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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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改变愚昧落后的祖父，在赵淑侠的父亲还是儿童时，就要他好好读书，将来精学法律，“为传统人治政治体制下无权发言的小老百姓主持一些公道和正义。”他没有辜负这个期望，终于沿着父亲指出的道路走出一片光明：他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学。但那时，东北那片沃土肥水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魔掌下的猎物。他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返乡服务于政界，同就读于哈尔滨医专、出身于属于旗人的官宦之家的女子结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逃到北京，不久，于1931年12月30日生下长女赵淑侠。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姑及众多的堂兄弟姐妹，厮守着那块有着养育之恩的土地，也更早地品尝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赵淑侠的母亲知书达理，懂音律，擅丹青，有着不凡的绘画和音乐之才。但在赵家，这个天分并不被公婆看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古教条，在越是有眉有眼的家庭越是顽固不化。母亲的天才和智慧也没有束之高阁，让它白白来世一场，她精心地传给了小名叫爱珠与禾珠的赵淑侠与赵淑敏姐妹。母亲教子有方，赵淑侠三四岁后，就规定每日描红、写大字、认字、背唐诗，如果功课做得好，还有奖励——“奖品就是母亲的画，多半是猫、马、猴子和画眉鸟；我非常珍视这些画，每得一张就挂在我床旁边的墙上，挂得一面墙满满的。”这是作为长女的赵淑侠，留在记忆里的最初的故事。典雅，清纯，不事浓妆艳抹的母亲，在赵姓这个大家庭里，逆来顺受，勤勤恳恳，一颗爱心变成了赵淑侠文学基石上第一铲土。后来，赵淑侠之妹——作家赵淑敏回忆说：危险的气质和艺术的造诣“嫁到以纯实用主义的垦裔族家庭”，都成为无用的浪费：“幸而妈妈属于多子母且儿女们都得她的一些遗传，几乎个个都喜爱音乐或美术。最明显的例子是得了爸爸的好嗓音和她的音乐细胞的四女儿便成了真正的职业声乐家，老大淑侠原来从事的行业是美术设计；老二淑敏在可塑的年龄也曾受师长的怂恿专习声乐和西画。而多思善感，美术的灵气和天性，更分给了淑侠和淑敏。父亲晚年曾对人说，淑侠淑敏能成作家，全因他的遗传。不全对，文学的情感，艺术的气质是得自于母亲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七七”事变终于爆发了。正在小学一年级读书的赵淑侠，第一次听到老师那样激动的声＃曰：
　　“孩子们，咱们到底抗战啦！”
　　她终于懂得了“抗战”是怎么回事——用老师的话说，就是“人家怎么打过来，我们就怎么打过去！中国不能老是受外国的气……”是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中国人受尽了欺负。
　　深秋，落叶在街上被风赶得到处乱跑。兵荒马乱，商店关门了，学校关门了。赵淑侠一家从沈阳坐火车入关南逃。火车像罐头盒，挤满了难民，像牛车，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日本兵已经占领铁路沿线的车站，明晃晃的刺刀，炫耀着大和民族的野蛮。在一个车站，赵淑侠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官用长长的刺刀将一个西瓜小贩的满摊子西瓜一个个劈碎，然后把他打倒在地，用皮靴疯狂地把他踢得头破血流。这一幕，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永久的恐惧和模模糊糊国破家亡的惆怅。
　　战火吞没了童年和青春。
　　赵淑侠一家像许多中国家庭那样，在日寇的驱赶下仓皇南逃，从此悠闲安静的日子不复存在，昔日梦境也无处寻觅，中国在战火中受难，也在战火中新生。
　　飞机的轰炸声和时远时近的炮声制造着死亡和恐惧。
　　狼烟滚滚，携儿带女，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先北平、南京，后武汉、湖南，黄河长江山山水水，赵淑侠一家也是这难民潮中一叶颠来簸去的小舟。
　　许多往事，赵淑侠不能都储存在记忆里。火车，汽车，渡船，牛车，步行，风风雨雨，忍饥挨饿，酷暑严冬，如何随父母南下入川的，赵淑侠似乎不甚清晰，又仿佛是一场梦……
　　沙坪坝
