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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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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吐姿乖ど枇艘桓銮榫常聪铝钊檬勘渖贝遄永锏乃心信嫌椎木用瘛�67％的受访者认为多数士兵会遵命，认为抗命士兵会占多数的只有19％。当被问到“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时”，半数略多的人说他们会执行该命令，三分之一的人说不会。而下面的回答让两位访问者都倍感诧异：
既是假设的问题，在没有相反证据之前受访者当然会予以肯定的判断，也就是拒绝杀人。问题……在于许多这样想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选择其实是社会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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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多数受访者竟认为遵命杀人才是较完满的回答。这些受访者“未必存在道德缺陷；他们有很多人反会认为这样做是符合道德的”。赫伯特·凯尔曼、李·劳伦斯，“卡利中尉案谁应负责：一次全国调查的初步报告”，《社会问题杂志》，28卷1期（1972），页177—212。
还有很多其他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结果。利昂·曼恩发现，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表态说，只要是命令的，他们一定会射杀平民。利昂·曼恩，“对美莱的看法与服从命令：一次澳大利亚调查”，《澳大利亚心理学报》，25卷1期（1973），页11—21。在美国，爱德华·奥普顿1969年12月问受访者，如果上级下令枪杀百姓，他们是否照做：男性被调查者中只有27％的人说不（女性说不的多达74％）。不同年龄的人给出的答案大致相同，但年纪较长的人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应该拒绝听令。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3—64。在另一次调查中，纽约城市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随机调查了年龄在17到24岁之间的男性大学生。调查表上列出了32种要士兵选择是否开枪的情况。调查者要求学生把自己放在战士的角度，并按七个层级给出会开枪的可能性。他们是否会选择开枪：如果子弹从屋里飞来，如果屋里有士兵或平民，如果上级命令射击，如果战友已经开火，如果敌人还在老远？调查人员发现，开枪的决定受上级命令的影响最大。兰迪·奥莉、赫伯特·克劳斯，“可能影响战唱火的因素”，《社会心理学刊》，92期（1974），页151—152。这一发现和对敌对行为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相吻合。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利·米尔格兰做的研究。该研究指出，要想劝人开枪其实相当容易，特别是如果有权威人士（如耶鲁大学社会学者）命令他们这么做的话。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米尔格兰，“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页57—76；米尔格兰，“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另见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汉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监狱里的人际交往”，《犯罪学及刑罚学国际研究》，1卷（1973），页69—97。相当多的民众都认为奉命行暴是正当的。
机 构 缺 陷
军方将美莱事件归于领导不力。参与屠杀的军官多没有实战经验，只有两人在去越南前曾带过兵。一帮排长尤其不管事，在士兵眼里，他们是“好人”、“哥儿们”，而不是领导（不是士兵怕他们，而是他们怕士兵）。尤其是卡利备受抨击，说他平日里愚不可及，成天局促不安，还没本事鼓舞下面人的信心。皮尔斯委员会的结论是
在宋美行动前一天哪怕有一名排长、特遣部队负责人或旅长预料到这个情况，站出来说一声，不应屠杀非战斗人员，或在战前布置中提到非战斗人员的问题……宋美的悲剧就完全可能避免，至少不会如此难以收拾，部队的举止也能得到收束。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3—84，197—201。
