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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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此结束。蜚声丈坛后她要应邀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她要担任很多机构的理事或委员，要更富创造性地写作。她曾构思了一组关于童年生活的散文，其中《童年的记忆》已经写完，此外还要写《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美人儿》等多篇。谁知1983年初她去上海参加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座谈会，看了影片《城南旧事》，感到自己那几篇作品的手法同林海音的有几分相同，都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人生。既然林海音的作品先于自己为观众和读者所知，自己就要退让，因为自己的作品不能雷同于自己，更不能雷同于别人。在“上天”“赐”她以新的写法之前，我们是无缘同那“小女孩”、“美人儿”们谋面了。这就叫“不以创作丰富自娱”，这就是自讨苦吃。对自己的作品如此苛刻，她就别想“著作等身”了。
　　巧者劳而智者忧
　　早在1949年8月，上海《文汇报》上就讨论过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作文艺作品的主角而且结论是否定的，所以在1949年至　1976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屈指对数，长篇里大概也就《青春之歌》、《小城春秋》那么两三部吧？而新时期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数不胜数，但艺术成就较高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屈指可数。公认成功的陆文婷形象，就是谌容创造的。读了她的第二部写知识分子的中篇小说《真真假假》（发表于1982年《收获》第一期），拍案叫绝的同时我心中便下了个结论：谌容是写知识分子的有可多得的高手！以后又读了1985年的《散淡的人》和九十年代的《人到老年》，我对自己的看法更是坚信不移了。虽然她凭着写农民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登上文坛，虽然她的西坡奶奶（《白雪》）和《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受到好评，虽然她的《太子村的秘密》在《人到中年》后又第二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虽然她忘不了在农村的岁月，自己觉得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同她自己比，同别人比，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写农民，不是谌容的强项。
　　《太子村的秘密》简直是发表在1982年下半年的又一部《真真假假》，它尖锐而又及时地揭示了在政治运动反反复复、颠颠倒倒，上边儿脱离实际、唱高调、瞎指挥的年代里，农村基层干部只好通过弄虚作假、“糊弄”一切来坚持实事求是、“三不糊弄”的既不正常又被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小说留给我们的，是大队支书李万举信奉的“不糊弄肚子”、“不糊弄庄稼”和“不糊弄社员”的质朴而又深刻的原则，而李万举的性格，却被匿名信造成的悬念及其引发的曲折故事淹没了，以至令读者找错了感觉，以为是在读一部侦破小说。小说的构思也十分巧妙：匿名信，座谈会记录，日记，为烘托李万举而迂回包抄；结尾处真相大白，写匿名信者也是假揭发，真褒扬，假批判，真学习，更加重了那“真真假假”的氛围，但始终未能逼近深入到李万举的内心世界。同晚一年发表的张贤亮的《河的子孙》比，《太子村的秘密》就显得单薄了。两部小说在题材、主题和人物性格方面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张贤亮不但让我们看到了魏天贵为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而耍弄的阳奉阴违的手段，更让我们看到了这“半个鬼”作为农村干部特有的忠厚与权力欲、善良与自私、智慧与狡黠的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矛盾汇成的“景深”；《河的子孙》的立意，已经从对农村基层干部忠心耿耿实事求是精神的赞美，扩展升华为对支撑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发展下去的那种“健康的本能”的沤歌。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部小说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用今天时髦的字眼评价，它比《太子村的秘密》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然而，与其说我是要厚彼张而薄此谌，不如说我是想对谌容欲扬先抑。因为能像谌容那样对知识分子理解得透彻、把握得准确、表达得传神的作家确实不多。虽然很多作家不大不小也算个知识分子，但他们或者不写知识分子，或者写得概念化一般化。也许是知识分子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精神劳动及与此有关的气质，很难借助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硝烟迷漫予以言传吧。当然，谌容的几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发表时引起轰动，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强烈鲜明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谌容以女作家中不多见的胆识触及了当时十分敏感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诸如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问题，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中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以至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开玩笑说谌容最会打擦边球，政治上再尖锐也不越轨。大概这种分寸感体现了谌容“不惑”且“知天命”的成熟吧？如今，《人到中年》们发表了十多年以后，虽然仍有人陆文婷般地大难不死，或蒋筑英式地英年早逝；虽然人们口头上还有“你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的调侃，还有关于手术刀和剃头刀、造导弹和卖鸡蛋之类的不平之鸣，但这类热门话题已经逐渐相对冷却。可是《人到中年》依然催人鼻酸落泪，《真真假假》还是令人忍俊不禁，《散淡的人》照样耐人咀嚼玩味。“时光如涛荡泥土”，却冲不掉艺术品的光彩。