　　他们终于在四川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
　　第一天，就听说有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在江边等船的时候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得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当晚，熟睡中她被惊慌的父母叫醒：“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有警报了！”她穿上衣服跟着大人跑，钻进啦啦滴水、湿呼呼的防空洞，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大家惊慌地等在那里，有的坐，有的站，面对面，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呼吸，有的把自己交给上帝，有的把自己交给侥幸，有的只是听凭自然，一句话，让命运安排一切。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之后，解除了警报，她听大人说，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炸死了许多人，烧了几条街。“日本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欺侮我们？”赵淑侠的悲愤感情不比大人少，她觉得不可理解，日本人不呆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奸淫烧杀抢！？
　　在国难里，赵淑侠一家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起经受熬煎。“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的就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之后回来，不是见燃烧弹烧得半边通红，便是见断墙颓壁，遍地瓦砾……”大后方重庆也没有安定的日子，严重地受着战争的骚扰，人人不得安生。当时赵淑侠的父亲在东北协会服务，薪水低，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赵淑侠回忆说：“……战时物资奇缺，生活艰苦，妹妹们又一个个出生，父亲做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没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个月的开销，另外的半个月生活全靠变卖母亲的各种首饰维持。于是，母亲指头上的翠、钻、宝石，一样样，全变成了肉菜米面，进了我们的肚子……”这记忆犹新的战争苦难，回忆起来很不轻松。
　　沙坪坝小镇不大，却荟萃了从南京、天津等地迁来的著名学府，文化气氛极浓。东北协会附属小学（又称东北小学）也挤在那里，赵淑快最初的小学生活，就从那里开始。校舍因陋就简，两个年级只有一间教室。就在这样的教室里，赵淑侠同许多孩子一起，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习、了解、思考社会和人生。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赵淑侠对童年没有太多的美好记忆——战争、逃难、恐惧、挨饿、冷遇、不公平，没有一点诗情画意。她在《自传》里说：“在小学时代，我是个出类拔萃得差不多要算'天才'的那种小孩，可是因为生活中缺少安全感，心情上觉得无法获得父母的喜爱，性情就难免有些孤僻，郁郁寡欢，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活泼，生命有力。”
　　赵淑侠这种心态从小压迫她，幸福似乎与她绝缘。在学校里她也受那些不懂事的同学的欺侮。当时她长得黄皮瓜瘦，又矮又小，尽管学习力争上游，功课门门优秀，但也难像那些白白嫩嫩、打扮得如花似朵的同学那样获得老师的欢心。“在我童年时代的心里，可以说整个被忧郁、惧怕、孤独和无依无靠的惶恐笼罩着。”长长的，厚厚的童年时代的阴影，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黑暗，使她几乎无法走出惶恐心态的重围。
