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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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向我微笑——惨然的微笑……
　　赵淑侠在东北只滞留了一年，内战又得使他们“仓皇出逃”。战争连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枪炮声跟着赵淑侠，似乎在告诉她：这就是战争。就这样，她怀着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随着父母，先北平，后南京，1949年末，最后到了台湾。
　　“初恋”
　　战争给人生制造了梦。但对台湾环境陌生，而人情却又似大陆。她很熟悉那些面孔。那些北方人的语言，那些北方人的习惯，使她那种模糊的离开母体的失落，多少是一种安慰。但是，关山远隔，故乡何在？
　　初到台湾，他们连安家费都没有。吃住没有着落。“父亲原出身于大富之家，曾有过人间最优裕的日子。只因战乱关系，竟半生受生活的压迫，这也难怪他心情烦躁，终日愁眉不展，常发脾气。”赵淑侠说，“当我长大成人，吃过苦头之后，才慢慢体会了父母的心，可是在这之前，家里的气氛常使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有种被压迫的窒息感。”
　　在台湾，她在台中女子中学读高中。那时包围着她的仍然是无穷无尽的忧愁，一种不可名状的窒息感占据了“少女情怀”。不过，对赵淑侠来说，解愁的灵丹妙药还是文学。像在大陆读初中时那样——她把自己的感情独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师最好的学生，当数理老师最坏的学生。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她开始郑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台中一家报纸的副刊投稿。当她的名字和那两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现于报端时，那种“自我陶醉”第一次成为难忘的鼓励。当时高三文组的导师和国文教员是后来台湾东海大学国文研究所所长江举谦教授。赵淑侠回忆说，江教授“对我要当'作家'的志愿也十分鼓励，我的作文本子总是被红笔画满了圈，后面写着足以让我自认不做'作家'就'暴殓天物'的批语……事实上，江老师教出来的好几个操笔杆写作的学生，别人不论，只我们那年级就有我与于梨华……虽说写作是个人兴趣，然而没有良师给打好基础，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当时我和于梨华是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意见既多，个性又强，偶尔还会恶作剧；但江老师并不因为我们不够老成而见责，反而尽心尽力的培植，一再说我们有写作的才能，可朝这条路走下去。”伯乐识马，历史被他言中！于梨华和赵淑侠，一个在东（美国），一个在西（瑞士），他们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代表作家。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俗语被赵淑侠应验了。自从步入少女时代，她越发眉清目秀丰满潇洒美丽动人，于是“树大招风”，丽人惹事，无形中赵淑侠便扮演了“大美人”的角色，像“校花”一样，成了众人瞩目、名传遐迩的女学生，自然也就成了许多男学生注意的目标和“太保”们找麻烦捣乱的对象。一些幻想家大胆地替她杜撰传奇故事，以至于她真希望有那样的光荣经历。“但是我没有，连一般青少年们，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谈、聊聊、出去走走的年轻人的生活都不知是什么滋味，下了学就赶快帮忙家务。”赵淑侠说，“根本不懂什么叫'寂寞的十七岁'，只觉得一颗心苍老得像千年古松。”
　　高中毕业，赵淑侠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台湾大学国文系。她认为，国文系是文学的天堂，作家的摇篮。但是，考试因为数学吃了鸭蛋而名落孙山。赵淑侠被父亲痛斥了一顿之后，便到台中农学院办的补习班补习去了。在补习班，她还是国文老师的特优生，数学老师的特笨生；上数学课，还是不听讲——因为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数学，不知该从哪里听起，索性放弃了。“这种放弃使我异常痛苦、惶恐、无奈，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日子当然也就过得更无目的，仿佛在瞎混。”赵淑侠回忆起来，似乎仍感凄然。
