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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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洹断衲腥艘谎�去应对：苦难、性欲和战争诗人》（1993）中提出，鲁珀特·布鲁克、齐格弗里德·萨松、威尔弗雷德·欧文、罗伯特·格雷夫斯等诗人的战争经历与其潜在的施虐受虐症患间是有联系的，并声称这种反应在军人中较为普遍。西泽还质问，人类为什么得互相残杀“以表达对彼此的和婉、温情、体贴和关爱”？艾德里安·西泽，《像男人一样去应对：苦难、性欲和战争诗人》（曼彻斯特，1993），页234。　　　　
　　　　性的隐喻在战争叙事中反复出现，这使人们开始注意“杀戮欲”与“性欲”间的关系。到20世纪60年代，精神分析学已渗透到文学语言的每一个角落，以至在战争的小说化叙事中使用这种隐喻已成风尚。丹尼尔·福特的《发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1967）和约翰·卡罗尔的《象征士兵》（1983）中便有两个寻常例子（一个发生在美国，另一个在澳大利亚）。在福特的小说中，杀人就好像弓虽。女干，两名战士“像爱人般扭作一团”：　　　　
　　　　然后都倒下了……（史蒂芬）从枪套中拔出刺刀，插入查理的肋部。刺刀碰到了骨头还是什么东西，可怜的查理扭着身子，两脚乱踢，指甲撕扯史蒂芬的手……（史蒂芬）抽出刺刀，就要斩断查理的喉咙。血溅满了他的手。丹尼尔·福特，《发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伦敦，1967），页146。　　　　
　　　　卡罗尔写主人公切开一位老者喉咙后“宁静”的表情，同样充满暴力，不过重点不在插入而在高潮：　　　　
　　　　你可以看见萨维奇受到了极大的震颤，诧异于自己的行为——好像刚刚完成了一次美妙的茭欢，仍想沉浸其中。没错，他满脸发光——那种纯粹的快感，只有xing爱才能给予。约翰·卡罗尔，《象征士兵》（维多利亚，1983），页215—216。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6

　　　　在每一种文学体裁中，xing爱和谋杀总是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乏味的军事书籍还是生动的自传文学。为地方军编写的训练手册《硬功夫》（1942）就正告读者，正如只有会“放纵”自己欲望的男人才是好情人，只有能毫无保留、充分释放仇恨的士兵摆弄起刺刀来才最得心应手。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G。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9，11及42。把性和死亡联系起来，不失为向没有见过流血却有窥淫癖的公众传递战斗激烈程度的好方法。菲利普·卡普托关于在越南一次进攻受挫“其痛苦堪与性高潮媲美”的记叙便常被引用。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54。在其他战事中，士兵也有类似体验。举例来说，首批英国远征军的安东尼·S。欧文中尉描述了1943年一次让他胆战心惊的经历，当时有六架德国飞机对他进行俯冲爆炸，（在他看来）想置他于死地。据他说，等飞机飞走后，他在地上躺了半个小时：　　　　
　　　　我感觉就像刚交合过，那感觉既爽利又震撼。我汗流浃背，还想再来几次。身下的大地似乎在震动、在颤栗，周围的树似乎都还活着，轻摇的树枝抚慰着我，我想就此睡去。　　　　
　　　　处在性交后狂喜中的他一下无法入睡，直到把锡制的头盔罩在腹部，既保护了他的男性器官，又假充了女性在怀孕时的身形。安东尼·欧文，《步兵军官：琐忆》（伦敦，1943），页64—65。欧文没说他为何要锡头盔才能入睡。除非用钢盔将生殖器盖住，否则就睡不着觉的情况比较普遍，这是据“战争的心理方面讲座摘要……身体的部分和对士气的影响”，页14，收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附件）。总之，士兵们对亲密关系是依恋的，这种关系既似“父爱”（讲求等级，给人以力量）也似“母爱”（鼓舞人心，给人以慰藉）。　　　　
　　　　仇恨　　　　
　　　　杀戮引发了许多强烈反应，包括爱欲。仇恨也常被认为是战斗的当然组成，被定义为“针对某人或某类人持久的攻击冲动……包括习惯性的怨恨和非难”。该定义来自乔治·奥尔波特的经典之作《偏见研究》（马萨诸塞，1979），页363，首版于1954年。许多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军事理论家都认为，仇恨对于煽动杀欲及完成杀戮至关重要。罗伯特·黎贝尔（编），《战争与和平的心理学分析：敌人的面目》（纽约，1991）。也有不多的人反驳，例见约翰·巴勒德、厄利舍·麦克道尔，“仇恨和战斗行为”，《部队和社会》，17卷2期（1991年冬季），页229—241。有论者认为，伴随仇恨而生的快感是宣战的一大动因；也有人认为，人心中总有“少量挥之不去的恶感”须排遣——又有什么比战争更好的渠道呢？H。拉斯基教授，《德国人是人吗？答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伦敦，1941），页2及刘易斯·理查森，“根深蒂固的国民仇恨及其对象的易变性”，《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2卷3期（1949），页167。连和平主义者也偏爱因恨而起的杀戮，因为“伤人不需要理由”的想法实在不能为他们所接受。E。艾伦教士，《作为个体职责的和平主义》（伦敦，1946），页21。军方倾向于认为仇恨对战场上的士兵是有益的，因此（下面要看到）有必要开发强化训练科目以激发仇恨心理。