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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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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西博士、J。雷厄米特，《战争的精神神经症》（伦敦，1917），页105。在杀人过后很长时间里，还会做噩梦，想象刺刀陷在敌人身体里拔不出来的情形。“战士的梦”，《柳叶刀》，1915年1月23日，页210。这样的梦魇可能会出现在“普通的谈话过程中：那张德国佬的脸，仿佛就是我刺死的那个人，他脸上的笑意和怪相让人胆战，一睁眼就挤了进来”，一名步兵上尉的抱怨道。引自哈维·库欣，《摘自一份外科医生杂志1915—1918》（伦敦，1936），页489。另见约翰·麦克阿菲的越战诗，“战士的梦”，收J。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80。杀人过后常常是寝食难安。例见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伯特·克拉克，“进攻欲望与军事训练”，《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23；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63；C。胡德教士，“日记：加利波利1915”，1915年10月9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伯特·约翰斯顿，“一战经历”，页1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F。莫特，“关于战争精神神经症的两次讲演（一）神经衰弱：恐惧的混乱与无能”，《柳叶刀》，1918年1月26日，页127—129；F。莫特，《战争恐惧症和战斗疲劳症》（伦敦，1919），页114—123；陆军E。里得雷上尉，“日记和书信”，1914年11月19日致母亲的信，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7065附件；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全书各处。噩梦也会在战斗结束后出现。一战中，士兵罗兰·卢瑟就是在停战后才出现不适的，他称自己“精神垮了”，不想吃东西，神志错乱，脑海里总是回放战争中的情形。罗兰·卢瑟，“罂粟是血红的”，页3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二战中，一名23岁的步兵在刺死一名敌人后只能在歇斯底里中寻求情绪的避难所：“我很烦，”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父亲不让我杀人”。引自埃德温·魏因斯坦，“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35。另见页134。同样在二战中，威廉·曼彻斯特描述了杀死一名日本兵的经过。“我呜咽了”，他回忆道，还反复说“我很难过”：
吐得一塌糊涂。没有消化完的口粮从前胸流下，一片火药味，夹杂着秽物的恶臭。就在这时，我又闻到了什么异味：是我把尿撒在裤子里了。威廉·曼彻斯特，《作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7。
上面给出的例子并不“典型”。多数精神崩溃的士兵从未杀过一个人。一战时，有个患神经官能症的英国兵的样本显示，他们中只有两成曾遭受过炮火袭击。O。皮恩，“远征军中的精神病”，《精神科学杂志》，65卷（1919年4月），页101。在1939年9月到1944年6月因精神原因退伍的英国士兵中，据估计是“因为战时服役”的只占35％，因为“体质性”和“疾患”的倒分别占40％和15％。战争内阁，“有关军中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工作部长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报告”，1945年1月31日，页8，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5。有一成的病例，“病因”一栏写的是“不一”。澳大利亚的情况见安玛丽·孔代，“‘适应的痛苦’：二战澳军精神伤员”，《战争与社会》，15卷2期（1997年10月），页61—74。澳大利亚的精神病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澳大利亚医疗杂志》曾发表过194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新几内亚一役中60％的精神伤员从未与敌军接触过，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见过打仗或空袭。A。辛克莱，“目前这场战争的精神病学方面”，《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944年6月3日，页508及辛克莱，“士兵的心理反应”，《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945年8月25日，页229。该研究认为，精神疾患的病根都是在战前，如童年受到的压力、家庭或性方面的不适应等。此外，研究人员还认为，对打过仗的精神伤员来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而非杀戮的罪感（或恐惧）促成了危机的发生。R。吉莱斯皮，《战争对市民和士兵的心理影响》（纽约，1942），页180。事实上，就像我们此前看到的那样，让多数论者感到吃惊的是士兵在杀人时竟能如此自然。有精神病学家在1918年说过：