　　——“不能再失败了，再失败就后退无路”。“投考的目标还是台大国文系，除了想一辈子写文章弄文学之外，别的什么全引不起我的兴趣。不幸，我又失败了……这次失败给我的打击最重，使我再也爬不起来。万念俱灰，自暴自弃，环境逼迫之余，我做了生平最错误、最荒唐的一件事。这件事给我的痛苦我永远不愿再想起，也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形容。忘了是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言人生。'我认为我是有资格言人生的，因为我哭过长夜。”赵淑侠所说的平生做的最错误最荒唐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事，我没有问。人人都有隐私权，作家不愿说的，我也不必穷追不舍。
　　赵淑侠对人生的天真执著和纯情，受到雷火的狂暴闪击，她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她像掉在大海里，四顾茫茫，“连一根攀附的浮木也找不到”。在极度绝望孤独中，又是文学…一她最好的朋友，笑眯眯地走出来，抚摸她，安慰她，鼓励她。于是，赵淑侠内心嘶叫着：“我不能再认输，我非奋斗出一条生路不可。”她再也不听命运的摆布了！在没有读书和写作环境的情况下，她要读书，她要写作！她挣扎着读，挣扎着写，她要在文学里杀出一条生路。
　　中学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人生奠基的时代。那些不可遏止的少年文学狂、写作狂们，就是从这个时代圆成了诗人、作家之梦。1951年，赵淑侠刚刚二十岁，便已经写出关于海盗的长篇小说。接着，他又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她背负着文学的重担在一条坎坷的路上探索，信心、意志催促她，彷徨、绝望拦阻她。那年3月，她羞怯地跑到台中师范看望名作家孟瑶，坦白地向她倾吐心中的苦闷，求教创作的秘诀。孟瑶平易近人，真诚地对一位文学青年讲述自己的写作心得，告诉她，写作应先从短文写起、写作与生活、阅读的关系，鼓励她：“……只要肯写，多写，一定会写出成绩的。”赵淑侠从这次不长的谈话中，获取了这样的信心：“我可以写，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
　　在那个时代，赵淑侠把自己最初的写作称为“难忘的初恋”。
　　苦涩的就业
　　在家“待业”那一阵，她读得多写得少。她觉得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空虚、无知，但她还是写了一大摞——那算是给自己看的“练习作”。没想到，这些习作竟成了她就业的法宝。凭着它和自己一口标准的国语（普通话），赵淑侠在台湾正声广播公司找到了工作——编辑兼播音员。在这时，她同时还考取了中国广播公司，由于后者没有宿舍，于是便进了正声广播公司。
　　赵淑侠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我有工作了！”自此，她可以离开家庭独立，不用吃穿父母了，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于是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人生转折的旗子，抒写这兴奋、荣誉和自豪，她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生活。
　　她在正声公司每周要撰写三个有固定题目的短剧，兼拟叫卖式的广告稿，另外还在星期天播音。“每当写到'炸鸡，炸鸡，大家来吃炸鸡'或是泊皮鞋，白皮鞋，白皮鞋来了'的时候，她总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这工作与她立志写作的初衷大相径庭，心想：'难道我的写作志趣就是如此么？就写这些玩艺么？'”她心里不平衡，觉得自己像掉进井里的牛，天大的本事也不得发挥，长此以往，棱角会磨钝，兴趣会泡淡；但又无可奈何，为了吃饭就得就业，有时工作不理想，也得去做。
　　赵淑侠在正声广播公司工作了两年后，她父亲托人在台湾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儿从父命，她只有应允。但那个环境与气氛，于她并不合适，也不甘心做一辈子银行职员；她想，还是写作，还得写作，并且准备请教内行。第一个请教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高明教授。高明给她发表了两篇小说，还送她一本《古诗源》，还嘱咐她多读古典文学名著。第二个请教的，是她的的同事和诗人王亚青。王女士知道她喜爱文学与写作，不仅主动给予指导，还把她介绍给正在编辑《畅流》文学杂志的王琰如女士；因此，除了她的散文得以发表之外，还由于王琰如的举荐，使她顺利地参加了妇女写作协会。文学，同所有的事业一样，需要同情、支持、提携和知己。文学上的朋友和伯乐，可以让天才早日成才；而文学上的嫉妒和压制，又可以使巨人永远埋于红尘。泥土里的珍珠自然还是珍珠，但也可以在黑暗里长眠以致永远。
