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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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蛘痰挠ǔ稹褚埃」薜隆てぬ兀段纯稍碌幕蜒浴罚ㄅυ迹�1923），页87—8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二战时，士兵在知道了集中营发生的事后也同样反应强烈。截至1942年11月，西方政府虽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一直低调处理，直到战争后期才把它作为激发复仇情绪的有力武器。到那时，复仇的欲望已无可抑制。美军坦克师的黑人上尉约翰·朗清楚记得解放某集中营时的情景：
从那一刻起，德国人不再是和我不相关的敌人。他们简直就是禽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可辩护。在打开集中营大门前，我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这样待人，其他两座集中营也是一样。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肃清他们就完事，这以后非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不可。第761（坦克师）约翰·朗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5。类似的叙述见蒂缪尔·布莱克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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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战地记者约翰·本尼茨称，越南战争根本“不讲道德”，但他也说，“和一群用刀枪和喷火器来杀戮妇女儿童的游击队员打仗，也顾不上什么正大光明了”。约翰·本内茨，“一场奇怪的战争”，《年岁》，1968年1月25日，页5。有关敌军碎尸和折磨战俘的流言让人“胆寒”——“如果越南人的作为不像人，那也用不着以人道对待他们了。所有文明法则都可以搁在一边。瞄准时尽管放宽心，你不是在杀‘人’。”斯科特·凯密尔的证词，收弗朗西斯·菲茨吉拉德，《湖中的火：在越南的越南人和美国人》（波士顿，1972），页371。另见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6。这样就成了恶性循环：以暴易暴只会使暴力升级，且双方都义正词严。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141—142及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154—155。
对暴力的谴责是与人性的丧失联系在一起的。丧失人性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战士不再是“文明”人；二、敌人也甭想当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把战士想象成失去自控的人。战争叙事反复强调，战士并不是“真正”在杀人：他们“着魔”了，之后才会回到“真正的自我”。刺刀一旦沾上第一滴血，用学生士兵唐纳德·汉基的话说，就是
“见红了”。被爱好和平社会礼法压制的原始“嗜杀欲”喷薄欲出，好像要彻底改变他整个人，让他满脑子全是疯狂的念头，要杀，杀，杀！唐纳德·汉基，《持枪学生：二辑》（伦敦，1917），页65—66。另见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及陆军J。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27。
士兵如杀了人，可以用“失去自制”来寻得宽慰，休·斯珀勒尔，“一战情形之我见”，页6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者是“一时冲动”。陆军M。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3—15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19—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名士兵曾枪挑战俘，他对长官说：“长官，我没法住手，心气一下就上来了；我想止住，但没有其他路可走；最后还是杀了他。”引自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75。对自己拿起步枪、刺刀时“有如恶魔附身一般的兴奋”，查尔斯·亚历山大是这样开脱的：“所有的原始冲动一下都上来了，但我却以为那是个美妙的上午”。查尔斯·亚历山大，“致兄弟姊妹书”，1917年11月3日，奥克兰学院与博物馆藏书室手稿92/70。杀戮被认为是人性固有的成分，不过只是在非常时刻才会压过我们身上“文明”的内核。