　　大概九岁时，她读到一本《穷儿苦狗记》。穷儿的悲苦命运，使她难过，同情之心也第一次把她和书中的人物联系起来。这本书好像一把钥匙，启开了她的心智，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使她眼界大开，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从此她开始一本接一本地、欲罢不能地读起课外书来。那时她不懂文化不文化，只是饥不择食，抓到什么读什么，不分好坏，也不管看懂看不懂，书便是一切，那里有一个迷人的天地，那里有无穷的幸福。十岁之前，她已经读了鲁迅、巴金及许多成人剧本和小说，而童话一类的书反而是她成人之后才读的。以她那时的眼光看来，仿佛张恨水比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还要高明。
　　东北小学开办不久，终因经济桔据而关闭。当时赵淑侠十一岁，她只好转到红庙小学继续学习。可能因为她是长女，父母总是忽略她的存在，也许父母逆境中的心绪欠佳，或望女成才心切，在家里不仅没有自由，还常常挨骂。无爱的家庭和学校在她感情上留下黑色的阴影；在她读了一本叙述一个孩子从家里出走的故事之后，一下子就变成了她的反叛情绪，那个小主人公的胆识和勇敢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便也产生“逃”的念头：到盘溪“孩子剧团”去！他们是专门收容没有父母的孩子的。那时她认为自己有演戏的天才，将来一定能成为名演员。但是，最终她没有勇气迈出实践的步子。
　　寻找自我
　　赵淑侠对文学的偏爱和天分，在小学时期就表现出来了。不少学生对文学还在蒙昧状态时，她已经开始写诗了。抗日的烽火正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燃烧，嘉陵江从高山走来，也给赵淑侠带来了诗情：
　　啊！嘉陵江，我的母亲
　　你日夜不停地奔流，一去不回头
　　浪涛是你的微笑，水声是你的歌唱
　　啊，我的母亲，你日夜奔流
　　正在从我身边溜走……
　　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冬天穿着黑大衣，口袋里装着自订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诗作。赵淑侠说，那时那种强说愁的童言，给时时操心的母亲带来许多不安，而自己则认为那是一颗诗心。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赵淑侠班上来了一位姓傅的级任老师。他是四川人。这位老师与别的老师的兴趣大异，对那些白白嫩嫩的洋娃娃并不另眼看待，他喜欢的是才。这位傅老师看过她写的作文之后，像在沙海里发现了一颗明珠那样兴奋，他一口咬定她可以当作家，赵淑快从此也便成了他最宠爱的学生。赵淑侠回忆说，傅老师对她倍加“培植”，为她开文学小灶，给她文学读物，指导她看课外书，仔细地告诉她作文的方法，规定她每周至少写一篇作文，派她代表全班参加作文、演讲、美术、音乐等比赛，当她得了冠军亚军之类的锦标回来，他和赵淑侠一样高兴，并口口声声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要做什么都会成功。”从那时起，她最喜欢的功课就是作文。每逢作文，便是长篇大论，没完没了。这时，她也迷上了闲书，什么《黑奴魂》、《鲁宾逊漂流记》、《小夫人》、《海浪》及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散文等等，都是她喜爱的作品。家里生活苦，没钱买书，她就像当时的大学生一样，跑到书店里，蹲在书架下，小说，散文，戏剧，新的，旧的，翻译的，什么都看；一次看不完，就把页码记下来，下次接着看。傅老师的爱护、鼓励和肯定，使赵淑侠阴冷的生活出现了融融春意，她也终于找到了自我。
　　走出寂寞
　　初中时的赵淑侠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这时，她的个性已经显露出来。生活沉重而苦闷，唯一的快乐是看书——废寝忘食地读闲书。跑书店看闲书，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兴趣，于是就把父母给她的早餐费全部给了租书铺的老板。她常常背着父母看书看到深夜两三点，有时竟终宵不寐，由于睡眠不足，结果身体弄得面黄饥瘦。十二三岁的小小年纪，已经把《石头记》（即《红楼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孽海花》，以及当时流行的张恨水的小说，统统看了一遍。赵淑侠看闲书看得神魂颠倒，百事俱废，心里念念不忘的全是书上的人物和情节。她回忆说，由于迷恋课外书籍，“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偷看闲书，这就使功课急转直下，原来常得100分的算术，居然连混个60分都成问题。但这时的我已显露了对文学和艺术方面绝对的兴趣。”她虽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文学里的那种满足和陶醉是无穷的。
