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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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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喔溉ㄉ缁帷保粮窭锴仗乇鹛岬剑昂谜胶捅┝σ殉闪四凶悠拇省薄Ａ铡ひ粮窭眨罢秸⑿浴⒃硕脱舾铡保眨ㄐ。㎜．法拉（编），《战争： 历史、政治、社会研究》（圣巴巴拉，1978），页63。或者像海伦·考尔迪科特在《飞弹嫉妒》（1984）中所说，女性比男性平和，是因为她们要生育。海伦·考尔迪科特，《飞弹妒忌： 军备竞赛和核战争》（纽约，1984），页296。另见约翰·阿切尔（编），《男性暴力》（伦敦，1994）；阿尔弗雷多·博纳迪奥，《兽迹： 一战文学中的死亡和堕落》（列克星顿，1989）；马利恩·布罗姆利，“女权主义和非暴力革命”，收帕姆·麦克埃利斯特（编），《重织生活： 女权和非暴力》（费城，1982），页154；艾德里安·西泽，《像男人一样去应对： 苦难、性欲和战争诗人》（曼彻斯特，1993）；艾丽斯·艾寇尔斯，“阴和阳的新女权主义”，收安·斯尼陶等（编），《欲望和力量》（纽约，1983）；克劳斯·特韦莱特，《男性幻想》，2册（明尼阿波利斯，1987）。军国主义会在子宫中被扼杀。
20世纪上半叶，像这样在女性与平和心态间划等号的还是少数。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女性的育人本性或者是其生育能力的“当然”结果，或者是在母亲的膝盖上习得的。小册子《小母亲》（1916）面世不到一周就卖出75000册，风靡一时。该书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即：“女性生来就是要孕育生命的，而男性就是要接受它”。“小母亲”，“一个母亲对‘普通士兵’的回应”，首刊《晨报》，引自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203—204。前线记者在观察性别角色时也有相同看法。有本讲英国士兵生活的书叫《朝气小子》（1916），其作者阿瑟·格利森比较了男兵在吹嘘自己“手起刀落”了多少多少敌人人头时的傲慢与英国妇女悉心照看德国伤员时的谦恭。格利森注意到，一方面她们和男性同胞一起忍受苦难，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复仇的欲望，不愿拿别人的性命撒气”。虽然生活在危险中，但“她们没有头脑发热，拿了枪就去射人”。阿瑟·格利森、海伦·格利森，《朝气小子》（纽约，1916），页175。阿瑟·格利森为该章作者。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和平主义者的海伦·马纳·露西·斯旺韦克在1915年注意到，纵使女性可以支持战争，也是出于她们对家庭的忠诚和不愿回避自己男人为战争所做的牺牲。海伦·斯旺韦克，《女性和战争》（伦敦，1915），页10—11。二十多年后，布卢姆斯伯里的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书中写道，“历史上几乎从未有人倒在女人的枪下”。妇女参政运动领袖卡丽·查普曼·卡特更是高兴地宣称，女人“不好战”。玛丽·比亚德，《作为历史动力的女性》（纽约，1962），页48及弗吉尼亚·吴尔夫，《三个几尼》（伦敦，1938），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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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如吴尔夫）加入保守分子（如《小母亲》的作者）的阵营，强调性别差异——生物上的也好，文化上的也罢——不是毫无由头的。双方都觉得女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前途受到了威胁。中产阶级妇女在家庭和道德上的裁判地位源于她们和外界的隔绝，在那个贪婪的世界里。人们只知道挣钱、杀人（尽管这样说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另一方面，上阵打仗和公民权利（尤其是奄权）间的直接相关又成了上世纪初女权主义者最放不下的事情。当代的论争见戴维·西格尔、诺拉·金泽、约翰·沃尔菲尔，“公民权的概念和对女性参战的态度”，《性别角色》，3卷5期（1977），页469—477。当代的论争和激进分子的各执一端受早期女权运动发展的影响颇深。主张妇女参政的激进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她们的激烈言辞变成鼓励妇女参军的讲演，另有人则试图歪曲任何认为战争和奄权间存在负相关的言论。一战时有幅漫画（刊登在《妇女杂志》首页），就是后一种人的绝佳写照，画的是一名抱着婴儿的妇女，嘴里说“给女性投一票吧”。近旁有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说“女人不能拿枪”。而对此一名妇女参政运动的支持者反驳道，“是不能，但整个军队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女人养育的。”梅·休厄尔，《女人、世界大战和永久和平》（旧金山，1915），页172。尽管这种态度比较极端，但这幅漫画并不是要否定战争，而是伸张男女分工不同，要区别、平等地对待，要看到暴力和牺牲都有其合理性。
