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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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食物最后都挂在上有波纹铁皮屋顶的泥砖房的椽子上。当然，房子　里有许多老鼠，但老鼠到处都有，已成为生活的客观现实。

　　　　一天，卡蒂阿图醒来时感到身子多少有些虚弱，有点发热，头痛。她的肌　肉也有点疼，但是她没有躺在床上的命，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她得准　备早茶，喂孩子，保证男人去矿井之前能吃好。但是这天早上，她干家务时没　有平常有劲。当她干完活后，她感到精疲力竭，不得不躺在铺着草垫子的床上。　这个床是她与丈夫和两个小孩子一起睡的。她断断续续地打起鼾来。

　　　　当她醒来时，发高烧，全身痛得很厉害，特别是背的下半部，这时她已没　有劲提水了，因为水井还有大约一英里远，所以她请她的表亲帮她去提水。午　饭，午饭又怎么办？她已没有力气舂米，或者为晚饭吃的排骨准备木薯叶子。　的确，她为男人们回来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晚了。幸好房子里还有其他人，他　们愿意帮她把这一天的活干完。明天她肯定会好，一切又会恢复正常，过去，　她曾多次像这样发冷发热，通常一两天就好了。每个人都患过这样的病，也许　她得了疟疾。

　　　　整个晚上卡蒂阿图都在发高烧，她的丈夫阿布杜尔（abdul）非常关心，　于是去找『药』剂师。在附近找一位『药』剂师没有问题。因为采矿使这个地区比较繁　荣，人们有钱吃『药』打针。这位『药』剂师还兼医生，因为村子里没有医生。他给　了阿布杜尔　4　片治疟疾的氯哆，让他叫他的妻子立即把这些『药』都服下。

　　　　卡蒂阿图还能把『药』片吞下去，但难以不让它们吐出来，因为她感到恶心。　第二天，阿布杜尔认为『药』片起作用后他的妻子就会开始好转，因此像平时一样　去了矿井。但是，当他傍晚回来时，显然，一切都未好转。她的烧没有退，要　说有什么变化的活，她似乎烧得更烫了。

　　　　现在她的喉咙非常疼，并已开始呕吐。她说她太难受了，什么也咽不下，　甚至喝一小匙水都要吐。阿布杜尔决定第二天送妻子去潘古玛医院。他想要知　道真主为什么要惩罚他？像富拉（fula）部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阿布杜尔是　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难道他不是每天至少祈祷一次、星期五下午都去清真寺吗？　无论怎么说，如果真主允许的话，他明天就带妻子去看医生。医生有白人的　『药』，他会知道怎么办。她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早上，阿布杜尔帮他妻子准备好，带她乘坐早班的波达一波达车来　到　25　英里外的潘古玛。那一天的波达·波达车是一辆尼桑小卡车，后面有长板　凳。阿布杜尔设法在紧靠驾驶室板凳上为妻子和自己找到了两个座位，心想这　一路就不会像坐在两边的凳子上那样震得格格地响。

　　　　这时，卡蒂阿图已痛苦万分。疼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袭击着她的背部，　慢慢钻进了她的腹部。她感到恶心，她的喉咙痛得很厉害，甚至连自己的口水　也咽不下去。她感到精疲力尽，但这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感觉，腹部绞痛。她想，　这不可能，不会这么快，她的预产期至少还有两个月。

　　　　每当尼桑车颠簸一下，她就感到更加疼痛。那时后面已挤满了　24　名旅客，　还不算坐在车顶上的四个人。他们带着一捆捆的农产品，还有一只山羊和几只　鸡。最后，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于是开始呕吐，用衣服的底层接住呕吐物。司　机不知道她病了，不管怎么说，他也不会停车。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是艰辛的，　你只有走下去。卡蒂阿图沉默不语，不想惹出什么麻烦推迟他们到达潘古玛医　院的时间。

　　　　这一群不幸的旅行者继续在通往潘古玛的崎岖不平道路上歪歪倒倒地颠簸　着，呼吸着汗臭和呕吐物的气味。沿途要停车，旅客要上上下下，车子一共开　了三小时。

　　　　他们到达潘古玛时，卡蒂阿图瘫倒在她丈夫身上，已坐不起来。阿布杜尔　告诉了司机病情，他同意把车一直开到医院门口，让他们在那里下车，由于　没有人帮助他们，阿布社尔只得把她背了进去。虽然卡蒂阿图已不大知道周围　的情景，但她还知道绞痛变成了挛缩，修女们很快地、和蔼地接待了她，把她　直接送到了产房，助产士对她进行了检查。很快了解了她的病史后，助产士马　上知道她的病人得了拉沙热。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个可怕的病，但对一个将　要生产的『妇』女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根据她苦痛的经验，助产士知道卡蒂　阿图子宫里的新生命活不成了。