眼下有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原先都是规规矩矩的市民，性格中没有任何鲁莽或嗜血的因子，也很在意自己的舒适和安全，现在不仅将自己置于极大的危险中，而且心甘情愿忍受极端的困苦，并参与伤害自己的同类，且没有通常伤害猫、狗时的厌恶。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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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不堪杀戮的人倒是反常的。
精神病学家得出了一个骇人的结论，即士兵在战争中精神崩溃，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必须杀人引起的，而是因为战争没有给他们杀人的机会。不打照面的现代战争不能给他们以“个人的满足”，个性化的杀戮没有施展的空间。精神病学家约翰·T。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在此前的战事中，士兵身处死亡的边缘，但也得到了
某种形式的补偿，因为那样的战斗更带劲，短兵交接会让他们更频繁地得到满足，从个人英雄主义中得到欢欣。
一旦认识到“战争中没有张扬个性的空间”，士气会消沉下去，“再也没法激动起来”。现代士兵要面对无名的动因，他的侵略欲也会变得莫名。精神病学家告诫说，其结果可能是他们会对敌人心生怜悯（“这自然会动尹心”）。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4及111。类似的告诫见G。史密斯、T。皮亚，《炮弹休克及其教训》（曼彻斯特，1919），页9—10。战斗中，战士的情感无法应对自己身份的迷失。
如果没有办法可以让士兵发泄其攻击欲，精神疾患便会找上门来：这是此后战事中许多精神病学家得出的结论。海军R。科恩少校、J。迪莱诺上尉，“战争引起的亚急性情绪紊乱”，《战争医学》，7卷5期（1945年5月），页285；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7；莫里斯·西尔弗曼，“和平时期英国远东驻军精神崩溃的原因”，《精神科学杂志》，96卷403期（1950年4月），页497；“心理医学专家的第三次会议”，1940年9月21日，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5—16；海军梅耶·齐利格斯少校，“战争恐惧症：在一个太平洋岛上的精神病学经历和管理”，《战争医学》，6卷3期（1944年9月），页168。陆军少校马文·F格雷伯发现，部队中倒是非战斗人员最常出现精神崩溃，因为其所从事的工作太平和，从中难以得到满足。陆军马文·格雷伯少校，“海外非战斗精神伤员治疗中的麻醉综合法”，《战争医学》，8卷2期（1945年8月），页85。可以让士兵释放其侵略欲的运动战如二战，给士兵带来的紧张要远比“静止”的战事少。陆军里斯上校，“备忘录：陆军中的精神神经症——1939年9月到1940年6月”，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斗疲劳症的产生多半是因为士兵本能的“或打或逃”的反应受到了阻斥。要是打不能打、走又不能走，那他们一定会极度忧虑——这种思想状态是很不利的。海军R。科恩少校、J。迪莱诺上尉，“战争引起的亚急性情绪紊乱”，《战争医学》，7卷5期（1945年5月），页285。阿拉干战役中，就有精神病医生报告说“与猛烈轰炸相比，士兵们更适应追或被追”。“精神病学——阿拉干战役”，未注明日期，页6，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71。适应力强的士兵可以通过消灭源头（即敌人）来宣泄忧虑和火气，但如无法发泄仇恨，就会出现神经病症状：这是两位研究人员1918年得出的结论。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马丁·斯泰因上尉，“战斗人员的上胃肠道心因性不适”，《战争医学》，8卷5期（1945年11—12月），页367。用一名军事观察家的话来说就是：“身受威胁而又无能为力是忧虑的根源”。唐纳德·霍尔，“捍卫民主行动中的压力、自杀和军役”，《战争医学》，161卷3期（1996年3月），页161。另见J。朗德尔、R。厄萨诺、H。霍勒韦、D。琼斯，“战斗紧张症与美国空军”，《战争医学》，155期（1990），页515—518。
在一战开始几年，战斗疲劳症被认为是神经受到了物理损伤所致，于是就自然地认为是身体的创伤，如被活埋或被狂轰乱炸等，造成了“神经”的崩溃，在其发展过程中恐惧和罪感几乎不起作用。但渐渐地，医疗人员开始认为，或许心理因素才是精神崩溃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一旦得到满足，恐惧和杀人的行为本身就立刻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杰出普及者、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欧内斯特·琼斯所说：战争是对“文明准则的公然背弃”。在战争中，士兵不仅被允许、甚至受到鼓励
去做一个文明人自始至终摈弃的行径……各种原先被禁止或藏匿的冲动，残忍的、暴虐的、嗜杀的等等，都被煽动起来了，早先的内心冲突，即弗洛伊德认定的所有精神病症的缘起，原先一直是通过“抑制”冲突的一方来解决，现在都得到了加强，而生命体本身也不得不重新面对它们，而这时环境已完全改变了。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休克和弗洛伊德的神经官能症学说”，收S。弗伦齐、卡尔·亚伯拉罕、欧内斯特·西梅尔、欧内斯特·琼斯（编），《精神分析学和战争恐惧症》（伦敦，1921），页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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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一旦“回到常人的精神状态”，心理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1。这种现象在步兵中尤其严重。他们能更多地感受到毁灭欲的后果，这一点和比如说海军人员等比有很大差别。海军弗兰西斯·布雷斯兰中校、霍华德·瑞姆少校，“海军的精神病学问题”，《战争医学》，6卷4期（1944年10月），页219。