与这种强调性别差异的观点唱反调，宣扬女扮男装、毅然从军的也大有人在。一般认为，“适合”女性的行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变化，也可以因地域而变（最惊人的例子是在美国拓疆时期，那时与印第安人徒手搏斗被视为完全符合为人妻母者的行为标准）。琳达·普，“女性参战： 革命战争经验”，《部队和社会》，7卷2期（1981年冬季），页222—223。从军的 “木兰”有很多让人敬畏的故事。至今仍有人为“水壶莫莉”［1754—1832，美国独立战争著名女英雄，在蒙默思一战中为丈夫和另外三十名干渴的士兵运水，据说在丈夫昏厥后替他战斗直至战争结束，1822年，为奖彰她的英勇，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给她颁发抚恤金——译注］（独立战争）、露西·布鲁厄（美英战争）、萨拉·博吉尼斯（美西战争）和萨拉·爱德华兹（南北战争）作传。无论是聚焦浮雕式的人物，如亚马孙族女战士［希腊神话中一族女战士，据说住在黑海沿岸一带，境内禁男子居留，她们骁勇，善骑射，征略所住附近各地——译注］、包迪西亚［？—62，古不列颠爱西尼人王后，夫死后领导反罗马人的起义，战败后服毒自杀，英国诗人威廉·柯珀有诗颂她——译注］、圣女贞德，还是关注玛丽亚·冯·克劳塞维茨等女性经年累月的伏案工作——她编辑完成了丈夫克劳塞维茨700页的遗著《战争论》——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好战和战争遐想可谓历史久远，绵绵不绝。弗恩·布洛赫、邦妮·布洛赫，《穿异性服装、性和性别》（费城，1993），页99—102，134及157—164；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彼得·帕里特编译（伦敦，1993），页73—76；考特尼·库珀，《安妮·奥克莉： 女神枪手》（伦敦，1928）；黛安·达戈，《女战士和流行歌谣1650—1850》（剑桥，1989）；弗朗西斯·格里布尔，《女人于战》（伦敦，1916）；雷金纳德·哈格里夫斯，《女战士： 几个世纪的勇武传说》（伦敦，1930）；约翰·拉芬，《战斗中的女性》（伦敦，1967）；C．汤普森，《淑女还是绅士？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纽约，1993）。参战的女性依然是某些军队传统的重要成分： 见米里亚姆·库克，《女性和战争故事》（伯克利，1996）。
同样在上个世纪，女性比男性热爱和平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世纪初的女权运动给女性生就温和、婉约的印象蒙上了一层阴影。几次大战中，很多论者都注意到，女性在其男性同胞的暴虐行为外又编织了复杂的快意想象。我们在第五章讲过，很多论者都担心女性从杀戮间接获得的愉悦或许胜过真正打仗的男性。既是女权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的海伦·马纳·露西·斯旺韦克曾追悔，虽说打仗的是男人，但如果没有女人的钦慕，那他们也打不起来。海伦·斯旺韦克，《我也年轻过》（伦敦，1935），页246。卡罗琳·普雷恩同意斯旺韦克的观点，上世纪30年代初她写道，“女性的心灵也和男性一样，为（战争）激情所盘踞”。卡罗琳·普雷恩，《战时社会1914—1916》（伦敦，1931），页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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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小说、故事、杂志和传记不断撩拨人们的欲望，希望看到更多有关女战士的描写。女性似乎“渴望在战场上扮演某种积极角色”的观点也得到了普遍认同。维多利亚（澳大利亚）英联邦军队主要医疗官查尔斯·赖安上校的原话，收F．斯顿伯格，“战时女性的角色”，《淑女必读杂志》，1916年9月6日，页555，引自卡梅尔·舒特，“女英雄和英雄： 性神话在澳大利亚1914—1918”，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2。媒体渲染女性的爱枪癖。二战时，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队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在1941年前的名称为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队。年仅17岁的玛乔丽·斯蒂文斯就希望到海外服役：“我也想和敌人过招，”她恳求说，“给我杆步枪，哪怕只能干掉他们一个我就心满意足了！” （悉尼）国王十字区的琼·巴克利也说，“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女人去烧饭？我要去海外，和男人并肩战斗。大家都看见了，俄国妇女都挺能打仗，澳大利亚的女人也一样能干！”均引自安·霍华德，《你会后悔的！》（悉尼，1990），页155。另见帕特丽夏·皮特曼，“列兵仇恨先生”，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72及维·罗宾逊，《中靶》（韦克菲尔德，1991），页44，页40及44。此外，弗洛拉·桑德斯等人的自传也表现了做战士的乐趣。佩吉·希尔二战时是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的一员，但她从没机会射杀敌人，但她却很想。她主动要求接受步枪训练：“我打得还挺准呢，”她回忆说，“这在我看来跟投飞镖没什么两样！而我根本就没想前面可能有人在那儿。”佩吉·希尔，“战时新娘”，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31。这些女性其实可以变得更好战，就像她们丈夫一样。乔伊斯·卡尔二战中在某高射炮阵地当兵，战后她承认：
我一看到火炮后就不再想杀人的问题了： 确切地说，我不是在杀德国人，我只是打下那些带着炸弹的飞机。我觉得这样挺好，真的。汤姆（她丈夫，是一名轰炸机驾驶员）惟一担心的就是看到他造成的毁灭，炸死的德国人。不过既然打仗总要有无辜的死者，不是吗？乔伊斯·卡尔，“就像威廉”，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12。