　　赵淑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很累，身体状况又不太好，下班回来已是精疲力尽。但是她还要读书、绘画、学外语，失眠每晚都不忘记折磨她。写作之梦虽然楔而不舍地诱惑她，此时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写作。她觉得必须用学习来充实自己。她认为，只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才能写出具有深度的作品：“只靠才华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只是虚有其表，内容空洞、肤浅。于是我又停笔不写了，不但广泛地阅读，也认真考虑要正式学点什么……能学什么呢？……我的不足不是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能弥补的。那么我该学什么？该怎样改变目前的情况呢？”赵淑侠说，“当时我求变、求知、求弥补的心志坚决极了。我深深地觉得，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整个虚掷了。我不甘心。我能拿起笔画画，不过也和写文章一样，完全'无师自通'信笔乱涂面已…”
　　异国寻梦
　　当时台湾刚刚兴起出国潮，很多青年学生到美国或深造或镀金。赵淑侠一向对美国兴趣不大，心仪的是欧洲那份浪漫气氛。通过一位在瑞士的同乡，在法国巴黎打听到可以注册的美术学校，于是出国留学的念头便在她心里生了根。钱，她攒了一点，但“只有路费，没有学费。法文会一点，可是不好，离念书差得远。但是同乡说都没关系，人来了就好办了，没有学费可以做工，法文不好可以学。”这种精神支持，终于使她由思想变成了行动。
　　1960年，赵淑侠告别双亲和妹妹们，告别台湾的锦绣山水，远涉重洋，到世界文化之都巴黎留学。那个西方大都市，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赛纳河、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以及大异于东方的风情。但是，学校还没进，人却病倒了，人地两疏，语言不通，全靠那位同乡多次从瑞士坐飞机来照顾。病好之后，连学校都没进，便依了那位同乡的意见——到瑞士去，彼此离得近，好照顾。那位同乡，就是她后来的丈夫——瑞士国立工业大学博士、美国工程师学会颁发的“最佳科学论文奖”获得者、国际著名振动力学专家陈延年先生。赵淑侠介绍说，她丈夫在瑞士一家规模庞大的机械公司担任振动学组和减噪音学的主管，不抽烟，只喝少许酒，只在看书的时候听不到噪音，写起论文来视死如归……只几句，活画出一位献身于科学的人物形象。我没有见过她丈夫，只在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上，看见过陈延年博士和他们的儿子陈迪懋（大学毕业，学机械，同时学物理，正在写博士论文）、女儿陈珊珊（在大学攻读心理分析学，曾回台湾学过一点国语，认识200字）。这是个保持着很好感情的中国家庭，漂浮在异乡的生活海面上，且已经融入西方那个社会，并为之服务。
　　赵淑侠终于如愿以偿…一学点什么。到瑞士后，为了生计，也由于自己没有学习纯艺术的绘画基础训练，于是便考取了瑞士应用美术学院，学习设计美术。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品印刷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师，专门设计女用衣料印花图案和彩色宣传广告。之后，她曾单独开业，持有美术设计师的执照，经营设计室，设计过一百七十多种实用美术图案，有的获了奖。当她喜得贵子之时，她辞去了一切工作，专门做家庭主妇。儿子给了她最大的快乐。“抱着他，我便觉得拥抱着整个世界，把已往失去的全补偿了。”赵淑侠说，“直到小女儿珊珊出世，我一直扮演着专业母亲的角色，除了养育我的孩子，管理家务，不作他想。写作，绘画全被我放下了。”至此，从少年时代酝酿的作家梦，一下子化成了阿尔卑斯山上的石头，变成已被风撕碎的飘渺白云，化为乌有……
　　在被人称为世界和平“天堂”的瑞士，也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女子在外工作是被人蔑视的。“一个结了婚又身为母亲的人，全副精力和时间都得放在家庭里。房子、院子、窗子、厨房的整洁程度，抚育孩子的方式，全有一定的标准。不合标准的会被认为是不称职的太太，甚至是又笨又懒的女人。”作为主妇，这些，她丝毫没有疏忽。她要努力像瑞士妇女那样，作一个贤妻良母。她有优裕的生活，但物质不是一切，精神才是人的支柱。在生活表层之下，自怜与抑郁的情绪困扰着她。乡愁，无法排遣，无法忍受的乡愁！失落感，自我放逐的忧伤，尤在夜深人静独自挑灯夜读之时偷偷爬上心来施展其各种刑罚，折磨人，蹂躏人。当她以古典音乐自娱时，生命和时间，就觉得更加难熬：“异国的深宵，悠扬的乐声，都会把我带引得脱离现实，依稀地回到旧日的自己。异乡游子对故土、对祖国和亲人无法遏止的思念之情像一面结实的灰色大网，把我整个罩住了。”尽管赵淑侠在异国那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努力制造故乡色彩——中国的书报，中国的音乐和艺术，教育孩子以做中国人为荣，关起门来过纯洁的中国生活，但耐不住乡愁缭绕，穿骨入髓地揉搓她那颗惆怅之心。
