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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文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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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吃着，不甘寂寞，对妈妈心不在焉的样子大概很不理解，插话说：“他爸平反了。”
“噢！”刘兰芝应着，关心地问，“工作安排了没有？在哪个单位？”
“历史研究所。”吴南回答说。
“好，和他的专业对口。”刘兰芝说。
吴南轻轻一笑，说：“开头，所里有位领导不同意俺爸去。这个人是我爸的同学，反右中整过我爸，他怕我爸找他的事儿。”
刘兰芝不由地嘘了一口气，这个整过吴康的同学，她当然明白是谁了。生活对他们三个人开了一个多么认真、多么严峻的玩笑……可是，刘剑怎么一直没有和她谈及此事呢？
“真坏！”女儿气愤地骂。
“其实，我爸哪有心思去想这些事！”吴南说，“他只是急着想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还想成点事。他过了五十岁了，只怕想做的事做不完……”
“他爸的两本史学专论，出版社已经定稿了。”女儿钦佩地炫耀说，“七十万字。”
“是吗？”刘兰芝着实吃惊了。吴康下放以后，她和他的信息完全断绝，她能想到他肯定受了许多磨难，却想不到他竟然还在写史学论文。自己早已心死如灰，只安于完成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了。她惊异地问，“他在农村几十年，还没丢弃对历史的爱好？”
“他丢不下，还叫我也读史书，给我妈讲历史故事，我们家成了历史研究所了。”吴南笑着，风趣地说：“一九六三年，上级安排他当中学教师，他又写起了书。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反党罪行，被打断了一条胳膊，押送回家。当天晚上，他叫我把笔纸取出来。我以为他要写交待材料，没料到他说，来，从头开始。又写起书来！”
刘兰芝的脑海里，展开一幅这样的图画：
青青的山坡下，淙淙的泉水边，一幢稻草苫顶的农舍前，青石桌旁围坐着吴康和他的妻子儿女，听他讲述千百年前的历史往事，半圆的月亮贴在山顶的天上……
“不说了，不说了！”女儿说，“吴南，把你那张全家福照片拿出来，让我妈认认你的双亲。”
吴南顺从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本日记本本，翻出一张照片，递给刘兰芝。
刘兰芝把照片接过来，手微微抖着，一时不敢把照片放到眼前来……那个她曾经与之山盟海誓的恋人，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一双严峻的眼睛刺向刘兰芝，象两把利剑！那脱光了头发的前额，更加显得突出面蕴藏丰富。微微向下撇着的左嘴角，有一道深深的皱折，一直勾到下巴后面去，显示着倔强，坚毅和顽强，这就是吴康！
坐在吴康旁边的是一位陕南农村装束的妇女，眼神安详而又庄重。这就是从她给吴康的那许多情书里认识了吴康的那个团支书！她占据了刘兰芝的位置，那么有理气长……
女儿不时瞧瞧吴南，吴南谦和地笑着。女儿又瞧瞧妈妈，有一种对幸福的乞求，渴望妈妈对她和她的恋人说些祝福的话……
“你们还年轻……”刘兰芝说不顺畅，结结巴巴，“像你……吴伯伯……那样做人……这是最珍贵的……”
女儿果然心满意足地笑了。
吴南庄重地点点头，也幸福地笑着。
刘兰芝却更苦楚了。这一双年轻人，看来已经完满地铸成他们幸福的基础了！可是，她将怎样面对吴康？面对那个从她给吴康的信里认识了吴康而义无反顾地结成生死之恋的陕南劳动妇女？她和刘剑投在吴康心灵上的阴影，一旦为孩子们所了知，她……
孩子们告辞了，要回学校去。他们就在她和吴康读过书的那所古老的大学历史系学习。她不强作挽留，让他们去吧！
刘兰芝站在残雪未融的地面上，望着两个孩子的背影在楼房的转角处消失，回过身来，怎么也抑制不住感情的潮水了。她缓缓走上楼梯，脚步十分沉重……
1980。3。西蒋村
立身篇
一