　　“鼻酸落泪”，这是当年人们阅读《人到中年》时很多男性评论家都不掩饰的真情实感。大概是陆文婷生命垂危时让丈夫给女儿扎小辫儿、给儿子买白球鞋的叮嘱，她在死亡之水中沉没时，请求孩子们“原谅妈妈不得不一次次缩回向你们伸出的双臂，推开你们扑向我的笑脸”的眷恋，以及她恨不得跪倒在地，向丈夫表示“没有你，我活在这世界上索然无味”却又没能“报答你”的忏悔，最能使人为之动容吧？《人到中年》主要是通过身心交瘁的陆文婷昏迷中的幻觉，回顾她那艰辛的生活道路，特别尽情地渲染了她内心深处的感情。凡能真切赳表达人之常情的作品，都能触动读者的心弦，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在今天看来是不足挂齿的常识问题。但在当代文学史上，敢于在文学作品中毫无顾忌地渲泄人之常情只是在七十年代末才出现的现象。在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巴人因呼唤“魂兮归来，文学作品中的人情”而遭到无情的打击；《达吉和她的父亲》因抒写了父女之情引起不小的争论；旧版《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同余记泽决裂后，偶然路过旧居向门缝里张望时刹那间藕断丝连的感伤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原版《红旗谱》中农民严志和在两个儿子全都被捕入狱后的痛不欲生，则被改写成预感到要当亡国奴的命运后投河自杀的屈原式的忧国忧民；至于“文革”期间的作品中女英雄阿庆嫂或江水英们一律作“活寡”、“绝户”状的矫情当然就不值一哂了。所以谌容成功地运用这种艺术手段描绘陆文婷的形象，在1980年时就是一种突破。
　　人们更不会忘记小说中佳佳生病的那一节。它显示了作者在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多层次的感情方面所达到的力度和深度。陆文婷接到女儿病重的电话后的不安，最终由“一双双病人的眼睛取代了佳佳的位置”的心理发展过程，写得平易、自然。因为对陆大夫来说，这种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被察觉的“先人后己”、“人而忘己”的牺牲行为已成为习惯和本能，无须在雷鸣闪电中耳畔响起些豪言壮语或伟人名言后再决定取舍，可谓“从善如流”了；而她下班后抱着佳佳在医院中的举棋不定，为女儿的护理和儿子的午饭而焦虑、烦躁、内疚，以及那“啃着干硬的冷烧饼，呆呆地望着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的说不出的凄楚，极富生活气息、极具人情味地表现了在如此窘迫的处境中慈爱的母亲和正直的医生两种角色难以统一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深广的。佳佳生病这简单而又耐人寻味的一节，是陆文婷几十年的生活状况和心态的缩影，也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职业妇女境遇的典型场景。想当年，谌容自己就忙得没时间给小女儿梳小辫儿，七岁的小姑娘看着小女伴头上扎着蝴蝶结的辫子曾怀着怎样复杂的感情冲着她喊：瞧瞧人家的妈妈！这句话显然深深地刺痛了谌容。大概正是这种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的压力和痛苦，转化成了小说中精彩段落的艺术魅力吧。
　　当然，我们透过泪水看到的，是集中、鲜明地体现在陆文婷身上的中国当今大多数中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特征：她的正直善良，她的谦逊质朴，她的忠诚坚韧，她的清贫刻苦，她的事业心，她的责任感，她在强暴和权势面前的不卑不亢、文静端庄，她虽然无职无权无名无位温柔随和，但凭手术漂亮要求严格而令护士们产生的敬畏，都充分显示了一种人格的力量，知识的力量。这正是“物美价廉”的中国牌知识分子仅有的宝贵财富和安身立命的基础。邻居陈大妈对陆文婷夫妇的一间小屋、两身布衣、三餐粗饭、被褥单薄而书籍丰厚的生活感到不可思议，谌容却捕捉到了这对书呆子于繁星满天的夏夜在闷热的陋室里安宁而又充实的夜读图，准确形象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谌容在十分细致地描述陆文婷在进修大夫们的围观中做角膜移植手术的过程时，情不自禁地欣赏着“她那一双看来十分平常的眼睛放出了异样的智慧的光芒，显得很美”！谌容由衷赞叹的这种智慧美，大概就是她1979年秋天在北京同仁医院体验生活时独特的感受和发现。
　　当然，陆文婷形象不会赢得所有读者的理解和认同，那些认为她给我们“艳阳高照，莲荷盈盈”的生活投下阴影的说法姑且不论，我亲耳听到一些激进的青年责问：“若是大家都如陆文婷这般'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地逆来顺受，中国还会有改革么？”这话并非毫无道理，陆文婷身上确实有历史和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人的长处和局限。但她的性格中外柔内刚的一面也是不应忽略的，这不仅表现在她对闯进手术室的“造反派”们的横眉冷对和对焦部长及其夫人的不卑不亢，尤其在各级大夫簇拥着眼科权威孙主任查病房的庄严仪式中，她竟然毫不顾及名分、辈数、地位、场合，以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住院医身分对门诊主治医的诊断质疑的勇气和自信，表现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往往不被世俗所容而被斥之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即对科学和真理执拗的忠诚。她只是过于克已罢了。