　　故国又醒文学梦
　　1972年，她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台湾省亲。她的故国之行纯粹为了与亲人团聚，绝非是游山玩水。那一次正值天气寒冷，阴雨连绵，“望着窗外的雨丝，多少前尘往事，便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转开了”……与父亲闲话家常，旧事重提，父女俩常常相对唏嘘；偶尔上街，“迷失”路上；与友话旧，蔓生隔膜……凡此种种，使得赵淑侠暗暗伤情：“我到底是谁呢？还是原来的我吗？”——“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看出今天的自己已不是从前的那个我，十三四年的异国生活，把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陌生人。事实上，我的确是另外一个人了。出国前的我，软弱、多感、彷徨；今天的我，较坚定、成熟、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做人的目标，外界力量不再那么容易伤害我……”“那次归国给我的感触是深切的、怅惘的，使我清晰地看到了许多问题，做个终生的异乡人是什么滋味？什么心态？得到多少？失去多少？而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岁月的无情'天演力量的不可抗拒，当年那么年轻的我，怎么就变成中年人了呢？多少游于不是都这样的在异国把青春荡尽吗？”
　　赵淑侠在台湾看到的是国的变化，家的变化，人的变化，物的变化；太多太多的感触，太多太多的慨叹，太多太多的悲悲喜喜，在其与生俱来的感情里，重新凝聚起五彩缤纷的希望，于是那梦的石头苏醒了，那梦的白云聚拢了，绝望的苦果变甜了，赵淑侠一下子又找回了早已失踪的文学女神。靠自己的力量搬开压在心上的巨石，悟出了“生活的苦与乐，多半操在自己手中，只有真正弱者和愚者，才会任环境咀蚀。我想：如果我有那自怨自艾闹情绪的功夫，为什么不把那些鬼情绪和压在心上的大石头，化成文字写出来呢？”她说做就做，一回到瑞士，放下行囊，提笔写起了长篇小说，一写就是五十万字。这个名为《韶华不为少年留》的长篇写了一年多，内容是通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这部小说寄给台湾一家杂志，半年多之后，她的创作热情等到的却是一盆令人伤心的冷水。但冷水却不能浇灭她如火的写作热情。用她的话说，“我要写，想写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于是，她相继写出了《王博士的巴黎假期》、《赛纳河之王》、《当我们年轻时》等短篇小说，先后在台湾《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新生报》、《中国时报》等家报纸的副刊及《明道文艺》上发表或连载。这些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遭遇、失败与成功；求生奋斗之艰辛及其感情上的流浪感和文化上的乡愁的小说，很快在台湾文坛及海外华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她出版了小说集《西窗一夜雨》（1976年，台湾道声出版社）、《当我们年轻时》（1977年，道声出版社）及散文集《紫枫园随笔》（1978年，道声出版社）。
　　民族的心声
　　这时，她写长篇小说之心“死”而复燃；于是就动手写起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部用细腻朴素的文笔，潇潇洒洒写的数十万言的小说，“句句话发自肺腑，既未咬文嚼字，也未刻意雕琢，只是把我的感受传达给读者……”此部小说很快得到“中副”夏铁肩先生的赏识，即在《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年多，1978年由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远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忧患、彷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的小说，在读者的心头所激起的震荡与共鸣，反响之强烈，是作者意料未及的。《我们的歌》于1983年在北京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同为东北人的名作家萧军介绍说，它是“帮助我们很好理解世界另一面生活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人物是怎样在追求着自己生活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怎样由各自所选择的道路，来达到自己认为是'高峰'的境界。这中间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痛苦；有新生，有毁灭；有逆流而上，有顺流而下……”这部小说，为她的文名在华文世界奠定了基础。
