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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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联合国的　一些大楼巍峨壮观，座落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地上。出租汽车　经过一连串白『色』的办公大楼，最后到达了尽头，我们在这儿下车。世界卫生组　织总部使参观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拥挤的房子，没完没了的过道和自动扶梯。这　是一个能使人在里面『迷』失几天走不出来的地方。我们到了四楼，那里是传染病　部。

　　　　病毒组的组长保罗·布雷斯（paul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萨德（fakhky　assad）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人非常不一样。保罗是地道的法国人，法克里　则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罗沉静、稳重，而法克里则热情奔放，虽然这是我第一　次与保罗会见，但已久闻大名。1976　年他和一个小组去过苏丹，但我想他没有　到过恩扎拉。不过，他的职位使他了解我们为何而来。他　50　多岁，灰发修剪得　很短，穿着保守，有优越感，很像一位法国陆军在海外服过役的前上校。他一　生专门从事节肢动物传染病毒——由节肢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别是　黄热病。这一专业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专业旅行中，确实参与了尼日利亚　对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寻工作。他把自己恰当地看做是法国在热带医学实践方面　留下的遗产的继承人。但是，像大多数传统一样，他也有其弱点。他的模式是　军事化的，因此没有大多的灵活『性』，甚至在最需要灵活的地方也不灵活，但这　不等于说他缺乏某种力量。专制的模式能保证把调查研究组织得格外好。在这　方面，不幸的是法国当时没有派人去苏丹。　与保罗相比，阿萨德是一个圆胖的、爱喧闹的人，一头波浪式的浓密的灰　白头发，很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可以用里克特震级来测量。他的秘书琼（june）　后来告诉我们，凭他在过道里能产生回响的笑声她就知道他在哪里。他总是乐　于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学习，这使得他与保罗明显不同。保罗表现出好像　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他们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的穿着上：保罗喜欢『色』彩暗淡的　服装，而法克里的衣着则像是万圣节前夕穿的衣服。他最爱穿耀眼的钻『色』衬衣，　系一条同样引人注目的围巾而不是领带。法克里在与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　快、最善良的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中，他会继续大力促进对出血热的研究。　因为以前我们彼此都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彼此绕了一会弯　子。保罗和法克里开始讲到那时为止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园为我对恩扎拉地区　了解，他们要我讲讲对这个地方的看法。

　　　　我说：“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很可能看到许多很分散的病例，这对诊断、　检疫或防止病毒扩散没有什么帮助，或根本就没有帮助。由于这一地区实行　了封锁，对我们来说，『政府』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我们都认为，由于信息不足，　很难了解疫情爆发的范围，又由于切断了对该地区的所有贸易，我们可能会发　现要把我们的供应品带进这个地区也有困难。保罗和法克里非常关心我们的后　勤，如何使我们的设备能完好无损地进入苏丹南部。他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喀　土穆的当地代表有些担心，显然那位代表会觉得自己的重要『性』会受到很大损害，　因此与他打交道时要拐弯抹角，要有适当的礼仪，要有一点炫耀。他们担心他　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会是个障碍。　年爆发过流行病后，世界卫生组织采取预防措施，贮存了一些物资，因为类似的考察队可能需要它们。他们带我们到了贮藏室，里面有起保护作　用的纸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还发现了几个遮盖整个面部的、预防有害生物　物质的面罩——样子很难看，戴起来非常不舒服，它们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　的防毒面具。可是，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与保护『性』的工具，把它们　与海伦为我们包装的物品放在一起。没有时间了，我们急忙赶往机场，登上了　去喀土穆的航机。

　　　　有了　1976　年埃波拉病毒传染爆发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以防小组成员在苏丹边远地区感染了埃波拉。我们已和比利时驻喀土穆大使馆　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类事件，与“疾病控制中　心”联系。同时，我们决定，撤退最好是从欧洲派一架飞机来协助进行，飞机　到达苏丹之前，可先在开罗稍停，把存放在那里的现场隔离箱带来。要防止与　病人接触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离箱是必需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靠的计划。

