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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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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家渤渎烁魇降纳比嗣栊矗ㄋ可彼酪桓觥霸又帧倍家靶朔芤徽蟆保Ｋ驼接讯即游匆蛭比硕栽鸸ㄋ缃馑担┧猩比瞬徽Ｑ鄣娜毡尽肮碜印币浴安煌督怠倍琶以诮瓷匣古旁谂分奕说南旅妗Ｉ踔恋搅�1992年，他还公然宣称不愿坐在日本游客的身边。
在回忆录中他也讲到了一支同在缅甸服役的印度部队。一天晚上，这些人残忍地杀害了所有受伤的日本战俘。弗雷泽当时的反应后来他自己认为很有代表性。他承认这是一桩战争罪行，但不愿对其作任何道德批判。毕竟（就像卡利中尉一样）士兵的职责就是杀人。在他眼里，战争罪“也有大有小”：对贝尔森［德国西南部一村庄，二战时是纳粹德国集中营地——译注］抱以愤恨完全应当，但对缅甸医院受伤俘虏的被杀作同样反应就未免过分了。当然他也承认，他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可以选择调查整件事情（“做一名合格军士该做的事”），向上级作报告，或写信给选区的议员。但当时他没有作出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
我可能做了个鬼脸，说了句“这些印度兵，下手挺狠”，耸了耸肩，就不再想这事了。我要是不依不饶，非要报告上级的话，别人一定会以为我是个怪人。连我自己都会这么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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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这场屠杀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虽然他也承认这“早已超出了文明的底线”，但他还是为自己的行动开脱说：
像我这代人，在1945年这场残忍莫名的近身肉战行将结束的当口，面对就是不知日内瓦公约为何物的敌人，我不曾迟疑过。即使我有过其他想法，替“日本鬼子”向施事者（这些人可是我的同志，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也是）讨公道在我看来也是招人厌、甚至是可耻的。
他“不能想象”任何人会被控犯有战争罪——证据太难收集，或者根本找不着，施事者“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还是胜利者。要是有人试图批评杀害战俘的做法，弗雷泽会建议他“自己去前线试试，面对像日本那样的敌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反应。”他主要是想说，战场上的事只有行伍之人才有发言权。世上没有“法则”可以高过战士对情况的熟悉和他们的第一反应。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ⅩⅥ，26，73，83，87，118，125—126及191—192。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权评判别的战士的论调——而这些人是不会认为当事人有罪的——这已不新鲜。一名越战老兵曾对一名被诉杀害俘虏的战友说，“我们没人记得他杀过那人，他要是杀了我想我们会记住的。国内的鹰派也好鸽派也罢，在道德上总是安稳的，不像我们这些在越南卖命的人。”威廉·克兰代尔，“我们可以从冬季士兵调查吸取什么教训？”，《越南一代杂志：没人下车》，5卷（1994年3月），网上，页1。即如1946年出版的一份澳军训练备忘录，虽一方面谴责杀害俘虏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说：“从没见过自己的战友被打得血肉模糊、从未出生入死的人，又哪能作出判断呢？”陆军W。罗上尉，“投降准则”，《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4期（1946年10）月，页23。
这种知道同伴会“帮忙”的心理一直都有。在英、美、澳三国，从高级军官到士兵，对杀害平民和战俘都普遍持赞同态度。它甚至会带来一种自豪感，曾帮助训练北越连队的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就深有此感，为他们在1968年3月那天的作为感到“高兴”，甚至还给自己邀功：
现在看他们都是好样的。但他们能进入美莱，圆满完成任务，我认为与他们受到的良好训练直接相关。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55。
对杀害平民和战俘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它虽让人憎恶，却是附加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行为。指挥官们认为许多战争规矩其实“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只会限制他们争胜。W。帕克斯少校，“敌对状态下的罪行：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报》（1976年8月），页21。他们倾向于“接受”暴行总是要发生的事实。一战时有名上校就承认：“我以前见过手下人施暴，以后也还会见到。既已激发、释放了这些人的兽性，就别指望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收心。”无名陆军上校，引自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9—30。所有暴行都可以这样辩解，就是杀人越多，那被杀的可能性就越小，就像乔治·S。