民政干部薛志良坐在王书记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手册，汇报完县上关于招工工作的详尽安排后，抬起头来，看见坐在床铺与办公桌成直角交叉地方的王书记，右手手掌托着腮帮，胳膊肘撑在桌子角上，睡着了。
唔！他大概没听进去几句。老薛轻轻叹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此走掉呢，不好；不走吧，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领导者。为难的当儿，他却无聊地观察起全社一万多人口的最高领导者来：头上的带耳扇的旧棉布帽歪了，身上的衣服皱折里，藏着灰尘，两只脚上，黄泥巴糊住了手工制作的棉鞋的多半个鞋面。他睡得挺香，嘴唇噘着，失修的稀稀落落的胡须又乱又长，挨近五十的中年人的长脸上，显示着疲劳和困顿。老薛忽然同情起自己的领导人来，他整天奔跑在公社所属的二十几个大队里，十多个新老社办企业里，帮助他的下属们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夜里总是熬眼吧！老薛原谅领导者不礼貌的行为了，无可奈何地又叹一口气。
这时候，王书记醒来了。
“嘿呀！”王书记抱歉地笑笑，眼白里罩着一层粉红色丝膜。
老薛也笑笑，表示谅解。
王书记站起身，扯下毛巾，在洗脸盆里蘸上水，狠劲擦拭着脸，一边问：“主要精神是啥？用三、五句话说。”
薛志良沉吟一下，企图把本本上记了六七页的记录，高度概括出来，他说：“县上要求，这次招工，所分配的名额，全部下到队里，公社不许半路拦截扣留一个名额，就是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走后门。粉碎‘四人帮’了……”
“嗯！”王书记点一下头，又问，“给咱分了多少名额？”
“四十。”薛志良回答，“知青二十五，农青十五。”
“县上具体怎样安排？”王书记问。
“先用一周时间宣传，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周把名额下到大队，定下人选报回公社；第三周政审、体检；第四周报县待批。前后一月，不准拖延。”薛志良说。
“好！”王书记说，“你给咱提一个具体方案，周一晚上开革委会例会时讨论，通过了就办。”
薛志良点点头。
“多年没招工了，问题肯定多！”王书记说，“工作做扎实，争取甭出问题。”
“县上领导再三叮嘱的，也就是这意思！”薛志良说，“就怕各种‘关系’干扰……”
“甭怕！干扰是肯定的。”王书记说，“关键是咱俩，我是这儿的一把手，你是具体办事人，矛盾肯定会集中到咱俩头上。咱俩撑硬，把杆杆儿撑端立直，事好办！”
“我保险！”薛志良笑着保证说，满有信心地走出了王书记的房子。
二
薛志良用一块红纸写了“招工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外的砖墙上，以免来访者乱敲冒推别人的门板，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然后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纸，起草方案。
一阵汽车轮轧轧地响进院子，接着听见车门开关的嘭啪声；再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
“玉生在不在？”来人穿着呢大衣，站在门口问。
在薛志良的记忆里，人们对王玉生的习惯称呼是“王书记”。他在公社当民政干部五六年里，几乎没有听过直呼其名而连姓也不带的声音，这是大人对小孩那种既藐视又亲切的口气。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门，把来客引到王书记房门口，推开门：“王书记，有人找！”
王书记正和办公室的秘书谈什么，转过头，辨认着来人。
“玉生！你在这儿独霸一方！好难找哇！”来人嘻嘻哈哈说。
王书记醒悟似地慌忙站起，迎到门口，惊喜地笑着：“啊呀！老关！想不到是你，到俺这山沟野洼里来……”
“山里有神舍药，求者不远千里……”
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来，看着小院里蛋青色的小轿车，那玩艺儿停在泥土地上，显得特别耀眼。县委和地委领导来公社检查生产和工作时，总是坐吉普。看派势，听口气，来人非同一般。