　　“这时，我是两个老师最看重的学生，一个是教国文的安老师，另一个是美术老师。”赵淑侠说，“每次作文本子发下来，安老师都要全班传观，再不就朗诵一段给全班同学听，他认定我有走写作路线的本钱，而且真就朝那个方向鼓励我。那位美术老师则认为我在色彩的感应方面十分敏锐，可以学美术。但是，这时我已'少年立志'，决心要做个摇笔杆的作家，对于做画家的念头一点也没有。”至于学什么，赵淑侠认为，十三四岁的孩子，就确定今后立志“干”什么，还嫌太早，可是她自己那时实在是在文学里陷得太深，致使功课一面倒，结果文史老师把她看作掌上明珠，称她为最有才华最好的学生，而数理老师，则认为她不可救药，是最笨的学生。
　　在家里，姐妹成群，赵淑侠为长，父母的注意力全在小的身上，这便造成她心理的极大偏差，总觉得父母不公平，不关心不爱护不理解她。“我在家里感不到温暖，只觉得痛苦，这时期的我，是个十足的问题少年。”所谓问题少年，一种是打架、斗殴、危害社会的少年；另一种则是感情脆弱，感觉敏锐，有志向而得不到重视，有思想而无人了解的少年。赵淑侠属于后者。而后者，苦闷最深，最重。在四川的那些年，她一直属于这样的孩子，内心充满了访惶，茫然，悲观和逃避的情绪。这种痛苦曾使她不能自拔，还是那位恩师的关心、爱护和教导，使她在痛苦里建立了信心。赵淑侠不止一次很动感情地谈起那位安拉师：“我之所以对文学如此眷恋，经过了那么多的挫折和打击，还固执着我的写作之笔，可以说安老师的影响十分大，他曾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气馁，人生的挫折越多，写作的灵感越丰富；不要犹疑，朝写作的路上努力。'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就这样，文学作为一种光明和理想，使她摆脱了无数的烦恼，在绝望中看到了人生的乐趣与色彩。由于她的文章好，绘画好，再加上写得一手娟秀小字，她便成为办壁报的能手——不仅主持编务，写文章，还设计、绘制刊头。每当两丈长的大壁报挂在墙上时，她心里踌躇满志，同老师一起陶醉。赵淑侠说，仿佛她编的不是壁报，而是成人大报的主笔，正在为人类、为社会，做着了不起的大贡献。其实，不少作家的成功，就是从壁报出发，走上文坛的。
　　中国抗战八年，赵淑侠在“天府之国”过了七年。从童年到少年，她长大了，心理也在经历一种新的变化。她曾羡慕过一位高班女同学的漂亮与处境，希望上天也能给她这种幸运。“谁知竟出现了奇迹，在我们复员还乡的那一年，我突然蹿起个子来，把很多同年龄比我高的都赶过了，也不再那么黄黄瘦瘦，居然变得有红似白的了。这使我有由丑小鸭一下子变成白天鹅的快乐。”那一年，她还不足十五岁。
　　重庆，第一次给她艰苦和恐惧，失意和得宠，寂寞和希望，这个多味的人生和世界，最终成为这位少女的财富。山城重庆给她留下的是战争的魔影，而嘉陵江的流水没有辜负她，如今在文学王国里她一泻千里源远流长的歌唱里，总有这条古老江水朴素的歌声。
　　胜利之后
　　黄河东归大海，抗战已成过去。东北的高粱红了，秋虫和百鸟联手举行“八·一五”大合唱……
　　中国人八年的流离失所，饥饿，恐惧，死亡，遍地创伤，在赵淑侠心里铸成了不能磨灭的记忆。她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那个时代，有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不会被认为是在卖膏药背八股，而说对国家民族的事做得去关心，是要让人讥笑蔑视骂得狗血淋头的。那个时代，“是把小我投入大我，多少情侣和年轻夫妻洒泪分离，男儿心甘情愿的投入疆场的时代。是青年们争着为保卫国家到前线和敌后去效死，死而无怨，死而含笑的时代。是物质之匾乏，生活之艰苦，精神之丰富，信心之坚定，在今天都无法想象的时代。是全国老少都爱唱抗战歌曲，流行歌曲流行不起来，也没有人屑于唱的时代。是作家们的笔一致为沉歌抗日圣战，为鞭挞日本帝国主义，为哀念死难同胞而写，人性与只关心个人感情的文艺作品不受重视，还要被责为没心没肺的时代。是中国民族万众一心，最团结，最有生气，中国人最以做中国人为荣，虽苦犹傲，一点都不崇洋的时代……抗战的年月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虽然充满危机、苦难、流血、艰辛，却也充满着生气、希苦、信心、斗志，令人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时代。”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时代，在赵淑侠的生命里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这给中国的大地和人民带来了异常的兴奋和喜悦。赵淑侠回忆说：“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傍晚，也不知怎么听到日本投降的。人们像疯了一样，哗的一声叫起来，店铺的门口碑僻啪啪的放着鞭炮，小镇窄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有的哭有的笑，流浪了七八年的游子们要回老家了，悲喜交集得淌着眼泪引吭高歌。”（1985年8月，台北《联合报》所载赵淑侠文章《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血与火中流浪多年的人们可以回家了，可以拥有和平，拥有爱情，拥有家庭，可以建设新的生活了。赵淑侠一家也是欣喜若狂，盼望着回到故里与饱经战乱的亲人团聚。