领导不力不只是美莱的问题，整个越南战场都是这样。美国陆军推行的一年服役期（海军陆战队是13个月）使军官无法积累经验，理顺部队内部关系。陆军参谋长认为，新到任的军官根本没法和前任比。W。威斯特摩兰，《老兵心曲》（纽约，1976），页378—379。士兵对长官的失敬，最明显体现在用破片杀伤手榴弹谋杀上级军官事件发生的频率上。自1969年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美国防部承认这样的事件有788起，如果其他武器（如步枪）也算在内，有超过1 000名军官或士兵在越南死于同胞之手。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314—315及理查德·加布里埃尔，《光荣作战：论军队道德及为兵之道》（康涅狄格，1982），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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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要是没用，手下又不支持，暴行就会成堆发生，因为士兵害怕抗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驻越士兵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龄也偏小（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9岁，而二战时是27岁）：面对危险，他们常会作出过激反应。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2。他们不知道抗命会有什么结果，这种恐惧在其战友身上体现最清楚：没有参与屠杀的士兵会被认为做事急躁，对集体不忠。没人愿意尝试鸵鸟政策：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里，这样不仅会剥夺人仅有的那点安慰，甚至会让士兵因此送命。早在二战时，被认为“不称职”（即没有进攻欲）的海军陆战队员就会受到严厉处罚。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瓜达卡纳日记》（纽约，1943），页16。其他威胁见比尔·克鲁克斯，其访谈收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423—424。有的惩罚办法虽轻——其效果却未必差。比如，有士兵参与奸杀了一名越南妇女，他说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是“怕人笑我”。他最怕别人说他“搞同”——没办法他只有跟着弓虽。女干了那名妇女。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35。另见乔治·赖安，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的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40。美莱屠杀发生时在场的士兵担心，要是举报就会被同伴用手榴弹炸死。罗纳德·海伯勒，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183。陆军一等兵迈克尔·伯恩哈特拒绝参与屠杀，但事后他却选择了缄默，“跟敌人较量已够危险了，我不想再惹祸上身”。迈克尔·伯恩哈特，引自朗·赖登奥尔的信，收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37。格雷格·奥尔森当时也在场，他也不愿对当权者讲述当日的情形。他说自己不知道“上报的渠道”，实际是担心，“你得想好了才能像我这么做……别忘了，当时大家手里都有枪……直面控告你的人并不难，但不是在他有枪的时候。”格雷格·奥尔森，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82。
军方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旁人很少能想象士兵会因为将暴行上报而受惩罚，但几乎可以肯定，军队高层对不执行命令者一定会严加惩处。如果有人敢抗命，不愿杀害战俘，那会怎样？对此，越战老兵乔治·赖安压根儿没抱幻想。无论上级命令多么残忍，他都不会抗命。假使我拒绝杀害北越的伤兵，“倒不会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但肯定会上黑名单，回营就被调往炊事班，被人叫成懦夫。我可不想这样”，他说。乔治·赖安（假名），其访谈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40。但对有些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分明是可能的。这正是卡利所担心的：他以为，抗命就会被送上法庭，要不就是枪毙。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凯瑟琳·约翰逊、哈里·罗森塔尔，《卡利》（纽约，1971），页25。有一名陆军中士向指挥官禀报一起已发生的屠杀越南平民的事件，却被威胁如不封口就会被送进监狱。这名中士是炮兵雷达部队的一名熟练的技术人员，还得依靠上下的支持。在被警告后遂决定再也不提此事：
我知道这事不可能成的，要是一意孤行绝没好果子吃，我不想被人欺负或被扔进监狱……所以就努力忘掉它，没再声张……把它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119。
类似的事情二战期间也有发生。某飞机领航员就说，曾经因为怀疑狂轰滥炸是否合法而内疚过一阵。“我总……想到妇女、儿童、医院一类的东西，”但他也说：
但这种怀疑能跟谁说呢？德国人也炸我们的城市，这让我良心稍安些，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犯嘀咕。要是德国人赢了这场战争，是不是战犯就会是我们呢？要是觉得这在伦理上说不过去，是不是应该跟中队长去说，然后拒绝参与呢？这样做会有怎样的结果？军事法庭！在这种事上据理力争，要比什么也不想、只是完成飞行任务需要多得多的勇气。一位长期服役的飞机领航员，引自马丁·米多布鲁克，《汉堡之战：盟军1943年对一座德国城市的轰炸》（伦敦，1980），页349。