　　　　助产士是一位本地姑娘，但她受过很好的训练，工作出『色』。她第一件事是　从一个构架上悬挂一块布用作临时屏障，将卡蒂阿图隔离起来。这是为了提醒　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这里有一位患拉沙热传染病的病人。但那是仅有的隔离　措施，人们没有手套或口罩。　卡蒂阿图全身疼极了。除了疼痛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肚子疼，背疼，肌　肉与喉咙都感到的痛。其他任何事也顾不上。她为什么得忍受这一切，按照放　在腋下的体温表，她的体温现在已超过华氏　104　度。你不能将体温表放在舌头　下面量体温，因为人们不知道你在于什么，有人可能会将它咬成两段。通过直　肠量体温在文化上不能被接受，特别是在敞开的病房里，腋窝下的体温——一　称做腋下体温——的读数通常比中心体温低　1　至　2　度。所以。如果腋下温度的　读数为华氏　104　度，那么，卡蒂阿图的体温就会高得给生命带来了危险。

　　　　几小时过去了，卡蒂阿图的阴道开始出血。她挛缩的次数减少了，后来停　止了。对他腹部的检查结果表明婴儿的心跳越来越慢。助产士估计卡蒂阿图怀　孕只有二十七周，婴儿非常小，没有什么成活的可能。在塞拉利昂全国也没有　能够照料早产婴儿的新生儿中心，他们只有等死，所以助产士不愿引产。

　　　　卡蒂阿图的病情继续恶化。她的手与脚正变得冷冰冰『潮』腻腻的，她的血压　在下降，渐渐进入休克。她呼吸急促、吃力。她的肺里积满了肺『液』——成人呼　吸窘迫综合证，它常伴随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她可怜的丈夫站在床边看护　着她。对他来说，她似乎只知道呼吸，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已完全不知道　他或周围发生的事情。

　　　　她需要血。自然，阿布社尔会提供自己的血，但他的血型不对，他是　o　型　阳『性』，而她是　b　型阳『性』。在潘古玛或塞拉利昂其他地方都没有为此建立的血库。　要得到血，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位血型相同的、愿意输血的亲戚或朋友，或者　找一位愿意献血的陌生入。当阿布杜尔和卡蒂阿图为了发财来到钻石矿时，他　们离开了他们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但他在潘古玛有许多熟人。所以他立即匆　匆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至少会有一个人与她的血型相同，愿意为他垂死的　妻子输血。他找了三小时，后来才找到一位自认为可能是　b　型血的朋友。他们　一起回到医院检查他的血型，如果一切顺利，就可安排输血。　但现在，卡蒂阿图已完全昏『迷』，严重休克，休克时，血压非常低，以致无　法测到。发生这种情况时，脑子和肾脏得不到充分供氧，结果它们都开始失去　功能，同时卡蒂阿图在继续出血，虽然血流得慢，量也不特别大，但它在不断　增多。助产士已听不见胎儿的心音。

　　　　助产士认为这时该去请医院院长爱尔兰修女艾琳（eileen）了。修女艾琳　很快作出决定。她们必须立即引产。婴儿也许已经死了，但除非她们把他弄出　来，否则母亲也必死无疑。她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及时地帮助产下婴儿。所　以修女艾琳叫护士们开始给卡蒂阿图输『液』，当阿布杜尔带着新鲜血『液』回来时，　就马上给她输血。

　　　　为了引产，护士为她注『射』了催产素，然后将卡蒂阿图匆匆送进了产房，以　便能更好地观察她的病情。为了将她的血压升高，又给她输了『液』。输『液』使她的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助产士惊恐地看到卡蒂阿图的嘴唇开始发青。

　　　　阿布杜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拿着一袋他朋友刚输完的血出现在产房。很快对　血『液』进行了检查以确定血型是否相符。必须抓紧时间。现在孪缩正在加快。产　房内没有人谈论失去的孩子，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不幸中的万幸，　卡蒂阿图还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

　　　　胎儿出来了，混身是带着血的羊水。小东西是灰『色』的，一动也不动。护士　们迅速把他包在一块布里，然后又赶忙照看母亲。助产士大专心了，以致在接　生死婴时竟忘了戴手套。

　　　　过了一小时，卡蒂阿图的体温急剧下降，现在是华氏　95　度。她的呼吸在　加快，嘴唇仍是青的，手脚比以前更冷了。助产士注意到卡蒂阿图的手和手臂　有些抽动。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几分钟后，她全身几次抽搐。她呼吸困难，　当她大口大口吸气时，她大声咕嗜着。