教士兵仇恨的必要性见陆军珀蒂·庞德少校，“自传”，出版地点不详（页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许多专事研究战斗的心理学家证实了这一信念：坚持本能学说的理论家——尤其是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果的追随者——认为，仇恨是战斗中必然会产生的恐惧、厌恶、妄自菲薄等心理的重要排解渠道。叙述最清楚的见唐纳德·科尔，“‘本能扭曲’和‘战争恐惧症’”，《柳叶刀》，1918年8月10日，页168。在整个20世纪人们都相信，恶意的仇恨可以激发人的斗志，而这是驱除恐惧和忧虑（战斗力不高的主要原因）的最有效办法。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61—162；陆军雷蒙德·索贝尔少校，“长期作战后的焦虑抑郁反应——‘老军士综合征’”，《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43—144；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7；战争部，《战场上的精神错乱，1951》（伦敦，1951），页7；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陆军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24。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在二战进行到一半时向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指出，对死亡的恐惧可以通过对敌人的仇恨来减轻。实践也表明，有多少恐惧转为“离残杀只一步之遥的仇恨”，就有多少“士气”。因为这正是其核心因素：只有杀戮才能征服死亡。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74。同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伦纳德·西尔曼重申了其关于仇恨是改进战斗表现所必需的“心理动员”的有机组成的观点，是“给头脑准备的钢盔”。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国人如要与法西斯作战而自己又不能变为法西斯，就只能学会仇恨敌人。这样才能将其攻击冲动外化，投射到敌人身上。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7

　　　　战争中，哪方有更多的仇恨，就会成为最终的胜者。西尔曼感叹美国人不太会恨别人（他认为，美国人太过个人主义，非有教唆难以对别人产生仇恨），却坚持由政府出面进行宣传可以激发民众的仇恨。伦纳德·西尔曼，“对士气的精神病学研究”，《大脑神经混乱杂志》，97期（1943），页283—295及“士气”，《战争医学》，3卷5期（1943年5月），页498—502。另见C。罗杰森，“致奥尔巴尼D。尤恩·卡梅伦博士书，1940年7月18日”，《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7卷2期（1941），页970。在朝鲜战争中，旧金山军队医院的精神病学家约翰·J。麦伦上校也认为，仇恨可以麻木人害怕的神经，且可以使士兵转向敌人寻仇。与西尔曼一样，他也认为（因为其文化背景）要让美国人学会仇恨比较困难，但他坚持这种心理“绝对值得”灌输。约翰·麦伦，“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1。　　　　
　　　　仇　恨　训　练　　　　
　　　　既然大家都认为仇恨对于激发“合适的”战斗行为很重要，军方采取各种方式来培养它也就不足为奇了。“缜密的”宣传、向士兵解释战争的目的、强调敌人的凶残本性都无法让他们产生持久的敌意：真正的仇恨是不理会道理的。而且士兵最讨厌集合“训话”：他们认为集体聚会是危险的，况且他们身心俱疲，简单罗列法西斯或共产主义的罪恶无法引起其兴趣，而且他们的思想都在打仗上，只会对这些老生常谈嗤之以鼻。赫伯特·施皮格尔，“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1。　　　　
　　　　只有大强度训练才能让士兵学会仇恨。我们前面说过，在一战、二战（甚至）越战中，刺刀训练被广泛采用，以“唤醒士兵凶残的本能”。一战的情况，见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但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是另一种激发仇恨的方式。截至二战时，“仇恨训练”已趋极端。就在英国宣战前，在同牛津大学本科生每周一次的谈话中，汉弗莱·比弗说到“如果既没有私怨，又没有出于道德原因的愤恨”就不应指望“正人君子”会屠杀“其他正派人”，除非他们受过某种形式的仇恨训练。尤其是在战争拖而不决的情况下，“掌握战争机器的决策者有必要”　　　　
　　　　残酷对待那些就要真刀真枪作战的士兵。不能让他们有自己是护法骑士的感觉；相反，必须向他们灌输杀戮的欲望，使他们能毫无由头地大开杀戒。汉弗莱·比弗，《和平与和平主义》（伦敦，1938），页53—54。　　　　