　　　　事实很快证明我们错了。

　　　　到达喀土穆时，我们为自己鼓鼓气，以便会见保罗和法克里所介绍的那位　自命不凡的、固执的官员，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　他那非常讨人喜欢的助手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　来就不多）都取消了，因为『政府』设立了防疫线。由于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　已受到限制，去朱巴——离恩扎拉最近的城镇一一的最后一次航班在两小时内　就要起飞。也不知道是否很快还有另一次机会。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这真　是进退两难。本来我们以为在喀土穆会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更多的有关流行病的　信息，弄清当地的政治情况。最后我决定独自前往朱巴。了解一下那里的形势。　从那里，我可以尽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将罗伊留下，收集　世界卫生组织为我们在喀土穆存放的防护衣，期望晚些时候我们在恩扎拉相会　——假定他能够到达那儿。

　　　　苏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与塞内加尔航空　公司、布鲁斯（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尔）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现已停业）　这些无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经验，也经受不了这次飞行给我们这些　可怜乘客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心脏怦怦跳的感觉。飞机能起飞似乎是一个奇迹。　而这次航行能够安全着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说下面一句就够了：飞往朱　巴途中的恐惧早把我对流行病的担忧一扫而空。

　　　　经过了紧张不安的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个坑坑洼洼的简易的柏油跑道　上。终点站不过是一个上面盖着有光泽的马口铁屋顶的大棚子。只看见几个人，　荒芜的气氛笼罩着这整个地方。飞机立即开始滑行，掉头飞回喀土穆，没有　载任何乘客，因为飞行员不愿在附近停留。

　　　　虽然我们正好在赤道的北边，我对这样的酷热仍然没有准备。在这个可怕　的地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我出发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从在朱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尽可能多　地了解一些有关流行病的情况。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院。　院子里有几座围着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饰的、上面有马口铁屋顶的房子。酷热　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显然，联合国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　法国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热。苏丹这部分　地区经常处于『骚』『乱』之中，叛军不断威胁着当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节也总是　缺少粮食，现在则更难搞到手了。情况虽然不好，但这里的局势（别人告诉我）　比这个国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开始问他们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样的病例。在大院里与我交谈的人都未　听说过朱巴发生过这类病例。我会见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士也仅模模　糊糊地知道这个国家的西部可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但他们不能肯定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我知道我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收获。由于交通阻断，受疾病侵袭的地　区几乎没有通讯联系，我对这些不应该感到奇怪。我正到处寻找交通工具时，　罗伊·已伦来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飞机来到朱巴的。这架飞机是他设法从喀土　穆的官员那里征用来的。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这说明莱尔选中的人是好样的。　罗伊显然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证明他是位精明、机敏的调查研究人员。有他　在身边，我感到幸运。警察飞行员将继续把我们送往恩扎拉。这个消息太好了。　要不然我们得乘坐联合国的卡车，经历一次艰难的、尘土『迷』漫的长途旅行，　或者更糟，得乘商用车辆，与羊和鸡一起瞒珊而行。如果乘汽车，我们势必得　躲过为禁止旅行和维护防疫线而建立起来的路障，或是要一路向他们解释我们　前来的原因。

　　　　现在有了运输工具，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恩扎拉丁。越快越好。因为一旦驾　驶员听到了有关流行病的情况，他们对整个计划的热情肯定会下降。不过，他　们同意继续飞行。我们到了恩扎拉，找到了住处，然后出发去延比奥调查受到　埃波拉感染的病人。在延比奥医院的摇摇欲坠的小屋里，我们两人跪在地上，　仅靠煤油灯的灯光开始察看病人，为他们抽血。那天晚上我分离出了血清，这　样，飞行员回亚特兰大时就能将这些宝贵的抽样带走。