巴顿中将在1944年4月4日对妻子说的：“有些喜欢讨好上司的人说我们杀害了太多的战俘。但同样这些人却为我们杀死多得多的日本战俘而欢呼。在我看来，我们杀人越多，那牺牲的人就越少。但这些人不这么想。”巴顿，引自詹姆斯·温加特内尔，“比斯卡利大屠杀：巴顿和一桩美军战争罪行”，《历史学人》，52卷1期（1989年11月），页37。即使有士兵心有不安，希望这些暴行能引起上面关注，也没人听他们。比如（第1骑兵师的）比利·康韦就发现他的排副根本“就不想听”部下是怎么车仑。女干三名北越军队护士、然后是怎么把照明灯强塞进她们的荫。道并点亮这些灯的。比利·康韦，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83。海军陆战队员埃德·特莱拉托拉也认为军队内部在暴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谋。要是巡逻的时间比较长，他所在的部队常会溜进一座村庄，绑架一名妇女，然后施行车仑。女干。至于最后是放是杀，就要看兴致了。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他们每晚的必修课。特莱拉托拉也承认“村民会抗议”，“这时候，”他接着说，
高级军官会说，“嗯，那就先停一阵吧”，“至少与上次的间隔长一些。”但从没有人阻止我们。埃德·特莱拉托拉，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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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折磨和“战略了结”在游击和反革命活动中尤为常见；特种部队把自己刻意包装成世上最难缠、最无法无天、最具阳刚气的战士组合；他们经常单独行动或组成团结、高效的小分队，在脱离大部队指令体系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各组都争强好胜，又高度依赖、协同作战，这样即使有暴行发生也不会被暴露。杀害平民可以给游击队（和涉嫌帮助他们的人）以警告，这样游击队就会来寻仇。“细想一下，这不失为一个好战术”，1969年当有人征询某军官对美莱大屠杀的看法时，他回答说，“你要是把人吓坏了，他们就会躲着你……噢，我不是说我赞成这么做……但我想这么做的确很管用。”无名军官，1969年12月的访谈，引自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5。要想煽动士兵杀人，这招也“很管用”。高级军官都知道，士兵在场下对俘虏越狠，上了前线才越会乐于进攻。而如果对他们进行惩罚，等轮到他们合法展示其攻击性的时候（在战场上），他们的表现反而会不尽如人意。场下的凶残是为日后的作战做准备。用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里的话来说就是，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强硬做派”。这种做派“比是不是有几个日本战俘被揍或被杀要重要得多”。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302。战场上什么都是公平的。
征战之人也认识到，屠杀俘虏和平民或许真的是必要的。举一例来说，约翰·尤金·克龙比在温切斯特学院念了一半就加入了苏格兰高地兵团。1917年4月（他于一个月后战死）他写信给朋友，讲他们是怎么“肃清”敌人战壕的：把发烟炸弹扔进德军战壕，但因为长官不愿派人把战俘押到营地，所以只要有德国兵投降就立刻把他刺死。真要做起来实在骇人的很，克龙比想，虽然他也知道“从军事角度看，这很方便……是德国人挑起了这场战争，要想打败他们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比他们还要狠”。约翰·克龙比上尉给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1917年3月3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82—83。这样做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也成了广泛的共识。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7。就算破坏规则也能得到大多数士兵的宽宥，在战场上
谁又有工夫去辩论那些形式上的细枝末节，行事的暴虐与否？喷火器、汽油弹、燃烧弹、石弓、毒桩——对那些陷于战争困境，每天要做上千个决定的人，别指望他们会按昆斯伯里侯爵［1844—1900，即约翰·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英国运动家、体育赞助人，1867年创现代拳击的基本规则——译注］的那套规则行事。塞姆·达蒙，引自安顿·米勒，《曾经是苍鹰》（纽约，1968），页787—788。
实际在有些情况下，反倒有人教他们怎么样才能最有效地消灭俘虏。特种兵唐纳德·邓肯就曾上过一门叫“应对恶意审讯”的课，里面就有提到战俘的问题。就有益的方面说，战俘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等他们把一切都招了再把他们放掉也有一定的宣传价值。甚至把战俘争取到反共阵营里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但生擒敌人的负面影响远比其正面效用来得大。他的“情报价值”还得和“俘虏他所带来的责任”（包括部队机动性的下降，食物和水等重要储备的共享以及必须派专人看守）相权衡才行。如果敌人知道投降就会被杀，那为了不被捕他们只会更顽强地反击。尽管如此，就地处决还是很重要。不忍心杀俘虏的人要加入特种部队“心理这关就过不去”，于是只有换岗。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60—161。据詹姆斯·亚当斯说，海军陆战队里也有类似的训练。他才21岁就已经被训练成冷面杀手了。他能背诵教官的指示：