　　　　英国陆军战斗学校在1941年和1942年对“仇恨训练”进行了通盘实验。训练有一部分是要新兵穿过一条一英里长的攻击障碍跑道，十分累人。大喇叭不停地放着“杀死德国佬，杀死德国佬”和“记住香港发生的事，大祸可能就会降临在你头上”，以嘲弄他们，让他们无所适从。在整个过程中不时有爆炸发生，在他们涉水和蹚过泥塘时候会有实弹打向他们。训练还要求他们向仿真的德、日士兵开火。其中一个单元要求拼刺刀，此时他们浑身上下会被羊血浇透。在下一个训练单元，他们会被带到屠宰场，要他们注视一面“仇恨墙”，上面净是德军在波兰施暴的图片。“陆军训练的现实政策：仇恨的精神”，未注明日期的剪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训练中的现实主义”，《泰晤士报》，1941年12月25日，页5；J。贝拉、A。克拉克，“笨蛋教官”，《步兵杂志》，52卷3期（1943），页72—75；“战争灌输的目的”，未注明日期但晚于1942年5月1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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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血腥的“仇恨训练”自然招致许多人的反对。陆军上将、（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爵士曾向下级指挥官指出，人为的仇恨还是无法和“毅力驱使下真正的进攻欲”相提并论。他下令禁止用粗暴的言行使士兵嗜杀或生恨。据“军队训练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25日，页2。到1942年5月，仇恨训练已告终止，因为之前公众曾有过强烈抗议。1942年4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在黄金时间向公众揭露了“仇恨训练”的内情。难道这个世界上的仇恨还不够多，以至于要战争部人为制造仇恨吗，议会下院的R。J。戴维斯质问道。议会下院R。戴维斯先生（工党部长），据《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页8。此外还有人质疑这种训练方式是否符合基督教义，甚至是否是英国人该做的：批评者认为其有失人的尊严。“军队训练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25日，页2，引自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陆军上将伯纳德·佩吉特爵士致所有军队指挥官的信；议会下院辩论，来自伊普斯威奇的斯托克斯先生（工党部长）的提问，据《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页8，事涉5月13日；“陆军训练的现实政策：仇恨的精神”，未注明日期的剪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B。麦克尼尔，“战时精神病回顾”，《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503。《泰晤士报》的作者也纷纷表示反对。温切斯特的托马斯·霍华德更是厉声指责：“恨敌人有什么用？仇恨最容易把人拖垮；打仗需要的是耐力。”他以自身经验为例，指出当年在战场上他是凭着“冷静和坚毅”才“全力求胜”的。托马斯·霍华德，“战争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1日。心理学家更是不屑，他们认为凡让士兵昏厥、呕吐的训练方法都是危险的，并指出把战场比作屠场既不相干，又无激励作用。“战斗灌输”，1944年，页2，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另见欧内斯特·琼斯，“心理学和战争环境”，《精神分析季刊》，14期（1945），页15。他们还注意到原先积极的学员这会都变得消沉了。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0—81。这种训练方式“做作、残忍，只有幼稚或大脑不正常的人才能想出来”，它只能激发潜意识里的罪感和抑郁的心理，而对提高士气毫无作用。未注明日期、未署名的报道，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试图“让冷血的人变得热血”只会有害于其心理：而引入真血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战争部）A。威尔逊致（本土部队G训练部门）陆军布里坦中校的信，1942年5月，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血腥的训练方式只会颠覆“人的自尊这一士气的基石”。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89—190。上述战斗学校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认识上的，那就是人生而乐暴、嗜血。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90。英国陆军精神病中心的负责人在1942年曾挖苦道：　　　　
　　　　在大多数战争中，训练营或后方的少数个人或团体有时会认为我们应试着去恨我们的敌人，杀戮欲是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这对腻味了整天毫无动作、拼命摆脱厌倦的官兵或许颇有吸引力，但经验告诉我们，希望激发人最本能情绪的努力——即使它能消解我国士兵的廉耻心——并不是提高战斗力的有效途径。陆军精神病中心负责人，技术备忘录2号，“假如你是纳粹暗探——或者是业余的第五纵队成员”，1942年6月，页7，收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恨敌人　　　　
