几千年人类社会里最可耻最无人性的行为。而共产党，却决心彻底消灭它们，这是多么光明、多么伟大的事业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地狱里的奴隶！”于是，她提出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说“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并为之奋斗终生！”她认为，这是做人的道理和应该走的光明大道，是对正义和真理的真正追求。
　　1950年，青年艺术剧院组织了“文化列车”，到群众中，为工人、铁道兵演出。1953年，她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团，接触了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最初的这些年，柯者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广泛接触群众，先后创作了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分别演出的独幕剧《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及歌剧《争取早团圆》（1950年）、《相亲记》（1957年12月号《剧本》）、《娃娃店》（1957年）、〈双双和姥姥》（1959年）等，还写了快板、剧评、影评及一些散文和诗歌。
　　二
　　一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会更爱春天。
　　柯岩的童年，虽然不是一场恶梦，但她也备尝苦辛，更看到了黑暗，她幻想着春天，憧憬着美。解放后，孩子们欢乐而充实的生活使她羡慕，她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并为之吸引。
　　“给孩子写东西，对不熟悉儿童生活的人，是很难很难的事。”柯岩说，“我开始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但从她的经历和气质来看，首先在儿童文学上取得成就倒是生活的必然。
　　1953年，她二十四岁，已经同著名诗人贺敬之结婚。有一次，贺敬之皱着眉头写了一夜，却只有短短的几行，并有大量涂改，于是她惊讶了：“你怎么了？什么东西这样难写？”
　　贺敬之多年来养成了自己的创作习惯，他轻易不用稿纸，而是酝酿呵，默诵呵，念念有词地写到小小的纸片上，只要一坐到桌前，构思就是成熟了，一夜烟雾缭绕，第二天准是硕果累累，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一次，他是为了响应号召给孩子写东西，却没有想到给儿童写作却这么难！
　　是的，为孩子们写作，并非容易。儿童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性。对儿童生活没有研究，即使是大作家，也不一定写得好。
　　柯岩看看贺敬之的稿纸，安慰他说：“你睡去，我来试试。”说完，她便坐到桌子前。平时她对儿童的感情及对儿童生活的记忆，都像海潮一样在心里汹涌起来。这一天，她一共写了九首儿童诗。贺敬之起床后，半信半疑地读着，他的眼角渐渐出现了笑意：“真奇怪！你什么时候积累的这些生活？也许，这和你的气质是相近的……”他很快帮助柯岩选了六首寄了出去。《人民文学》发表了其中三首，这就是1955年12月号上柯岩的《儿童诗三首》。
　　岁月的急流，在狂风暴雨中，已经走过许多顺利与坎坷的年头，但柯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却是难忘的。她说。“那天，那个平凡而又奇特的时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我被调到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组，开始了专门为儿童写作的生活。”她笑着说：“那时，我写得那么多，可能我当时的创作生活正处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学诗有三节。第一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的阶段，但三首小诗却得到了刊物编辑和广大读者那样热情的关怀和鼓励。我们曾经处在一种多么美好的创作环境里——严肃、热情、直抒胸臆、无所顾忌……不是新社会，不是在党所培养的文学队伍里，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柯岩的儿童诗和儿童剧所以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是同她努力深入生活分不开的。她到生活里去，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是像一位探知大海奥秘的潜水员，一直沉到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为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感情、年龄特征、思维及行动特点，她走遍了北京的各类学校和幼儿园：重点幼儿园、一般幼儿园、工厂、农村、街道的幼儿园、学校，专业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少年犯管教所，并在一些学校讲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同不少学校、幼儿园的老师、保育员和教育机关、幼儿教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都是好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和学习了很多东西。因为孩子们是生活在成人中间的，因此，她除了深入学校、幼儿园外，还不断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努力使自己熟悉工农兵和各种各样的人，到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农村、各类工厂、部队，去过新疆天山脚下、福建东海之滨、广西前线……多少年来，她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地，同时，也比较广泛地阅读各大名家及古今中外许多名著，并不断学习前辈及同辈儿童文学作家的艺术经验，对叶圣陶、张天翼、冰心、严文井、叶君健、陈伯吹、贺宜、金近、袁鹰、刘真、刘饶民、任溶溶、葛翠琳、杲向真……的许多佳作，她都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此外，还努力学习理论，学习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不断丰富、提高自己。
　　柯岩说：“大人给孩子反复讲简单的故事是多么沉重的苦役呵！因此我写作时，不但努力千方百计地使作品吸引孩子，而且希望有能让大人也喜欢读这些作品的艺术本领。”她对自己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要求很高，充分显示了她的艺术才华。
　　虽然，人们都曾有过辛酸或幸福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但要真正懂得孩子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心理世界，没有一番艰苦的深入生活和研究是办不到的。
　　在五六十年代，柯岩写了大量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儿童诗和戏剧，主要有儿童诗集《小兵的故事》、《大红花》、《最美的画册》、《讲给少先队员听》、《我对雷锋叔叔说》及诗剧合集《“小迷糊”阿姨》等。
　　柯岩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