至于受伤的敌人：“要是看见敌人的伤兵躺在地上，就别留活口。”手头要是有刺刀，就该俯下身，教官的原话是“砍下他的脑袋”或是“在他身上多戳几个窟窿”。詹姆斯·亚当斯，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31—132。
许多士兵都承认他们的教官说过“可以弓虽。暴妇女”，教他们碰到女俘虏怎样扒光她们的衣服，“让她们赤身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然后“把尖棍或刺刀插进她们的荫。道”。例见查克·奥南和吉米·罗伯森的证词，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8及60及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25—26。
有些士兵因曾参与过暴行而愧疚不已，也有人从中得到乐趣。吉米·罗伯森就曾后悔杀戮平民。当他决意放弃华盛顿特区舒适的生活去参军的时候，他才19岁。他被派往越南，一日，上级决定要夷平一座村庄，男、女、孩子一个也不留。约一年后，他略迟疑却痛苦地回忆了参与屠杀时自己的惊唳、心底一阵同情带来的恶魇，以及他无法自控、麻木地跟着大部队行动：
就像，你知道的，至少就我自己，嗯，我的目光正好落在一双眼睛上，女人的眼睛，而她——我也不知道，我看了，我是说，就在开枪前，对。你知道，我其实不想。我只想调脸走开。但有东西告诉我不能这么做。它告诉我不能，嗯，不能就这么不管其他人，不干了，等大家都开枪了，我也开了枪。吉米·罗伯森，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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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反应并非每个人都有。有人倒从暴行中获得了许多快感，特别是受害者如果“有一定地位”的话。地位最高的是“双料老手”（先奸后杀），其次是婴儿、成年妇女、老年男子，最后是战俘。一名士兵曾参与车仑。女干并杀害了一名越南“妓女”，他不仅描述说自己是在“莋爱”，还兴高采烈地吹嘘这是他第一次“穿着靴子和女人莋爱”。迈克尔·麦卡斯特，收“越南老兵反战”，《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29。21岁的查克·奥南回忆与他同在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受训的士兵“喜欢”折磨、弓虽。暴、杀害俘虏：“许多人志愿到越南来。海军陆战队的中士把这里讲得天花乱坠——你知道，他们形容得特别恶心——到这儿来能杀人，能怎么怎么的。”海军陆战队员可以弓虽。暴妇女，“被当作吸引他们志愿来越南的法宝”。查克·奥南，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30。
正因为军方内部对某些暴行普遍认同，卡利的定罪才激怒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许多高级军官写信支持他，（而就在宣判的当天晚上）有数百名老兵在本宁要塞军事监狱的铁丝网外游行，高呼：“战争是地狱！放了卡利！”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12及汤姆·提德，《卡利：士兵还是杀手？》（纽约，1971），页130。“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全国领导人赫伯特·雷恩沃特闻讯大惊，召集记者说“每一次战争都有美莱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竟破天荒地审判了一个不过执行了自己任务的士兵。”赫伯特·雷恩沃特，引自“本宁要塞判决”，《新闻周刊》，1971年4月12日，页28。许多人认为卡利的上级应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大将，二战期间曾指挥马来亚战役，占领新加坡，后调任菲律宾方面军司令官，战后在马尼拉被处绞刑——译注］大将的案子不已经表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哪怕并非司令官——这里是（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C。威斯特摩兰上将——本人下的命令，但只要他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我们依然可以追究他的战争罪？讨论详见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9—240及347。威斯特摩兰的辩解见W。威斯特摩兰，《老兵心曲》（纽约，1976），页378—379。 连反战的左翼老兵都认为不该起诉卡利。美军越战罪行公众调查委员会在1970年有力申诉了他们的忧虑，迈克尔·乌尔等老兵表达了退伍军人对起诉的“强烈愤慨”，并抗议士兵在“被迫执行搜索歼地［一种反游击战术——译注］、自由射击区［该地区内任何移动物体都会遭射击或轰炸——译注］、不收战俘、绥靖安抚、易地安置等命令”时竟得“为此负责并遭起诉”的做法。责任当然应该有人承担：被诉的应是“最高民选和军事领导人”，而不是普通战士。迈克尔·乌尔，《越南：一个战士的看法》（威灵顿，1971），页9。
民 众 支 持
在远离战区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民众在看到“敌军”非战斗人员被杀的报道时，不是否认就是听任。即使美莱惨案的消息充斥报纸头条的时候，许多人仍不愿意承认它是事实。“我们的小伙子不会做出这等事来。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有人说。美国亚拉巴马州州长说，“我不相信美军会故意射杀百姓……这场战争中的所有暴行都是共党犯下的。”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2。也有人虽接受这一事实，却在道德上保持中立。《时代》杂志197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被访者表示在得知屠杀之惨时并未感到难过：“打仗嘛，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1608人接受了访问：“越南战争：对尼克松的新支持”，《时代》，1970年1月12日，页10—11。晚近一些时候，历史学家也越来越倾向于类似的立场。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肯尼思·迈多克就认为