处罚也有轻的，比如降职。卡利的部队未能上报杀敌人数时（根本无人可杀），巴克上校就警告说：“你要是完不成任务，中尉，那我只有另请高明了。”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47。另见“达菲中尉的声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53。轰炸机组人员要是拒绝轰炸住宅区，会被怪为“道德品质低下”，然后就是降职。爱德华·史密西兹（辑），《空战：制造、保养、驾驶战机的人记住二战》（伦敦，1990），页125—126。对命令提出质疑不能被容忍：军官候选人要是打报告说对指挥官有不同意见，他“可能得辞职。要不就得准备好当20年的上尉。”约瑟夫·埃利斯、罗伯特·穆尔，《士兵学校：西点与战争行业》（纽约，1974），页167。在二战期间，被认为“道德品质低下”的空军人员可能会被开除，降职，失去日后攫取民航中油水多的职位的机会以及被剥夺证章等。对此精辟的分析，见约翰·麦卡锡，“空勤人员与二战中的‘道德品质低下’”，《战争与社会》，2卷2期（1984年9月），页88—89。直言反对不必要的暴行会遭到严惩，如杰夫·尼德尔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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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以为我背叛了祖国，因为我不再相信战争，军内军外很多人都会仇视我，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改主意，会很不光彩地退伍。我会因此很难找到工作，会失去退伍军人法案规定的上学和看病方面的特权，我父母也会因此生活困难。杰夫·尼德尔在一本名为“请您阅读”的小册子中，1970年，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13。
澳大利亚步枪手巴里·克瓦纳曾试着解释自己为何没有举报他所在部队犯下的无数暴行：
听着，我不想充英雄。不想和整支队伍为敌。不想上法庭，蹲大牢。我不是常说嘛，“打个屁仗啊”，我还等着解甲归田，拿住房补助呢。步枪手巴里·克瓦纳，引自赛莉·威尔金斯，“回望”，《年岁》，1975年5月10日，页11。
曾有士兵不愿带枪上战场，他的朋友说：“没有像你这样折腾部队的。”里克·斯普林曼，其访谈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23。军队如果（皮尔斯委员会曾轻描淡写地说）“在对待和保护非战斗人员方面持放任态度”，那士兵要是以命令不当为由抗命，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在战场上尤其是这样。
士兵们一般都不知道战争法的具体性质和地位，这使他们更担心如果不随大流的后果。L。C。格林参加过二战，他就说几乎没人告诉“一般的士兵”打仗有那些规矩。他知道如果自己被生擒，那么按1929年日内瓦公约须得报上姓名、番号和军衔；至于战俘有哪些权利，应如何被对待，就不清楚了。L。格林，《现代战争法则论文集》（纽约，1985），页27。一般来说，只要这些规章已经公布，那军队指挥层就可以免责。（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C。威斯特摩兰上将说过：“命令都清楚地写着呢。每人都有张卡片，上面有该怎么对待战俘。”威斯特摩兰的访谈，收迈克尔·查尔顿、安东尼·芒克里夫，《诸多原因》（伦敦，1978），页148引自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294。军方的态度是，相关文件既已分发，那他们就不应该有责任了。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294。
尽管交战规则每半年就要重新印发一次，但发到士兵手上的多少不均，甚至根本不够。惟一的例外是空军，因为飞行员和射击指挥员在执行任务前要进行考试，看他们对规则掌握得如何，此后每三个月还要考查一次：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4。另见“达菲中尉的声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53及布鲁斯·帕默尔上将，《一场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角色》（纽约，1984），页170—171。许多战斗人员（既有军官也有普通士兵）就说具体的战斗行为合法与否他们并不清楚。1974年有人采访了一百多名曾在越南服役的将官，17％说（在美莱惨案发生前）交战规则“常在整个指挥链中遭曲解”；而说“明白”这些规则的只有29％。多数将官承认他们靠“常识”行事。道格拉斯·金纳德，“越南再回顾：美国陆军将级军官态度一览”，《民意季刊》，39卷4期（1975—1976年），页451。另见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4。北越连队的士兵也说，他们到越南后没人跟他们讲不能伤害平民或是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他们只有一次因伤害平民（三名士兵奸污了一名当地妇女）而被骂，也没有受到任何严厉的处罚。据迈克尔·伯恩哈特，引自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在宋美拒绝开枪士兵的故事”，《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12月14日，页101。卡利说他在接受军官培训时，从没有人提过战斗区里平民的事。只是到他们要开赴越南那天，才有人跟他们讲要守规矩，不要骚扰当地妇女等。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28—29。从没有人说过命令还有合法、非法之分，“所有命令都是合法的”。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凯瑟琳·约翰逊、哈里·罗森塔尔，《卡利》（纽约，1971），页25。