　　　　第二天，飞行员愉快地上路，带着血『液』抽样回到喀土穆。我们的初步工作　完成了。现在要安顿下来继续我们的调查，看能否控制疫病爆发。

　　　　到达这个小镇两个晚上以后，我遇到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些时候来了一位　老『妇』人，她来自埃波拉确已发生的地区。她发着高烧，神志失常，还在抽搐。　在我跪着从她手臂上取血样时发生了事故。当我开始抽出注『射』器的栓塞时，她　猛地动了一下，这时针头滑落了，刺破了我的手套，戳进了我的拇指。

　　　　当沾满埃波拉病毒的针头刺破了你的皮肤时，你存活的可能『性』等于零。我　继续工作——没有别的选择。那天傍晚，罗伊通过静脉注『射』输『液』管为我注『射』了　我们带来的埃波拉免疫康复血浆。我可能受到了感染，也可能没有。我们没有　更好的办法来检验。　现在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是否受到了感染。我们继续进行　调查，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因为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假如我病　倒了，我就得停止工作。工作一停止，调查也就停止了。在我血『液』里可能按指　数繁殖的同一病毒在恩扎拉附近继续传播。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体　内制止这一病毒，也不能让任何事情阻止我去防止这种病毒传染给别人。

　　　　这一次我决定要在现场用海伦精心包装的试剂对埃波拉作出诊断。但我还　需要一些专门设备。我幸运地找到了　1976　年埃波拉爆发时的一位老朋友西　蒙·范·纽文霍夫（simonvannienwenhove）。西蒙曾沿着更加靠南的路线寻找　扎伊尔埃波拉病的发病根源。他仍然在这个地区工作。他是一个比较粗壮的比　利时人，看起来像一个　16　世纪佛兰德富裕的坐在那里让人替他画像的自由民。　虽然他外表轻松，甚至有些懒散，但实际是个对工作入『迷』的人。他的目的是　消灭非洲一种厉害的流行疾病嗜眠症。这种病是由一种恶『性』单细胞寄生虫侵入　血『液』和大脑引起的。在某些方面，它有点像疟疾，不过它不是由蚊子而是由一　种特别脏的、名叫采蝇的昆虫传播的。西蒙渴求简朴，过着隐居的生活，由一　位忠实的非洲职员照顾他。他把他作实验室用的小屋慷慨地给我们做住房。他　一点不担心我们会把埃波拉病毒带进他的设备里。他在非洲危险地区里生活大　久了，不会为此感到不安。此外，他相信我们的技术专长。　他的实验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有一个汽油发电机供电，还有一个用煤油　作燃料的冰箱——一件意外的奢侈品，这使我们不必再手摇曲柄来分离血『液』，　因为冰箱能起同样的作用。我要做的只是将抽样直立着放在冰箱内过一夜，而　不必用机械方法把病毒或血浆与血『液』分开。第二天早晨，血细胞就会凝结，沉　淀到试管的底部。我可以轻易地将浮在上面的、金黄『色』的血清取出，但我必须　记住血清里可能充满了病毒。　每天清晨一开始，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我走进实验室，开始用移『液』　管把病毒吸进合适的小瓶里用作试验。用萤光抗体试验就能完成这一工作。海　伦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玻璃片，上面用伽马『射』线使其不能活动的、受到埃波　拉感染的细胞。我把血清滴在玻璃片上，加上一滴『液』体附上萤光标记，然后在　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如果它闪闪发亮，那就是阳『性』。通常我要等到一天结束时　才去看这些玻璃片。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试图尽早把试验做好。我们需要尽　快知道谁是阳『性』。就从冰箱里拿出每一个抽佯，然后对它逐个进行观察。我试　图集中精力尽可能客观地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还在着重寻找一位病人的名字。　当我知道那块玻璃片就在我面前时，我把它放在了一边。