大约一小时光景，王书记走进门来，坐在老薛对面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一脸难色，抱怨说：“难弄！事情真个难弄！”
薛志良大约能猜摸出几成，问：“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谁？咱的老上级，现在在市里当什么部长。”王书记说，“来干啥？开后门来了！”
“噢！”薛志良证实自己猜得不错。
老领导一来先翻老账：“我在县上那阵儿，到你们村见你头一面，你小伙儿下雪天穿着单裤，光脚片穿着烂鞋，我当时叫人给你先解决了一身棉衣，记着没？我把你提拔到县团委，头一天，你一顿吃了七个蒸馍……”他这么说话，我开不开口喀……
“他要给谁办啥事？”薛志良问。
“他们部里一把手的外孙女，在咱东王插队……”
“你应承了没？”
“老领导甩出了老面子，我……”
“算咧！那就留下一个名额吧。”薛志良替领导解围说，“就是不好推。”
“下不为例！”王书记下决心说，口气有点气哄哄。
薛志良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件工作比所能设想到的麻烦更多！”王书记走出门后，薛志良这样想。其实，在县上昨天召开关于招工工作会议之前两个多月，早就风传着招工的消息。他是民政干部，经常被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询问着，打探着。他用一句话回答任何人：“没见上级正式通知。”许多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做出谄媚的、讨好的、巴结的脸色，提出将来一定要帮帮忙。他也用一句话应酬：“等上级传达咧，到时候看，不违犯政策，尽量帮忙……”有什么办法？在文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当今中国，谁有本事和力量能扭转这股强大的进城的洪水？特别是党的传统思想被污染以后，问题更加难以正常处置了。现在看吧，上午刚把招牌一贴出门，他的房子里就涌来许多人。他索性把要起草的文件纸收拾起来，锁上门，躲到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的房间里写，这儿是人人闻之却步的冷清衙门。
大约还没写两页，老薛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又粗又响，叫得又紧，简直跟叫驴的嗓子一般无二。
薛志良只好合起纸笔，走出门去，见社办砖厂厂长杨谋儿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此人四十多岁，墩墩个儿，光头发亮，肥眼泡下一双又大又诡的眼珠一瞅见他，就急不可待的喊说：“老薛，快快快！王书记叫你！”
杨厂长跨步过来，一只胳膊搂住薛志良的肩膀了。看去象是亲热的举动，而实际感觉那粗壮的胳膊是在推着他快走。
王书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陌生人，从脸上的颜色看，他的营养是很好的，胖乎乎的圆头上，扣着一顶栽绒帽儿，带毛领的列宁式棉袄，脖颈衬着红蓝各半的两色围巾。
“这是一○二信箱供销科科长老孙！”杨谋儿给老薛介绍对方。孙科长坐在椅子上未动，胖脸上略略显出一丝有限的微笑，而不象一般申求帮忙者那样过分地殷勤。杨谋儿又向对方介绍说：“这是俺公社民政科科长，老薛。”
薛志良握着客人的手，心里挺别扭：公社分工搞民政工作的，仅仅就他一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科”！他今日倒被社办砖厂厂长加封为科长了！他以为杨谋儿和他开玩笑，回头瞧瞧，杨谋儿脸挺得平平儿，说谎话比说真话的神气还严肃认真。
王书记笑着瞧一眼薛志良，侧过头擦火柴点烟抽，似乎故意把事情留给别人说。
杨谋儿把灵活的眼睛对住老薛，说话象打机关枪：“是这么一回事。孙科长是咱公社孙家湾人，一家人住省城，老常不回来，显起人生，说近了是咱乡党。乡党见了乡党亲，孙科长经常关心咱公社，前年咱砖厂筹办时，大马达到处弄不来，孙科长给咱解决咧！这回给咱支援两部汽车，新出厂的‘延河’。要是等上级分配，一年也靠不准能拨来一部……”
老薛听杨谋儿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了这个村，决没第二家店了。汽车虽然是奇缺货，与民政干部的工作业务却相差甚远，把他叫来，意思是十分明白的。