　　怀着日本投降创造的令中国男女老少无法形容的那种激动和喜悦情绪，赵淑侠也流着泪水，告别老师同学朋友，告别沙坪坝，告别重庆，告别长江，随父母山一程水一程地回到东北。
　　赵淑侠的父亲是在日本投降后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到东北的。她回忆说：“在复员接收的混乱之中，有些官员竟利用职权，敛不义之财，而我的父亲一直为官，亦常有敛财的便利，可是他从未取过一文非分之财，也因此，我家的生活一直很清苦。抗战胜利后在沈阳，很多人都弄了一幢或数幢房子，我家却是片瓦皆无，借住一个朋友的公家宿舍。”在沈阳，他们一家还是过着相当桔据的生活。
　　“太平洋”传奇
　　“打回老家去！”那歌声整整八年，像潮声，像雷声，在祖国的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地倾诉着千百万“东北”人的感情和心愿。赵淑侠随着父母，回到了曾被日本人残酷蹂躏的那块黑土地。
　　1947年初，赵淑侠入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继续读书。文学仍然是她至真至诚的爱好，当时她最喜欢的一种杂志叫《太平洋》，该杂志抨击时弊，是青年中的明星杂志。
　　在学校，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插班到东北中山中学之后，她所在的那个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男同学的学业开始上进了，不修边幅的，开始偷偷地搽起雪花膏，原来粗野的开始变得文静了……
　　赵淑侠正值如花似朵的年华，天生玉质，同学们无不认为她是学校唯一“漂亮得惊人”的“美丽女神”。在她那个班的教室里，第一二三排的左边计有五个女生，共同组成一片绿洲，而赵淑侠则是绿洲中的鲜花。鲜花总是惹人喜欢的，不少同班、同年级和高年级的男学生都暗暗倾慕于她。可是，赵淑侠拒人于千里之外，谁也接近不了她。当时她的作文最好，每每作为范文贴堂或朗读，受到老师的夸奖。赵淑侠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神秘无比。但总有大胆的男学生，当时有七个人每日神魂颠倒地给她写情书。七人中有一位属于年级高势力大者，他得知除他之外还有六个人也给赵淑侠写情书时，又气又恼，分别将那六个同学揍了一顿，要他们必须统统死了那份心，赵淑侠只属于“他”
　　东北中山中学里因她发生的骚动和“战争”，赵淑侠并不知道。赵淑侠自己说：“我不爱讲话，当时我和男同学没有说过一句话。”少年人的单相思，苦恼着一大片，而她却仍然每天拿着一本《太平洋》，上课来，下课走，深奥得像博大的太平洋，平静得像安静的太平洋。
　　有一天，一位男学生喜不自胜地奔走相告他的伟大发明：“告诉你，我终于给赵淑侠找到了一个外号——'太平洋'！”同学问他为什么叫她“太平洋”？他说理由有二：一是她总是拿着一本《太平洋》，人在杂志在，杂志便是她的标志；二是她的威严，谁也摸不透，就像深不可测的太平洋……大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从此赵淑侠的“太平洋”绰号便在东北中山中学传开了。
　　赵淑侠一头扎在功课里和文学中，本来对政治的兴趣相当一般，但那一次学生组织的反饥饿争民主的绝食行动她也参加了。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她同班同学给她买了两个饼，可她不敢吃，当她看到领导绝食的头头也在吃东西之后，她才敢吃。
　　在沈阳，她读书的时间不长，可那里的日日夜夜，也颇令她难忘。至今她还记得那首荡漾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校歌《惨然的微笑》：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豆菊花黄；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和她曾谈起我的祖国。他睁着他那大而黑的眼睛他痴痴地，他呆呆地望着我。我和他的爱情同海洋深，他为我而断送了他的青春。那大海已埋葬了他的形和影，那大海却洗不尽我的仇和恨。我听见海风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的灵魂向我呼号。我看见那阳光照着波涛，那正是他灵魂向我微笑——惨然的微笑……
　　赵淑侠在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