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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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1944），页36及杰克·马汉、乔治·克伦，“海军陆战队战斗力的经度预测”，《社会心理学刊》，83期（1971），页45—54。卫生干事会设计测试项目，看谁“事故率”最高，这样的人据说最适于当突击队员，类似如少年犯、蹲过监狱的、“伦敦东区土生土长的”等也是合适人选。佛兰德斯·邓巴博士，“工业部队及武装部队中事故和失误的医学研究”，《战争医学》，4卷2期（1943年8月），页161—175及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婚姻会削弱男人的战斗力，因为“在关键时刻”，有家小的男人“会想到自己牺牲后家里孤儿寡母的情形——虽是不由自主的想法，却是自然流露，但这会使他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另见海军陆战队约翰·麦克恩里瑞上校，《一名海军陆战队俯冲轰炸机驾驶员在瓜达卡纳岛》（亚拉巴马，1987），页89。这一论点与塞缪尔·斯托弗的研究相抵触，后者证明已婚男士打起仗来比单身汉更英勇：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5。最镇定的杀手据说应是运动健将（像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一战时就因用投球的那只手臂放倒了47个土耳其人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81—82。最富攻击性的士兵莫过于生在辈出运动健将和勇猛士兵的家族的人。有两位研究人员在1945年曾这样说：“因为认同”父亲的作为，儿子会“努力重现父亲当年的神勇，也许会青胜于蓝”。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1—42。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3

　　　　个别行业的雇员颇受青睐。比如矿工，就被认为擅长“肉搏”。R。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页126。另见查尔斯查尔斯·麦凯罗上尉，“日记书信集”，1915年11月11日写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相反，尽管有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的阵前嘉勇，美术家、音乐家之类是绝不可能成为英雄的。新闻简报摘自《早间顾问报》，1936年7月4日，收伦敦档案局PIN15/2503。主修英语、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较多质疑命令，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彼得·卡斯坦以此来论述军队需要这样的人：卡斯坦，“‘职业’和‘公民’军官：军校和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官候选人的比较”，收查尔斯·莫斯考斯（编），《舆论与军方》（贝弗利山，1971），页55。还有一些观点前后不一致。比如有人认为，农村来的兵打仗更勇猛，因为他们能吃苦，而且熟悉林中生活，如辨路、打猎等。应把他们分散到各个连队，并分派难度大的巡逻任务，这是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麦锡森中校1943年发表的观点。（澳大利亚武装部队）马瑟森中校，“丛林战笔记”，1943年2月28日，页1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亨利·德齐斯，其访谈收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219。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城里人才是当兵的料，因为他们“不太会因现代战争的嘈杂而心绪不宁”。陆军雷考克上校，“中东的突击队训练”，1942年，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有时也有这样的论调，说最好的士兵是那种刻板、顽强型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5—66及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5。而力气、机敏、胆量、凶狠等特性是可以通过选择性交配和“对症下药”来提升的。诺里斯·霍尔，“科学与战争”，收霍尔、小泽卡赖亚·查菲、曼利·哈得孙（编），《下一场战争》（剑桥，1925），页26。厉害的士兵自有其培养的途径，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看法。熟稔战史的将官都赞同卡莱尔的著名论断，英雄在世，冥冥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应有敏锐的洞察力、精准的方向感和一往直前、追求真理的勇气。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时曾这样说，“坚强半是遗传，半靠训练，我看……还是遗传更重要些”。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泰晤士报周日刊》，1945年8月19日，后收其《好兵》（伦敦，1948），页43。下面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些想法，信是前线打仗的哥哥写给同处战壕的弟弟的：　　　　