　　　　卡蒂阿图无法长期挣扎下去，她已经没有力气了。疼痛未能征服她，但发　烧和分娩的过度紧张使她难以支撑下去。她现在已经休克，心脏衰竭。她的身　体逐渐僵直。她叹息了几下，磨难过去了。护士用床单慢慢蒙在她的身上，疲　备不堪地离开了产房。

　　　　该由助产士把这一消息告诉阿布社拉。　他无法接受这一死讯。他怎么能接受呢？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吗？他曾经　相信把妻子交给白人医生后，她就会得救。此外，他还付了一大笔钱。但是，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怎样，她死了。根据伊斯兰教的习俗，现在他　要花更多的钱把她的尸体带回通戈矿区，在日落之前进行安葬，他怎样安顿他　的两个小女儿呢？他的父母没有住在塞拉利昂，所以不能照顾她们。没有人为　她们做饭，没有人提水。没有人能像卡蒂阿图那样高兴地把家务做好。他感到　凄凉和『迷』『惑』，感到非常孤独。　他想，也许该回到邻近的几内亚的家里，但是一旦回去了，他干什么呢？　那里没有工作。对像他那样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人来说，他将一无所有。

　　　　迈克尔·普赖斯（michaeiprice）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普通医生，1985　年　来到塞格布韦马医院工作，原因之一是他渴望冒险，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　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应该为人类服务。迈克尔是一个安静的、自省的人。在　诊所、在手术室或在产房，工作都很在行。最近他感到沮丧。无论怎么努力，　他总在失去像卡蒂阿图这样的病人。他想知道，为什么拉沙热要这样狠毒地摧　残孕『妇』。他对这种病能够做些什么？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他证实，怀孕期间受拉沙病感染的『妇』女，他们怀的胎儿十个有九个会死在　子宫内。我们也知道胎盘是病毒生长的工厂。实际上，“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　已经表明，受到感染的母亲的胎盘是拉沙病毒最集中的的地方。根据这些发现，　迈克尔决定对他碰到的每一例浓毒『性』流产（『妇』女因发烧引起的流产），都要进行　试验，看是否患有拉沙热。他还研究了一系列过去怀孕晚期发烧的病例以及胎　儿非自然死亡或是人工流产的病例。

　　　　研究资料令人吃惊。一个个被诊断为受到细菌感染或患有虐疾或伤寒的病　人，结果都患有拉沙热，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带来的问题却更大。迈克尔加　倍努力，他给每个孕『妇』以极好的『妇』科方面的照顾，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如　果一位『妇』女自然流产，他会把她带到手术室，把子宫弄干净，并进行止血。他　甚至为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剖腹产。他非常清楚他所经历的风险，因此总是　要戴两副手套。

　　　　我们对迈克尔收集的资料感到惊讶。在怀孕的前　6　个月，患拉沙热的『妇』女　与没有怀孕的拉沙热病人的情况一样。她们当中许多人会失去婴儿，但她们自　己通常能存活下来。只有在她们怀孕的晚期，大约在怀孕　26　至　28　周以后，情　况才会有根大变化，那时，几乎所有的婴儿都会死亡，而且更多的母亲也会死　亡。迈克尔对　72　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几乎每一病例中，婴儿都不能成活一这并　不令人奇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母亲生下了孩子（不论是自然流产　或是人工流产），她的存活机会比胎儿留在体内时要大得多。

　　　　人们对这些可能『性』没有不同意见。胎儿存活的机会不到百分之十，但取出　胎儿后，『妇』女的存活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引产　以挽救她的生命，这很快成了标准做法，特别是考虑到婴儿通常不可能成活。　也有少数例外。在有些病例中，迈克尔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了剖腹产手术，　有时候还设法挽救了婴儿。治疗的进展如此显著，如果卡蒂阿图晚病三年，并　由迈克尔对她进行治疗，她至少有机会活着走出医院。

　　　　

第一卷　13。重访恩扎拉

　　　　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　年　7　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　备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　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　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　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　1976　年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　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叫延比奥的　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　人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　施，禁止到这一地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　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　速作出反应。

　　　　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　24　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　幸运的是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　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　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　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　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　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　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　工作服务部主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　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我猜想莱尔能吃苦耐劳的特点是在南科达他州农村　的严冬里锻炼出来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过时间不长的任何一位流行　病学家都知道莱尔。他　1969　年参加过尼日利亚最早的对拉沙热的调查，因此懂　得情况的紧迫『性』。我问他是否能找一个合格的人与我同去，这是一个要付出极　大代价的任务：他或她得适应『性』强，有冒险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　险的条件。这个人还要能马上启程。