如果联系谌容笔下的韩腊梅（《永远是春天》）、西坡奶奶和杨月月（《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这些农村的妇女或女干部性格的塑造，那么我也认为某些论者是有理由怀疑作者对中国人信奉“忍为高”的传统文化性格，特别是对至今仍被一些人推崇备至的“东方女性”的“美德”，诸如过度的忍从、不分善恶是非的宽容、毫无价值的自我牺牲等等消极、软弱的一面是否缺乏足够的警惕和批判（作者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上的欠缺，在她以后的作品，如《懒得离婚》，或《献上一束夜来香》中的现代青年女性方芳和齐文文身上似有弥补）？话又说回来，无论如何，谁都无法否认，陆文婷们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是维系疾风暴雨中的共和国大厦的支柱和基石，是人类历史上那种层出不穷的、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做出贡献和牺牲却不图回报、也无人认可的无名英雄。谌容这一批作家率先一反当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形象的被改造利用者、甚至被专政镇压者的模式，把他们作为民族的脊梁来表现，无疑是文学发展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标志。
　　这里似乎还应顺便提及《人到中年》的结构问题。这是因为谌容写小说时大爱在结构上“大作文章”，而《人到中年》的结构又备受称赞：新颖，精巧，严密，和谐，几近于完美。可能就在王蒙抛出他的“集束手榴弹”的同时，谌容也开始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中的精华来营造自己的《人到中年》，她摆脱了传统的讲故事思路的束缚，打乱时间顺序，以病危的陆文婷那时而清醒，时而朦胧的意识流动过程为主要线索，舒卷自如，跳跃性强，在两天之间、病房之内的现实生活中凝炼地展示她十八年的人生旅程，表露那颗为他人操劳半生、积劳成疾，停跳前的一刹还要把牵挂和深情献给自己的病人与亲人的苦难的心，令人信服地强化了陆文婷性格的崇高感和悲剧色彩。这以后谌容的很多中篇或长篇小说都要在叙事方法上花样翻新，往往贯之以两条甚至三条平行的线索，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内加大容量，增强密度，衬托对比，深化内涵。《散淡的人》和《人到老年》是把描述现实的章节和追述历史的章节交叉着写，《散淡的人》尤其有规律，单数章节写现实（田家宴会），双数章节按时间顺序写杨子丰历史中几个重要片断。《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由阿漳、阿维夫妇的通信组成，阿漳讲杨月月的故事，阿维写他读萨特的心得（很多论者都试图弄明白这种设置的内在统一性又都感到难圆其说）；而《懒得离婚》里贯穿着三条线：一条是青年记者方芳对刘述怀家庭婚姻状况的采访，再一条是方芳与同宿舍神秘兮兮的李索玲的对话，第三条则是没名没姓的夫妻间的怄气，拌嘴及离婚的艰难。孤立地看，每一篇的写法都有些“意思”；整体上看，便因手法的重复而冲淡了新鲜感，倒是《人到中年》先入为主地让人牢记着作者运用新手法的老到娴熟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管从哪方面看都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谌容的代表作。难怪巴金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也许陆文婷是个技术型的知识分子，或许因为她是个女性抽象思辨能力较弱，要么就是作者的疏漏，她的理念世界（即卢卡契所说“人物的智慧风貌”）逊于她的感情世界，以致影响了陆文婷形象的丰满厚实。而在《真真假假》里，我们看到了各具情态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群像。这部小说不过写了某省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室的“大研究员”们奉命举行了三天的政治学习会的里里外外，却十分敏锐辛辣地描绘了极左路线的回光近照对一群惊弓之鸟的骚扰，既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慨叹不已；但历史留给新生活的阴影，毕竟遮不住新时代的曙光。开会，曾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极富特色的场景，而停工停产连续几日开会务虚，更是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但在谌容之前，很少有哪位作家把开会写得如此引人入胜。走过极左政治冲击一切的年代、身经百会、出口成章又素请各种政策条文套话术语的知识分子们虽总结出一整套“人生在世，开会发言，真假并举，以真为主，以假为辅”的经验，但当省委赵部长点名批评他们的同仁那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寓评于介的文章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的立场态度问题，院党办吉主任敦促“学习讨论”赵部长讲话时，他们又一次面临在讲真话与讲假话之间抉择的痛苦。这种痛苦，看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课题。一边是“左”的压力，一边是科学的真理，不讲话不行，讲真话不敢，说违心的话不情愿，于是除了决心“唤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霞光”的支部书记杨昌明，和当年为右派鸣不平而“自投罗网”的右派室主任吴天湘光明磊落、仗义执言外，大多数与会者都采取了“前王朔”式的态度，或“批评青年奇装异服、痛斥电影胡编乱造”；或大谈访日见闻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或批判重庆灯会的崇洋媚外，避实就虚，避近就远地抵制、应付三天的会议，来保护自己，保护同志，保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谌容用了“字斟句酌的表态”，“离题万里的表白”，“不着边际的联系实际”，“故作小心的检讨”，“貌似真诚的坦率”，“眉飞色舞的谎言”和“热烈的废话”这些相反相成的词构成的词组，高度概括、维妙维肖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式的狡黠，准确地刻画出中国知识分子“外圆内方”的传统特征。“方”固然是可敬的，这使吉子宽未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但谌容也通过吴天湘的言行对世俗所认可的“适度的变通”、“无伤大雅的圆滑”的消极面进行了批判，这对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文化性格的改造，至今仍有着强烈的警省作用。