“孙科长的侄女在队里，想借这次招工的机会……王书记叫和你一块商量商量……”
薛志良温和地笑着，看着王书记。他用随和的笑脸告诉屋子所有的人：书记看着办吧！你只要点头，我就再留下一个名额。我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五十岁的公社民政干部，难道还想靠讨好谁去求得一官半职吗？无聊！
“咱砖厂没汽车不行喀！成天拉煤，光运费就花得挨不起！清除窑渣，把场地都堆占满咧！要是有汽车，一下送到临近村里去铺路，一举两得。老孙为解决咱的困难，把想不到的办法都想咧！用他们科上的名义先买下了。凭咱，嗨！给人家磕头叫爷也甭想……”
老薛听着杨谋儿的话，心里厌烦！这些话，在他参加革命队伍的多少年里，是作为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排弃的。现在可好，文化革命以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杨谋儿一类人当作蜂蜜一样追逐着，而且敢于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大言不惭地高声宣扬……
再看看孙科长吧！稳稳儿靠在椅背上，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轻轻掸掉烟头上的烟灰，一句话也不说。有人替他说话、替他着急、替他办事、替他卖脸！他有两部汽车——物质真正是基础啊！能教孙科长腰硬气壮！
杨谋儿啰啰嗦嗦说完了，乞求的眼光瞅着王书记。薛志良也等待着书记的裁决。
王书记磕掉旱烟灰，从桌子上拿起三张票卷儿，在空中显示似地晃了晃（那是专叫他薛志良看的），又啪地一声压在桌子上，似乎带着某种嘲讽的口气说：
“怎样？老薛！两部汽车，换你一张招工表，这个生意，你划得来呀？”
薛志良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问话，确实没有精神准备，咄咄呐呐：“你……你看……看吧！”
“我看是划得来的！”王书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杨谋儿释然笑着，向书记点头……
孙科长也显出矜持的笑意……
王书记把桌子上的票卷儿交给杨谋儿，吩咐说：“一部给你，一部给拖拉机站，不要误了起货期限！”
“那你放心！”杨谋儿小心翼翼把票卷夹进票夹，装进提兜。
“那个表？”孙科长说了第一句话。
“表？”王书记瞅着薛志良。
薛志良说：“表在县上，还没发下来。”
“放心放心！”杨谋儿拍着孙科长的肩膀，“俺王书记说话，是公社的最高指示，你放心！”
杨谋儿和孙科长欢欢喜喜出了门，先后钻进黑壳轿车，走了。王书记把民政干部留在自己房子，苦笑着说：
“下不为例！”
薛志良依然笑着点点头。
“下不为例！坚决！”王书记重申他的决心，“我现在就走，住到山岭上的东沟大队去，任谁问，甭透露！除非上级有紧急会议，你给我打电话！你按你的计划办！”
三
王书记下乡逃走以后，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也都招架不住没完没了的纠缠，相继逃走，住到某一个大队里去了。
老薛被围困在兼着寝室的办公室里，床铺上坐着来访者，房子的空档处站着没有凳子坐的人，火炉边围着人。水喝完了，有人自动打回来，放在炉子上烧……
从公社每个村子来的社员，年轻人、老汉、老婆和一些大小队干部，还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的家长，工农商学兵，不论职位多大，知识多高，贫富如何，都一齐向这位瘦瘦的人民公社的民政干部倾诉心里话，恭恭敬敬……
薛志良不时点点头，表示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理由都听进去了。的确，有的家长申述的艰难，听了简直令人伤心，我们有许多人生活得并不美好！面对着一张张苦楚抽动的脸，一串一串甩出清鼻眼泪的述说者，他咬住嘴唇，不漏一丝缝儿，不承诺任何要求。他心里明白，上级分给全公社仅仅四十个名额，农业户口的男女青年全社不下两千，知青也有二三百，照顾也照顾不过来喀！