　　　　我认识莱尔·康拉德已经多年。他的马厩里总有一匹马，需要赛马的时候　就用它。他还有超人的本领，能使别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莱尔和我都很清楚，　如果我们挑选的人未经好好审查，后果不堪设想。1976　年，一位　e1s（流行病　情报所）的官员去扎伊尔，中途经过大西洋时，认为出血热不是他的专长，就　回去了。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合同中没有要求他与像埃波拉那样的热病毒的发　生作斗争。他拖了这么久才把疑虑告诉我们，这真是太糟糕了。　另外。我需要一个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内亚组织的对该国全国拉沙热　情况的调查工作。　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找一位会说法语的人。他们派来了一个资历不　到两年的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卫生部的办公室里见　到了这位新招来的人。他穿着一件　t　恤衫、一条皮短裤和一双长统靴，腰带上　还挂着一把大刀。我穿着我通常穿的短袖衬衣，可能系了一条领带。他原来是　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他念的书太多，要么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为　我后来知道他的姐姐在伦敦为托洛茨基运动工作，几内亚当时正由一个假冒的　『共产』主义政权领导。这个政权煞费苦心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　—是西非发展最慢的国家。这的确说明一些问题。我新招来的这个人一定以为　他已经死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天堂。衣冠楚楚、打着领带的卫生部长看了眼　他的打扮，问他是打算去打仗还是去村子里工作。显然，思想的纯洁不能代替　能力。或许那就是他的服装风格。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半时，『政府』让他离开那个　国家，由几内亚人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们没有时间和财力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确信我们找到的是一位　认真负责的人。莱尔没有使我们失望。

　　　　他用明显的中西部口音说：“乔，我刚为你找到了一个小伙于，他是个无　所畏惧的登山员，他一定会做出成绩。他的名字叫罗伊·巴伦（roybaron）。　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脑子里。但听起来他很不　错，——直到莱尔又说：“顺便说一句，他也从来没有出过国，好好照顾他。”后　来知道，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一项重要调查。根据流行病情报所的最重要的传　统，他将在前进中积累经验，边干边学。无论怎么说，他得到了莱尔的认可，　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们可能需要的设备和供应品。当我们要到偏　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们在特殊病源体分部有一个秘密武器：海伦·恩　格尔曼（helenengleman）。她是一个肩膀宽宽的、敦实的、仪表堂堂的女人，　能使许多技术人员见而生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军陆战　队工作。海伦坐在转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转椅就在电话机和一堆记满了只有她　自己懂得的符号和数字的分类表的旁边。她的办公室里弥漫着烟雾，她的烟灰　缸总是满满的。海伦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响。这种声音能引起每个　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触怒她时，是自讨没趣。

　　　　海伦是一位令难以置信的细致的组织者。她往床脚柜里塞的东西比许多人　往小运货汽车里装的东西还要多。除了为我们准备的显而易见的一些装备——　针、注『射』器、试剂、显微镜玻璃片，抽样瓶一一她一定还会准备在非洲临时生　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带、记号笔、纸张、钢笔和铅笔。海伦把我们所有的随　身用具都塞进了两个板条箱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没有带，那就是可折叠　的野外实验室。扎伊尔第一次爆发埃波拉时我曾使用过。我们现在对这些病毒　已经很了解了，认识到主要危险来自注『射』，而不是气体中的浮质的传播。因此，　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个累赘，要不是明确规定非带不可的话，我们可以像　在塞拉利昂进行拉沙项目时一样，就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预防措　施防止感染。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竟忘了带手电筒，我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在任　何地方弄到一个。我们本应该有先见之明。

　　　　我们又一次没有时间取得去苏丹的签证，所以当我们抵达日内瓦时，世界　卫生组织给了我们联合国的护照和签证。罗伊和我赶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纽约的　航班，联系了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到日内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　哪个地方丢掉了行李，把我们留在苏丹中邹，除了背上背的外，没有供应品，　没有换洗衣服。我们是幸运的，或者无论怎么说似乎是幸运的。我们在路上没　有丢失行李，还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头等舱，给了我们一顿美餐，　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但是我们两人都感觉难以享用这么好的饭菜。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日内瓦一出海关，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世界卫生　组织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我们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　班下午就要起飞，因此我们必须在三点钟回到机场，赶这一趟航班。联合国的　一些大楼巍峨壮观，座落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地上。出租汽车　经过一连串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