虚构文学也颂扬那些装备精良、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在1945年一期《女孩自己的报纸》上，几名刚从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退役的军官就冷静地说，她们曾用枪威胁不让她们给飞机加油的人）。陆军W．约翰斯上尉，“野地战士”，《女孩自己的报纸》（1945年11月），页12。提姆·奥布赖恩讲过一名妇女（玛丽·安）到越南去见情人的故事。在越南，妇女是可以随身携带防卫武器的，例见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 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但玛丽·安远不止是携带武器而已： 她最后竟成了一名骁勇的特种兵。她曾跟原来的情人（他在后方安全区做事）讲过战斗的乐趣：
你是不会明白的……你一天到晚躲在这里，又是铁丝网又是沙袋的，不知道外面事情的进展，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在战场上是什么感觉。有时我都想把这地方吃了，对，把越南吃了。我想吞掉这整个国家——硝烟、尸体——我想吃了它，让它在我肚子里……晚上在外站岗时，好像特别能贴近我体内的运动。能感觉到血在身体里流动，我的皮肤、指甲，所有的一切，就像全身带电，在黑暗中通体透明——几乎要烧着了——烧到虚无，什么也不剩——但这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我清楚知道自己是谁。在战场以外的其他地方，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121。
就像男人们体会到的一样，对女性来说，杀人也有极强的性意味，让人兴奋。在一篇题为“战机驾驶员的狂喜，1939年10月”的文章里，F．丁尼生·杰西津津乐道于一位喷火式战机驾驶员是多么漂亮地干掉了对手，并说这种壮举“让我们都很高兴”。杰西比较了战时杀戮行为和人的欲望。“爱情之所以美好，部分是因为里面有情欲纠缠”，她说，所以“战士的高贵品质”也离不开“追杀过程中体会到的狂喜，哪怕猎物是我们的同类”。F．杰西，“战机驾驶员的狂喜，1939年10月”，收其《伦敦前线： 写往美国的信，1939年9月—1940年7月》（伦敦，1940），引自詹妮·哈特利（编），《壮志依然： 女性笔下的二战》（伦敦，1995），页218。F．丁尼生·杰西应该会赞同玛格丽特·W．格里菲思斯的小说《穿军装的黑兹尔》里女主人公的怨言。小说的女主人公闷闷不乐地对弟弟说自己很不开心，因为“爸爸在陆军服役，你在空军，而我……不过是个居家的小女孩”。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黑兹尔一定会同意女诗人罗兹·麦考利的哀叹，如果她能读到这首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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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瞧你多幸运，
一身血，一身泥。罗兹·麦考利，“许多姐妹给许多兄弟的”。
女性的战时角色
尽管希望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仍旧算不上暴力。即便如此，传统的非战斗角色仍会遇到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是像薇拉·布黎顿的父母那样的中产阶级）。薇拉·布黎顿，《年轻的证言》，1930年首版（伦敦，1960），页156。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就她们在二战中的从军经历访问了706名退伍女兵，41％说曾有近亲反对她们参军，只有半数的人说她们最亲密的男性朋友支持她们的选择（而亲密女友支持的占80％）。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54。女性的战争经历仍主要是试图说服男性战友，牺牲沙场要比被人奸污好得多，其次就是向他们的心理（包括真正的）铠甲施压。托马斯·提普雷迪，《火山口的猫和其他前线琐忆》（伦敦，1917），页63。正如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里所说，女性是一面镜子，“男性在镜中的影像是实际的两倍。没有这面镜子……一切战争的荣耀都将不复存在。”她还写到，这样的镜子“对一切残忍或英勇的行为都是必须的”。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年首版（哈蒙茨沃思，1945），页31。
但有的女性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要比男性大。在1944年3月10日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宁愿派到前线的30万非战斗人员是未婚女性，而不是年轻父亲。乔治·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卷1（纽约，1972），页435。类似的，有人曾对驻在塞班岛和瓦胡岛的美军护士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她们绝大多数都认为有必要安排女性医务人员在前线。德斯蒙德·威尔逊、杰西·霍拉克，“军旅经历作为决定退伍士兵态度的一个因素”，收《为志愿部队总统委员会准备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70），卷2，第3部分，研究7，引自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作为医务人员，女护士无须装备武器（除非直接受到攻击），这和她们的男性同事是一样的。除了护理伤兵，女性非战斗人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在工厂、农场干活，收庄稼，照顾休假的士兵，等等。她们也是参了军的。一战时，约有8000名女兵在英军服役。美军有25000多名女兵被派往海外战场。二战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女性服兵役的战争。于是，英军中女兵的比例从1940年12月时的2。