尽管杀人还没有被认为是情绪失控的原因，但一些精神病学家，特别是倾向于精神分析学的精神病学家，已经开始把两者联系起来。如在美（他在一战中是康奈尔大学医疗心理学系的讲师）英（二战时他在英国剑桥教过精神疗法）说话都很有份量的约翰·T。麦克迪，在他的《战争心理学》（1917）中突出讲了升华在消除人杀戮时恐惧心理方面的作用：
敏感的人无法从杀戮中获取乐趣——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吧，敏感的人必然会承载双重的压力，很快就会痛恨自己所要担负的任务，这种仇恨不久就会化成恐惧。一旦出现了恐惧，就只有投降或者生病两条路了。约翰·麦克迪，《战争的心理学》（伦敦，1917），页53—54。
也有其他精神病学家持类似观点。1919年，爱德华·W。拉泽尔博士对华盛顿神经和精神疾病学会说，纵使士兵能说服自己杀人是对的，他“尚不成熟的自我理想”也会拒绝接受如此突然的转变，进而与其意识产生冲突。在战斗中，这样的士兵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本性是嗜杀的。对攻击和暴虐冲动的禁锢一旦解除，再加上当事人无力升华或压抑死亡的意识，就会产生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约瑟夫·D泰希尔（1953）和格雷戈里·齐布尔克（1943）曾强调过俄狄浦斯幻象的重要性，不过儿子因父亲和自己争夺母亲的爱而对其充满杀欲、罪感纠缠的仇恨，被战时杀戮的要求打乱了。爱德华·W。拉泽尔博士，“战争的心理学和精神分裂症”，《精神分析评论》，7卷（1920），页227…228。二战的论据见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24。士兵在上战场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满心罪感，总在想象一次的谋杀，这样的罪感早在他参军之前就有了。如有士兵心怀强烈的俄狄浦斯式的罪感，就会更加认同死去的人。如果再担心自己会受惩罚，被阉割或处死，他在战场上就会退缩，不事抵抗，终日沉浮于幻想。约瑟夫·泰希尔，“‘战斗疲劳症’或死亡忧虑症”，《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17期（1953年1—6月），页240—241及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65—467。
人有时没法升华或抑制对杀戮的恐惧，在某些情况下或人群中的几率要大些。既然多数士兵坚持杀敌是为了效忠战友，要想精神伤员旧能地少，就只有把士气和“进攻欲”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供所有医务人员传阅的函件，“士气、纪律和精神降”，未注明日期，页4，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7—18及31；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Ⅹ—ⅩⅪ；陆军W。林德塞尔少校，“战争疲惫”，《皇家炮兵杂志》，53卷（1926—1927年），页462；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38—39；“心理医学专家的第三次会议”，1940年9月21日，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2。睡眠不足、精疲力竭、思想幻灭，都容易减弱人对杀戮压力的承受能力。在某些战区，睡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1945年的意大利，三分之一的步枪手每晚只能睡（不到）四个小时。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79，据对1766名步枪和重型武器连队士兵的调查。另见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38。研究发现，他们如果可以定期撤出前线好好休息，则作战时间可以翻番，且不会产生严重的精神问题。“预防精神病学”，《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6卷5期（1946年11月），页493。爱国理想的幻灭也使战士的情绪易出问题。二战时，这个问题在空军特别严重，那里的实际情形和一般人对于空战罗曼蒂克的想象相差太多，使得许多年轻飞行员的心理落差很大。陆军查尔斯·米勒少校，“空军人员延缓的战斗反应”，《战争医学》，8卷4期（1944年10月），页256。最后，实际参与——而不只是旁观——施暴会大大增加严重精神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内奥米·布雷斯劳、格伦·戴维斯，“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战时紧张性刺激的病原特征”，《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4卷5期（1987年5月），页578—583及雷切尔·耶胡达、斯蒂文·萨斯韦克、厄尔·吉勒，“接触暴力及越战老兵慢性创伤后精神压力症的严重程度”，《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9卷3期（1992年3月），页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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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有两种人容易精神崩溃：懦夫和“女子气”的男人。