　　如今这部“问题小说”中的主要“问题”对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中的读者可能已失去了政治的震撼力，但它的可读性并没有减弱，我看到一些1982年时还是幼儿园小儿的青年仍能把它当作一出喜剧玩味欣赏。书中的人物没有完整的性格和命运，但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强烈鲜明，潜台词丰富，令人过目难忘。因被打成“特嫌”而变得唯唯诺诺的张维，每次会上都要第一个结结巴巴艰苦地发言，两膝紧并，身子前倾，瘦骨嶙磷，粤味普通话，即使他说出要“自己整自己的风”，“自己搞自己的运动”这样的话来，全室同仁念他的“老实巴脚”，又提到“党员标准”等等“严肃”的事情，也暗自感激他的长篇发言“救了”大家的“驾”，所以全部都有教养地“正襟危坐”，“有礼貌地聆听”。而张维再紧张也不失学者的严谨，十分注意“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华主席”云云提法的区分。而会议冷场时吴天湘埋下眼吞云吐雾，叶菲研究秦童童毛衣的编结技法，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朱盛以少有的殷勤给大家提壶续水，都受各自性格的支配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回避和掩饰的心理。当事人许明辉被迫说出自己的文章“有错误”时的脸上一红，“不觉朝”刚正不阿的吴天湘投去的“一瞥”没能逃过谌容的眼睛；而结在脑后的长发一甩一甩的秦童童，嬉笑怒骂，童言无忌，被作者赋予“高干”出身、“知青”资历的背景和依据。我由衷钦佩作者对生活观察、感受和表达的非凡能力，特别是她驾驭语言的功力。书中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作者自己的叙述语言，也都在词汇、句型、语气、风格上同她所描绘对象的情味完全吻合。
　　谌容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收获》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同吴天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怀坦荡，以及被社会溢之为“恃才做物”、“孤芳自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吴天湘表现得更充分、强烈、鲜明；而且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为他是除了真理别无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吴天湘少了些深思熟虑而锋芒毕露、落拓不羁。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文坛上多元化的“战国时代”。在这一年里，人们几乎是要言必称《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和《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了“寻根”宣言的青年作家们在老井里、棋盘上和刑天氏的后裔当中挖掘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优根或劣根。创作面貌千姿百态，若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不同于此前引起社会轰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不再所谓“粘滞”于现实，政治色彩也大大减弱。但谌容笔下的那群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她一样是政治化了的，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的风浪中颠簸沉浮。然而谁能说中国的政治不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只是“寻根派”小说的专利呢！谌容十分巧妙地安排了一场年近古稀的老友们的聚会，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这既描绘了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典型情景，又用简炼的笔墨汇集了高密度的审美信息量，还利用读者信奉的“酒后吐真言”的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群人三句话不离政治：谈到宴会男主人的戒酒，便劝女主人“放宽政策”；说太太制止不了杨子丰的滔滔不绝是“专不了他的政”；谈论殡葬改革时“酒仙”杨子丰担心自己脱光衣服泡在酒缸里有“精神污染”之嫌；联想到每个人在“文革”中充当牛鬼蛇神的遭遇便把此次聚会定为“群魔会”；杨子丰说自己和杨白劳“寻根”可寻到杨贵妃一家那里，并表白已在“文革”中“交代”了杨国忠这个“社会关系”；饭桌上谈论最多的，是杨子丰在小说第一节便吟出的“一愁”：“人过花甲未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弊端。小说对主人公杨子丰着力表现的，不是他如何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诗人、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和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而是他从“东洋小孩”到“西方少年”到“救亡青年”到“'牛津'贵族”到“似党非党”的政治生活。而影响杨子丰入党的，恰恰是常常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爱提反对意见，爱放炮”、“骄傲自满”、“不靠拢组织”一类的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