那些宣扬被杀者不是我们同类的小说同样值得鼓励。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35。他们是畜生——狒狒、田鼠、害虫或者野兽。威廉·巴赫（编），《明星游行集锦》（纽约，1942），页359；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78，1944年6月27日条；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荣光》（费城，1942），页94；亨利·加利特，《不仅是职责所系：一个步兵的战争》（墨尔本，1976），页127；约翰·赫西，《进退维谷：海军陆战队的一次冲突》（伦敦，1943），页39—40；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59及82；内维尔·贾森，“书信集”，从越南致姊罗兹书，1965年11月11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乔治·约翰斯顿，《世界上最难打的战争》（纽约，1944），页207；《前线士兵战争速写集——卷一：从纳塔尔之战到克伦佐之役》（伦敦，1900），页60；陆军R。波纳德上校，“澳大利亚第6师训练指针，第1部分：丛林战”，1943年3月27日，页1，收陆军中将F。贝里曼爵士，“书信文件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弗雷德里克·特里弗，《一个野战医院的故事》（伦敦，1901），页12；韦德·威廉斯，《步兵进攻》（悉尼，1955），页52及93—95。他们不过是战术活动航程中的靶子，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或只是暗淡的影子。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另见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未注明日期，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他们是模模糊糊指认的“敌人”或是种“意识形态”。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40；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1及104—105；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59。就像澳大利亚伞兵西蒙·科尔说的，
我杀的不是敌人而是共党分子……噢，我第一次看到北越人尸体时也许还有点畏缩，但这以后他们在我眼里就成了死去的牲畜。不是他射杀我就是我射杀他。我瞄准的不是人，是一捆意识形态。伞兵西蒙·科尔，引自赛莉·威尔金斯，“回望”，《年岁》，1975年5月10日，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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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对方当人看在针对明显是“异己”的敌人时最便当，比如日本或越南人，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外国佬、越南佬或拉链头。用越战老兵哈里·奥康纳的话说就是，“‘外国佬综合症’在越南实有其事……我见过士兵围着人打，拿枪托敲他们的头，自己好像天主，却拿人不当人，为所欲为”。哈里·奥康纳（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71。
越战中有一道程序是“清点尸体”，它使把人不当人看的心理变得正式了：正如一名澳大利亚炮兵在1965年12月写给姐姐的信中兴高采烈说道的，前一晚他要是杀死些越共分子就好了，“这样我们歼敌总数就能达到两百”。内维尔·贾森，“书信集”，致姊罗兹书，1965年12月13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ⅩⅦ。歼敌数渐成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做得好有赏，冰破或休假都有可能。这样清点的尸体数有时甚至会虚报一倍（乃至更多）。比如威廉·卡利中尉就记得一次战斗后有人问他杀了多少人。他回答说“六至九”，但那人却给他记成六十九：卡利，《尸数》（伦敦，1971），页101。但对这一做法的依赖得到了像陆军朱利安·J。尤厄尔中将和艾拉·A。亨特少将这样有丰富经验的军官和顾问的强烈支持。他们在1974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有批评说这样做会导致“无谓的杀伤”。尤厄尔和亨特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决意“迎头”反击，辩解说他们所谓的“常压理念”是有前提的，即动员一切力量对抗“整个共产主义体制”是击溃北越军队、保护南越人民最有效的办法。他们否认自己的主张会使战争“变得越发残忍”，相反，这样做反而能俘获更多的敌兵，引发更小的平民伤亡，并使安抚、和解更顺利地进行。陆军朱利安·尤厄尔中将、艾拉·亨特少将，《强化战斗优势：通过分析增进军事判断》（华盛顿特区，1974），页227—228。
“体育道德”常被用来为某些战斗正名。方法有两种。其一，杀人是一种运动——这可以自我证明——其二，因为它是运动，就有“公平竞赛”的可能。认为打仗是竞赛的看法很普遍，其代表是黑人土著士兵雷吉·桑德斯，他在看过自己平生第一个枪下鬼的尸体后觉得“特别可惜……但愿他能听见我说，‘嘿，哥儿们，起来，我们再大战三百回合。’”雷吉·桑德斯，引自罗伯特·霍尔，《边缘战士：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回忆二战》（堪培拉，1995），页72—73。另见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4—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及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132—1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迪克森·斯科特，“书信集”，与A。