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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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多么懂得如何辅导问！”
　　《春大姐》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突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十分激动地回忆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好文中的一个媒婆。我参军以前还很小，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没做过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们的生活细节，可是写不好细节，作品就会概念化。怎么办？严文井老师说，拿给老赵看看吧，他熟悉农村这一类人物。过了几天，严老师对我说；'老赵看了，他很高兴，说这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愿意和你详细谈谈。'就这样，二十三岁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赵树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绍了媒婆们如何耍花招骗人，还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办法，设计情节。他又说又笑，一直讲了半天，好像许多媒婆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还找不出适合的形象与细节。最后，还是赵老师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他整整三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这篇小说上。严文井老师说：'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赵树理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烂造。”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等等。那时，刘真连个被告都不如，她没有站在她这一面的读者，也没有为作品辩护的权利。与革命生死相依的女作家，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真此时眼泪向谁洒？她的痛苦连对母亲都无法说清楚。
　　在最苦闷的日子里，刘真回想起自己的历史，回想起许多一笔一划教她识字，教她懂道理的大同志，她是多么怀念那时的同志关系啊！一定要把那些好同志、那时的同志关系写出来，这就是刘真创作《长长的流水》的最初动机。
　　1963年夏天，周扬同志到天津，为刘真平了反。他对河北省文联的负责同志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就拿出去批判，这是不道德嘛！”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
　　捆绑在刘真身上的绳索松开了，她坐上南行的火车，到边疆云南去做了一次旅行。
　　云南是美丽长春的花园，千百年的大青树，色彩斑斓的孔雀群，兄弟民族的歌舞和生动热情的语言，“像涌入生命中的清新的水”，使刘真搁浅的小船，又扬起了征帆。她深入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密密的大森林》、《对，我是景颇族》、《豆》三篇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写出《旅行日记》、《贵州山中一小城）、《边疆之夜》、《纺纱姑娘》、《大山里的歌声》、《两姐妹》、《边疆来信》、《过年的一天》、《回忆》等表现边疆风貌和少数民族人民丰富多彩生活的散文。
　　从边疆回来后，经过反复酝酿，重写了十五遍，改动了无数次，终于写成《长长的流水》。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说，它是受到童年时候的大同志的宝贵的启发，得到不少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读者的帮助，特别是严文井老师的指导而写成的。《长长的流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引起注目，得到普遍赞扬，这篇小说写得亲切、自然，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所表达的是革命时代，革命生活所独有的情感力量。
　　“艺术作品，各有各的风格，它代表作者的个性和思想作风。《长长的流水》是一篇抒情作品，尤其是写到自然环境的时候。这也不是生编硬造可以造出来的，这决定于当时的那种真实的环境，给予作者的真实美好的感受。太行山，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的山，清章河，是我第一次望见的山间流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使童年的我，感到过无比的美丽、新奇。在那里，好像月亮星星也变了样子，更美了。这些印象，都是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忘记的。”
　　不管是写人，写自然，离开了生活实感，文艺作品就没有生命。刘真的全部创作都证明了她的这段话。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刘真被揪了回来，与河北省著名作家田间、梁斌等一起被批斗。
　　在那些苦难的日日夜夜，刘真的痛苦比任何时期都重，她被污辱，打耳光，把头往墙上撞，三个儿子流落街头……即使这样，她的信仰没有被焚毁，仍然坚强不屈，向党写了一份反对陈伯达的材料。结果可想而知，她险些被判处七年徒刑，被逼得患了初期精神分裂症。
　　1972年，刘真被分配到邯郸。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到内蒙古边境采访，为给孩子写东西。10月，在内蒙草原写下《三座峰的骆驼》初稿后，却被“反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卷进去，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难忘的1976年！这是“四人帮”垂死挣扎、最后覆灭的一年。从1月到10月，刘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参与邯郸地区与“四人帮”代理人的复杂斗争。