战争规则就像交通规则：每一个既诚实也现实的人都知道总有违规的时候，只不过有的司机犯错要更频繁、严重一些，而有的司机绝少违规。
他还说“一国的军队可能有不止一套规章”。比如执行一些秘密行动如“不死鸟”的澳大利亚士兵就不用
按步兵营的那套规矩“开车”，他们的许多作为按后者的标准常常是违法的。但按他们自己的标准就不一定算“超速”。肯尼思·迈多克，“越界？——澳军暴行问题”，收迈多克（编），《越南忆旧》（悉尼，1991），页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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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语句里看不出一点知晓战争法的痕迹——无论是国际法、军法还是道德风尚。
但卡利的定罪（预谋杀人）却引发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否认和听任被愤怒所取代。阿肯色、佛罗里达、堪萨斯、密歇根、蒙大拿、怀俄明等州的征兵局成员纷纷辞职以示抗议；全美各州首府纷纷降半旗，退伍军人组织如“美国军团”、“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等纷纷筹款支持卡利上诉。在佐治亚州西部城市哥伦布的露天体育迟行的一次奋兴会上，牧师迈克尔·洛德宣示说“两千年前有个叫耶稣的人受难。我不希望看到一个叫‘烈性子’卡利的人重蹈他的覆辙。”尼克松总统在判决公布的24小时内收到了十多万封邮件和电报，几乎全是要求释放卡利的。几十万张印有“放了卡利”的标语被贴到了汽车保险杠上；纳什维尔一家唱片公司推出了一首45转/分、名为《卡利中尉赞歌》的单曲（由亚拉巴马州一个叫“北越连队”的演唱组演唱，电台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在《共和国战斗赞歌》的背景音乐中念词）。歌词是这样的：
我叫威廉·卡利
是名美国大兵；
发誓要尽全力
打败我们的敌人；
他们说我是恶棍，
还给我打烙印，
但我们仍旧前行。“卡利中尉赞歌”的录音收藏在澳大利亚国家音像档案馆。
这支单曲发行当天就卖了超过200 000张，一周内销量就突破百万张。等尼克松后来签署命令把卡利改为本宅监禁时，全体众议员长时间鼓掌庆贺。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本讲卡利的书的取名《英雄出世》也就不足为奇了。公众对卡利定罪的态度另见韦恩·格林霍，《小英雄出世：威廉·卡利中尉的故事》（路易维尔，1971），页191；罗伯特·海恩尔，“美莱再评价：威廉·L。卡利的军事审判”，《三军杂志》，1970年12月21日，页38—41；汤姆·提德，《卡利：士兵还是杀手？》（纽约，1971），页16；肯里克·汤普森、阿尔福雷德·克拉克、西蒙·迪尼兹，“美莱的反响：视觉语言比较”，《社会学与社会研究》，58卷2期（1974年1月），页122—129。
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就在卡利定罪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电话调查，发现只有9％的美国人同意该判决，不同意的占了近80％。在反对者中，两成认为屠杀不是犯罪。盖洛普电话采访了522名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本宁要塞判决”，《新闻周刊》，1971年4月12日，页28。等冲动“稍过”，报界才对审判进行了更多正面报道，之后反对率虽有所下降，却仍在高位徘徊。宣判两个月后，赫伯特·C。凯尔曼和李·H。劳伦斯访问了近1000人，调查对卡利案庭审和判决的看法。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审判表示赞成，反对者仍高达58％。提及最多的反对理由（反对者中45％持此观点）是：“派兵到越南打仗，他们履行了职责却要受到审判，太不公平。”也有人认为卡利不过是做了上级的替罪羊，既然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不该只挑他去送审。赫伯特·凯尔曼、李·劳伦斯，“卡利中尉案谁应负责：一次全国调查的初步报告”，《社会问题杂志》，28卷1期（1972），页177—212。卡利不只是在美国才有如此高的支持率，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利昂·曼恩在澳大利亚首都悉尼访问了1435人，有66％的人认为美莱屠杀的参与者不应受审。他的采访对象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居多，可以想象澳大利亚全国的比例还会更高。利昂·曼恩，“对美莱的看法与服从命令：一次澳大利亚调查”，《澳大利亚心理学报》，25卷1期（1973），页11—21。
更重要的，多数民众竟认为“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士兵不过在执行命令”的逻辑是站得住脚的。在访问时，凯尔曼和劳伦斯预设了一个情境，即下令让士兵射杀村子里的所有男女老幼的居民。67％的受访者认为多数士兵会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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