蒙克豪斯书，1915年1月6日，曼彻斯特市政会本地研究中心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致兄书，1916年7月10日，页68—6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上文说过，在所有体育项目中，战争最接近的是狩猎。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4—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亚历山大·卡托，《与苏格兰军队在法国》（阿伯丁，1918），页35；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12；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37；爱德华·哈尔斯爵士，“书信集”，致迈叔叔书，1915年2月2日，页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侦察及巡逻》（奥尔德肖特，出版年份不详），页1；查尔斯·坦普勒，“一个老兵的自传”，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A。索本，《业余炮兵：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页155—157；陆军尼尔·蒂特莱中校，《法国境内的野战炮》（伦敦，1922），页90，131—132，落款1916年7月17日，11月10日及1917年5月8日。流血运动和战争的关系在1933年11月13日《晨报》一幅照片中表现得很清楚，照片中猎狐人在恭敬地向死者默哀。亨利·索尔特，《亲近的信条》（伦敦，1935），页34。陆军中士J。A。科原是加拿大商业银行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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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8月他在描述一次有“恶魔般快感”的杀戮时说：“就刺激而言，追活人比狩猎还有趣”。 陆军J。科中士的信，1916年8月，收《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143。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完美的步兵都有被描绘成偷猎者的。陆军戈登·凯瑟利少校，《志愿兵战前训练》（伦敦，1915），页75；A。沃克，《地方军战场秘笈》（格拉斯哥，1940），页13；陆军上将阿切博尔德·韦弗尔爵士，“战场规则和计策”，收韦弗尔，《泛泛之谈：战时广播、训示、演讲集（1939—1943年）》（伦敦，1946），页80，1942年7月发表。死去的日本兵被排成行，好像他们是“一次混合狩猎比赛‘猎获物’的一部分”。 陆军杰克·休坦布朗上校，“农民—士兵”，页154，利德尔·哈特中心藏。也有人欣喜地把在英国猎狐的经历比作追杀日本兵的体验。陆军杰克·休坦布朗上校，“农民—士兵”，页168。在关于越战的话剧《追踪者》中，一名黑人排长向观众直白，说的就是这两种体验：
他们管它叫巡逻。我叫它们猎宴。你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个……追上他们，把他们杀了，再清点数目。要是有人跑了也要点数。然后把数字上报，算我们得分。这都汇总到哪儿去呢？可能是到一个电脑显示的大记分牌吧，那些大官们每天都看一下。看过点点头说，“嗯，伙计们战果不错啊。”我是什么感觉？是在和别的部队竞赛啊。杀一个人就好像持球触地［在美式橄榄球中，攻入对方端区、持球触地可得六分——译注］一次。约翰·迪福斯克、文森特·卡里斯蒂、理查德·夏维斯、埃里克·爱默生、里克·加勒文、默林·马斯顿、哈里·斯蒂芬森、谢尔登·赖蒂希，《追踪者》（纽约，1986），页55—56，引自戴维·德罗斯，“双重视角：越战影视剧中的第一人称叙述”，收欧文·吉尔曼（小）、洛丽·史密斯（编），《美国再瞥：越战题材文学、电影评论集》（纽约，1990），页114—115。
这种隐喻不独是步兵的专利。二战中甚至有把坦克战比成打猎的。敌军坦克好像待捕的“猎物”，在“捕猎”时足智多谋尤为重要：“这景象好比一只年老、丑陋的公猪被围在中央，一群猎犬在四周远远地站着，不愿冒险让它的獠牙咬上”，一名陆军少校说。 陆军托尼·迈勒少校，《机枪手》（伦敦，1944），页70。另见陆军阿瑟·史密斯少将（参谋部代总长），“中东训练备忘录第10号：消灭敌军坦克”，1941年4月19日，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01/2588及“中东训练备忘录第3号：坦克搜寻分队”，1940年10月8日，收藏地点同上。连舰艇都会被描述成“对野物穷追不舍的猎手”或“死心塌地追踪野物的猎人”。罗伯特·休斯，《越洋：一个炮兵军官在皇家海军舰艇“斯库拉号”上，1942—1943》（伦敦，1956），页119。
真刀实枪的战士是颇看中捕猎的比喻的。通过隐喻把士兵和传统上层社会的消遣联系在了一起，使他们立时有了地位。再有，它可以使士兵在感情上与整件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此外，它还扣合了对人性和战争的一般看法：即杀戮是人的本能。既是人性固有的东西，也就无须感愧了。