3％（66900人）一度攀升到1943年12月的9。2％（449100人），战争结束时回落到8％（415800人）。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兹，“英国和世界大战”，收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6及31。上述数字包括一战时的英国陆军妇女辅助队、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和英国皇家空军妇女队，以及二战时的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和本土防卫后备队。二战中，澳军有约40000名女兵服役。美军1939至1945年间的三军估计数字超过350000人，其中越南的女兵人数在7500到15000之间。琳达·迪凡特、琼·法黎（编），《战争梦、和平梦： 越战女性文丛》（纽约，1991），页ⅩⅤⅡ；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 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4；卡罗尔·米瑟斯，“战斗中失踪： 在越南的女战士”，《文化评论》，3期（1986年春季），页79。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女性在三军中的比例是不同的。空军中女性比例要高些，部分是因为空战在“道德”上较说得过去，但更多是因为在空军，勤务兵对战斗人员的比例是全军最高的。有人估计，空军中约76％的工作属“非战斗”性质，陆军和海军的相应数字为50％和38％： 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22。另见M．卡索尔，“女性在部队中的角色”，《澳大利亚防务研究杂志》，2卷2期（1978年11月），页116。除个别例外（如“特别行动执行部”就曾送50名女兵进入被占法国），女性还是没有被当作“战士”。其实很难界定什么是“战斗”的角色。例如牧师和医务人员是穿军服的，却受法律保护免于战斗；再如高射炮手虽然攻击敌人，自己却（几乎）没有危险；还有的人对敌发起进攻，自己也可能成为直接攻击目标，或是远距离的（如炮兵和在许多空战中）或是近距离的（如步兵）。这方面的讨论，见休·史密斯，“出于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战争： 澳大利亚在越战中，1965—1972”，《战争与社会》，8卷1期（1990年5月），页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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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恳求即将开赴战场的男兵“杀那些狗娘养的”约翰·默瑟，《话筒靶子》（刘易斯，1990），页13及爱德华·默罗，《我们从伦敦向您播音》（伦敦，1941），页116书中的女人也是。、甚至爱听男兵杀了多少敌人的故事齐格弗里德·萨松，《1915—1918年日记》，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编（伦敦，1983），页175，1917年6月19日条。，和本身希望去杀人是不一样的。本章开头所引诗中批评因为“性”把女性排除在战斗以外的诗人诺拉·邦弗德，参与了更大范围的关于战地女性在战争中地位问题的讨论。女性可不可以使用武器？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温和（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民意调查一直表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女性没有男xing爱用暴力），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及南希·加拉赫，“民众对于使用武力态度的性别差异”，收鲁思·豪斯、迈克尔·斯蒂文森（编），《女性和使用武力》（博耳德，1993），页23—37。 但这一点上一定要进行审慎的分析。邓南·坎贝尔访问了706名二战退伍女兵（221人是护士，其余的人在其他部门工作），发现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应当允许女性上阵冲锋。三分之一的护士、一半的非护士认为女性不应打仗，另有志愿兵、三分之一的护士和五分之一的非护士对此不置可否。老兵组织的成员最赞成女性进入战斗部队，这不奇怪。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如果再注意到坎贝尔采访的是退伍近半个世纪的女兵，这些支持女性成为战士的数字就显得相当高了。
有历史学家一般把这视作反对打破性别界限的论据。马里兰大学和美国陆军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调阅了二战时的一次调查和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调查，得出反对女性参战的观点在当时有普遍的认同。戴维·R．西格尔、诺拉·斯科特·金泽和约翰·C．沃尔菲尔在这篇发表于《性别角色》（1977）杂志的文章中，仔细审视了英国1941年11月举行的一次调查，要求受访者回答是否同意女性成为战士。反对的有65％，支持的25％，其余的人没做表态。当然，这些数字也可以反过来读，即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赞成妇女参战或倾向于这样的，不然不会有未置可否的情况出现： 他们至少没有明确反对妇女上阵。这三位研究者征引的第二份调查是32年后在美国底特律地区做出的，调查要求受访的57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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