　　　　“打仗厉害”的那些士兵对敌人的态度未尽一致。有的否认存在敌意，有的快意于憎恨。在那些对手不是白人的战区仇恨特别容易产生，暴行也是。见第6、7章。比如在太平洋战场，对敌人的仇恨就达到了顶点。“大锤”尤金·B。斯莱吉曾形容过这种超越了其他所有情感的“粗野、原始的仇恨”。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33—34。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的调查表明，相比德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要深得多。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8，据1943—1944年间对5558名美国步兵的调查作出。澳大利亚人恨日本人胜过美国人，部分是因为历史上的紧张关系。有军官这样说，要澳大利亚狙击手“冷静、小心地”算计来犯的日本人并不很难——“这会激起我们对其种族的反感”，他说。“狙击”，日期不详（二战期间），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驻韩国第25师的伍泽尔·恩特少尉曾说他和对手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过节”（他是这样想的，“毕竟不论是朝鲜人、中国人、苏联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们都是为国效命，都得服从命令，就像我一样”），但也承认这种想法并不普遍。“很多士兵本能地仇恨敌人，也许和他们是东方人不无关系，”他思索着。陆军伍泽尔·恩特少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8。菲利普·卡普托在越南时声言。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9

　　　　他心中满是对越共游击队的仇恨，满心……想着复仇。我恨他们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杀害了辛普森（一个战友）……我要求加入战斗连，部分是因为要替他报仇，想找个机会杀个把人。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31。　　　　
　　　　与他相反，其他一些士兵则声称不恨敌人。典型的例子是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在一战中他说自己的战友“并不特别仇恨作为个体的德国士兵，而且只要他们身上没有普鲁士人那种妄自尊大，在某些方面还倾向于把他们视作平等、可尊敬的对手，不过还是得用刀枪说话，至于能不能逃过去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日记和信件”，1917年10月20日致“小圆面包”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教官多半无法让年轻士兵去恨德国人。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藏及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1916年10月16日，页9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在越南也是一样：对南越盟军多是深深的鄙视，尊敬倒是给了所谓的“敌人”。年轻的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就承认，他并不仇恨越共游击战士，虽然“既得利益”要求他杀人越多越好。他坦承自己是尊敬他们作为战士的，并高度评价他们的一些素质，特别是坚定和顽强。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44。1968年2月19日，一名驻越士兵在日记里写了下面的话，其大意与本章开头所引爱德华·托马斯的诗大致相同：　　　　
　　　　我不恨这些人，　　　　
　　　　不恨这片土地，　　　　
　　　　我只恨那个人　　　　
　　　　挥手说要和平　　　　
　　　　却发动了战争　　　　
　　　　还要别人去打。布鲁斯·阿奈洛1968年2月19日的日记，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越南前线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8。　　　　
　　　　另一名在越南的军官抱怨说：“这场仗错就错在没有人可以让我去恨……对手不像日本人和德国人。”一名空军上尉赞同他的说法：　　　　
　　　　你要是输了二战，那感觉好像你将国破家亡。可这儿没这种感觉。很多士兵还没明白自己怎么会在这儿……你得全身心投入才能恨得起来。均引自乔吉·盖亚，“美国新兵：他问为什么”，《芝加哥每日新闻》，1969年1月16日，收弗吉尼亚·埃尔伍德埃克斯，《女性战地记者在越战中，1961—1975》（新泽西，1988），页174—175。　　　　
　　　　一名反社会主义的作家在1891年时曾挖苦道，工会会员在一次普通罢工中表现出来的愤恨也要比战场上的人多些。哈罗德·康斯特布尔，《关于马、运动和战争》（伦敦，1891），页167—168。　　　　
　　　　上面只能说明确有这种情况存在，至于多少战士有这种想法就不甚清楚了。曾有调查试图量化，但多数涉及面太小。比如二战时通过对美空军第八师一些优秀士兵进行的一系列访谈发现，他们中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正是这种仇恨使他们去杀人。D。黑斯廷斯、D。赖特、B。格鲁埃克，《在空军第八师的精神箔历》（纽约，1944），页137—139。越战期间，约翰·海尔默询问了90名士兵首次交战后的感受。虽有27％的人更恨敌人，有38％的人或是没有原先那么仇恨敌人（10％），或是反而更尊敬对手了（28％）；29％的人感情没有变化或对敌人没有任何感情。约翰·海尔默，《把战争带回家：美国士兵在越南及以后》（纽约，1974），页169。7％的人没有作答。他们的答案有政治分野：后来加入了越战老兵反战运动的人多认为战斗使他们尊敬对手（93％，而属于较保守的参加过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老兵中作同样选择的只有13％）。　　　　
　　　　但1944—1945年间有一次广度、深度都少有的调查。塞缪尔·A。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