　　严冬和高山都未能拦截春风的行程，刘真活跃起来，她的名字在各地报刊频繁出现。1979年她出席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这些年，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英雄的乐章》（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儿童文学《三座峰的骆驼》、《童年纪事）（1985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刘真儿童文学选》（中国青年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198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及中篇小说《万狗庄）（1984年《长城》）文学双月刊、《没有窗帘的家》（1986年《长城》）、《大家都很好的故事》（《长城》）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收入她的《春大姐》，“儿童文学卷”收了《长长的流水》、《我和小荣》，“散文卷”收入《大雁飞来了》等两篇，“报告文学卷”收录《一片叶子》。多家选集中收选了她的作品，多篇作品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河北振兴奖。还有散文及报告文学已分别结集等待出版。
　　刘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她个性成长的经历十分耐人寻味。九岁便成了一名士兵，没有机会享受任何正规教育，残酷的战争铸就她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情感方式，以革命为名义的奋斗锻造她无私无畏的处世态度，而集体生活氛围又培养了她直率坦诚、热烈单纯的道德品格。责任感、创作欲，加之她特有的表现天才，使她成为一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文像她的人，不复杂、不难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折射着自己踩过的足迹，透着惊人的真善美的力量。然而，刘真的秉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和平年代，并没使她过上和平生活，她有过许多的不幸的遭遇。八十年代后，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但刘真却又一次重新带上了“枷锁”。她的一篇题为《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一文（刊于《女子文学》1985年总第12期），引来了烧身官司，在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之前，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6日第5版读者来信栏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了河北读者王发英来信，题为《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态度：“从读者反映的情况和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包括有的作家），为了某种需要，利用手中的笔和掌握的刊物，打着写真人真事的幌子，进行着违背文艺创作原则，违背宪法、法律，甚至是犯罪的活动。……”还专发了记者的调查汇报。这一下，刘真陷入了深深的苦痛。她给笔者的信中写道：“从北京到我的故乡烟台，许多人来信对我破口大骂，说我几十年来用作品欺骗了他们，说我是骗子。说把你判无期徒刑、判枪毙、千刀万剐了你，也解下了我们对你的仇恨。……在邯郸我的住处外街道上、理发店拒绝为我剪头发；走在大街小胡同，常有砖头瓦片向我头上飞来……”那时，一个生龙活虎的刘真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办了离休手续，决定远飞他乡。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哀。
　　从1990年赴澳大利亚一晃五年，刘真仍在写作，其中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发表在深圳的《黄河春秋》杂志上。在她已写就的作品中，有小说、纪实小说，还有回忆录。她说，今后只要活一天就写一天。1994年岁末，笔者又接到刘真寄自悉尼的信，她说：“出来的日子越久，越是想念祖国、故乡和乡亲们，我所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条大路小路，和每一道墙壁的砖缝都在想，都思念……”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刘真在《童年纪事》“开场白”里的一段话：“作家的劳动，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的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
　　路，不管如何坎坷、崎岖，刘真走了过来，并向明天走去。她不停地开拓新生活，不停地去创作。她就像一位不畏艰险的纤夫，拉着长长的流水，流向花的原野，流向金色的季节……
　　1980年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改
　　葛翠琳
　　阎纯德
　　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这块沃土上，葛翠琳已经辛勤耕耘了40多年。她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一位成绩卓著者。她的创作历程，同中国那些为好几代中国少年儿童所热爱的作家们一样，用爱的乳汁哺育了小读者对真善美的热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建造起人类亲情、民族情、爱国情的圣殿。
　　葛翠琳是一位换而不舍的追求者，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了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她的成就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一是文学活动，二者组成葛翠琳完美的功德形象。
　　一
　　葛翠琳于1930年2月25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偏僻的小村葛庄。曾用名葛翠林、葛琳、婴林，她用本名和葛翠林、葛林三者作为笔名发表和出版作品。
　　葛翠琳在《星光闪烁》里说：“我的童年是贫困的，没有穿过一件合身的衣裳，没有见过一种从商店里买的玩具；我的童年是寂寞的，大人为了让孩子吃饱，日夜操劳东奔西走，没有精力顾及孩子；我的童年又是幸运的，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给我们读许多作家的文章，把我们幼小的心灵带进一个美好的境地，使我们了解了广阔的世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事物。”这回忆是人生最宝贵的一种印记，它可以使人百折不挠地奋进，敢于面对一切坎坷与不幸。