　　　　最后，直到其他玻璃片全部观察完毕后，我才鼓起勇气去看那最后一块玻　璃片，这是延比奥医院那位老『妇』人的抽样。如果玻璃片上的黄『色』萤光染料发亮。　那我就受到了感染。不幸的是，即使呈阴『性』，也未必意味着我没有染上此病。　这位『妇』女的病可能是早期，因而不可能产生抗体。我希望她能活得久一些，这　样我可以取得第二个抽样。我的心在跳动。我似乎看到我的妻子香依和三个孩　子已回家了。我最小的孩子安妮才三岁。我是他们唯一的赡养人——　当时我的　妻子没有工作——的确，我享有『政府』标准的人寿保险，但我不想让家人依靠这　一保险过活。我想，为了他们，我也不能病倒。

　　　　我犹豫了一会，然后调整光源，最后把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调节旋钮，　把焦距对好，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细胞。为了集中注意力，这是我所能做　的一切。

　　　　我对自己说，要把这个血清看作是别人的。它和我没有关系。

　　　　当我调整显微镜时，细胞开始成形了。我寻找着。在我来回观察玻璃片时，　看到的细胞都呈灰『色』、绿『色』和黑『色』。我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轮廓和细胞　核，到处附着萤光的斑点。没有明确的稠合物，我已把它们洗得很干净。我检　查了阳『性』控制：它呈黄『色』，在闪闪发光。

　　　　它是阴『性』，很清楚是阴『性』。

　　　　我得救了——至少在明天采取血清之前。我每天必须检查一次，同时，我　还得继续我的工作。

　　　　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找到已经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然后想法控制他　们与家人接触。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监督制度，在病人病毒滴定度还不高、　传染『性』还不强时，能尽量找到他们。这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在比较发　达的国家，你可以求助于医院，可是在苏丹不行。在这个国家，医院被看作是　走向死亡的地方，特别是感染上了埃波拉。更糟糕的是，这个病的爆发引起了　很大的恐惧，以致当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在医院里要死亡时，还不让家人照看　他们。为什么要让你的亲人孤独地死去。一次又一次，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在　非洲，家属十分重视死亡仪式。同样重视的是下葬地点的确切位置。如果医院　不能保证把遗体送回让亲属进行合适的安葬，可以理解，家人是不愿意把病人　送去医院的。

　　　　显然，没有病人亲属的合作，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我们不让他们照　顾他们的亲人，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决定鼓励他们继续他们的做法，　但也要求他们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防止感染。我们告诉他们，要尽一切努力　护理你们的丈夫或女儿，我们理解这是多么重要，但当你们这样做时，请一　定戴上面罩，手套和穿上手术服。我们从库存中拿出这些东西提供他们，并使　他们了解该怎么做。为了便于这一工作的进行，我们向每位病人家属指定了一　至二位医护助理，负责照顾病人的亲属。减少与病人的接触是切断病毒传播的　一个主要途径。同时，还能保持家庭的传统。1996　年在加蓬，一些年轻人因处　理一头死去的黑猩猩的肉而引起埃波拉在他们中间爆发。当时阿兰·乔治（alain　georges）就是采用这种做法取得成功的。

　　　　当然，我们对死者的埋葬问题仍未解决。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丧葬仪式中，　哀悼者与死者有密切的接触。如果不是传统的丧葬习俗，1979　年在苏丹和扎伊　尔这一疾病的爆发就不会这么广泛。现实情况是，在下葬前，我们没有办法不　让他们把死者身上所有的粪便都清洗干净，因为不这样做就将尸体埋葬，这是　对家属很大的冒犯。我们想，最好的做法是在举行这些仪式时确保没有一个　人受到感染。我想，为什么不用我们在医院里使用的那种溶『液』呢？毕竟，接触　的程度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现在不是进行隔离护理，而是采取隔离办法清洗　尸体。我们想出了一系列的卫生措施用来准备尸体埋葬。由于我们还得监督这　些葬礼，因此对它们的程序已很了解。为了回报他们的合作，我们向他们的家　属保证，如果他们的亲人死在医院，我们将会把他或她的尸体送还给他们进行　埋葬。我们的这一折衷办法被广泛接受。这使我们感到满意，但并不感到吃惊。　人们毕竟害怕埃波拉，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戴面罩穿大褂似乎不方便和使人　党得奇怪，但为了避免感染，这一代价是很小的。此外，服饰——不论其式样　或动机如何——在他们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最令人满意的是这意味着他　们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传统习俗。