　　　　我注意到来信里说别人想你一定做梦都想着与敌人搏斗云云。我也注意到了同样情形。这年头有种的没几个，所以卑鄙、危险的活儿总是推给他们。你要是总借口想找死，别人乐得做好人。这世道！有些人的胆子跟虱子一般大，有的跟兔子的有一拼，有的根本就是狗胆，只有极少数人才长着人胆。弗斯布鲁克及格罗夫纳·克拉克，“书信集”，弗斯布鲁克·克拉克信件，1917年6月12日，利德尔收藏。　　　　
　　　　或者就看弗兰克·马卡姆的母亲1917年时是如何训示她在前线胆小如鼠的儿子的：“至于说你是懦夫，孩子，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凭什么偏你没那点血性呢，听我说，孩子，别以为我在责怪你，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锡德尼·马卡姆爵士，“书信文件集”，母亲来信，1917年3月1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但部队需要的是更精确的指向标。毕竟，靠父母、兄弟、女友是不可能客观评价其所爱的人的“胆量”的；另外由于兵力方面的限制，把城乡士兵分开来对待也不现实。只招募少年犯肯定不够数（是否红发姑且不论），结了婚的也得招。军官们希望有对“战斗力的科学量度”，要快，要准，还要便宜。一战时，战斗力的高下似乎写在士兵身上。用卫生干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的话说就是：　　　　
　　　　毫无疑问，在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胆量之间是有确定的对应关系的。只要不是懦夫，一个强壮的人总该比瘦弱的人更为勇敢；灵魂和身体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4—65。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4

　　　　所以在1914—1918年间，征兵时要进行体检，以淘汰过于瘦小、不适于打仗的人，也是为了甄别两种人，一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表现最佳，另一种则更适合在后方工作。当时的新兵被分为四等。分属哪个级别，主要看体形：身高、胸围、体重是主要判断依据。把新兵按降状况分为四类，既是因为认识到阳刚气和战斗力之间存在正相关，也是基于身体降的医学标准。相关讨论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页172—173。有评论人员认为，军方没有采取足够努力来寻求对“战斗力的科学计量”。查尔斯·伯德和G。斯坦利·霍尔（两人都执教于麻仕拉克大学）是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他俩不约而同地建议军方采用法国盛行的形态学，把人分为四种身体类型（肠胃的、呼吸的、肌肉的、大脑的），每种都对战斗力大小有重要影响。“肌肉型”的人——一般是四方脸，长得有横有竖，四肢发达，身材匀称——应派往最危险的前线。“肠胃型”——平顶金字塔的头，消化器官较常人大，躯干粗壮，四肢短小，胸腔也小——适于防守，要是有人敢打补给品的主意，他们是会出手的。骑兵和飞行员应当从“呼吸型”里挑选：他们胸肌发达，脸也大，最宽是在鼻子那条水平线。“大脑型”的人虽然矮小，却有很大的韧劲；尽管情绪容易失控，却是很好的将才。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23—324；A。谢卢、利昂·麦克奥利弗，《医疗形态学：四种身体形态研究》（巴黎，1912）；G。霍尔，“顺应战争而发展的心理学的实际应用”，《教学研究季刊》，26卷（1919），页83—84。这样的四分法与早先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神经质的划分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虽然一战后就销声匿迹，但该理论并没有完全被唾弃。直到上世纪20年代，勇武还是靠体格来衡量的。所以才会有新西兰医疗队的A。D。卡贝里中校在1927年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上提出下面的标准，作为是否应吸收某人入伍的依据：　　　　
　　　　第二性征也应在考察之列：生殖器的发育情况，体毛的分布，尤其是上荫毛的轮廓怎样，头皮、眉毛怎样，骨盆的大小，还有脂肪在全身的分布等等。盆腔过小，体毛、脂肪分布近于女性的或第二性征发育不完全的男性，一般不会成为好士兵。陆军A。卡贝里中校，“招募新兵的医学考虑”，《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会刊（英国医学会）之第二次会议记录：达尼丁，1927年2月3日—10日》，1927年11月12日，页369。　　　　
　　　　到二战时又增添了个性考察和简单的降检查作为补充。研究人员又设计出了通过“观察体格来判断阳刚气”作为挑选士兵的办法。按这种办法，“正常人”（也就是没有内分泌失调的男性）可以按是否具备“男性气质”分为高、中、低、差四级。“阳刚气十足”的人应很精瘦，臀部比肩窄，胸腹部要平，股间要有空隙，“腿肚内收明显”，荫毛应向肚脐聚拢。这些人应立刻派上前线。男性气质低的一般外形绵圆，肌肉不多，臀比肩宽，胸部浑圆，“腹部像女性一样隆起”，两股距离近，“腿肚外凸”，荫毛向两侧偏聚。与“真汉子”不同，他们的手臂总是屈着（过度放松）。这样的人打仗不会很厉害。1943年，英国皇家军官训练队测试了该理论。在那些“阳刚气十足”的人中，41％被列为优秀军官候选人；男性气质一般的人中这一比例是11％；在低、差的人中，竟没有人可选。克拉克·希思、W。伍兹、L。布鲁哈、C。泽尔策、A。博克，“选人：战斗人员挑选速法”，《内科年报》，19期（1943），页415—426。另见克拉克·希思，《什么是人：正常青年男子研究》（马萨诸塞，1946）。这样，战斗力高低便与体格挂上了钩。　　　　