　　葛翠琳就降生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贫穷之家，这个家在物质上没有给她什么幸福，但她爱这个给她许多美好的记忆的家。那个偏僻的小村虽然很穷，却是大自然的宠儿。葛翠琳就在大自然里长大。她回忆说，那时候，“高粱杆剥开，做成马车、灯笼，河边抓把泥巴，捏成碾磨盆碗，柳条儿苇叶儿作笛子，葫芦瓢作船荷叶当伞……”（《绿叶的梦》）那些由大自然编织的生活是童话的故乡，是她童年的梦。
　　在她还不识字的时候，祖母就一边纺线一边给她讲民间传说，她心中最早的那些动人故事就是那架陪伴祖母一生的纺车给她纺出来的。老祖母纺了一生的线，直到死她都没有忘记用了八十年的纺车。那纺车就是葛翠琳读到的第一篇童话。双目失明的爷爷，不得不离开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私塾教育，但却在家里天天背诵古文，葛翠琳虽然听不懂，但却喜欢爷爷那种苍凉的有着十分强烈节奏的吟诵之声。葛翠琳说，爷爷的声音是她记忆里永存的苍凉纪念。
　　葛翠琳童年在乐亭县立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原来是一座古庙，侧殿是教室，院子里有躺倒的石碑、残缺的石龟石狮子、生锈的大钟和高大的松树、阴暗的大殿，空旷而荒凉的院子里杂草丛生。葛翠琳就从这里开始迈上读书生活的第一个台阶。这个学校有一个身材瘦小而清秀、性格温柔而善良的女老师，她教学生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及外国儿童文学名著《万卡》和《爱的教育》。《小抄写员》。葛翠琳说：当老师读到最感人的地方时，“就停下来沉默着。这时候几十颗幼小的心灵，就和老师一起思索着，眼睛里含着泪水，回味着作品里的情景。我们的心离开了阴暗的教室，离开了荒凉偏僻的小镇，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童心就从那里一天天走向成熟。
　　每日，鸡一打鸣，天还不大亮，深沉的天空里还有星星眨眼睛，这时葛翠琳就背着书包往学校里跑。她回忆说：“我快走，星儿也跟着我快走，我停住脚，星儿也站住不动。星星代替妈妈送我上学，我感到很快活。寂静的大街上，只有我的身影移动着。嚓，嚓……前边传来脚步声，小巷里又跑出几个人影来，小伙伴们呼唤着，追赶着，奔跑到学校。我们把星星关在门外，就坐在教室里摇晃着身子背诵课文……”这就是他们的晨读。她常常是小同学中到学校最早的一个。背诵课文，葛翠琳总是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虽然葛翠琳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充满了恐怖和苦难，但她的学校却是大自然的美丽童话。除了上课，老师还带他们采集各种鲜花和绿叶标本，并讲述关于它们的知识和趣闻。星期天，他们跑遍密密的树林、荒凉的坟地、杂草丛生的河边、画一样的田野、一道道土岗子，爬大树，钻林丛，笑声惊飞觅食的小鸟，“篮子里装满各种绿叶，嬉笑，打闹，把元宝树叶串成项链儿，用金黄色的兔丝于草做成戒指和手镯，豆角花挂在耳朵上，野菊花插满了小辫儿……”大自然里的许多事物，一起编制成葛翠琳的童年梦。
　　有一次下大雪，她到学校时同学还没到，她的手脚都冻僵了，她以为老师还没有起床，谁知老师早进了教室，还为学生生好了火。老师让她把那双冰凉的小手伸进她的衣袖，这使葛翠琳感动得流下泪来。等同学都来到教室，老师便为大家读起法国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文中所讲的由于德国统治而不能学习祖国文字的那个不爱学习的小孩子的悔恨心情，使他们都感动得流下热泪。他们都想到自己的祖国，不是也在遭受日本鬼子的蹂躏吗？《最后一课》的悲剧故事不是正在中国大地演出吗？
　　晨读之后，同学们轮流讲演；他们一遍又一遍，讲演这样的内容：
　　“……外国人讥笑我们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不！我们几万万同跑将团结成一个巨人……”
　　“……外国人讥笑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不！中华民族将为自己的英雄儿女自豪，我们的国旗必定在全世界受到尊敬……”
　　“……外国人说中国的地图是一片桑叶，世界列强是蚕，正在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不！我们要振兴中华，使祖国日益强大，列强再不敢侵略我们祖国神圣的领土……”
　　后来她最喜欢的女老师到外乡教书去了。临走时老师把冰心的《南归》送给她。葛翠琳说，她没有礼物可送老师的，“只有把真挚的眼泪，滴落在她的怀里。”
　　葛翠琳是班上最用功的一个，也是班上功课最好的一个。那所小学是她走向人生的第一步，给她的印象极深，她回忆说：“有一天下课铃响了，同学们涌出教室，玩跳房子、踢毽子、滚铁球、拍皮球，嬉笑打闹，一片喧哗。操场上僻静的角落里，围着一堆大同学，她们坐在跳高栏的旁边，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我好奇地跑过去，站在旁边听，立刻被那激动的声音吸引住了。书里讲一个东北孩子，到处流亡，如何怀念家乡，盼望抗战的胜利……听故事的同学热泪盈眶，念故事的同学哽咽着，时时中断了朗读。我低着头，止不住的泪水滴落在沙土上，仿佛校园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那个流亡的东北孩子诉说着祖国的苦难。突然，有同学惊慌地跑来，叫着：'日本宪兵查学来了，快，把书藏起来。'大家慌乱地把书埋在跳高栏旁边的沙坑里，有人还在上面踩了一个脚印儿。同学们站在老师身旁，望着日本宪兵和翻译官走进教室里进行检查，校园里一片寂静……”后来葛翠琳用小手曾数次翻遍沙坑，那本书终没有找到，既不知书名，也不知作者，但她找回了本能的爱国之心、正义感和同情怜悯之心，那个东北孩子一直在她的脑海里，日本宪兵搜查时的那种恐怖也一直在她脑海里。
　　一幕幕小学生活，那位女老师和那些小同学，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都像闪烁的星光，这种天长地久的人生馈赠，一直保留到现在。
　　二
　　小学毕业后，葛翠琳到北京求学，因考试成绩优秀而得以进入北京崇慈女子中学免费学习。为了学习英文，她学习英文本《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的学习毅力，献身科学的精神，强烈的爱国之心，第一次在她面前竖起一块人生路标：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立志苦读理科，献身人类科学事业。然而，在共和国的黎明之前，年轻人的激情把她推入了迎接太阳升起的热烈人群之中——在北京崇慈女子中学毕业前夕，她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加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回到中学里积极参与组织读书会，办图书馆，阅读各种进步图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组织理化实验小组，团结进步同学参加学运。
　　中国特殊的历史命运，终于把她同自然科学分开，高中毕业她考取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之后更积极投身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