　　　　我们几乎马上就看到了我们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现在，更多的、可能　感染上埃波拉的人都愿意前来进行检查、验血。这些就是需要我们走进树丛　去寻找并说服和我们一起回来，在我们及其家人的监护下照顾的人。

　　　　恩扎拉和延比奥地区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大院子里，只有穿过长满灌木丛的　羊肠小道才能到达那里。当然，没有当地的地图，因此只得靠找人为我们领路。　甚至在找到了目的地时，我们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佯的接待，因为许多家庭是　不愿意把他们生病的亲人交给陌生人带到医院去的。然后，我们得设法找出谁　与谁是亲戚，谁与谁不是。一个男人可能不止有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可能说某　某人是她的兄弟，你得将这记下来。然后她会指着另一个男人说　“是的，那是我兄弟。”你也得负责地把那记下来。然后你会问第三男人是谁，　她会说：“是的，那是我兄弟。”很快，我们将所有这些兄弟都记下来了——可　能有　9　个或　10　个之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即使对一些大家庭来说，兄弟　也够多的了。费了一些时间我们才弄清，她对兄弟的概念与我们的完全不同，　在许多文化中，把一个男人称做兄弟，把一个女人称做姊妹，这是另一种方式　表达某某人很重要，因此应当给予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间样的爱和尊敬。给予　尊称的做法可能惹人喜欢。但在进行流行病的调查中，在明确一群人——或“有　共同特点的一组人”——的身份时，这肯定没有多大帮助。

　　　　罗伊·巴伦，苏丹卫生部的医生奥姆兰·朱贝里（qmranzuberi）和我，　我们三个人分头活动，想在当地埃波拉病患者还没有把疾病传染给周围的人之　前就找到他们。一个当地医院的护士把我带进了小树丛。在开始追踪病人时他　最有办法，因为他自己就来自一座像这样的大院，与这一地区的许多人都很友　好，并且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在确定谁想误导我们时，他特别机敏。他总是　使用纽约或芝加哥任何正派侦探在进行调查时所使用的同样技巧。

　　　　首先，他会向人们询问是否知道有任何可疑的情况，然后会以赞德语　（zande）翻译给我听，告诉我：“这个人说我们应该到那边去，到西边去，　在那里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患有埃波拉的女人。”我本想说：太棒了，咱们走吧。

　　　　但是护士会摇摇头，给我使个眼『色』，示意我不应该如此匆忙。

　　　　这时他会说：“先生，这个人在撇谎，你可以从他眼睛的转动看出来。　““好，你是说没有女人得埃波拉。”“不，不，不！先生，没有错，一个女人　是病了。但是她不住在他说的那个地方，而是应该向东去。”当我问他是怎样获　得这样聪明的，他总笑着说：“我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就是靠护士的这一　直觉，在一个下午的晚些时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院子里。它似乎像幻景一样坐　落在高高的草丛中。院子里有几间用泥砖砌成的茅草屋。这些上面有茅草屋顶　的住房的布局，通常是围成一个圈，中间是空地，院子通常打扫得很干净。小　屋按严格的等级排列，一家之主住最大的屋子，大老婆的屋子就在旁边。第二　个老婆住在第二间，以此类推。

　　　　在中间的院子里，通常你会看到女人们用一根