把杀戮和运动相连还给“公平竞赛”的概念留出了余地，这样英国兵的举动也就有了荣光。也是因为这，在重大宗教节日——比如复活节、圣诞节，甚至（对某些人来说）礼拜日——大开杀戒，就自然有人蹙额了。埃德温·贝特，“自传——卷三：1914—1918”，页23—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拉尔夫·科文顿上尉，“半百琐忆”，页28—29，利德尔·哈特中心藏；陆军W。罗准将，“自传”，第10章，页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也得给敌人“还手的机会”：一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士兵如是说。他虽然干掉过“一二十人”，但只有一人常在他眼前盘旋，因为“这次不是碰巧打中，/距离千码或有余。/他没有机会作出反应；/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M。格罗弗诗，引自迈尔文·史密斯，《鼓手霍奇：布尔战争诗集，1899—1902》（牛津，1978），页152。睡着的人不能打，得先把他们弄醒。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173。只有“对等”的人才可以杀——如飞行员对阵飞行员。J。B。S。霍尔丹［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生理学家，推进了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著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书——译注］曾说过一个土耳其空军飞行员的故事，那人有枪击观测气球的嗜好。有英国军官为了报复，放飞了只充满硝棉的气球，结果把他炸死了：
他为此受到了当地皇家空军军官的责骂，因为这么做不合体育风尚。无疑，这位绅士并不反对轰炸土军运输队之类，因为那多是非战斗人员和动物……但他却反对不是飞行员的人去打飞行员的主张。 J。霍尔丹，《为化学战辩护》（伦敦，1925），页29—30。
同样，飞行员向地面开火也是令人不齿的行为。有位战机驾驶员，某次被迫向地面部队开火。他自己说，这“几乎让他作呕。杀人确是他职责所在，但他只愿和空中的对手较量。” 欧尼·派尔，《这是你的战争》（纽约，1943），页14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1
生 者 之 悔
上面讲到的文饰作用即使一起作用也无法完全消除罪感：既无法承受军事冲突的暴力之重，也无法支持现代道德良心的弹性。战争其实与打猎无关，无论人们怎么想把它纳入平民或骑士行为的轨道。战争若果真像人们声称的那样可以狩猎做比，也是其中最生硬、最无趣的一种。正如有论者在1919年所说：“在这场战争中（战士）反对的是杀或被杀的具体方式，死亡的因在这里变得异常机械，而其果又大多出于偶然。这场战争没有风度好讲，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麦克斯·普劳门，《战争和创造冲动》（伦敦，1919），页8。
所谓“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逻辑也显得牵强：远距离的炮火攻击、近距离的放冷枪、不许留活口的命令、对阵双方并不势均力敌的情形，这些其实是常态而非例外。某个士兵即使真正相信“非他即我”，也会为罪感吞噬——如列兵丹尼尔·约翰·斯威尼在1916年11月初在设法向未婚妻解释时就支吾其词：
我打死的那名德国兵是个英俊的小伙他死的时候我在成怜的家伙。我很愧疚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在说着什么但我们没人能听懂，跟你说实话吧我心里也有泪，我思忖他也有父母也有爱人等等，我真后悔杀了他但老天可以作证我别无他法。 列兵丹尼尔·斯威尼给未婚妻艾薇·威廉斯的信，1916年11月初，引自迈克尔·莫伊尼汉（编），《更伟大的爱：家书1914—1918》（伦敦，1980），页84—85。
仅凭简简单单的“杀或被杀”是没有办法消除罪感的，至多只能稍稍减弱一些。
所谓服从上级命令也没有那么简单：什么是“合适的权威”？在威廉·卡利中尉回忆录的前言中，路易斯·黑伦试图厘清美莱屠杀的责任。他不讳言卡利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不全是他的错”：
他上面师、旅、营、连的指挥官，选他去候补军官学校的人也都有责任。尽管我们的道德律令要求个人负责，但主要的责任应在时任的国防部长。毕竟，用百万吨火力滥杀无辜、设立自由射击区、要求清点尸体作为竞赛等不人道的做法都是他的决定。路易斯·黑伦序，收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3—4。
虽然在暴行的宣传上，物质的投入和道义的支持都很可观，但这种宣传的广度和效用不应被过高估计，纵使在前线也是一样。在1943/1944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在驻太平洋和欧洲的美国步兵中只有13％曾见过日本或德国士兵使用在他们看来“卑劣、不人道”的方式打仗或对待俘虏，就算听过类似传言的人也不过一半。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62，在1943—1944年间调查了4495名美国步兵。“不把人当人看”在基本训练中效果尚可，但到了实战就不管用了。在战斗情况下，杀人到处都在上演，暴行难以界定，常常根本没有人管。罗伯特·约翰斯顿，“英军指挥官和一次大战”，页1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所谓敌人与我们不同的不实之词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即使在越南，战士们也常常不得不承认“我们打仗是不得已，可他们也是不得已呀”。鲍勃·斯旺森，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迈登，《平行线：士兵掌握的知识和当代战事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23。其次，就算我们的战士目睹了敌军暴行，他们打起仗来也未必就更凶狠。英国战争部散布传言说德国人把英军尸体收集起来，送到工厂转化成脂肪，但机关枪手乔治·科帕德就曾说过，“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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