他不能满足任何人，也不厌烦任何人啰啰嗦嗦的申述。他的脾气在公社二十多位干部中是头一个称得“待人和气”的。正是这一点，公社领导才量才使用，分配他做麻烦而又琐碎的民政工作，每年冬季，向最困难户发放有限的救济物资和钱款，检查各村对鳏寡孤独的五保户的生活安排，军人烈士家属的抚恤金，每季度一次的民用木材的批发……他的工作虽有许多可指责的尚不周密的纰漏，可他的态度永远是好的，笑嘻嘻……眼前这些挤到他跟前来的人，叙说完了，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许诺，倒也听了几句暖心热胸的话，擦了眼泪和鼻涕离开了，一批又一批……
薛志良看出，凡是挤到他的跟前来申述困难而希望得到照顾的人，大都是些不通“眼隙”的人。又有一些人，突然插进来，打断谈话者的话，问“王书记在不在？”或问“肖主任到哪里去了？”他按事先订好的默契，撒谎说不知道。这些人不甘心，眨着并不信任的眼睛，又到其他干部那里去探问了……一向清静的山区公社的小院，现在熙熙攘攘，吉普车和小轿车在狭窄的院道里错不开进出的路……
尽管这样，有人还是把公社领导抓住了。这些人从山坡上解冻的泥路上回来，在老薛的办公桌的桌腿上，毫不客气地蹭着他们粘满泥巴的皮鞋，发着牢骚和叹息，要不是为他们的儿女，他们亲属的儿女，或他们首长的儿女，讨来公社领导者亲笔划下的那一绺纸头儿，他们大约做梦也不会光顾山区泥泞小路的自然风光的。他们把纸头儿掏出来，诡秘地瞧瞧左右，交给薛志良。薛志良看一眼，照例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然后，再听申述者被打断了的话头儿……
这当儿，一个老汉走进来，手里拄着拐杖，须发全白了，牙齿也脱落了，干瘦的脸上，结着豌豆粒大小的老年斑，抬脚举步相当艰难，看去肯定超过八十大关了，他的左右，走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象是国家职工，女的是生活优裕的农村妇女装束。他们搀着老汉，防他绊脚跌倒！老薛担心：一旦跌倒，这具棺材瓤子就很难再爬起来！那样的话，他这民政办公室里将会闹出人命来的……这两个男女也真是，有话他们来说不行吗？把这样一个老汉架来干什么嘛！
站在屋子中间和坐在长条凳子上的人，自动让开路，老汉走到薛志良的对面，隔着桌子，张开没牙的嘴巴，问：“兔娃子在不在？”老虽老了，说话的口气却又冲又倔。
薛志良一愣，公社干部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嘛。
身旁那个中年职工抱歉地笑了，解释说：“王书记！是王书记！”
老汉自己也笑了，说：“我叫他小名儿叫得顺口，这崽娃子把名字改咧！他在哪？”
“下队去了。”老薛说。
“哪个队？”老汉问。
“不知道！”
“用他的时光，就跑得不见踪影儿！”老汉气倔倔地说，“他今日回来不？”
薛志良听出，这肯定是王书记的什么亲戚了，就说：“不一定回来。你是——”
“我是他老舅！”
“找他有紧事吗？”
“没事我找他干啥！我七老八十……”
老汉说了半截话，被身旁的中年职工拉一下胳膊，就停住了口，然后狠狠地说：“他妗子病重，快断气咧！想见他一面！”
老汉被人操纵着说假话，这太明显了。民政干部故意装着吃惊的神气，叹息说：“啊呀呀！这可咋办？他现在在哪个村，我也不清楚哇！”
“我听人说，他给吓跑咧！躲走咧！”老汉依然倔倔地，“我今日不走咧！等他三天三夜……”
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老薛心里好笑这个不会撒谎的老汉，又倔又稚的脾气，他逗老汉说：“你要是在这儿等上三天三夜，我掏饭票给你管饭！晚上咱俩睡，十天半月都成喀！可是，你忘了，你老伴正断气呢！”
“你甭耍笑我老汉！”老汉笑说，口气软了，“人说只你知道他的影踪儿，你俩捏得活码号儿……”
薛志良呵呵笑着，走出办公室，走进公社电话总机房，插了东沟大队，又挂了南梁，都说不在。最后，终于在隔河的北滩大队找着了。他把老汉一行三人引进电话室，把话筒交到老汉手里。
这种从国家大机关淘汰下来分发给公社使用的通讯工具，虽不先进，拿在清末年间出生的公社王书记的老舅父手里，大约还是新奇的，老汉看看，半天不知怎么用。
薛志良把话筒一头对准老汉耳朵，一头对准老汉留着长胡须的嘴，坐在一边。那些没完没了的困难申诉听得他脑子压抑而又憋闷，倒想听听有趣的倔老汉将怎样和他的兔娃子外甥说话。
老汉对着话筒，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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