　　　　但实际情况却表明，从人的身体看他是否骁勇实在不可靠。二战开始后，新一代的军事研究人员突然造访各训练营，不是捣鼓数字，就是找人谈话，再就是附会关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S。L。A。马歇尔和塞缪尔·A。斯托弗。尽管后来发现马歇尔的数据极不可靠，但他的战斗力应以集体而非个人论、因此训练必须贯穿群体动力学原理的观点，彻底变革了英、美、澳三国的训练体制。斯托弗和他的同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超过12000人样本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不仅“初级群体”要重视，愉悦感也不能忽视。好战士在战前总会有强烈的杀人欲。这有数字为证：日后表现突出的士兵中有48％说杀日本人是种享受，表现中规中矩的士兵有此观点的占44％，而不擅打仗的人持此观点的只占38％。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4—35。因此，二战时重点放在了人的性格上，与之相关的“群体性格”地位甚至更高。只有那些对有战斗力的群体高度依赖，受其保护，并视集体利益为自身利益的人才可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战士。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8。到1942年，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已不是个人品质加上/或者几个人的功劳，而成了团队所表现出的素质；战争影片记录了这一变化。珍妮·贝辛格，《二战电影：一个题材的解剖》（纽约，1986），页36—37。当然，传统的战争英雄还是有他的地位，但他现在成了群体的产物，不再被视作“天生”的战神，血液里（或胆里？）流淌着所有的理想因子。　　　　
　　　　精神病、同性恋：英雄的料？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5

　　　　寻求“战斗力的科学度量”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有些精神病学家直言不讳，精神病人甚至同性恋倒可能是当兵的好材料。这让心系军人名声的士官很尴尬，因为这一结论的逻辑推衍就是，征兵时就不该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对正在服役的也不该开除——至少在正缺人手的紧急关头是不对的。　　　　
　　　　军人，包括值得、也广受尊敬的J。F。C。富勒上尉，有如下言论不足为奇。富勒就说　　　　
　　　　劳动力市场的失意者，甚至有犯罪污点的人，倒常常有股与生俱来的“蛮”劲，战场上的表现要好过他们温良的战友。陆军J。富勒上尉，《本土防卫步兵训练津指：从招录到训练》（伦敦，1913），页2—3。　　　　
　　　　这让很多军官不知该如何处理，H。W。威尔斯医生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战时他是第四军的一名神经病专家，曾收到一个短笺，询问该如何处理一名酗酒的士兵。短笺说这名士兵　　　　
　　　　突然跑到通讯战壕里，嘴里不停地咕哝着“该死的东西”。到了前线，他突然翻过胸墙。我们都以为他会用机关枪，可没过多久就听他不知道在怪谁鸡奸。然后露出头来，揪着一个德国军官的后领，一面还踢他。接着就掉下堑壕来，嘟哝了一句“在弹坑里找到这家伙的，正鸡奸呢”，就晕了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是该推选他拿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呢，还是该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所以才把他带到您这儿来。H。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第1条，页6，利德尔收藏。　　　　
　　　　心理学家约翰·T。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好士兵“应该多少天生是个屠夫，谁比他傻听谁的”。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29。从二战到越战，由骁勇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无一不把“牛仔”式的人物、出狱的少年犯和蹲过大牢的人作为征召目标。有人说过，“平时最能惹事的”打仗最在行。陆军伍泽尔·恩特中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9；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40；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201—202；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329。　　　　