许多随军卫生官员都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心理崩溃，是懦弱的表现。建筑业工人统一工会，《塞珀·黑斯提斯案》（伦敦，1943），页3；“诈病”，《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7月28日，页117；“战争抚恤金委员会代表与部长会议：1930年4月25日布里斯托尔会议纪要摘录”，收伦敦档案局PIN15/2946；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51—53；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精神降》，1卷4期（1917年10月），页516；R。威廉姆森，“炮弹休克之后神经衰弱和精神衰弱的治疗”，《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12月1日，页714。靠装疯买傻逃避战争的也大有人在。“前列兵某某”，《战争就是战争》（伦敦，1930），页97—98；J。哈钦森，“一名皇家爱尔兰步枪手的早年回忆，1917—1919”，1982年，页33，收北爱尔兰档案局D3804；《战争部“炸弹休克”调查委员会报告》（敕令书1734），下议院，1922年，Ⅻ卷，页43，威廉·布朗的证词；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页103及643。请注意，有的定义把任何伪装疯癫的人也界定为是疯子：德·麦肯齐，《士兵无枪》（费城，1945），页30。爱德华·凯西就是一诈病老手，一战时靠假装战斗疲劳症竟推迟了服役。他介绍了医生是怎么给他施催眠术的：
我得告诉他枪炮齐发前发生的一切。我满嘴假话，他却把我的话一五一十记在本子上，还讲像我这样的病例正越来越多。爱德华·凯西，“格格不入的士兵”，页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见我的打印稿（附介绍），乔安娜·伯克，《格格不入的士兵》（科克，1999）。
越战期间，有个叫“羚羊”海伍德·T。柯克兰的黑人步枪手在装疯后成功逃脱，荣归故里。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104。
这样的作假者虽只是个例，但一般认为像炮弹休克这样的诊断给了“恐惧以受人尊敬的名声”，且会鼓励“胆小鬼不顾一切地”装病。洛德·莫兰，《勇气的解剖》（伦敦，1945），页186。正规部队的军官最痛恨这样的事。有“老手”曾对第4军某神经病学家说：“要是谁让战友失望，就该把他毙了。他要是个疯子，那再好不过！”H。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未注明日期，页2，利德尔收藏。随军医务人员深知，在部队里生病没准倒是好事。夸大症状甚至无中生有，或许能躲过危险的任务，甚至终止服役也未可知。见“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加尔各答，1944年8月8—10日，页2，陆军坎特利少将的讲话，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一名心理咨询师曾在1947年告诫英国皇家海军：
神经精神病学家总要面临这样的困境，是让士兵坚持岗位，虽然知道他可能无法完成任务呢，还是批准其退役，让他们轻松逃脱，从而开创不好的先例呢？军医D。卡兰上尉，“官能性神经症与皇家海军服役的关系”，收陆军少将亨利·泰迪爵士（编），《战争医学盟军之间会议1942—1945》（伦敦，1947），页220。另见“情况调查”，1943年3月9日至5月31日，页8，（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
怎样将诈病的士兵和神经确实有毛病的人区分开，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取舍，如对兵力的需求和部队的士气等。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2章。
最后，精神病学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暗示受不了打仗压力的战士不是“男人”。在其经典教科书《战争恐惧症》（1918）中，约翰·T。麦克迪讲了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列兵的悲惨遭遇。麦克迪注意到，这个小伙子在战前尽管没有任何“神经病症状”，但“待人接物不同于常人”。能证明这一切的是他
心肠很软，从不愿见动物被杀。与人交往时有点害羞，喜欢独处，且不像一般这个年纪的男孩那样顽皮，总和同伴有点不同，要比他们文雅。和女孩子交往有点忸怩，且从没想过要结婚。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7—8。
换句话说，“正常”男人在心理上是能接受杀人的，因为他们粗犷，不在乎看见动物被杀，合群、调皮，像年轻人的样子，且对异性很主动。
到二战时，有这样看法的人就更多了。“在社交和情感方面不成熟，躲避战斗就好像绝望的女人，满肚子愤慨的男兵”是广受尊敬的麦迪逊精神病学家菲利普·S瓦格纳在1946年的评语。他认为，这种消极的“隔离”做法和纳粹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样自私。瓦格纳说起他们来用词很尖刻：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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