　　在撰写《我们的歌》的同时，她把长篇《韶华不为少年留》重写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动动小手术，后半部则是重新改写，并易名《落第》，由台湾《文坛》月刊发表，后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1982年由道声出版社出版。由于长篇小说《我们的歌》的成功及影响，1980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授予她小说创作金奖，这一年，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异乡情怀》，1981年又出版散文集《海内存知己》。
　　自从赵淑侠真正拿起笔之后，时至今日，再也没有放下。在阿尔卑斯山之麓，在属于她的紫枫园里，当家人还在熟睡的清晨，或已入梦乡后的静夜，她便坐在静悄悄的房子里，用笔疾书胸中的苦乐，及对故国的思念和关怀。“在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迷失了、摸索了那么久之后，我终于又找回了最初的道路，这段路程曲折、艰辛，给我的欣慰与悲伤，都不是他人能体会的。”她还说，“我不是弄文学的科班出身，也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写，只因为我有要写的感情，有要说的话，有愿为文学奉献的狂热和忠心。”写作的路没有尽头，像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这一次，上了征途，她要跑到底。她不怕别人批评她的作品跳不出忧患意识的框框，她凭着良知，甘做文坛上的独行客。“写自己想写。要写的东西，不替谁做啦啦队，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无论你流行什么，我就写我认为对的。”但在流派繁多的文学王国里，她不排斥任何流派，认为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社会里，“任何文风都有存在的权利”。不过，在风格上，在艺术上，她选择质朴之美。她认为文学至少要做到与大众沟通：“欣赏文学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利，在宇宙的掌心里，每个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如果他或她想借文学来滋润滋润心灵，我们何忍故弄玄虚，用艰涩的文字跟他们打哑谜？……因此，不故作艰深，以平易但不失谐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与读者大众尽可能的融合沟通，是我写作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我的文学观是：好的作品不单要问怎么写，也要问写什么？假若不能两全的话，写什么比怎么写来得更重要。一个作家虽用不着口口声声的强调社会责任，但使命感和责任的自觉是不能没有的。”（《从嘉陵江到赛纳河畔》）她还说，“作为一个作家，只对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忠实是不够的，他必须对创作的良知也要忠实，必得承认他对人群和社会负有责任……”关于小说创作，她又说：写小说，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解剖人性和透视社会问题的工作。如果一篇小说的目的只是说故事，不给予故事里的人物生命，那么，故事说得再离奇动人，也只是在讲故事，不会引起看书的人'予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实感。“（《当我们年轻时·第二本书代序》）文学应该多给人以希望，不要让读者坠入绝望的深渊。赵淑侠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都在她”浪漫朴实“的笔下，栩栩如生。我们从她的作品和她关于文学创作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她具有朴素的”平民文学思想“。
　　正是因为赵淑侠有着作家的良知，在她锲而不舍的追寻、跌倒了爬起来的坚韧、执著与自信中，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添置了砖瓦。这之后，她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小说集及长篇小说《赵淑侠自选集》（1982年，台湾黎明文化公司）、《故土与家园》（1983年，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