　　　　对“坏小孩”冷嘲热讽是一回事，用科学论证战场英雄多出自变态、强迫性神经病患者、过失或预谋杀人犯、监狱假释出来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8；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陆军卡尔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战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学在师级部队”，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12；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13。有精神疾患的战士很重要，公众应给予他们的服役以更高的奖偿，达拉斯·普拉特少校和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在1947年说。陆军达拉斯·普拉特少校、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患精神病士兵的战斗记录”，《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9期（1947年9月），页809—811。精神病学家也曾试图软化他们的说辞，指出部队可以“好好利用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让他“爬出战壕，往前冲，收拾敌人”，然后再“传令嘉奖”，以示褒扬。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另见艾伯特·格拉斯、弗朗西斯·赖安、阿迪·鲁宾、C。勒马纳、安东尼·塔克，“精神病预测和军队战斗力：第二部分”，《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11期（1956年11月），页1581—1582。把他们留在后方纵然危险（他们可能攻击别的士兵），关于其不利方面，例见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但只要让他们在前线，就算控制住了一帮铁面杀手。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6

　　　　重度精神病与骁勇善战间为何存在正相关，论者莫衷一是。最常见的解释是：害怕自己会在压力下“崩溃”的人，一定会试着消减这种威胁，一有机会即当“孤注一掷”，于是英雄壮举就产生了。S。温伯格，“战争恐惧症”，《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72。有的论者没有这么温和。他们认为，最好的战士一定是充满敌意，心神不定，反复无常，把儿时英雄主义幻想付诸实践的人——换言之，幸亏战场上的杀戮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否则他们迟早会进监狱。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2—303；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4；布莱尔·斯帕克斯、奥利弗·尼斯，“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5。局促不安已经算好的，要不就是既愤世又自恋，总是想望周围事物如己所愿，外界环境稍有担待就以古怪的行为相向。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　　　　
　　　　有的解释更为负面：有些精神病学家竟声称，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士兵都是同性恋。军队的规矩是，凡同性恋者无论战绩如何一律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平常人无意亦可能成为同性恋，就不能不让人忧虑了。有士兵利用禁止同性恋的法令得以脱离军队，这已成共识：越战中的例子，见陆军富兰克林·琼斯少校，“某师随军精神病医越南经历”，《军队医学》，132卷12期（1967年12月），页1003。关于曾考虑或确实有过此举以逃脱军队的士兵，见约翰·艾博特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67。1915年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门徒、精神分析学在英国的传播者欧内斯特·琼斯提请公众注意，在参军决定的背后，性欲的“暗中推动作用”未可忽视。这些本能的冲动包括“痴迷惨状而不能自拔”和“因同性恋倾向而向往男性聚集的地方”。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与个人心理学”，《社会学评论》，8卷（1915），页177。另见普赖恩斯·霍普金斯，《社会运动的心理特点：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社会》（伦敦，1938），页119。至二战，对同性恋情及战斗力高下的勾勒已成显学。1936年3月，R。E。马尼基勒尔在牛津大学人类学会宣读了论文，指出“潜想的同性性欲”后果有二：抑之于内则会在关键时刻为了战友而牺牲自己，发之于外则会让人变成杀手。前者认同源自父母的无意识景象中好的部分；后者则向其坏处取齐。战时，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页235。查尔斯·贝尔格曾在《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上撰文，猜想战争是否是“这种无意识心理图景的戏剧化——不过以同性恋的形态表现出来……是与男性而非女性的感情对撞（或高潮）”。查尔斯·贝尔格，“战争恐惧症的临床分析记录”，《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9卷2期（1942），页185。持同样见解的还有弗雷德里克·艾伦，“同性恋与个体差别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0卷（1940），页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