保罗·米德洛还说平生从未听过还有“非法命令”：理查德·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158。连1968年3月16日在美莱摄像的罗纳德·海伯勒也说自己不知道美军越南援助指挥部曾于一年前下过命令，要求有关人员向指挥官报告任何战争罪行。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91。参与美莱大屠杀的士兵此前接受的是“速成训练”，只有人给他们讲过有关日内瓦公约、交战规则和应怎样对待非战斗人员的“零星”知识。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04—205。另见页83。此外，在他们上战场前两个月，约有50名士兵补充到他们的部队。这些人既没有接受过全套正规训练，也未能很好地和部队融合。但即使是正规训练，也只有一个小时是用来讲战争罪的，另外几百个小时都是讲怎样才能有效杀人和服从命令的重要的。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10—211。在美莱惨案发生后增加到了两个小时。再有，这些训练是由退伍的战斗能手带着做的，他们在讲解战斗规则时会夹杂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恰恰违反他们讲的任何一条规则：下面的“童男”最容易听信这些故事了。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第2版（纽约，1970），页102。另外，还有高级军官认为，向士兵讲解战争规则会破坏他们的整个战斗部署，而且那是律师的事，不该由战士们来做。陆军J。兰特里中校，“把武器玩转：首长训练为人忽视的一些方面”，《澳大利亚军报》，202期（1966年3月），页12及陆军W。麦克林少将，“军法”，《加拿大陆军军报》，8卷1期（1954年1月），页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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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有些规则本身还含混不清。在越南，
向一名奔跑中、手无寸铁的人射击是合乎道义的，但如果他只是站着或走就不行；近距离射杀俘虏是错的，但狙击手从远处射杀同样没有防卫能力的敌军却是可以的；步兵不能用白磷手榴弹摧毁村庄，战机驾驶员却可以往下投凝固汽油弹，
一名战士困惑地说。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29—230。另见西摩·赫什，“玩票记者：谴责”，《纽约客》，1971年10月9日，页114；理查德·霍姆斯，《火线》（伦敦，1985），页367；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5。
游 击 队 员
使战斗“趋于暴力”的还有别的因素。关于敌人的想象和现实间的巨大差距在太平洋和越南战争期间表现得最明显。敌人似乎无处不在——又哪儿都不在——美军只能四处出击，一味瞎打没有成效。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因为老遭恶手却无从还击（在越南，只有14％的交火是美军挑起的）。根据美国国防部1967年年中的一份报告：在战争后期，该比率朝有利于美军的方向发展了。见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美国人想象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84。近似的估计见约翰·海尔默，《把战争带回家：美国士兵在越南及以后》（纽约，1974），页166。在越南，惟一的“准数”就是每天的尸体清点。许多身经百战的士兵都说“只有见了尸体，才能确定是越共”。但这种态度正是皮尔斯报告所批评的，该报告的结论是，“既然在下令时就有互相较劲，而且命令的执行一般是看有形的结果”，所以北越连的军官“或许把宋美行动当作了一次洗雪此前战斗不力（或缺乏战机）的好机会，以实实在在地攻击并歼灭一支数量可观的敌人有生力量”。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195—196。要是为战友还血债这点“基本的心理安慰”都没有了，一切都会没有“意义”，怒火中烧也就免不了了。罗伯特·利夫顿，“基于经验的邪恶”，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45。菲利普·卡普托曾说：
我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这场战争残酷至极，完全是场人民战争。它不像欧洲那样有规整的战役，更像一场野地里的生死战，不讲任何战法和规矩；打仗时，每个人都拼命想保住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谁死了，死了多少，怎么死的，都顾不了了。对那些希望把斯文的战法加给这场野蛮战争的人，我只有蔑视。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29。
在这样的战争中，大批杀害战俘或平民经常发生在战友无谓、胆怯地牺牲之后：连不是战斗人员的戴维·E。威尔逊也说，在看到饵雷撕碎战友时不是没有想过要好好教训一下敌军的俘虏以泄恨。他记得，“我们要是踩上饵雷”，总得杀几个俘虏解气，因为“大家都气急败坏……又没人好出气，便只有杀人了。”戴维·威尔逊，收杰拉尔德·吉尔格里奥，《作决定的日子：拒服兵役者越战从军口述实录》（新泽西，1989），页123。关于所有三次战争的情况，见迈克尔·克劳德菲尔特，“冷枪手”，收J。托普汉（编），《越战文选》，修订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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